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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周文从成都到延安的艰苦历程

王莹

周文同志是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作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作品。在上海，他一方面创作，一方面作为党的秘密交通往返于上海与西安之间，传递机密文件、护送革命同志，并为党中央转送来鲁迅先生的礼物，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抗战爆发后不久，周文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四川，在成都从事统一战线和抗战文艺运动。从1937年9月底到1939年12月初，前后在成都工作两年多，为大后方的抗战动员做了大量的组织与宣传工作，于1939年12月初离开成都。这里简要论述他从成都到延安的艰苦历程。 　　一 周文在成都活动概况 　　关于周文在成都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已有文章论及，这里只作简要交待。周文刚回来时，成都还处于一片冷冷清清的消极抗战气氛。他积极参加刚成立的成都市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并担任国防艺术委员会文艺组组长，先后与沙汀等人创办《战旗》；正式成立了成都文艺界联谊会，广泛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与此同时，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下，建立了成都文艺支部，由周文任书记。他先后与何其芳等创办了《工作》半月刊，由周文等人主编出版了联谊会刊《文艺后方》旬刊等期刊，使成都文艺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1938年春，周文参与筹备发起成立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周文被选为理事。同年5月他按“文协”要求将成都文艺界抗战协会改为“文协”成都分会筹备会，直到1939年1月分会才正式成立。因为四川当局始终不予批准备案，是周文与老舍等人商定，冲破他们的限制和阻挠，采取先成立后登立案。周文当选为常务理事、任总务部主任，并于3月16日创办了会刊《笔阵》，随后又与“文协”总会创办了《通俗文艺》五日刊，分会创办的刊物则更多。 　　在广泛建立各级文艺团体和创办文艺刊物的基础上，周文进行了大量的文艺创作，一方面他报告成都文艺界的落后状况，说明抗战文艺在封建文化势力的排斥与官方限制下艰难环境中，逐渐生长发展的情况；一方面揭露抗战大后方社会的黑暗和反映后方民众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周文深有体会地说：“在后方，严格的说起来，其艰苦恐怕也不下于前方，一方面广泛的人们苦恼着，另一方面还有着荒淫与无耻。这就需要作者拿出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来呐喊，来奋斗了……而给以强力的批判和推动，使它真正配合着前方的抗战，一同踏上全民族彻底解放的道路”〔1〕。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文作为成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作风扎实，不说空话，除了组织领导活动、写作之外，他还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一是欢迎各话剧团体。当上海影人剧团、平教会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社抗敌演剧队到成都演出时，他以主人的身份举行欢迎会、联席会，在他主编的报纸副刊上发表宣传评价文章，配合演出。二是接待来成都或路过成都的作家。如萧军、老舍、曹禺、郑伯奇等来成都，他都用聚餐会、茶点会、座谈会等形式作热情欢迎或接待。比如世界学联代表团到成都时，他亲自去机场欢迎，并以理夫的笔名写了《世界学联代表在成都》一文，详细论述了代表团在成都的活动，1938年6月20日当晚成都妇女界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座谈会；四川大学在公堂也举行一次欢迎会；第三天由文化界、新闻界、学生界联合会举行座谈会等实况。三是筹备主持纪念鲁迅等重大活动。由于周文的活动频繁、发表文章也多，他的身份已被暴露，党组织计划将周文转往延安。 　　二 从成都到延安之经过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四川形势逐步逆转。蒋介石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排斥异己，镇压进步势力，扩大和巩固反动势力。1939年纪念“五·四”时，重庆就开始抓人，四川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原有的高潮形势已成过去。为了保存实力，坚持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中共川康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革命高潮时期斗争形式改为隐蔽和公开相结合，以隐蔽斗争为主的形式。对已经暴露的同志，实行迅速撤离和调动。正在此时，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派人到成都、重庆两市来招收学生。中共川康特委决定趁此机会把需要撤退那些已经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送到前方去，既可保存干部又可加强前方抗战力量。这个决定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同意，因为这符合当时党关于将已经暴露同志实行迅速撤离和转移的方针；保护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国民党反动派仇视的革命青年免遭迫害；有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官防和文件，成批地走，会减少阻力。 　　这次招生工作可以说完全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实际录取120名，还有到二战区工作的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的同志共152人。周文同志及郑育之和两个女儿就随这批学员离开成都去延安的。当时周文是以民大聘请的教授头衔出面的。据王家广同志回忆：当时全体人中按军事组织编成一个大队。大队设大队部，大队下设4个中队，每个中队辖几个小队。大队部共4位领导人，程恕平任大队长，王家广任副大队长，王怀安任指导员，陈白任大队会计，当时周文不公开身份，而实际上参与领导，由他和程恕平、王怀安、王家广组成一个领导小组。