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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文集第三卷：答傅东华先生《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

周文

《文学》编者水先生又在该刊六卷三期的《文学论坛》上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这算是在傅东华先生用他的“常识”乱改了我的《山坡上》以后斥骂我的第四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对于我在《知识》一卷五期上答复他的一篇文章里的那些铁一般的事实和论证，没法再辩，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他最后的手段来了：他不但露出《文学》月刊俨然就是他编者个人的私产，自己于提拔“青年”作家的“恩人”似的口气，并且竭力抹杀真象，捏造事实，企图一手掩尽读者们的耳目!这种填补现在的《文学论坛》的文章，凡是明眼的读者，都会嗤之以鼻，认为不值再驳的；不过，为使事实“剥乌云而见青天”似的揭露出来，我倒还想再说几句。 　　先说我在《文学》发表的六篇文章和另外两篇未被发表的文章的情形罢。我的第一篇被发表的是《雪地》，原标题是《冰天雪地》，是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写成的。初初写小说的当时的我，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艺术经验，实在并不写得怎样好，这在过去我已经自己略说过的；但那东西之所以引人注目者，大概是题材和地方色彩的特殊的关系罢?但那时创作的风习是喜欢扎尾巴，可是我的确知那是扎尾巴也还是最近两三年来的事，那时的我的的确确是一个文艺的门外汉，那尾巴是一个曾经在创作方面第二个鼓励了我而值得我怀念的一个朋女劝我加上的，虽然他当时也并不知道那是尾巴。一直到我带着那文章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六月才把它邮寄到听说快要创刊《文学》的文学社去。大概是七八月间罢，在一个地方遇见茅盾先生，他告诉我那文章已决定在第三期发表，不过他说要把那尾巴割掉，把标题《冰天雪地》的“冰天”两字删去，把几个字改正，并且在刊出的同时他还要发表一篇割掉的原因的文章在《论坛》上。我回答他说割掉就是了，那反正是我硬加上去的。第三期出来，《论坛》上果然有一篇文章，这是读者已经看见过的，毋庸再说了。这删改，当然用不着反感，因为是经我答允过的；而且像这样一篇最初“试作”的作品，如果有诚挚的朋友热心地指出那错误而删掉，我没有发疯，当然不会反感，似乎到还有些值得感谢，中间隔了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又才送了一篇《弟弟》去。过了半月光景去问，《弟弟》退给我了，奇怪的是那原稿的第一，二，三张上已被不知是谁用红墨水替我改删了若干字句，这使我当时很不高兴，拿回来把那些红字涂掉，重抄一遍送到《申报·自由谈》去，不几天就被发表出来了。那是谁改的呢?实在是一个谜，一直到这回我看见《山坡上》原稿被改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红字笔迹才恍然大悟起来，原来那也是傅东华先生干的!但那以后我为甚么还给《文学》写文章呢?是这样的：当时的《文学》的态度究竟也还开明，在国内究竟也还是比较严正的纯文艺刊物，如果大家都真诚地为了文化，那么一点小不高兴有甚么值得介意的呢?