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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作家 大众知音——记周文在左联的实践活动

张小红

人生掀开了新页 　　1907年6月17日，周文出生在四川荥经县的一个秀才之家，居长，名何开荣。少年丧父，全靠母亲拉扯大。他从小写得一手好字，作文尤其出色。1925年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到当川边军旅长的二表姐夫处做事。在旧军队的几年中，他目睹军阀割据、贪污腐败、民不聊生的种种现状，义愤填膺，逐渐养成了坚毅、刚强的性格。这段时期的生活积累，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嗣后，他考入雅安“士学馆”，学习政治、经济、三民主义等科目，接触到“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想、新文化，读到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1929年冬，他在家乡组织“读书会”，成立“文化促进会”，推进当地白话文的运动进程。后来红军经过荥经县时，不少促进会的成员由于受到过进步思想的熏陶，纷纷参加了红军。不久他因编演文明戏，遭警察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辗转于南京、上海、江西，备受艰辛。想到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他决心尝试用文学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他拿起笔，写出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追求，他要走一条别样的人生之路。 　　1932年，周文在安庆安徽省教育厅任职时结识了左翼作家叶以群，叶此时受党委托正在联络同志，开展左翼文化运动。通过叶的介绍，这一年周文加入了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并任组织部长，至此，周文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32年底，国民党当局在安徽大肆搜捕，安徽分盟遭破坏，周文来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三个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玲、叶以群为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时的周文就象孩子找到了母亲，感到自己终于是一个“人”了。他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认真踏实、埋头苦干、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他在左联时期的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成为左联的领导干部之一。 　　最初，他担任为左联刻印钢板、油印、发行内部文件的工作。为防止敌人破坏，他在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次日一早将文件和宣传材料分送到文委及左联各小组。1933年，他被选为左联组织执委。工作更加繁忙，责任更加重大。 　　同年9月，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活动，大会推举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台尔曼等人为名誉主席，宋庆龄主持大会。大会会场在霍山路85号，这儿被布置成一户人家，周文与夫人郑育之接受党的委派，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开会前一天，郑育之打扮成“新娘”，车上有两只樟木箱的“嫁妆”，实际上郑育之是警卫人员，箱子里装的是代表们吃的面包、罐头之类的食品。周文则负责宣传工作，草拟大会标语、传单等宣传品。1934年3月任钧被捕，周文接任左联组织部长。紧张忘我的工作，再加经济拮据，生活极不安定，他的肺病复发，大量吐血，组织上批准他养病，由王尧山接替他的组织部长之职。为使王尧山熟悉左联情况，周文将工作一件件交待得十分细致，又拖着病弱的身体带他一个区一个区地跑，介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时，优缺点、特点都作了详细介绍，对每个人应注意什么也一一交待。从中可看到周文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以及善于观察、严密细致的特点。 　　1936年4月，冯雪峰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上海。经鲁迅介绍，周文成为冯雪峰的内部交通，即中央驻上海联络局的交通。从此，他经常扮成商人、学者等模样往返于上海、西安，传送文件，护送同志，工作十分辛苦。由于他出色的工作，保障了冯雪峰与党中央的联系一直安全畅通。 　　1936年春夏之间，鲁迅了解到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为表达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敬仰之情，鲁迅特请冯雪峰帮助买些生活必需品送往延安。冯雪峰将这任务交给周文夫妇，周文和郑育之根据鲁迅和冯雪峰的意见，买了两只火腿、20条羊毛围巾和一些白锡包香烟，由周文直接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党中央。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对此事表示感谢。 　　