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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众本

周文

当我编完《铁流》(大众本)的时候，有几个朋友曾经叫我写一篇关于改编大众本的经验。那意思是说，这改编工作是有点意义的，一定有很多爱好文艺的青年也愿意作这工作。为了使同好者们不致再走我曾经走过的转路，不妨把自己感觉过的经验写点出来，让大家来研究研究，参考参考。这意见我觉得很好，因为待编的世界名著还多，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写点出来，提起大家的注意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知怎么，我屡次想写，都因为别的事情把这事搁下来了。现在看见《出版消息》第二十四期上胡今虚①君的一篇序《<轻薄桃花>②并评何谷天的<毁灭>(大众本)》的文章，我那久欲做的心愿又被引出来了。关于改编的工作，已经有人继续来做，这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愿意在这个时间提出一些关于改编的意见。 　　先谈谈我做改编工作的经过吧。记得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中国文坛上提出的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论争，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谁也不能否认大众化问题的正确了。那时候我曾经写了几篇作品，在形式方面文字方面，大概都能够自信做到了大众化，但是在技术方面，自己总感觉着非常的缺乏。比如对题材的把捉，分析，描写，怎样才能活动，深刻。这使我对于《铁流》《毁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样伟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作品，的确对于我们弄文艺的人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读了又读，连着翻了好几遍。那时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作品的本身，伟大是伟大了，就是翻译也很不错。只是这作品的形式有些颠前倒后，以及人名地名常是六七字不等，而每种译本差不多都是多至三四百页以上。像这样欧化的作品，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够享受外，其他一般文化水准比较落后的大众差不多是很少能够领教的。当时几个朋友同我谈起来，大家都觉得不妨把它拿来改编一下。因为这也是大众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不错，这正合了我练习创作的意思，像这样伟大的作品，自己首先不揣冒昧地来尝试改变，想起来实在不可谓不胆大；可是我之所以打算来改编，第一个念头倒还是作为练习自己的创作，这么一来，倒并不算是怎样大胆或冒昧了。我想，编得好，就编起来，编得不好，也无害于事。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改编的工作。首先，发生了一个怎样改编的问题。又同几个朋友讨论。有的主张编长一点，有的主张编短一点。主张编长的，以为把原书(译本)的颠倒处给它调过，把不很大众化的句子改成大众化的就够了。主张编短的就反对说，这样，不算改编，只算是改译，不过是把人家译好的作品换换句子罢了。实在并不怎样难的。要编，就得顾到大众的需要和能力。在一般文化水准非常落后的大众，在他们那种生活非常紧张的时间，要他们像有闲的知识分子那样从容不迫地读九万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那实在是不能的。恐怕就是许多生活紧张的知识分子都是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在这个时代短篇小说之风行而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决不是偶然的事。所以要使大众能够把一篇伟大的作品在很经济的时间看完，这就非使字数尽量缩小不可。这是一。第二，在中国一般文化水准比较落后的大众，他们一向是读惯了《说岳传》《西游记》等连环图画一类故事的东西。