文化，不是一个人创造得起来的，一个期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私产的一个编者可以赤手空拳办得起来的。当时《文学》月刊的编者们似乎很知道这点，竭力要求着先进和后进的作者们的共同努力，所以才作出了过去总算还相当不坏的业绩。这业绩除了编委们和先进作者们的努力外，在后进的新作者们方面似乎也分担了并不小的劳力。所以我仍然送稿子去，这是一。但我也并没有甚么特别高尚的目的，就如我们俗人所说的另一面是也为了自己的肚皮，因为有稿费可换的缘故。虽然这稿费也是从读者换来，书店和编者不过是转手人而已，我又有甚么不可以送稿子呢?这是二。于是我在一九三四年十一十二两月，连着就送去两篇。那就是《文学》三卷六期上的《一家药店》，和四卷一期上的《冬天到春天》，都未被删改一字很快就被登出来。一九三五年二月我把《热天》寄给《文学》社里另外的一位朋友，请他帮我转寄到北平的《文学季刊》去，可是到四月却在《文学》四卷四期上给登出来了，我才诧异这文章并没有被转去，不过也很好，因为在《文学》发表也是一样。可是我发现了一点令人不高兴的事，就是我这篇曾经用了较以前的作品更多苦功的《热天》，居然被改去了几句，如我在《夜莺》月刊上那篇谈傅东华先生的所谓“常识”所举的例：“我们有钱赌就好了”他硬要改为“我有钱准跟他们来一手”，这把人家所写的无聊到没有钱也要掷骰子玩却硬改为掷骰子是为赌钱的了!这是错得最厉害的。至于把人家形象的句子硬改成抽象的句子的，则如《热天》里最后一句的原文“他昂着头走去”他却硬要改为“昂昂然走去”!还有几个例子，恕不再举了。但水先生这回在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的文章里，居然有勇气来说他改得好，而且还不恤捏造诳话，说是“全篇都经修改”!这话我想用不着费力来和他辩，作品的事实就是钢铁一般的证据：请想想：如果我的《热天》真的被他“全篇都经修改”的话，那也一定会和《山坡上》一样改得不成样子了，因为那种在热天里的特殊的兵士生活和各种人物的个性心理，决不是连军队气习部没有嗅过如傅东华先生那样的人可以下得了笔的!老实说，他真是无从改起!而我的《热天》发表出来时，各个人物仍然逼真，生活仍然逼真，虽经他改坏几句，也仍然并不大减我的原作的风味；这就证明他说的“全篇都经修改”这话完全是捏造，是撒诳，是被驳得无话可说时用来攻击别人最末的手段!不过，到现在想来，傅东华先生总算还不十分卑劣，还有点良心；如果他简直说《热天》是他完全替我做的的话，恐怕要逼得我没地洞钻的罢?或者他不说《热天》，而说《一家药店》或《冬天到春天》都“全篇经他修改”也许会更动人而也逼得我没地洞钻的罢?唉，这笔一不当心一下子又滑远了，还是说回来罢；总之，当《热天》发表时，虽觉得被他改坏几句而不高兴，但因为事小，也就并不介意。所以到八月又送一篇《投水》去，《投水》在五卷三期上被发表出来，我又发现被改了几句了，他改的最坏最坏的如我在《夜莺》上那篇文章里所举的例是“贼骨头”他硬要改为“贱骨头”!这是那个场面发展到较高点最重要而紧张的一句，被他这一改就松了!但这篇总算比《热天》改得少。到十月初我又送这一篇《赖老太婆》去，那时我正穷，很希望《文学》社给我早发表，到十月底去问，据答复是傅东华先生又要改，十一月已来不及发表了，定十二月发表。我当时很奇怪，我这篇《赖老太婆》是酝酿了大半年之久而且经过一个月几度修改后才写成的，怎么也要改?我于是赶快把我的也是酝酿了大半年之久而且经过一个月几度修改后才写成刚准备送到别的刊物去的《山坡上》送到《文学》社去换。当时我为预防傅东华先生多心起见，还特地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我的《山坡上》在我自己认为比较那篇更满意，请他看一看，但我因为九十两个月的时间全都消费在这两篇文章上了，没有写别的文章，生活很成问题，务请他赶快看了，任择一篇，把剩下的一篇早日退还我，我好拿到别的刊物去换钱用。