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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张岚

1941年7月7日周文撰写了《谈谈公文改革》〔1〕，并在10月30日、31日《解放日报》发表。从理论上对当时的公文程式进行了深中肯綮的分析，指出那时的公文，“大体上是封建时代遗留的”，其特点是“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形式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科学的改革方案，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公文，而新公文的特点应该是“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1942年1月5日由周文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次政务会议上通过，对公文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根本的改革，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应用文学领域的发展，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继承和发展，更是新文化运动在应用文学领域里的重大成就。时值今日，公文之“民主的”、“大众的”和“科学的”理念仍是指导公文写作的圭臬，公文写作上彻底摒弃封建主义，破除官僚习气，为近代公文格式的系统化标准化奠定了基础，这项在解放区开始的公文改革在中国文学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文学的初始是以大量的应用文为主体的。文字的发明，则是劳动大众在生产过程中智慧的结晶。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岩石、陶器和玉器上所作的图案和刻划的记号应是文字产生的雏形。鲁迅曾经说过，初民们在山洞里画一头野牛，决不是为了消遣，总是和“猎取野牛，禁咒野牛”有关〔2〕，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也许是一则狩猎的“通知”或“总结”，也是文告的最原始雏形。而文字产生后，“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易经·系辞下》，“契，刻也”《释名·释书契》，“书契”指文字。“凡以文书为要约，或书于符券，或载于簿书，并谓之书契”(孙诒让《正义》)〔3〕，此书契便成了契约。成了殷墟的甲骨卜辞是用于占卡预测的应用文，祭祀、征战、田猎乃至修建城池，每事必卜，这些卜辞成了最早的文告，如“王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虽然形式简单，但意义明确。商周的青铜铭文，一部份是论功行赏，奖腋军功的应用文，而尚书中的殷、周文告则是典型的公文了。随着公文的使用范围扩大，种类增多，内容上逐渐分类，如“诰”是训诫勉励的文告，流传至今的有《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另有《多士》，则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再如“誓”是兴师作战时对士兵发布的文告，其中不乏激昂奋激的誓词，“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周书·牧誓》。这些应用文是广义的文学之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人类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且有一定文学性，从形式上看，文字的繁简、词汇的表意，遣词造句无不体现了作者文字的功底和文学的素养。尤其公文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由掌握文字的特定阶层撰写，绝不是一般黎民百姓可以书写，文字都经过了提炼，在文字风格、架构也必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 　　一切文体样式，都是“应时之作”，公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是运作在一个政体内的各个部门的文字样式，公文的内容和形式与当时的社会形态的关系更为密切，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更带有阶级的烙印。从历史上看，公文的产生应在阶级国家出现之后，公文作为国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其基本内容无不体现国家政权机关的指挥意志、行动意图和意识形态，所以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不同的社会的阶级形态在公文中会有明显的表现。奴隶社会的文字遗存不多，如前所提及的甲骨卜辞。然而，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有着完善和谨严的封建社会的体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必然在公文格式中有顽强地表现，在公文中必然在语言内含和表述上表现出尊贵卑贱。而维系这种等级产生了与封建社会体制相吻合的公文形式，如诏书、奏表。“奏表”这一典型的封建制的公文体发韧于战国时代，当时称为“书”。到了汉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公文的功能更为细化，形式更为丰富，有制、诏、诰、敕、册、策、旨、谕、令、檄等〔4〕，并确立了以皇帝发布的公文为“圣旨”。对于向上的公文在内容上分为章、表、奏、议四类“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在章、表、奏、议的行文格式中：“章”的起首必须写上“稽首上书”，“表”的开端必写“臣某言”，结尾添上“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5〕这种公文样式到了清代更是登峰造极，与清代封建社会政治上的末落相结合，不光成了八股文章，而且为了迎合官场习气，内容曲折隐晦、模棱两可。 　　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中国文学产生重大革新和变动的时代，主要体现了进步文化与封建文化相互斗争，而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伟大文化运动，在文学的内容上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在文学的形式上提倡白话文，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文化的根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鞭挞了封建文化，创建了新的文化形式。〔6〕而19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配合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提倡的文学改革，成为新文化运动缘起的一个重要铺垫。当时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已提出了革新的要求，开宗明义地要提高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7〕倡导革新，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前提下，诗歌得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内容，黄遵宪身体力行，在创作上独树一帜，成为实现“诗界革命”的中坚，其诗歌反映了异国风格和新的思想内容，一扫只会循章因袭古人、用典缺乏生活气息的诗风。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也用大量的诗歌表现了一腔热血的爱国主义情怀，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的成立，使诗界的革命推向一个高潮，直接融入了新文化运动。〔8〕在散文上，当时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成为一种新的文体，打破了八股文、骈文和桐城派古文格式，对于封建文体进行了冲击，梁启超的散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9〕而因文学改革需要出现的白话文运动，成了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最早竭力主张白话文的是裘廷梁，他认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通过多办白话报的开通民智、传播新知，早在1898年他在无锡创立白话学会，创办了《无锡白话报》。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无论在思想内容和文学形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综上所述，在近代文学史上，封建文学受到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猛烈冲击。除了诗歌、小说、散文外，其它文艺样式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浏览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反封建、倡民主一直贯穿始终，而在民主体现中，对大众化的不断探索，成为一条长链。但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在应用文学中的公文中，表现出的八股文体、封建的等级关系竟然是一个文学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尚未触及的领域，而公文恰恰是最能体现一种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文体，这将是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发展到30年代，在“左联”的倡导下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从本质上是“德”、“赛”两先生在文艺运动中的浸润和发展，而新文化运动后这么多年，在各种文学样式中，从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公文形式相比其它文学样式，显得这么地滞后，封建等级观念和文言形式在公文中还是那么地顽固地守着一方故土。也许一如鲁迅所说，“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聊以自慰罢了”，〔10〕在上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在理论上提出了主张，进行了论争，许多人在创作上也进行了实践，但在公文中的采用白话文、提倡科学精神，则仍是死水微澜，40年代周文提出的公文改革除了承袭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的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朝大众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过一个公文程式条例，废除了封建王朝沿袭千年的制、诰、诏、旨等名称，但格式、语言极大部分仍是旧制，文言文仍是主体。