连环图画，不消说，主要的是图画代替了描写，下面只消若干句叙述地说明就够了。至于连环图画以外的东西，可以说大部分是叙述多描写比较少的。尤其是欧化式的描写，在落后的大众还不很习惯。他们需要的是有头有尾，有来路有去路，一个钉子对一个眼。这就是注重情节。情节的进行，大都是利用叙述这个方法的。现在我们来改编这十几万字的作品，当然顶好是运用这叙述的方法，把他变成讲故事的形式。同时，《铁流》《毁灭》的内容是簇新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落后的大众还不大知道，如果要很明确的把那里面重要的意义传达出来，注重描写，大众是很难理解，所以唯一的方法还是叙述式的比较好一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描写，总之尽可能的是用叙述的方法。总合以上的两点的要求，刚好应该是改编成短篇。就是主要的是把原书中重要的意义经济地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把它压缩成几万字传达出来。因此我同意了后者的意见。自然，这改编的工作还是创始，对子书店也是成了问题的。当然，在我决没有自费印行的可能，为要使自己的这一工作不致白费(其实没有地方出版也不算白费的，因为我首先对改编的念头，就为的是练习创作。)顶好是先向书店接洽。还好，托了朋友去，一接洽就成功了。在书店方面对市场，销路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认为如果把原书只改编为九万十万字，照书店一般的习惯，至少是要卖五六角钱一册的；如果只要卖两三角钱一册，那就只有编成二、三万字。那时和书店接洽的朋友就和他双方决定以两万字为限。我当时觉得这又太少了。但是双方已经约定，再要往返改订，当然又得麻烦。怕麻烦，也就这样算了。一直到编的时候，我才感到很大的困难。这一限制，简直是束缚了自己。何况这又是初次尝试，把握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的。首先编《毁灭》。在要编之前，我又读了四遍，足足费去我两个礼拜的时间。编，我是用缩写的方法。每章照大致的比例把它缩写下来。记得那正是一月尾下着大雪的时候。从头写到尾，缩成了四万字。这是第一遍。时间是费去了半个多月。因为同书店约的是两万字。我又只好再改。又从头到尾，重抄一遍，成三万字。这第二遍所得的结果，时间虽是又费去了一个多礼拜，然而自己觉得这三万字比四万字还满意的。因为中间的进行上的确要紧密得多。可是书店约好的是二万字。怎么办?我于是又找着向书店接洽的朋友，要他去向书店再谈谈，然而他说已经讲好了，要他改恐怕不可能吧。我那时才有点抱怨去接洽的时候对于双方的约束太没有伸缩性了。我很穷，需要得点代价，于是又来作第三遍的工作。勉强又改些删些，重抄一遍，一数，是二万五千字，有些地方经过这一删倒删糟了，(比如第四章我自己是感觉着非常不满意)，我想，拉倒吧。但是同住的朋友，极力怂恿我说：“算了吧，把生活维持住再说”。他就帮我拿到书店去了。谁知书店到出版的时候，听见我说，他才说三万字其实也可以的。算了，已经出版了，有什么办法?我于是又决定把《铁流》编出来挽回我这冤冤枉枉的损失。大概是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的原故吧。书仅仅看两遍，编一遍，抄一遍，刚刚费去编《毁灭》的时间的二分之——一个月。我在这两次的经验中，感觉到改编的确比创作难得多。我创作，大概拿三天来构思，如果是三万字的小说，四五天就可以脱稿了。虽是后来自己读自己改要费去一两天，但是比改编是要经济而省力得多了。同时我的改编，先是自己弄了一个限制在那里，这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在《铁流·序》上说“以十几万字的东西要把它缩成三万字光景实在是太难了。”并不是我要故意夸张的。 　　这里，我来答复一点关于胡君对我的批评吧。胡君说我编的《毁灭》很明显的断定是失败了。胡君所说我的失败是因为把原书十几万字用叙述式的方法只改编为二万多字。我承认我所编的几本中，《铁流》，我自己比较认为还满意而《毁灭》却是有点失败的。可是我自己觉得的失败，倒不是胡君所说的“把十几万字的只改编为二万多字和用叙述式的方法”，而自己不满意的是因为先有了一个紧箍咒似的限制，硬生生地删了那几千字，使得有些地方不很明显。自然，我不应该拿因为不得已的问题来掩饰我自己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把长篇改为短篇和运用叙述式的方法，倒是经过了如上所述的一个长时期的考虑而进行的。