(旁点是我现在加的——文)当时恰逢我的《父子之间》出版，我顺便附一本送他，在信内我还客气地附了这样几句话说，过去贵刊对我的帮助，使我增加了不少创作的勇气，现在居然有了这一本，顺便表示一点谢意。大意是这样，可惜我没有留下那信的底稿。我之所以说务请他赶快看了，任择一篇者，是怕他给我老搁下来，担误了我拿到别处去换钱的时间的意思。但他现在却要歪曲原意，捏造说我要求他“两篇之中无论如何请择一篇发表”，这简直是诬蔑!况且事实是很明白的，我的《赖老太婆》早已据他答复是定在十二月号发表，我现在要拿一篇比《赖老太婆》还自以为满意的《山坡上》去换，照情理讲来，我不致糊涂到还说要求他“无论如何要用一篇”这话罢?信送去后两天我去索稿，果然退还的是《赖老太婆》，但《赖老太婆》前两三张原稿上已被改了几句，并且据说《山坡上》也要改几句，当时我很不高兴，但第一，因为已经穷了两月，急于等着换饭吃；第二，我如果马上索回，一定会使傅东华先生脸红，为这事就弄得大家隔阂，似乎太鲁莽；第三，我以为他也许和《热天》《投水》样不过改几句；所以我虽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答允，只是不高兴地忍受着拿着《赖老太婆》走了。我回来把被改上的一些红字涂掉，重抄一遍，送到《申报月刊》去，在十二月也就被发表出来，这我在《夜莺》里那篇文章上也说过了的。但水先生又捏造地说：“尤其奇怪的，刚才说的那第一篇稿子，经过我们修改三分之一退回他，他拿到别处发表出来(就是《申报月刊》的《赖老太婆》)，那经我们修改的部分，却照我们修改的样子发表，并没有还原”，嘿!原来傅东华先生攻击人的方法竟还有这么样的一手!现在说到《山坡上》了，我当时的确没有想到他竟是那样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改法，简直是造了文艺界空前绝后的“奇迹”，关于这问题我已谈过了许多，如《文学》六卷一期被排在“另外几页”上的给《文学》编者的一封信，和《知识》一卷五期上的《关于(山坡上)》，和《夜莺》创刊号上的《谈傅东华先生的所谓“常识”》，我就不再说了，请参看。 　　其次，我要补叙一点我在《山坡上》发表后怎样写了那封抗议信和交涉的事实。用了不少心血写成的《山坡上》，被无辜砍杀了，当然使我非常的痛苦。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大大考虑了很久，就是如我前面所说的，傅东华先生虽然改坏了的文章，但那时的《文学》本身还不很坏，这为刊物客观上的意义着想，我似不得不竭力压制我的情感，写出那一封很和平的免使读者对《文学》太生反感的信。举这样一个例子罢；水先生在《文学论坛》介绍我的时候，说我“确曾当过好几年兵士”，这点，水先生不过是想为该刊做广告，卖卖牌子，炫耀自己所编的创作，全是什么真正的工人作家，囚犯作家，女性作家，兵士作家的出品罢了。但这确容易使读者浑身起鸡皮疙瘩，而且也弄得我两难：如果我默默不响呢，人家会从鼻孔冷笑“哼哼哼，他虽然冒充兵士作家咧!好不时髦呀!”如果我否认说“我没有当过兵士!”这又太给《文学》大杀风景，逼得编者先生脸红。唉唉，这做人是多么的难啊!不得已，我只得委屈地从反面来叙述我的一小部分身世，说我只当过小军佐；这叙述确是我非常不愿意的事，但因为不得已也只得那样做了。这难道还不够退让么?诸君，但水先生的眼光不知怎样的看法，倒反在《理论经验和实践》的那篇文章里，带一种嘲笑的口吻把“军佐”这两个字引了出来，意思倒在讽刺我夸耀过去做的是“官”。我于是又不得不在关于《山坡上》重行正面来声明一下。但这又触怒水先生，他居然又在《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里嘲讽地说道：“只有一层我得对周先生抱歉的，就是我未曾查明周先生是位‘军佐爷’，却只据传闻，说他曾‘当过兵士’。