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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周文的创新精神

郭林

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是在学习前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和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创新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开拓进取。正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的生命就会充满活力，他的事业就会不断前进。纵观周文短暂而闪光的革命生涯，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认真周密、朴实无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秀品质、优良作风外，在他身上还闪耀着这种执著追求真理，勇于开拓前进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革命工作中，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正因为如此，周文的一生才贡献良多，周文的生命才更显光辉。 　　一 创新性工作精神 　　周文从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经历过上海左联时期的地下党活动，成都时期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推广工作，边区政府的政务工作，晋绥时期的宣传工作和重庆时期的新闻工作。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周文都是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并在完成任务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许多有创造性、创新性的工作。这里仅举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 　　冲破旧习俗，宣传新文化。1930年周文回老家荥经县过年期间，看到家乡文化教育落后，便联络同学组织读书会，宣传新文学，传播新思想，同时提出并积极筹划运作，促成荥经县成立了文化促进会。在成立大会上，他带头男扮女装，演出反对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新戏，以“开通地方风气，扫除社会重男轻女的恶习”。①在短短40多天里，他“在环境险恶，没有经费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么多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为荥经县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改编外国文学名著为大众本。周文到上海入党以后，思想境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响应左联开展大众文学运动的号召，他采取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由鲁迅翻译的长篇小说《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由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及美国作家买格尔·果尔特的名著、由杨骚翻译的《没钱的犹太人》改编缩写为通俗本，以低廉的价格，“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到，而且能看出原作的大概”。②他成功的探索，受到广大工农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很广，但不久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既是外国名著又由名家翻译，且要把几十万、十几万的作品，再创作一遍，以民族形式改缩成老少皆宜不走原味的二、三万字的通俗小说，实在是一件创新性工作，周文是这项工作的开先河者。这两本书，后来在延安又修改出版，定为战士丛书之列，林伯渠称他“完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的任务”。③ 　　创办多种刊物，推行大众化宣传工作。周文一生为推行发展文艺大众化殚精竭虑。为此，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积极创办进步文化刊物，利用这个阵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唤起民众，提高民众。从现有资料中，可以看到的由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刊物有1933年10月创办并主编的《文艺》月刊；1934年3月创办的《春光》杂志；1936年3月帮助方之中创办《夜莺》杂志，并取了刊名，参与创办《小说家》杂志；1937年12月与沙汀等人创办《战旗》旬刊，7月，与刘盛亚、王白野创办《文艺后防》旬刊，3月，帮助、支持何其芳、卞之琳创办《工作》半月刊，与任钧合编创办成都开展通俗文艺讨论的唯一刊物《战潮》杂志，支持帮助成都青年作者创办了《星艺》、《惊蛰》、《群众》、《散文》、《战时生》等刊物；1939年2月，创办了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5月，《捷报·文岗》(每日副刊)创刊，由周文、刘盛亚合编，8月创办《通俗文艺》。周文在成都时期创办、助办的文艺刊物、报纸副刊等，尽管有些刚发行几期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停刊，但对推动成都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揭露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延安后，1940年，又主编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的《大众文艺》。受毛泽东委托，创办大众读物社并任社长，创造性地组成一个“社——通讯网——读报组”为体系的大众通讯网，创刊《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大众画库》、《文艺月报》等，极大地推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大众化工作。特别是《大众习作》，用双登方式创新了帮助青年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作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晋绥《晋西大众报》任社长时，开设通俗文化的专栏《黑板报》、《大众园地》，创刊《祖国呼声》等等。这些刊物都以新思想、新作风、新风格发挥着战斗作用。 　　改革旧公文程式，革新边区政府政务和文风。1941年周文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后，最有创新性的工作是发现边区政府行文程式中套用了旧程式中的一些格式、词汇、用语。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里边，对这些反映等级制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有彻底加以改革的必要，并发表了谈公文改革的文章，提出了新公文程式方案。他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特指令他在边区政府秘书长任上主要领导公文改革工作。在他一丝不苟的要求下，很快取得了成效。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充分看到，周文的创新精神在他的革命工作中是十分突出的，这是他每到一个岗位，都能做出成绩的重要因素。 　　二 富有创见的理论建树 　　周文横溢的才华，娴熟、独特的创作能力和大量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他写下的大量理论文章，同样显示了他的理性分析才能和创新性特点，对当时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成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文艺创作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文艺家的责任。早在1932年，还只是进步左翼青年的周文就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创作的服务对象及文艺的特征等问题发表了新颖的有远见的看法。他认为，文艺是随着生产力前进而发展的“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现象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最有力量的东西，它可以推动社会，也可以阻碍社会”。