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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与延安文艺大众化

刘建勋

文艺大众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精华，文艺运动的目的，文艺界志士仁人为之终生奋斗的大业。一句话，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新”字的内容博大精深，集中到一点，就是体现在这种大众化的归宿上。 　　延安文艺运动，由于它诞生成长于特殊的历史时空，它的特点、魅力和成就，就在于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五四以后文艺创作中仍较为普遍存在的“欧化”、“学生腔”和“知识分子调”。向真正的大众化迈出了更加扎实的一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所要求达到的起码境界。 　　20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觉醒、蜕变、革命、反思、开放、追赶，直到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文艺与这种神圣的民族事业相呼应，始终寻求着自己作为民族精神栖息地的应有位置。如果说20年代的寻求表现为文学革命，30年代的寻求表现为革命文学，那么40年代在民族解放的重要关头，特别是集中地体现在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就是找到了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中国的文化人，尤其是出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文化人，大凡都经历了这样一种文化的蜕变。他们既是这一历史长河中的洗礼者，又是这一文化浪潮中的弄潮儿。我们今天，处于20世纪末21世纪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之交，纪念一位文化人，追导他所走过的珍贵的足迹，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这代人与我们民族历史在这段发展过程，在那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所产生的深刻的历史联系。 　　周文1907年出生于四川，30年代初在安徽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后到上海，在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干事和部长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周文曾担任中央驻沪办事处政治交通、秘书等工作。1940年到延安。在延安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他为延安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做了大量工作。是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践者、推动者和思想者。 　　据笔者80年代初所查资料“边政丛书之二”《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28—30年)》中载： 　　陕北在革命前，除开榆林、米脂、绥德有点文化外(苏维埃运动的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是这些地方的学校出身的)，原边区政府所辖的这片广大的地区，可以说完全是文化教育的荒地。小学校初级高级合计，只120处，社会教育的组织，根本就没有。一般的县份，一百个人中，难找到一个识字的人，有些县份(如华池、盐边等)两百个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而这样一两个读书识字的也当然不会是穷人。不识字的是几代不识字，脑筋也许要钝了些，直到而今，不愿送儿女念书的老汉还不少，尽管他家里已有饭吃。 　　可以说，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面貌的一个缩影。然而它的确说明，在这样一个地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民主运动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和文化的模范区，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文艺大众化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推行，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所施行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在文化领域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在这里之所以必须大力推行文艺大众化，与上述事实所体现的这个地区的文化落后面貌也是密切相联的。也就是说，这里更需要文艺大众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 　　周文作为30年代左联的重要成员，他1940年到延安后，就担任了大众读物社社长，并且主持《边区群众报》工作，后又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等职。在文艺大众化的进程中，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实践者。这期间，他写的文章，发表的文艺作品，一律以服务于大众，为人民大众能看懂、听懂，明白晓畅，喜闻乐见为准则。例如他写的散文《生产日记》，虽然是记述文协中文化人的生产活动的，文中所提到的人，如丁玲、吉加、刘白羽、吴伯箫等都是作家、诗人，但文章写得极其朴实、平易，口语运用相当纯熟。譬如写到工具少大家争着干活： 　　我的锄头又被一个同志抢去了。大家都说，工具太少了，这样不行的，太耽搁时间，请生产委员无论如何要赶快设法再买些锄头来。雷加说：“我们不要抢，分班来，十五个人分为三班，一班一班的来，每次五分钟。”大家都赞成，于是就照这样的次序工作起来，五分钟一到，第二班的同志就抢上前去夺下锄头来。 　　这样的叙述方式，这样的语言运用，在当时，应该说堪称为楷模的。