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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大众文艺新篇章——重读周文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述

张筱强

八年前，第一届“纪念周文暨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笔者曾以《周文文学思想初探》一文与会，文中谈及周文对文艺大众化的贡献。今天重读周文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述仍然倍感亲切。大众化始终是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大众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需要新的发展，因而周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论述至今还能给人以丰富的思想启迪。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文艺大众化与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的解放运动始终紧密相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即打破封建贵族对文艺的垄断。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文艺大众化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因为这时工农大众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需要文艺，文艺是他们用以反抗旧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在40年代的解放区。正是从这时开始，文艺才真正走向了大众，走入民间，与大众的生活和情感密切结合起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文艺充当了引领民族精神的火炬，革命的、进步的文艺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而且为文艺自身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只有面向大众服务于大众，中国的进步文艺才有前途，这一点鲁迅、郭沫若等进步文艺的先驱们早就认识到了。因此他们在极为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积极倡导进步的艺术家们“接近工农大众”，“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为工农大众创作作出浅显易懂的作品。对于这样的号召，周文是深以为然的，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认为，要使文艺面向大众，就要从大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汲取激情，就要使“文艺不光在知识分子中兜圈子，而要真正深入民间”。在担任边区新闻和文化界领导工作的期间，他一方面将其他民族的优秀作品改编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一方面组织艺术家们大力发掘民间艺术宝藏，加以改造和提高，从而推动了边区大众文艺向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 　　当今我国的文学艺术依然面临如何大众化的问题。毋庸置疑，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去适应人民群众的理解水平已不是主要问题，但愿不愿意深入群众，真实体验他们的心声，正确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问题依然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奋力拼搏，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社会局面。人民希望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生活富足，希望有更加丰富的精神享受和更大的自由创造空间。将这些及时地用艺术形式反映出来，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些在改革开放前沿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令人肃然起敬，那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的小人物身世虽然平凡，内心世界却常常流露出美与善的光辉。就是那些遇有挫折，甚至遭遇某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感，也是文艺应当反映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文艺只有紧紧追随当代生活的步伐，紧扣当今人民群众脉动的心灵，才能饱含浓郁的时代气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艺术家都有这种自觉。当代的文艺创作中，有意无意回避大众生活甚至以脱离大众为荣的现象还时有所见。例如有些作家明确宣称“自我”是艺术的唯一对象。也有人对“隐私”情有独衷，社会大众的情感和愿望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还有一些艺术家则自许清高，视大众为“群氓”，不屑与大众为伍，自然也无意于大众文艺创作。这样一些错误倾向，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也背离了大众文艺的根本宗旨。当周文致力于文艺大众化运动时，他的目标是相当明确的。正如他在《大众化运动的历史鸟瞰》中所说，“大众化，在边区里面真正大规模地实施起来了，它在这新民主主义政治环境里边，直接肩负起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在这里，大众化是进步文艺的必由之路，大众化又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拒绝大众化和失去新民主主义文化目标的大众化都不是正确的，周文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极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深有见地，就是在现在，仍不失为精辟之论。 　　大众化不仅意味着普及，同时还意味着提高，提高与普及同为文艺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大众化单纯理解为普及是片面的，在这方面，周文的观点同样富于启示。周文认为，艺术“要是为大众所懂得东西”，同时，“还要去唤醒大众”。因此他希望有志于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家们“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这就是“在思想上使他们接受新的世界观；在语言上丰富他们，使他们用来表现事物的正确的概念；在形式上，使他们接触了多样性，逐渐从旧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可以发生过渡到新形式的桥梁作用”。就普及和提高两方面的任务来说，当今提高的任务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时代环境。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大众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市场化与大众文艺有着天然的联系，市场鼓励大众趣味和大众消费，因此在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众文艺一般都很兴盛。