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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光荣的使命

王云风主编

1937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我党我军的办事处。新的斗争形势又一次召唤着这位60岁的老人。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命令，11月26日，徐特立带着随行人员离开延安。途经武汉，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切会见之后，于同年12月9日来到湖南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据长沙市“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纪念馆同志查证，办事处开始设在长沙市蔡锷路(现大寨路)徐家巷的徐家祠堂，后迁至寿星街2号。徐老担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兼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领导办事处工作。徐老是代表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首都延安去的，是带着延安的精神、路线、方针、政策去的，为着这光荣的出使，他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坚持战斗了两年零九个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斗争。因此徐老在湖南的斗争，应该成为他在延安光辉业绩的有机组成部分。 　　积极向湖南各阶层人民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是徐老为首的办事处用力最勤最多的工作。徐老一到长沙，就成为湖南各家报纸的新闻人物，有一家报纸是这样来描绘他的形象的：“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天(12月9日)下午2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这一神形兼具的传奇式的描绘，立刻吸引了众多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以及爱国进步人士，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访问徐老，把他居住的犁头街南方旅馆挤得满满的。对于来访者，他都亲自接谈。徐老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管访问者是白天来还是夜晚来，都要通知他，如果他外出了，就要把来访者的姓名、地址记下来，好去找人家。徐老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做工作的。 　　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天，他就在银宫电影院讲演，宣传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听众达三四千人。当天下午，他又会见报界记者，向他们谈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诸问题的分析和看法，他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说：“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得这样低，不但离开事实，而且是于长期抗战有害。”他接着说：“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武器，我们可从敌人那里夺取，我们从战争中补充。”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打游击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拿手戏。我们将通过游击战发展壮大，越战越强。有人表示怀疑，问：共产党、八路军有没有工厂?我们回答：有!又问：设在哪里?我们说：过去设在南京，现在设在东京。他最后深刻而有力的告诫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可能的，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唯有从抗战中求解放才是活路。从此后，徐特立外出讲演十分频繁，联合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礼堂、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长沙的每一处地方都响彻过他那慷慨激昂的声音。长沙人民的心里至今还留有他那平易近人、不屈不挠的光辉形象。当时长沙的《观察日报》曾经报道说：“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祥，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1938年的一天，徐特立应邀前往他昔日任教的一师讲演，学校当局曾提出不谈“党务”、“政治”、“军事”，只着重谈“做人”、“治学”、“做事”三项，进行限制。但徐特立亲临该校，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进步学生更是欢欣若狂。徐特立演讲，以大义凛然诚恳亲切的言词，对抗日救亡的形势、爱国青年的任务和应走的道路进行了深刻论述，激起学生们爱国热情的高涨，纷纷表示了对抗日战争的无比向往。 　　徐特立在湖南的宣传工作，更为重视报刊的作用。在徐老的组织和支持下，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继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下》和《长沙青年》等报刊。徐特立还与黎澍、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报刊负责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他们的进步和安危，及时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精神传达给他们，以便进行宣传和刊登，在经济上也给予定期资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各报刊撰写文章，指导他们办好报纸和刊物。1938年3月 5日，他发现《抗战日报》上《晚会之歌》一短剧中某些内容，与我党的路线政策不尽一致，立即致函该报，指出其“错误对于目前的外交和国内的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接着还指出：“目前是全民抗战，包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在内，是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以此纠正《晚会之歌》错误之所在。