它既脱离了某些学生腔的影响，又与欧化倾向的句式划清了界限。而且也不故作姿态，一味地追逐俗语土话。把事件描述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写于1940年5月5日的《我的一段故事》，是一篇纪实性小说。作者写了自己1938年中学毕业后在某市政府兵役科当秘书时的一段经历，文章以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口气，讲述着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普通人的命运纠葛。表兄为了保他人而犯了案，“我”又为了替表兄找条生路，按市长的“告民众书”，动员表兄报名参加打国战，不料竟落了个出卖表兄的下场。受到良心驱使去救表兄，却连自己也落得个革职处分。然而这样，心里倒平静了许多。小说揭露了国统区官场的勾结、奸佞，平民百姓的朴实、善良，生活的多难和不易，生存的艰苦和困惑。不用说，无论就内容、形式和风格来讲，还是就叙述、描写和对话来看，都是非常大众化的。可以看出，周文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着他所奉行的在延安正渐成风气的文艺大众化的主张。 　　为了使文艺大众化运动在延安能得到顺利而扎实的开展，周文尽其所能为之笔耕舌耘，组织队伍，帮教青年，甚至竭力在大众文化的其他领域辛勤开拓，为文艺大众化壮大声威，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大家知道，伟大而悲壮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也曾编排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乃至世界文艺史上“作家团结的豪华版”，成立过一个全国规模的重要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曾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到延安后，周文也是文抗延安分会的理事。延安分会的前身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曾创办一个刊物《文艺战线》，后来成为延安文抗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在号召作家为抗战服务，提倡大众化，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是对于全国的文艺界来说，它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①周文同志就是这个刊物的编委。 　　在延安，周文还请缨党中央，承担大众读物社的领导工作。在该社出版的书、报、刊，如《边区群众报》、《大众文库》、《大众诗库》、《大众习作》上，以大量篇幅为大众化呐喊呼叫，用众多版面扶植大众文艺作者。在文抗延安分会1940年4月15日创办的又一个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的1卷5期上有一则消息《大众读物社近况》。文中说： 　　大众读物社出版的《边区群众报》和《大众文库》、《大众画库》，发行以来，很得群众欢迎。单是《边区群众报》印数已增至五千份。从11期起已改铅印，用4号字体印行，并改为周刊。该社3个月来，通讯员已达三百余人。为帮助这些通讯员和一般初学写作者的写作修养，该社特自8月1日起，出版《大众习作》，是一种文字最通俗的月刊，对于初学写作者，的确是很需要很切实的读物。② 　　当时，文抗延安分会为了培养文学青年，使之很快提高写作水平，成为文艺大众化的生力军，切实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发展、扩大并认真搞好文艺小组的工作；一个是成立了“星期文艺学园”。周文参与策划、研究并以教师的身份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中去。以“星期文艺学园”为例：这是一种业余性质的文艺学校，因为专门在星期天活动，故称为“星期文艺学园”。它是在鲁艺那种正规的艺术教育和文艺小组那种纯业余文艺组织的交叉地带，适应大批文艺青年追求文艺学习的一种业余训练组织。周文是这个学园的讲师。创汇仅为学园讲课，而且对学员的创作、论文进行详细审阅，悉心指导。发表于《大众习作》上的《写文章要懂得剪裁》、《欧化与大众化》以及《文艺月报》上的《谈初步的研究》等，就是他精心操劳，兢兢业业培育文学新人的真实记录。 　　还值得一提的是，周文同志围绕文艺大众化，在新闻大众化、公文改革等方面也做了大量推动工作。发表于《解放日报》的《谈谈公文改革》和《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是在当时产生了颇大影响的两篇文章。它面向革命工作实际，面向公文改革实际，成为延安公文写作方面的好教材、新教材。为公文写作的大众化出了好点子、进了新道理，起了推动实施的作用。 　　到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周文作为延安文艺大众化、文化大众化积极实践者、热情推动者的身影。我们说，他还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者，就是说他对文学大众化的认识、理解、思考和理论阐述，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 　　周文在延安期间，曾就文艺及文化大众化问题发表论文、评论及工作研究性质的文章20余篇。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大众化问题的急切关注和深刻思考。 　　第一，他认为大众化的问题首先是个为大众的问题。这就从本质意义上抓住了文艺大众化的要害和焦点。也符合作为民族危难关头的文艺所必须具备的时代精神。 　　我们知道，左联成立初期开始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认识水平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文艺工作者对这一口号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所谓大众化与文化大众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是到了40年代，在以陕甘宁边区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形势和任务的明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服务方向也逐渐明确，文艺工作者对于大众化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周文在许多文章中都阐述了必须首先考虑为大众的观点。