上面所述的三个理由，纵是把最后的一个书店的限制问题撇开不谈，但是前面的两个理由，我自己觉得是站稳了脚跟的。 　　最后，来说一点改编的经验。说起这经验也并不算是怎样了不得。改编大众本并不怎样难，问题只是在编者的观点如何。本来一篇既成的作品，在原作者已经是透过他正确的世界观而完成了那样的作品，编者决不应该把自己另外的一种观点去把原书已有的中心的意义弄歪曲。要不使原书的意义歪曲一点，那只有在原作者正确的观点上站着。(比如《毁灭》的中心意义虽是在写一个游击队在艰难困苦中遭到毁灭，而其主要的还是在写出那些人物的旧意识的毁灭，而要求着新的人物的诞生。所以法捷耶夫把书名为《毁灭》，是有他极正确的中心意义的。现在胡君为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趣味而改为《轻薄桃花》，虽是这可以使得同我编的《毁灭》有别，但是这会使原书的意义有被歪曲的危险的。我们只有在他们的趣味中尽可能的提高他们向上。胡君的改编本我虽是没有看见，但是我觉得这书名非常的不妥当。如果为要是和我改编的区别，比如日译本的书名叫《溃灭》之类，未尝不可以运用。因此，这我觉得是成问题的地方。我们在未动手编之前，原作者世界观的把捉是非常重要的。原书应该细读。就是它的一字一句，都不应该忽视。研究它何以独独在某一句里要运用那个字来表现，而不能运用别的。一篇文章常常在前面费了很大的力去布置，而布置的中心常常在某一句中某一个字特别强调地点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常常因为一两个字的不同而把原书重要的意义歪曲到山里边去的。我编《毁灭》的时候，先看它全篇的意义，把它的中心抓着，咀嚼，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再又分章地去看，找着它那一章中所要表现的主要的是些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要把长篇编成短篇，在每一章中我们就要找着它主要与次要的所在，而把它分别取舍，或者加强写，或者轻描淡写。总以适度地表现出那些艺术的人物的典型和事件的自然的发展。我们要顾到大众化，那原书中有些非常欧化的名词和术语，为要用适当的中国大众所能懂的句子去代替，推敲的时候，常常费去许多时间。它那原有的意思，你要一点也不能增多，同时一点也不能减少，要恰如其分地用非常适当的句子去代替它原有的句子。所以我觉得改编是比创作难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人物典型的材料，还没有在我们的脑子里得着正确反映而组织成定型的时间，常常觉得那些题材在我们的眼前是飘忽的。但虽是飘忽，只要我们一下把它抓着一点两点捉到作品里面来，只要所捉着的是现实的，它就会在作品中活动起来。而改编是不同的。原书的人物典型是固定了的。因为它是长篇，那些固定了的人物典型，他是用了许多复杂的动作来表现的。要从那样复杂的多样的表现中去抽出某些部分来缩写下来。因为原书太好，常常使得你捉这里也不是，捉那里也不是。因此要正确地捉着那些重要的几点，这就看编者怎样用锐敏的眼光去分析，观察，把握。这里所说的锐敏，实在是和前进的世界观分不开的。如果编者的世界观是正确的话，他会一定的在细心阅读原书的时候得到一个统一的线索。不过这一把捉实在是比创作难的。我在编的时候，常常这样感觉到，一个人如果这样多编得几本，一定对他的创作方法增加不少的能力。比如它一长段的描写，我们要把它只缩成几句，要保存它重要的意义，在表现出他动作的关联，要不生硬而明快，这是非常好的练习组织的方法。我这里举一个我编的《毁灭》第二部第一章里的例子： 　　于是有人就把柱子立起来，梅蒂客端着马枪，瞄了半天。有人叫他把左手靠近些，他心里忽然感着一种高兴，枪声一响，就听见赖奋生喊道‘好!’一看，果然柱子已飞跑了。(三九页) 　　自然，我这并不算是就表现得好。但是这中间人物的心理和各方面动作的关联多少是表现出来了的。我本想引原书来对照一下的，可惜手边没有原书，只好就这样。我记得这是从很长的描写中压缩的几句。我自己知道，因为《毁灭》是第一本改编，许多编排上，取舍上，叙述上，都感着非常的局促，有些地方不免于呆笨。我在编《铁流》的时候才清楚地克服那些方法而运用比较顺利的叙述。《铁流》第一章第二页上有： 　　而哥萨克一样去当兵，却要自己准备一切费用：买马，装鞍，服装，武器，于是就家产荡然了。于是哥萨克人中富者就越见其富，贫者就越见其贫，于是就大家都愤恨了。于是哥萨克就同外乡人联合起来了。于是就成千成万的拥挤着，喊打倒战争了。