这是失敬呀失敬!”这真令人怒笑不得!像这样连人家并非为自己打算的苦衷都不懂的人，不知道是否还应该列入“高能”里面么?唉，还是说回去罢。总之，我那封信却是顾虑了有顾虑才写成的。在十二月三日拿去会傅东华先生，他当时说其实《文学》里的创作不但《山坡上》，可以说其余五篇都改过。不错，路丁先生那篇《一天》就被他割去尾上一段，那并非“尾巴”而是发展得很好的一段!因为路丁先生的原稿我曾看过。路丁先生也写过一封抗议的信和我差不多同时寄去。但傅东华先生不敢发表他那封，只是发表沙汀先生的一封说，“沙汀君退信并不要求发表，但编者表示负责，也一并发表在这里。”算了罢，“表示负责”!别再自欺欺人了!好，我还是说到我和傅东华先生交谈去罢：他当时看完了我的信答允把信和《山坡上》的第二段排在“通信栏”里，并说只在我的信后加几句他为什么要删改的按语。这是我们双方当面口头订结的约束。“通信栏”，不错，这在该刊是从创刊号起到五卷六期止都是正式有着的。我在第一卷第四期上就曾经写过一篇通信，虽然那是登在刊物的最后几页，但却是排在正式页码里的，而在第一张“目录”里也正式地在“通信”这两个二号方体字的左旁列了通信的标题和作者的笔名。这种形式，确是该刊一直使用到五卷(即三十期)之久，是可以查的。所以我当时并不疑心他有另外的花样，答允了。第二天我还觉得那删改的有几点错误得最厉将的应该再加一个“作者附白”进去，于是也就立刻寄去。当时，恰遇到的《分》集快出册，为使读者能看见我的原作计，便于十二月五日跑到《文学》社去抄我的《山坡上》原稿，放进《分》集里去。我抄的那天，《文学》的许多稿都还没有排，我的那封信也在内，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到十二月底还往《文学》社去问一次，据说接排了，不过因为排字工人排错了，一直到二十几号才校我那篇校样的。到一月一号《文学》出来了，信是排上的，可是并不排在正式的页码里，而是“新创设”的“另外几页”。信的按语是有的，可是《论坛》上却多了水先生斥责我的文章。至于“目录”里的三号方体字的《通信》栏是开始取销了!我想，这花样可以有两点解释：第一，这确是可以使有些读者忽略我的文章；第二，将来装合订本时，又可以把这“另外几页”删掉，于是剩下的就只是他斥责我的《论坛》里的文章。这居心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就是我的“作者附白”他不敢登载，我只得索回投登《知识》去。自然，一个刊物重在别的文章，然而纠正错误的文章其实更重要。但水先生却说：“他的第二封信及附白来时，离开第一封信发排已经两日，那时版子已经排完，不能因这附白重新更动篇幅，我们曾经拒绝刊登，是事实”。这简直是说诳!姑无论作为纠正错误的“作者附白”的重要，即使版已排定，也应该设法取出不必要的“补白”之类而插进去，何况事实上该期的所有文章到我同《文学》社一职员跑到印刷所去抄《山坡上》原稿时就曾听说还不曾发齐，怎么好说“版已排定”?何况我的那封信是到二十几号才排好的呀!总结起来说，傅东华先生把《文学》因了我的通信而破天慌地“创”出“另外几页”是事实，突然在“目录”里取销“通信栏”是事实，不敢排进《作者附白》也是事实!但他却诬蔑地说我把他“形容成鬼鬼祟祟，仿佛怀着一肚子的虚心事，希图藏盖掩饰似的”。并且还诅咒地说，“万不料青年人中伤人的手段竟会如此之辣，城府竟会如此之深”! 　　最后，我还想介绍一点这位先生的一些“名言”出来看看—— 　　“关于《山坡上》的删改问题，本刊已经两次给于《论坛》的篇幅并特别的增添了篇幅，既曾给作者以充分替自己辩护的机会，也曾坦白申述我们的理由”。(旁点是我加的一一文)这我要特别声明，他这所谓“给与《论坛》的篇幅”，是给他自己的，他一连就骂了四篇文章。我并没有在《论坛》上写过半个字，恕不领情! 　　