在1941年写的《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中，他提出大众化的中心意义就是“应该以大众的意识为意识”，提出“应该学习大众的世界观和世界感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且还要去唤醒大众的艺术家，而使这些艺术家发展。”我们说，这些见解，都是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吻合的。 　　第二，周文在延安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阅读了大众化不是降低新文化的标准的观点。例如他在谈到“大众化前途”时说：“它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在阐述了大众化不是降低新文化的标准的观点。例如他在谈到“大众化前途”时说：“它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在思想上使他们接受新的世界观；在语言上丰富了他们，使他们用它来表现事物的正确概念；在形式上，使他们接触了多样性，逐渐从旧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可以起过渡到新形式和桥梁作用。总括起来，这是把群众逐渐提高到较高的文艺水平的具体办法。”③ 　　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周文的确是一位清醒的有主见的大众化的宣传家。他在多处引用鲁迅的话：“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的确，在当时，存在着把媚俗当通俗的现象，也存在着狭隘地理解大众化，从而忽视了新文学的根本任务及发展前途的现象。但是，比较全面的大众化的宣传者是不主张犯这样的错误，出这样的弊端的。周文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大众化前途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立场。 　　第三，周文在许多文章中不仅表现出他的独到见解，而且联系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主动性。他提倡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大众化必须有大众参与。他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开展通讯员运动》。文中说：“所谓大众化的文化运动，就是说要把大众化的文化，造成一个广大的运动，但是要造成一个广大的运动，就绝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到那边来活动，使大众化文化运动真正成为群众运动。”④他主张把群众的文化活动组织起来，开展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活动，如读报组、读书会、写作小组，都是值得重视并且应切实办好的组织形式。 　　第四，周文同志认为，文化工作者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是推动大众化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他不止一次地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他曾经说：“整个地说起来，无论新闻记者也好，科学工作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他在大众化工作当中，要真正能够正确地写出或者表现出现实的真实内容，就非有正确的观点不可。有些人常常以为通俗的工作，只要是稍微具备一点普通知识的人都可以干的，那实在是错误的见解。实际上，一个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战斗的辩证法的观点，他就不会站在较高处来把握现象，来把握具体问题，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在群众当中发生巨大的教育作用；相反的，他会依据他的落后的思想，写出最庸俗的东西，甚至有毒的东西。”⑤ 　　当然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作为创作者必备的多方面的素质。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文同志不可能作全面的论述。但能够提出问题，强调“站在较高处来把握现象”，说明他对大众化问题的思考还是颇为认真负责的。 　　40年代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当时亿万人民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同心协力为之奋斗。文艺，尤其是戏剧、诗歌、散文、通讯与报告文学、绘画、民间文艺作品如秧歌剧、新闻片、民谣等在人民群众中空前普及。大众化经宣传到实行，的确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此间，包括周文同志在内的为文艺大众化奔走呼号的文艺家们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今天，中华民族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文艺普及的程度，向大众回归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化。我们站在今天看昨天，研究这位在当年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中作出重要成绩的文艺工作者的业绩，它的意义是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的。 　　原载：1997年第6期《人文杂志》 　　①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第404页。 　　② 由于笔者所查资料系当年版本，受印刷条件限制，有些文迹欠清楚，如有个别文字引用不当，责任当由笔者负。 　　③ 《大众化的写作问题》，见1941年5月《大众化工作研究》。 　　④ 见《大众习作》1卷4期。 　　⑤ 《大众化的写作问题》。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