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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文集第三卷：答沈起予①们的“麻烦账” |
| 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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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坡上》的被砍杀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傅东华攻击我一篇我就答辩一篇，诬蔑我一篇，我又要解说一篇，以致弄到他写了四篇，我也不得不写四篇，此外，为了解释别人因这问题对我的一些流言或谣言，以及沈起予们对我巧妙的抨击我又不得不写一篇。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我这人实在没有耶稣的“人家打你右脸，你就连左脸一齐给他打”的雅量，也没有娄斯德“唾面自干”的美德，所以人家打来一下我就不得不回敬一下。看起来，我的答复，确也写得不少，当我揭穿了傅东华那篇《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那些对我无耻的诬蔑以后，也实在不愿再说甚么了。但沈起予和《每周文学》②编者和旅冈忽然在四月十四日第三十期的《每周文学》上又向我猛攻起来了!我上面说过，我实在没有耶稣或娄斯德的雅量或美德，虽然想不愿再说甚么了，但别人既攻过来，我还是觉得我仍然没有拿脸去承受的义务!
这次沈起予和《每周文学》编者对我的猛攻，其手段之毒辣，也和《文学》编者傅东华相当。现在我就把他们的方法特别提出来对比一下。
傅东华在《文学》六卷三期上发表一篇《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诬蔑到我别的四篇作品，着着实实“抨击”我一通的时候，他曾“联合”一位署名为鼎的在《文学论坛》③的第一篇堂哉皇哉地排出了那篇《作家们联合起来》的文章，说：
在这存亡危机的关头……同道者们不应因个人间小小嫌隙抨击，分化……“分化”是敌人们最凶狠最有效的武器……(旁点引用者加的)
这些话，当然不会说他们自己对我的诬蔑为“抨击”，当然是指我为“抨击”，于是凡我的一切严肃而真实的辩解，都被抹杀尽净，变成所谓“个人间小小嫌隙”了!而他们呢，则倒凌驾于所谓“小小嫌隙”之上，使别人看来好像唯他们才是“存亡危急关头”最前进最正义的作家。于是我便被踏在他们“正义”的脚下。这倒也是一种聪明的战法。但只消仔细一看，就会看出那不过是用政治口号这大帽子来压服别人的伎俩罢了。——是一种最巧妙但同时是最卑劣的“论战公式”。
这次《每周文学》也把这“公式”来应用了一下。看看罢，沈起予那篇《麻烦账》和那文章后面的《编者按》对我的“抨击’难道还不厉害么?但他们偏在这抨击我的文章(《麻烦账》)之前，也堂哉皇哉地排出一篇旅冈的《终止无谓的论争!》那文章里说：
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中一切文学上底无聊与无谓的论争，以及脱离现实的作品，必须停止写作。……在文坛上我们作者之间一向就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所以常常只有一些小小的嫌隙，大家争论起来成为永不了结的成见。我们认为这种恶习到现在应该捐弃了……(旁点引用者加的)
这粗粗一看也是很漂亮的!好像唯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是公道的主持者似地，真理都完全抓在他们的两手上了。其实骨子里也不过和《文学》上的那位鼎一样，甚至连句子都有些相同，一方面把严肃的问题抹杀为“一些小小的嫌隙”或“文人相轻的恶习”。一方面也抬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这大旗来威吓。把他们和《文学》“对照对照”，就更加可以看出他们那种“论战公式”究竟是些甚么东西!
他们这“论战公式”我们已经懂得了，现在我们就更进一步来看躲在这“公式”下面的是一些怎样的东西。沈起予的那篇《麻烦账》，除了对我以外，他还东拉西扯地攀连了另外的两位作者!这不令人吃惊么?原来在吆喝着“终止无谓的论争”的他们，竟借着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时期”这大旗之下，手执板斧“排头儿”砍杀过去，企图从关于我的这一斗争扩大到别的斗争去!其用心之险是可见的。关于这一点，我想按下不表，只来谈他们的对付我的一些事实和理论罢。
当《山坡上》被傅东华砍杀的那时，正是《每周文学”》的编者们积极向《文学》“联合”的时期。但为了他们的“联合”，首先是向我开刀，作为他们祭旗的牺牲；那方法就是叫沈起予来出马，批评我的《山坡上》。这种阴险的策动，据沈起予那篇《麻烦账》里的一段事实的叙述看来，就更加证实了。他说：
一次遇着编者(指《每周文学》编者)邀宴，这我(指沈起予自己)可去了，因为肚子虽拿不出货来，却能装货进去。可是这口腹毕竟贪糟了；饭后是分派文章，硬要我写一点什么。我照例是“写不出”三字；说不脱，末了，我才请出题，而编者也就出了一个《关于<山坡上>的意见》之类的题目。
照他这话看来，这不是更加证实他们是有计划地对付我的么?沈起予在未写那文章之前，曾把这消息对别的朋友讲过，就和他上面所说的样，说他们要他写。但这话却偶然传进我的耳朵。呵，他们竟然要干我一下，但我也只得等着。果然不几天在二月十一日的《每周文学》上登出来了，就是他那篇题为《对<山坡上>的私见》。他那篇《私见》里的理论是用甚么东西后面就要谈到，这里我要赶快把沈起予那篇《麻烦账》里的一段更重要的自白给他引出来一下，他说：
第二糟是我(指沈起予自己)发现了《每周文学》编者连累了我。他不该在该期仅登我的文章，又登了其余的人的批评文字，致惹起了外边的人认为这一个“进攻”专号，因之也加重了我的文章的嫌疑。(旁点引用者加的)
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我应该要感谢这位沈起予，他的这两段自白，简直更加证明了那纯粹同人性的，只吆喝别人“终止(所谓)无谓的论争”的《每周文学》，原来在为了他们的“联合”，不仅对我，还同时大规模地对别的好些作者大做其“进攻专号”!这他们“邀宴”的意义之所在，以及为甚么要指定沈起予写“关于《山坡上》”的文章的意义之所在是都可想而知了!