“其实呢，这不恭维之中仍旧含有几分恭维在内的，因为我们终于发表它，就是一种恭维了；倘使我们真说得这文章狗屁不值，那又为甚么发表它呢?然而周先生是万万不能满足的。因为他是青年，是有‘热情’的，是只许人家捧，不许人家碰的……”这才奇怪，傅东华先生是编刊物，为文化，如果文章要不得就不该要，要“恭维”干吗呢?至于说“捧”与“碰”的话，如果我的文章值得“摔”或值不得“捧”，别人一事实上要“捧”，我想，这至少于我无害，于读者无害，我没有发疯，当然决不能跳起来去骂人家一顿；可是如果我的文章不该“碰”，而硬要无故“碰”我一下或甚至“砍杀”，那当然不行，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者就是这样，至于傅东华先生吼出“狗屁不值”这些骂街的话来，鄙人恕不奉陪! 　　他还有许多非常有趣味的话，他几次加重地说我“是青年，是有‘热情’的”；又几次加重地说对我非常“器重”；说已“给”我五面半的篇幅；又说“毫无所为的替别人赏了些气力，所落得的是一场怨恨和中伤”；……有人要看以提拔“青年”作家自居的老人家老爷的的标准嘴脸么?就是这样。 　　附带还要说几句的，就是这以提拔青年作家自居而砍杀了我的作品的傅东华先生不但对我诬蔑和斥我，同时还“联合”一个鼎先生发表一了作家们联合起来对骂阴险陷害的文章。这鼎先生藉着“作家们联合起来”这大旗，在上面大书特书道：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怨恨能把我们的前进作家们彼此分化，甚至成为敌体，互相仇视呢?……‘分化’是敌人们最凶狠最有效的武器。……个人间的小小嫌隙，在这大时代的压榨之下，都应涣然冰释。感情上的小小芥蒂，是不应该影响一个进步的作家，使他忘记友和敌的分别的……即是同道者们犯了大错误，也只应给以劝道，给以善意的批判，不应便施以严历的抨击。……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即便同道者们一体联合起来，尚且感到力量单薄，还那能经得起一下分化，乃至互相怨恨，互相抨击呢?……” 　　这文章虽可以说单独山鼎先生负责与傅东华先生无关，但事实上《文学论坛》里的文章无论是谁写的，它一向所代表的并不是谁某而代表的是《文学论坛》，这是尽人皆知的。况且傅东华先生是编者，他把这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和水先生的一篇《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排在一起，他们这用心是很显然的。这是表现着，《文学论坛》的对我，是已经到了实行用“政治”口号来征服和陷害。向读者暗示着我倒在不顾“苦难的时代”，不顾“存亡危急的关头”，正因“个人间的小小嫌隙”，“施以严厉抨击”，在“分化”!这就和水先生所说的不解我“何以怨怒之深”，非叫他“吃一枝报复的箭不可”这些话话吻!就是说我在捣乱! 　　是的，这在“苦难的时代”，在这“存亡危愈的关头”，当然应该“大家联合”，这是无疑义的。至于这次的被删改事件，我也并没有鼓吹过如《每周文学》编者所武断的“了不得的大事”。我的文章被砍杀了，表示一点意见总该可以的罢。水先生把我的表示意见的文章无理地嘲笑一通，斥骂一通，我不得不再行辩证明白总该可以的罢。难道在“存亡危急的关头”，被人杀了就连表示一下意见和辩证是非都要算是“报复的箭”，而定以“分化”的罪名么?这我真是万不料《文学论坛》的战法竟又还有这一手!不过，他们这一手虽然毒辣，可是究竟还有着很大的漏洞，那就一方面在说人家因小嫌而抨击，但他们就在抨击，这倒真是如水先生说过的，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36年4月1日《文学丛报》诞生号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