1934年国民党政府曾颁布过公文程式，对公文的种类和用法作了具体的规定，文体上开始夹白话，出现了半文不白的文体，这对旧的公文体制的冲击还是软弱的，正如周文《谈谈公文改革》一文文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中国目前一般所用的公文程式，大体上还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东两”。 　　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在文艺大众化上是坚定的执行者，30年代他在上海左联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亲自经历了“文艺大众化”的各项活动，他无论在30年代的上海，还是在抗战后的成都和解放区，他都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大众化有深刻和全面的研究，他在《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中总结了1930年鲁迅提出“文艺大众化”以来的整个大众化运动，在描写了文学和美术大众化的成就后，写道：“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宁、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这一切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大众化的范围推广到整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11〕。同样，周文在公文改革的大众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公文改革是表层上是对文体中的官样文章进行改革，从本质上看是一场反封建的革命，真正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大的地盘，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块地盘，它是为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而奠定的文体应用基础。周文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封建体制下的公文，旧式的公文是封建“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和“形式主义的”。而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公文应是“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周文到了陕甘宁边区，是解放区的环境给了他推行“民主的”、“大众的”和“科学的”公文的机会。他受命于党中央，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大众化工作，公文改革是他成功地运用其地位所做的一件在历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我们可以注意到，周文撰写的《谈谈公文改革》写于1941年7月7日，发表于10月。《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于1942年1月15日、16日发表。而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文中专门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中国文化革命的特点，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也明确指出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2〕，而鲁迅则是文艺大众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当时周文曾向毛泽东写信建议尽快改革文风，毛泽东非常重视周文的建议，于1942年2月1日复信中写道：“来信收到，您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议”。信后，毛泽东又批示“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13〕。接着2月8日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其中就有“党八股这个行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的精辟论述，而后文风的改革又成为全党改革作风中的内容之一。1942年5月2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周文此时提出的公文改革尽占“天时、地利、人和”，当时的政权机构、阶级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都已具备了条件，在公文形式和内容上向封建官场文化作了有力的一击。周文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他恰当地利用了“政治之力”及时将公文改革推出，为革命政权的新公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新政权中，有相当数量的工农干部，公文改革后所提倡的白话文写作，语言表述简洁明了，平实礼貌，使公文很好地起到了上传下达，互通信息的作用，对于普通百姓起到了有效地宣传教育，令行禁止的作用，其对革命政权起到巩固加强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公文改革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就之一。 　　在周文的起草而后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中，分为四部分：一是新公文程式的规定，这部分有(1)类别、(2)格式、(3)注意事项；二是新公文程式的举例，三是新公文程式的式样，四是专员公署、县政府起草公文应注意的事项，已基本囊括了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现今采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的处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1987年2月18日发布1993年11月21日修订)〔13〕的内容分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公文种类；第三章公文格式；第四章行文规则；第五章公文办理；第六章公文立卷，归档和销毁；第七章附则，可看到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的雏形，但更具规范化。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一直是解放区公文运作的标准，到了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又颁发了《华北人民人民政府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而此时的办法中已没有必要专门指出旧公文中的封建糟粕，而是对公文处理程序、公文种类及公文关系、公文格式等作了更为明确细致的规定，从而确立中国新政权的机关公文的基本框架，为建国后的公文运作有着莫大的帮助。为应用文学中的公文改革奠定了扎实基础。 　　摒弃封建文化，提倡白话文和科学化表述，在整个公文改革和推行中，《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是一个的重大转折，一个质的飞跃，它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优秀精神，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在《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中》的注意事项的第二条提出的“公文是为了解决问题，一定要注意：清楚、明白、确实，……”给以后的公文带来了清新的文风，同时其在形式上的科学地分类、定位，为现今的标准化信息化处理公文也打下了基础。而在公文中提倡大众化又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更是表明了周文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学生。鲁迅先生“最积极的提倡和实践大众化工作”，“鲁迅先生的真正精神，他是坚决站在大众方面的，他时时为大众化着想，为大众的解放而战斗”，这是周文在发扬鲁迅先生的大众化精神中，又身体力行的一大贡献。综上所述从文学的历史长河看，在上世纪40年代的应用文中的公文改革，鞭挞了陈腐的封建文风，创立了崭新的公文文风，其中周文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中国应用文学史上，必须添上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何俭朝，高西莲．周文论文艺大众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P91 　　〔2〕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87 　　〔3〕编辑应用文．上海出版工作增刊1984 　　〔4〕刊授大学．中国实用文体大会．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P4 　　〔5〕杨林．现代公文关系应用文大全 　　〔6〕龚书铎，方攸翰．中国近代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P347 　　〔7〕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P21 　　〔8〕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国文学史纲要、北大出版社1984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85 　　〔10〕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350 　　〔11〕何俭朝，高西莲．周文论文艺大众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P7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 　　〔13〕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1993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