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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边区教育的奠基人

王云风主编

1935年10月19日，陕北吴起镇上，秋高气爽，红旗猎猎，历经二万五千里征途的红军战士在这里落脚了。傍晚，徐特立接受了谢觉哉的建议，一同躺在郊外的野地里合上了困倦的眼睛。秋虫唧唧，秋风萧萧，两位老人就在陕北高原这块粗犷的土地上放松了一下10个月来未曾松驰的筋骨，准备去迎接新的工作。 　　为了领导西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甘宁晋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共设八部一局，徐特立担任教育部部长。从此，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教育家，不避艰辛，在陕北这块文化教育的荒地上，开始了辛勤的耕耘。 　　要在陕甘宁边区发展教育事业，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就必须了解边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于是，徐特立一到陕北，就开始对这里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1935年11月7日，徐特立随党中央西北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来到了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当天，他行装甫御，就来到当地唯一的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去听课。因为他身着破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学校教员王志匀同志还认为他是马夫。第二天，他与董必武、冯雪峰同志又去听课，当冯雷峰同志一一介绍过后，王志匀才恍然大悟，对徐特立的艰苦作风敬佩不已。 　　经过调查，徐特立发现，这里学校太少，文盲遍地，知识分子奇缺。全苏区共辖23个县，将近两百万人口，初级、高级小学却只有120个，文盲竟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并且，在革命斗争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了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很少有人做教育工作。就盐池而言，识字的人只有一百左右，其中八十多人就在政府各部门工作。在调查中，徐特立认识到陕北文化教育的这种落后状况，是由自然条件差和生产水平低等因素造成的。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广人稀，人口散居，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儿童上学，多有不便，家长也放心不下。从生产力状况看，这里十分落后，劳动力耗费格外大，农民的孩子都得帮着父兄拦羊挡牲口，或帮母亲打狗喂猪干杂活，哪有读书上学的闲功夫。从前，官府曾规定学令儿童不入学要缴纳罚金5元，老百姓宁肯受罚也不让孩子上学。红色政权建立后，稍识几个字就可能成为“公家人”，使家庭的劳动力减少。因此，这里的老百姓没有送子女读书的习惯，而且还把教育看做是一种有害无益的负担。 　　徐特立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相反，他坚信困难是会被征服的，落后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1936年7月2日，徐特立同志随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到达志丹县城，在这里同美国朋友海伦·斯诺进行了亲切交谈。斯诺认为，在陕甘宁边区办教育，“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而徐特立却说：“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接着，他又充满信心地说道：“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①寥寥数语，一位老共产党员改造社会的勇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徐特立的信心还来自他对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状况的调查研究之中。他欣喜地发现，边区好多地方有办冬学的习惯，这说明这里的老百姓也有求知的欲望，决非愚不可教。并且，他还印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原则，即办教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为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如果教育脱离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就势必遭到群众的抵抗和反对。因此，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办教育，首要的问题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必须使教育形式和内容符合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实际，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个发展陕甘宁边区教育的方略在徐特立的胸中渐渐地成熟了，这就是通过发展师范教育来带动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要素，在教师奇缺的陕北，必须把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师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在由他起草的题为《关于群众文化教育建设草案》的文件之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地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地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炼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 　　在红军长征初到陕北的1935年冬天，为了迅速培养出急需的小学教员，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协助陕北省教育部在瓦窑堡创办了一个小学教师寒假训练班，徐特立不顾征途劳累，风尘仆仆地来到瓦窑堡，亲自当上了训练班的班主任，并且从编写教材起直到上课，他样样都干，忙了个不亦乐乎。