于是土耳其战场上的队伍就崩溃下来了。…… 　　这几句在某一点限度上是作到大众化了的，也许文化水准比较落后的大众稍难懂一些，但是在叙述上，可以说对原书的长段描写的缩减是尽了忠实的任务的。我改编《毁灭》和《铁流》的不同，一个是照每章大概的比例缩短，一个则尽量保留它最紧张的场面而略了其他不很紧张的场面。因为《毁灭》的每章发展，都差不多是均整的。所以我只好那样去改编。归根结底说起来，改编大众本并没有一定的什么了不起的方法，问题还是在编者的观察如何。怎样使那些既成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怎样适当的把它支配就够了。技术的熟练与否，那只是经验多寡的问题。 　　我的经验大概拉杂地已如上述了。关于字数多少的问题，我觉得胡君说：“现在何谷天君忘去此点，节略它的描写，而仅仅以说明书式来叙述其贫乏的故事，当然要失败的。况且我国一般人的胃口，对于故事情节是最重的，现在把这么的东西送给他们，他们会摇摇头，他们要莫名其妙的。不仅是如此，即是退一步来说，这样说明书式短书(原文十几万字，编本二万多字)故事虽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然而它的启示力和宣传作用，已完全失掉了。”我觉得这是有讨论的必要的。关于长短的问题。你我都是可以抽出闲工夫来读长篇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主观地来理解，而应该客观地以社会的需要(读者对象的需要)来决定。至于叙述与描写，我在前面已经讲到，用不着再重复说明。至于有没有“启示力和宣传作用”那不能怪十万字缩成二万多字或叙述式的方法不对，而应该求之于编者叙述的方法怎样。即是看他的叙述有没有艺术的效果，看他是不是活生生地捉着了那些人物典型和那些事件发展的必然。叙述和描写也是绝对不能机械地分开的。叙述中也就包含了描写。我很愿意有志作改编工作的朋友们不要如我编《毁灭》时受了一个紧箍咒似的限制而使它硬生生地宰割删削，仅可以尽自己的才能去把捉，分析，描写，把它缩成短篇的文章。纵是四万字五万字也不要紧。但不能越过原书字数之半。因为我们如果编成了长篇，那也会失却它本身的作用的。即使编得很好，顶多也不过还是在一般有闲的知识分子的手里而流转的吧。如果自己有钱印行，当然很好，谁也没有人来非难你，如果到了书店，恐怕也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吧，这也是我过去的经验，可以拿来告诉朋友们的。当然编长编短也没有什么的，十四万字的《毁灭》仍然编成十四万字也未尝不可以，只要是正确的，是好的，也会有它的价值，不过我们不要忘却读者对象是劳苦大众。 　　写了这一些，我并不是要对胡君所编的九万字非难，不过是提出一些关于改编的意见。总之我是主张编短篇的。也许不止我一个。也许我编的都不好，我很希望我编的只作为提倡，如果有谁愿意编得更好，更能使大众能读得懂，不妨每本都加以重编，我是非常高兴而愿意的，我很希望胡君及其他朋友们不要因我的上面的意见提出而气馁，没有编的名著还多，大家来努力。 　　末了，我得声明一句。照《出版消息》上《温州通讯》里面说到胡君所主持的“通俗文艺丛书编辑部奉函鲁迅先生商言：为使此项工作，与上海何谷天君等之大众文艺丛书合一……闻鲁迅先生已复函表示同意”等语。好像说我编的大众本是鲁迅先生所主持的一样。实在说，鲁迅先生并不知道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的改编完全为了练习自己的创作。不过把这一件事发展下来就把它弄成丛书罢了。实在也并不是我所主持，也没有别的什么人主持。所以我觉得《温州通讯》上所说的话，不知是从哪里说起。鲁迅先生既和这丛书没有关系，我敢相信通信上所说的一定没有这回事。自然我决不英雄似地说，这大众本的创刊，完全是由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出来的，可以说这问题之所以形成乃是一两年来大众化问题结果的结果。凡是一种什么运动，都有着它时代的要求的，这大众本的问题虽只是一枝一节，但是它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我诚恳地希望大家来提倡。 　　1933年12月1日《出版消息》第25期 　　署名：何谷天 　　① 胡今虚，浙江温州人，当时任某报编辑。 　　② 《轻薄桃花》是胡今虚将《毁灭》改编后的书名。(《鲁迅书信》集1933年10月7日注解第2条)。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