该报编者公开表示诚恳接受，并说：“承蒙先生指出这个大错误，使我们有更正的机会，这是十二分感激的。”正如徐老在1938年3月于《抗战给我们的机会》一文中所说：“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本来是一个极不爱写文章，不大公开发表政治言论的人。但革命形势的发展，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10倍以上的文章。”当时收集在《抗战中的政治问题》一书中的文章，仅占他当时书写的文章的一半，就将近10万字之多。书中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关于战时训练干部，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民武装，以及揭露托派、汉奸、驳斥“亡国论”、“速胜论”，坚持持久战的方针等等，都做了深刻的论述。 　　政治形势对宣传工作的迫切需要，使这位革命老人青春再现，更使他目不暇给，夜以继日。诚如徐特立自己所说：“我离陕北来长沙，正是上海失陷以后，南京所将失陷的时候。国家存亡，摆在国人面前，以至人心空前的浮动，也正是敌人的政治进攻，最有利时期，而长沙又是政治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与我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其中爱国的志士，却把我当作了预言家，而政治间谍也就把我当作了他进攻的目标。因为我不是以个人的资格来湘，而是八路军的代表兼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测量我的态度者，也纷至沓来。”工作是艰苦极了，正象“坐在狂风巨浪漂泊的舟中”，深感把舵之困难。又据当年在徐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回忆，徐老房间的灯光，常常是彻夜不灭。这仿佛是一种象征，是从延安的黄土地上带来的一种象征，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为湖南人民照明了抗战的前途和方向，鼓起了人们抗战的勇气和热情。 　　徐特立同志不仅是党在湖南的著名抗日鼓动者宣传家，而且是一名实际工作者，活动家。他所进行的实际工作，总目标是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为此，他首先注重党的组织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多次干扰，湖南党的组织也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徐特立到长沙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他是省工委委员，并担任统战部长。 1938年，徐老和省工委深入工矿、农村、码头、学校作社会调查，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向党中央写了五个调查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国家的军事工业部分的移到湖南，重工业工人较过去增加，……矿工并不因军事减少，反有增加。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有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有党的组织，工作还好。……长沙码头有江西逃来的同志在码头上劳动，不久以前我们和他们接了头，谅已有了组织。”这些记载凝聚着徐特立和省工委的精力和心血。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日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证，在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长沙市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敌会、文抗会、妇抗会、工抗会、学抗会、商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其中以文抗会最为活跃，影响最大。为了提高党和群众组织的政治素质，增强战斗力，又多次举办培养党员训练班，他亲自讲课，并编写了《党的建设讲授提纲》。 　　青年历来是政治斗争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徐特立十分关怀青年，把他们大批的吸引到抗日战争的熔炉中来。当时来办事处的青年络绎不绝，徐老总是亲切地耐心地接待他们，还指派专人负责这方面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为他们办了几期学习班，亲自给他们讲课。在办事处的热情帮助下，一批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求去延安、去抗日前线。有人统计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直接介绍去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就有一千多人，为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有位女青年，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工作，多次听过徐老讲演，深受教育和鼓舞，直接到办事处找徐老，要求去延安。徐老先把她安置在办事处工作，经过一段考验后，就亲自介绍她去了延安。徐老的次子徐厚本，儿媳刘翠英，一心想去延安，徐老大力支持，并替他们给自己的夫人做思想工作，使他们高高兴兴地踏上去延安的征程。徐老中途回延安开会，路经湘潭，在十三总长丰公油盐号住宿了一晚，这个店子里的几位青年店员围坐在徐老身边，徐老给他们讲述革命道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说：国难当前，对日寇的侵略，决不能容忍，只有斗争，才能闯出自己的光明前途。徐老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店员们一致要求徐老题词留念。徐老当即答应以后写好寄来。1939年的一天，徐老亲笔题写的一幅对联：“有关国家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连同一副条幅，寄给了该店的青年工人王汉秋。王汉秋同志珍藏至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出来。徐特立就是这样走到那里，把抗日的革命工作做到那里。 　　统战工作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极为重要的工作，徐特立奋战在统战的前沿阵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他在长沙经常组织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小型的座谈会和读书会。