知道了这些实情以后，我们就来看沈起予那“批评”是一个甚么样的东西。他开首说：
最近(指二月十一日之前)在《文学》上读到周文先生(注：引用别人的原文，为求完整起见，恕不略去“先生”二字。)的《山坡上》，也读到由于对此作品的删改而来的作者与编者间的论争。现在经朋友的督促，想对此说点拙见。
这是说他的“批评”所依据的只是《文学》上那篇被砍杀后的《山坡上》。我收在一个短篇集里在一月就已经出版了的原作《山坡上》，他并没有看过。然而他竟大着胆子梦然地说：
不应当单从“应否删改”上说话，而应先对这作品有个全面的估价。(旁点引用者加的)
这不吓人么?他连原作都没有看过，怎么“全面估计”法?这不是和那“瞎子断匾”的故事很相像么?据传说有两个瞎子为要赌谁的眼力好，事先都暗地找人去看明某家将要悬出的一道匾额上的字。一个问得的是匾中间的四个大字。一个问得的却是匾两边的上下款。两个于是得意洋洋地站在那家人家的前面不远来了，开始说出各人所知道的匾上的字。但随即也就争执起来，一个指着那家屋檐说那匾上的字是这样的，另一个也指着那家屋檐说那匾上的字是那样的。争到脸红筋胀了，那家的主人却跑出来说，他们所指的那儿屋檐下的匾还没有挂出来呢!这不是很滑稽么?自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沈起予的只看了砍杀后的《山坡上》便来“全面估价”，不能不说是非常轻率的举动!因此，他为了不得不应付《每周文学》编者在“宴”席上给他指定的题目，所以就不免在那儿做翻案的八股文章。开头是牛头不对马嘴地称赞了我的《山坡上》一番好，随即就翻案过来说，其实这好同时也就包含着不好。接着就比我以《光明》，吓我以《铁流》，这么那么的来一套“公式”。夫《光明》和《铁流》，都是伟大的长篇名著也，我的《山坡上》是甚么呢?不过是一个九千多字光景的短篇而已。各自的主题既不同，风格(恕我暂借这两字用用)也各异。如果说《光明》和《铁流》是太阳，那么，我的《山坡上》不过是一支蜡烛而已。不过蜡烛虽小，究竟也有它蜡烛的用处，可是沈起予却硬要不伦不类地拿太阳来吓倒蜡烛!意思说，这蜡烛简直没有像太阳那样做法，那自然就活该取销!他说：
《铁流》对郭如鹤修饰得很少，有时简直是随便画几笔，很粗浅的，然而郭如鹤依然显得很清楚，很凸出。描写“动作的经过”，与描写“内心的经过”一样，若把这描写到了最后的地位便会显得很琐屑很繁重的。
这吓得我赶快去看《铁流》，可是很碰巧，在《铁流》里捏拉陀夫的序言上，使我很诧异地发现了一段和沈起予那些话几乎完全相同的字句。我于是把引在上面的沈起予的那些话记上旁点和旁圈，也把引在下面的捏拉陀夫的话记上旁点和旁圈，请读者不妨把它们对一对看。捏拉陀夫说：
“内心的经过”退到了最后的地位，显得很琐屑很无聊了。……郭如鹤的形象在这部小说里面仍旧是显得很清楚的，虽然艺术上的修饰有时是很少的，然而描写出来的景象却是凸出的……
原来沈起予为了要做翻案文章，竟把别人批评长篇的伟大的《铁流》的话硬生生地消化都没有消化一下就变成他的话，公式地硬抬来压在我的九千多字的短篇《山坡上》!这一压，当然“理合”折断筋骨!像这种用更大的作品来抹杀较小的作品，取销他的意义，是向来某一些“批评家”们玩烂了的把戏!想不到沈起予也来玩这一下。当然，像他这样的翻案法，结论便可以随心所欲了，他说：
然而，《山坡上》毕竟是一篇有意义的作品，编者之不忍(!)直接放弃，而决心加以修改登载者，其动机想便在此。但这时编者似乎忘去了顾虑作家的心境；假若在未修改之前先征求一次作者的意见，若得不着同意便不登载的话，我想这一场纠纷也不会有了。
他的“然而”这一转，就完全替傅东华的砍杀洗刷得干干净净，顶多不过是替他惋惜在“应该的砍杀”之前不曾征求作者的同意罢了!像他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是《每周文学》编者在“宴”席上指定要他作的，另方面是他的文章也完全承认了砍杀的合理，请读者们大家来想想罢，他这算是甚么东西呢?这并不是我不接受批评，但像他这样的“批评”，实在是令人碍难接受!而且是值得唾弃的!