但应当看到，市场是有局限的，市场在推动大众文艺繁荣的同时，也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最为明显的消极影响是市场鼓励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由于这样的原因，某些人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利用大众文艺宣扬庸俗、落后、颓废、迷信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一旦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必然毒化社会空气，涣散人心。这种现象在我国当今的确已经出现了，而且不是个别的，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遏制这种消极现象，就要对大众文艺有更高的精神要求，从而对社会大众形成正面的引导。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质量的优秀文艺作品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艺术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建国50余年来，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艺术素质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又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在现实生活中，美丑不分、良莠不分的还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以丑为美，以莠为良。就艺术领域来说，喜欢诗歌、音乐、电影、戏剧的很多，但真正懂得欣赏、有较高欣赏水平的还是少数。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这也是提高之所以迫切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传播如影随形。文艺在当今的传播和影响都是跨地域跨国界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既要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艺术精华，同时又要抵御庸俗低级的文艺作品以及错误文艺观念的不良影响。流行于我国当代文坛的外来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大众文艺的形式出现。其中有些是积极、健康的，也有一些包含严重的消极因素。正确地对它们进行辨识，合理吸收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仍以大众思想艺术修养的普遍提高为前提，因此提高始终应当作为文艺大众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 　　某种程度上，艺术实践对文艺大众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失去艺术实践的支撑，文艺大众化理论最终不过是美好的设想。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大众文艺理想是以一大批体现了大众文艺方向的优秀作品作为血肉的。《吕梁英雄传》、《逼上梁山》、《白毛女》等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大众文艺理论具体化了，由于有了这批作品，大众文艺理想成为可知可感的艺术存在，大众文艺的影响由此扩展开来。新中国建立以后，大众文艺实践得到更多的艺术家的拥护和支持，从《青春之歌》到《红旗谱》、《红岩》，艺术家们在高扬进步社会理想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欣赏趣味。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情感方式、思考深度、艺术表达的精度方面与大众文艺实践初期的作品相比都有了明显变化，体现了大众文艺水平的提高，这反映了艺术家们在艺术化地处理大众生活与大众情感方式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大众文艺在十年动乱中遭遇严重挫折，但在文革结束之后，在党的正确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之下，在广大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之下，终又得以复苏和成长。新时期的大众文艺数量众多，题材丰富，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美术、雕塑等众多的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广为称道的优秀作品。纵览大众文艺的丰硕成果，常令人想起周文等先辈们当年开拓大众文艺的艰难。今天大众文艺的辉煌，是建立在先辈们当年艰苦的开拓基础之上的。大众文艺创作当今面临的任务和对象与过去发生了变化，但心系大众、以优秀的创作服务于大众的基本精神却始终不容改变。 　　历史翻到了新一页，新的世纪呼唤有志于推进大众文艺的艺术家们创造出新的成绩。继续推进我国大众文艺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广大艺术家就要进一步深入生活，面向大众。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常青，因为生活之树常青。每个时代人民大众的生活都有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倾身投入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之中，深入发掘生活的底蕴，不断揭示鲜活的时代生活内容，艺术才能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其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素质。大众文艺承担着提高大众的使命，能否承担起这种使命，取决于艺术家思想艺术素质的高低。简单模仿原生态的社会现象，艺术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即使模仿也有个选择问题。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直接决定了大众文艺的品质。第三，要树立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大众文艺并不因为其大众性的特点就可以粗制滥造、敷衍搪塞，大众文艺同样需要精品。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优秀大众文艺作品总是在某些方面有独特的艺术发现，而那些粗俗之作早已被时代浪潮所湮灭。随着人民群众欣赏水平的日益提高，粗俗之作越来越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精品是持续创新的结果，艺术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不是某种特定艺术形式的特权，而是包括大众文艺在内的一切艺术种类和样式的共性。不断创新发展，大众文艺才有光明的前景。 　　当历史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最初要求时，周文他们那一代人勇敢地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今天再度纪念周文，重要的是应当思考，怎样才能继往开来，为大众文艺的繁荣做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