有一次，徐老自己在麻园岭邀集了吕振羽、张天翼、邵荃麟、薛暮桥、罗群、翦伯赞、谭丕模等文艺界、新闻界、史学界的二十多位著名人士开会，关心他们的进步，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动员各界人士投入抗日斗争起了促进作用。徐老也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的人士的统战工作，与黄炎培、张西曼、张治中等先生都有联系，还亲赴他们的寓所做客，进行坦率交谈，鼓励他们团结爱国，共同抗日。 　　徐特立工作在国统区，政治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答应一致抗日了，但是还时刻策划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阴谋，以削弱人民革命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徐老和他领导的办事处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象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战士那样，一身正气，毫无所惧，既维护了共同抗日的大局，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气焰。 　　释放政治犯，是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之一，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竟违背诺言，拒不执行。1938年春，当徐老获悉原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参谋长乔信明等三十多位同志，从国民党江西监狱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时，就大义凛然地前往监狱看望他们。国民党当局迫于徐老在湖南的崇高威望，不得不令看守打开监狱，让所有“政治犯”出来列队会见徐老，徐特立以激动的心情对他们谈了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谈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最后满怀激情地说：“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坚定他们的信心，鼓舞他们的斗志。回到办事处后，他马上开出立即释放乔信明等三十余同志的名单。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予释放，反而急忙将他们转走，妄图杀害。徐特立闻信后，挺身而出，直接找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交涉。经过坚决斗争，乔信明等终于从桃源监狱获释出来。徐特立又指示办事处的同志，将他们接来长沙治病和学习。后来，在办事处安排下，乔信明等去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经西安前往延安，或分别奔赴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1939年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年头，这一年初，徐特立参加完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到长沙，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火烧长沙后一片残垣废墟的凄惨景象，无法遏制心头的怒火。他急忙找人了解情况，得知大火后的善后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已经妥善已解决，才放下心来。这时，办事处已迁往邵阳，他便风尘仆仆地赶往邵阳，参与召开湖南省委扩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在会上及时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杀害了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徐老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严厉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办事处开办的邵阳民众书店遭到查封，徐老闻讯后，随即写了一篇檄文，托人到衡阳国民党印务社印刷，又派专人拿到邵阳的戏院里散发。此后，国民党日益反动，办事处无法继续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仅由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并曾由邵阳转移至湘潭、衡阳等地开展工作。形势真是险恶极了，但徐特立总是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11月，田汉组织起七个湘剧艺人的抗敌宣传队赴各地演出，出发前，徐特立亲临指导做演讲，冬末，宣传队外出回长沙，国民党湖南当局竟以湘剧艺人宣传队曾听过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演讲，充当共产党喉舌作口实，拘留剧队负责人徐绍清，宣布撤销抗敌宣传队。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阀、湖南省主席薛岳，凶相毕露，指使其衡阳警备司令部，口头通知徐特立，限期离湘。 　　1940年初，徐特立离开湖南抵达桂林，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救亡日报》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驱共的罪行。该报曾这样报道这一消息：“中国抗战可敬可佩的沈钧儒老先生刚回重庆，又来了一位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徐特立老先生。谈话从欧战谈起，并用手指分析。借咳嗽吐痰之机，请问徐老先生是路过此地，还是来此地访友。我是奉命驻湘，因有衡阳欧阳警备司令派来宋秘书长说，是奉薛长官之命，要我在一星期内离开衡阳。我说，既是薛长官命令，应有文字通知，何以要你宋秘书长口头通知要我离开衡阳。宋说：是我衡阳警备司令要我口头对你说，你老先生离不离开，可由你自己选择。我怕不离开衡阳，又有平江惨案发生。我已去电前方，如果回电要我驻湘，我即逗留不久回湘。”徐特立在桂林《救亡日报》上发表这一消息后，即返回衡阳、长沙，进行地下工作。 　　1940年8月间，徐特立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离开长沙，经重庆返回延安，结束了他这次光荣的出使。他肩负着延安的重任而去，满载着延安的赞誉而归，他将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和辛劳工作写入了伟大的人民抗日战争的壮丽史册之中。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