理论一过，我们又来叙述事实。
沈起予怎样地写出了那“批评”，是甚么东西，大家巳看见了，此外，我也实在不愿更深地去推测别人的“动机”，但客观上却是很中了傅东华们的意。
其时，傅东华的《文学》正感到编不下去。原因是，据说在他砍杀了我的《山坡上》之前，许多作家曾因他的某一件事而愤慨，拒绝给《文学》写稿。到了砍杀了我的《山坡上》以后，又有许多作家愤慨而拒绝给《文学》写稿，于是傅东华不得不提出辞职了。但经过几次改组，都因为好几个作家拒绝参加他们的编委而成了泡影。沈起予在写了他那“批评”以后，不知是傅东华们和他呢?还是他和傅东华们?总之，他们是密切起来了。适逢《文学》编委的某一次改组，据说就决定由沈起予接替编辑。呵呵，原来在那一次“邀宴”之后的一篇对《山坡上》的“批评”竟发生了这样大的效力!受伤了的我是被踏在“正义”呀之类的他们的脚下了，他们则正高举而且互碰着“联合”的酒杯!可惜的是后来听说另外又有一半人数拒绝参加编委，那改组竟又成为昙花的一现了。虽然，这铁一般的事实，却实在给了我不少的教训!
关于答沈起予的部分就到这里为止罢。现在就来谈谈那个躲在沈起予背后向我放冷箭的《编者按》。前一次的那《编者按》是这样的：
周文先生的小说《山坡上》所引起的纠纷，本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可讨论之点也还有，我们请沈先生发表一点意见，他就从艺术着眼，写了上文。至于其他许多是非，《文学论坛》和《知识》第五期上周文先生的答复都说得很多，尤其是周先生的答复。
我把这些旁点加上，就更加看得出那按语的用意来了。这回的“纠纷”，正确说，是《文学》傅东华“删改”《山坡上》引起来的，但《每周文学》编者却写成是我引起来的，这不是很有意思么?他既用“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来取销这论争的意义，又说是“许多是非”，是同《文学论坛》已答复得很多而且特别是我的答复，这不是说，我不过是在那儿惹是生非么?此外，更有意味的是这场所谓“纠纷”，当事者是傅东华和我，但《每周文学》编者绝口不提傅东华这名字，连《文学》这两字都没有。这是为甚么?天晓得!但这回的《编者按》却说那回的“按”语是所谓“左袒”我的了!当我初初看见“左袒”这两个字的时候，很疑心这恐怕是曾经“邀宴”而出“进攻专号”的《每周文学》编者写错了的，恐怕是把“傅东华”错成“周文”了。但仔细一看，这编者却确说“左袒”的是我，真不禁使我打一个寒噤。我们不妨想想这样的情景罢，当敌人挥着板斧向我砍杀过来的时候，他们是正站在我的背后一面向敌人挤眼睛，“眉目传情”，一面顺手就射我一箭。但我立刻发觉，拔下这只冷箭来；可是他们也立刻换过一付面孔来了，摆着同伴的样子跳出来说，那是“左袒”我的，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但不要看得他这是滑稽，其实倒是一种新的“进攻”方式。为甚么?因为读者究竟不是当他们之冲的对象，他们那文章或《按》语读者读过了也就会随手抛开，忘却了。但我却曾在有两篇文章里驳过那“按”语，而他们现在说那“按”语是“左袒”我的，这就在暗杀了读者显得我所驳的是所谓同伴们的“左袒”，于是凡我的一切严肃论战，都就在他们这装得严正的脸嘴之前化为幼稚，粗暴，“以德报怨”了!这战术倒也毒辣!不过，这位编者好像忘了他是显“主张公道”身而出现的，当写出“左袒”(!)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知他们曾否全身起鸡皮疙瘩?但客观上倒也使我更加认清了这所谓“主张公道”的“公道”是些甚么东西!
1936年5月10日《夜莺》第1卷第3期
署名：周文
① 作者注：也“恕我”如沈起予一样“以下一律略去‘先生’二字”。
② 《每周文学》即《时事新报》上的一个栏目。
③ “文学论坛”即《文学》杂志上的一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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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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