“左而又作”的实践者 　　当时，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左联中相当一部份人片面强调了左联革命组织的一面，热衷于发传单、贴壁报、喊口号，而对文艺理论则不大注意，创作也受到冷落，甚至有人认为鲁迅、茅盾只能写写文章，不能作实际工作，从而导致左联的创作贫乏，为当时的“第三种人”讥讽左翼作家是“左而不作”提供了口实。针对这种状况，鲁迅首先站出来纠正。1933年春，他在左联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左而又作”，即既要革命，又要有文艺作品，才能担负起革命事业赋予进步作家的任务。同年夏天，鲁迅再次重申这一观点，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鲁迅的话使周文深受教育和启发。短短的几年里，他创作了《雪地》、《恨》、《分》、《一家药店》、《山坡上》、《烟苗季》等小说。他的这些作品是在完成左联大量繁杂的实务工作后挤时间创作的。他关在小亭子间，迎着烧饭的煤烟炭灰，忘我地、拼命地写。晚上有工作，白天写，白天有工作，晚上写，病体不顾，人更消瘦。有些“左而不作”的人就讥讽他是多产作家，周文索性将一本集子定名为《多产集》以示抗议。 　　鲁迅积极肯定周文的创作，对周文起了极大的鼓舞扶持的作用。《雪地》经鲁迅推荐，1933年9月在《文学》上发表。这是他的成名作，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鲁迅很赞赏周文的时评短文，就把它介绍给《申报·自由谈》。1935年鲁迅致信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推荐介绍出版周文的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鲁迅还将周文的作品介绍到国外。1934年美国作家伊罗生选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鲁迅推荐了周文小说《雪地》。1936年春，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鲁迅，问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10余人，其中就有周文。在鲁迅生命的最后阶段，应日本《改造》杂志社要求，选择10篇左翼作家作品在该刊发表，周文的小说《父子之间》便在其列。 　　走鲁迅提倡的文学道路 　　在文学创作上左联领导多次作出决议，要求左翼作家写工农，写重大题材。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积累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工农群众的重大题材的。这使包括周文在内的许多青年作者陷入苦闷之中。1933年6月，周文等人向鲁迅谈了自己的苦闷。鲁迅指出：“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主要的是在写实。”鲁迅的话启发了周文，使他在把握创作题材和方法问题上有了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他决心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他把早已写好、因不是工农题材而锁在箱子里的短篇小说《雪地》拿出来，修改后送内山书店转交鲁迅，鲁迅将此稿请茅盾交《文学》发表。茅盾随刊发表评论《〈雪地〉的尾巴》，称赞小说具有“地方色彩”、“朴质”等优点。从此，他在现实主义之路上大踏步向前，创作了一系列佳作名篇。 　　鲁迅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就提出要造就大批青年作者。1933年6月，周文和夏征农、叶紫等参加了现代文艺研究社，有感于青年投稿难，社里决定由周文与刘丹主编《文艺》月刊，主要发表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他亲自组稿、审稿、校对，而自己写作只能利用等电车和坐电车的时间构思，他的诗《母亲》、小说《一个英雄》等就发表在该刊。每出一期，都赠鲁迅一本。 　　鲁迅对该刊很看重，写信介绍给左联驻莫斯科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鲁迅还把《文艺》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这个刊物完全是左联的青年作家的园地。”此刊只出三期就遭查禁，但它在培养扶植青年作家、宣传进步文艺思想方面功不可没。 　　左联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一般说还停留在争论、研讨的理论建设阶段上，真正实行的还不多。当时左联曾分配过任务，鲁迅和瞿秋白写歌谣、小调；丁玲去“大世界”游乐场作调查；艾芜去工人区辅导读书识字。而周文则第一个响应左联的号召，进行文学名著的改编工作。1933年1月末的大雪天，他开始着手对苏联文学名著、14万字的《毁灭》进行改编，最后改写成2.5万字，于1933年5月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5月又改编了苏联名著《铁流》。春夏间再改编美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为大众本，因被查禁而未能出版。《毁灭》与《铁流》出版后，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与好评。 　　周文在左联的时期，是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锻炼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起步、发展和鼎盛的时期，他那100多万字的作品就是产生在这四、五年间。周文以他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左联文学创作的实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原载《党史信息报》2002年6月12日第4版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