程恕平总管，王怀安负责政治工作，王家广负责军事，周文同志主管教育(2002年5月27日访问王家广谈话记录)。 　　周文一家离开成都比学员队要早，出发后在绵阳那里等候，他具体主管女生队的工作，一路上非常艰苦，每到一地就给学员讲革命形势，讲时事，解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据郑育之12月24日的日记记载：几天来就为了路途上的烦乱，未能将真情流于我这日记本中。“记得在剑阁休息的一天，演了一天的戏，人都疲倦死。第二天，天未亮就踏上了旅途。”整个行程是艰难的，有时需要自己洗菜、淘米、或挑水，或烧饭。后来周文自己回忆说：“去年12月初我同着民大新生大队由蓉出发，一直是步行的，走了三千余里，我自己也感到很大的慰快，因为这次旅行，我的走路能力生长了，而且越走越觉得身体健康，同时那位招生主任要预支我的课程，沿途就和学生们谈文艺问题，心里很觉快活。我们和学生们一起生活，到了买不到柴的地方，大家一起上山砍柴一同烧饭，睡也一同在地板上睡，使我们生活改变不少。”〔2〕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等困难。郑育之12月30日日记又说：“昨天的日记可说是没有时间和精神来写，校场坝离神仙驿大约40公里，因行里车出毛病，所以不得不把队伍展迟出发，大约两点过了才开动，因此五六点钟还走不拢。天黑了但还有20里的时候，恰巧到一山坡上，于是有一小路，可是小路陡得很，简直是成直线，在不能停留的情形之下，我爬坡的能力太差了。还走不到小半，我已气急得很，已有不能呼吸的形势，脚又软下来了，不得不倚在手杖上休息一会，在三四次休息之下，已经到达顶上，可是人已经不成了。到达目的地，人非睡不可了，吃面疙瘩的碗都不愿洗就睡下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行进多么艰难呀！ 　　这批学员从成都出发时大家都清楚，目的地是第二战区。但是当他们到达宝鸡时，时局发生了变化。在山西旧军打新军，阎锡山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发生了晋西事变。当上级组织派人联络时，未能接上关系，于是便决定王怀安、程恕平、周文提前一天从宝鸡出发到西安。周文及王怀安等人住在二战区西安办事处，然后秘密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听取上级指示。伍云甫主任立即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现在阎锡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共反人民，第二战区新军(我党领导的军队，当时叫决死纵队)和旧军顽固派的军队已经打起来了。在这样情况下，你们不能去第二战区了。为了70多名党员和所有进步青年的安全，党中央要你们动员全部人员去延安。”〔3〕当时害怕从西安到富县交道镇路上出问题，因此在这一段时间要绝对保密，到洛川后，再往下传达。学员队从宝鸡坐火车到达咸阳，在这里等了3天，周文他们从西安到咸阳与大家见面，转达了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只大队部领导知道，直至队伍出洛川后才开始逐级传达，路上传达到支委，快到交道镇传达到全体党员，进入交道镇后才传达到革命群众。可见，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工作的好坏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当时保密工作搞得好，才顺利通过国统区使全体队员到达延安。 　　本来这批学生是要到二战区的，只因为发生晋西事变，党中央才决定迎接他们去延安。但是阎锡山并没有放松对这批学生的控制，还派了新的队长到洛川去接待。在此期间，大队部的领导和周文同志都为学生的安全和前途担心，同阎锡山的代表谈判、说理，以至斗争。周文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正是非常踌躇，明知再前去是危险了，但后退也不可能，因为由洛川回西安这条路沿途有国民党的部队，退回去亦有危险，我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学生一跑散，这一大批青年很有被‘招待’或被叶青训练班拖去训练的危险。那时真是苦闷极了。在洛川学生们碰见了好些民大初期毕业生，也得到了消息，他们也非常苦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民大派了四五个队长之类来接了，对我们取了监视态度，这些家伙到底要对我们干些什么，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好在由洛川到宜川要经过边区边境，大队一到富县茶坊就不再前进了，当晚立刻齐集广场，向那派来监视我们的几位队长告别，说明不再到宜川的理由，便折向延安前进，连夜就赶到愉林桥，天明时，估计到宜川方面可能派队伍来袭击，于是又走了，赶到甘泉，算是没有休息地一气就跑了180公里。2月2日就安抵延安。”〔4〕 　　从1939年12月8日离开成都算起，至1940年2月2日，整整57天，行程3000余里，而且经过了许多封锁线，沿途的艰难大家可想而知。这批青年到延安后，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中央青委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大会，冯文彬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对学生们的慰问和鼓励，并代表中央青委作了重要讲话。但是，当这批青年到延安后，阎锡山向毛泽东发来电报抗议，说共产党劫走了他的学生，要求把人送回去。毛泽东笑着说：“共产党人是从来不抓壮丁的，这次我也不开先例。”他派人把电报送给青年们看，并说“去者欢送，留者欢迎”，让学生自己决定去留。结果这152个四川青年联合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给二战区阎司令长官的公开信，声明：“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就不得不离开你们。如果你们还要青年的话，你们只有回去赶快再进步”。〔5〕后来他们全部留下来，分别考入延安各个学校。 　　周文同志到达延安后，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功绩卓著，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写信评价和鼓励过他。 　　注释： 　　〔1〕载《新民报·国防文艺》第1期。 　　〔2〕《华西日报》四版文讯，1940年4月28日。 　　〔3〕董仲平《我们是怎样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成都现代革命史资料》1983年4月第4期，第6页。 　　〔4〕茅盾《文艺阵地》1940年3月1日第9期。 　　〔5〕伍良素《曲折艰难的革命历程》，见《延水情》一书，1999年8月北京第1版，中国妇女出版社。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