因此，文艺不能成为“为少数人享乐的工具”，而“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适合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他们所理解，所需要”④，成为有推动社会进步价值的东西。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进步的文艺家应担负起“唤起全国大众来负起打倒帝国主义的使命”，写出真正的平凡的大众生活。这些观点表达了周文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强烈的人民观和辩证唯物观。这些观点，在他入党以后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到延安后，在1940、1941年期间，他写到“文艺家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为了反映时代，进行改造社会的战斗而创作”⑤。只有“给群众以正确的世界观，才是真正代表群众利益，才会真正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⑥周文关于使命、责任和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观点是他文艺理论的核心。 　　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周文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1932年时他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并有专门论述。他认为，要创作为人民大众所懂得的文艺，首先要把内容平凡化，只有内容是大众的，才能为大众懂得和喜爱。同时，必须注意有为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内容虽是进步的，但是因为形式上的限制便和大众脱离”也是失败的。“形式是由内容产生的”，形式与内容是“绝对不能分开的”。⑦1938年时他又谈到可以利用旧形式装新内容，这“并不是迎合大众，降低了文艺，相反，真正的刚健、新鲜的文艺，只有从这蜕化中才能健全的生长起来。它将来蜕化出来的，已经不是原来旧的。”到延安后，他更多次谈到要利用百姓喜欢的形式，但也要突破旧形式。在论及此观点时，周文还论述了文艺与社会科学在功能上、审美观上的区别，提出文艺家应该“把捉着当前社会的重大意义的生活现象，把它反映到文艺上来”，应该具有锐利的目光，必须要有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能找到社会现象的症结所在。这些观点，至今还有意义，还是非常有眼光有新意的。 　　关于普及与提高。在周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中，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经常谈到的内容。1938年在成都，后来在延安时，他都提出为了大众化要向通俗家学习，要熟悉群众的语言。他特别强调洛甫所说，“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目的“正是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⑧普及与提高是大众化的双重任务的观点。他认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一种辩证关系。公文改革中，他一方面主张公文格式的大众化、口语化，使基层干部群众能看懂，同时提出应该讲求科学，提高写作水平，使“无限丰富的新鲜的非常实际的材料留在纸面上”，以便总结经验，推动工作。 　　周文还有许多理论观点是很精辟的，如关于“赶任务”的辩证看法，关于对《实践论》的新认识等等不能一一述及。特别是以上他关于大众化、关于艺术的论述，许多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甚至是《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前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与周文多次交谈。周文的创新精神在他的理论建树中很值得研究。 　　三 周文创新精神的基础 　　周文在创作、工作与理论上的创新、创见，不是他天生带来的，而是他生活实践的积累，尤其是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立场观点的结果，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言传身教，亲自培养的结果。 　　周文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刻苦努力，勤学勤思的人。艰辛的生活使他对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有深切感受，“愤恨旧社会的压迫”。他在西康时作过封建军阀的办事员、服务员、公路督察员、参事等工作。他也进过“士学馆”，学习了政治学、经济学、三民主义等课目，接触到鲁迅、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著作。在康定图书馆阅读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书籍，开始接受新思想，并开始创作活动。他的职业变动颇多，到过许多地方，见识日渐增长。在南京认识了第一个共产党员康某后产生加入共产党的想法。找不到工作时，他却看了不少关于苏联革命、建设的书籍和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丰富了思想，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安徽时期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之一，在此，他认识并参加了左联工作，不仅思想发生了飞跃，而且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到上海后认识了鲁迅，有幸受到鲁迅的亲自指导和巨大影响。入党后更使他力量倍增，正如他所说，自从参加左联，尤其是入了党，“无限的兴奋，成天都像燃烧在火里”，⑨决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党，献身到底。因此他忘我工作，在工作中总是积极主动，自觉地开拓进取。这些是他具有创新精神的环境基础和认识基础。同时，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成为他创新精神的理论基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顾说，“一个革命者，无论作文艺工作或其他工作，就文艺来说，无论理论工作或创作工作，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改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作风，在实践中便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一面实践，一面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⑩ 　　周文在革命实践中造就、表现出的创新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今天纪念周文，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他的优秀品质、优良作风，学习他善于发现问题，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不断开拓前进的创新精神，为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为建设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努力奋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 　　2002.06.14 　　① 《论周文》第223页。 　　② 《情钟大众》第28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 　　③ 《情钟大众》第33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 　　④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78页。 　　⑤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66页。 　　⑥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105页。 　　⑦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79页。 　　⑧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15页。 　　⑨ 《情钟大众》第287页。 　　⑩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44页。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