课余时间，他还常到学员中间，与他们促膝谈心，勉励他们努力奋发，搞好边区的教育工作。不久，经过徐特立精心培养的八十余名小学教师，作为陕甘宁边区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携带着文明的种子，走向了边区各地。 　　1936年7月，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起来。徐特立是新文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把新文字看做是扫盲的利器，于是，便在志丹县办起了夜校，开始了运用新文字扫盲的实验工作。这年冬，徐特立在办扫盲夜校经验的基础上，招收了一批病残战士和地方青年积极分子，创办了扫盲师范，亲任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师范教育的最初尝试。扫盲师范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办起来的，当时，没有课桌，徐特立就带领学员到河边搬回石板，支撑起来当课桌；没有教材和教师，徐特立就采用新文字自编自教，经过徐特立的精心培养，这批学员很快掌握了新文字，他们在日后的社会教育中，成为运用新文字扫盲的一支生力军。 　　为了纪念鲁迅，在徐特立的关怀和主持下，1937年2月2日，扫盲师范易名为鲁迅师范，校址设在延安，校长是王志匀同志。7月，因延安粮食发生困难，学校迁至延长。鲁迅师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她担负着为边区教育培养师资，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重任，于是，徐特立对她格外地珍爱。学校迁往延长后，徐特立当即赶到那里，帮助学校进行整顿，建立了教务科、训导科、总务科。他还亲自给学员上课，并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根据，编写了政治课教材。徐特立在鲁迅师范生活、工作了三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鲁师发展十分迅速，学生由23人增加到360人；学生文化程度由文盲提高到初小、高小毕业水平，还有少数中学毕业生；教学班数也由一个班增加到八个班。由于徐特立的热情支持和精心指导，鲁迅师范学校在短短的时间里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它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教育工作者，而且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批优秀战士。鲁师很快就成为一所遐尔闻名的学校，它的声誉远播全国。 　　随着小学教育的发展，师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单凭鲁迅师范的培养，是满足不了需要的。为了尽快培养师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素质，边区教育部便利用寒暑假的机会，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1937年徐特立已经60高龄了，但在教育部举办暑期训练班期间，他还亲临指导，登台讲课，并且还经常与学员促膝交谈，问寒问暖。 　　1939年夏，鲁师与边中合并为边区师范。9月，教育厅决定在关中、三边两分区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10月，在刘端棻、王伯勋等人的主持下，第二师范在关中新正县宣告成立；在文普华、芦勤良等人的主持下，第三师范也在榆林定边宣告成立。至此，陕甘宁边区的师范教育已初具规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徐特立的重点发展师范的战略思想初步得到了实现。 　　在师范教育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徐特立非常重视小学教育，他认为儿童教育是一切国民教育的基础。为了把边区的小学教育推向前进，徐特立在他负责起草的《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里，初步规定了五年小学制，并提出了小学教育的几个原则问题。他说：“要从中国的(困难时期破产的农村的)、历史的(儿童或迟或早是无产阶级社会的主人)、生理的(智力体力发育未完成)观点来看今天的儿童，不分男女、成分，施以同等免费的教育；要从民主的、具体的生活中来发展他们的天才；要把读书和工作、校内和校外密切联系；要依据信教“个人自由的原则，学校不得列入宗教科目和孔子的经学。”这段话包含着从实际出发的教学原则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雏形，同时还在教育内容方面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在《国难教育的原则和方案》一文里，徐特立明确提出了艰苦办学，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在没有粉笔时，利用木炭、粘土做粉笔；没有毛笔纸张时，就用沙盘或土盘练习写字……没有书的时候，就不依靠书本，凭着理解力和记忆力来学习，只要教员有一本书，就可以行进教育，至于桌椅更不算问题；没有书房，可以进行野外教学。” 　　正是在徐特立这些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迅速发展了起来。在红军来到陕北之前，这里的小学仅有120所，到1937年春季，小学增加到320所，拥有学生5600人，秋季，学校增加到545所，在校学生10396人。到1938年春季，学校进一步增加到700所，学生增至14207人。仅就延安而言，以前只有7所小学，共有学生70名。此外，天主教堂也办过7所小学。但是，因受内战的影响，这些学校后来都停办了。1935年冬天，苏维埃政府重新办起了五所小学，学生人数也恢复了旧有的状况。到了1936年5月，学校就增加至25所，共有学生500人。到1938年，这里的学校已多达55所、在校学生共有1253名。 　　徐特立不仅把从宏观上组织、领导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看做是自己的重任，而且还把亲临教育第一线，亲自办学看做是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边区的大批干部纷纷到前线同日寇作战，他们的子女留在后方无人照管。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徐特立向中央苏维埃政府提议成立干部子弟小学。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1937年3月21日，徐特立亲自创办了边区第一所干部子弟小学——鲁迅师范附属干部子弟小学。 　　徐特立非常关心鲁迅师范干部子弟小学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他在延长鲁迅师范期间，每天晚上都要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帮孩子们盖被子。当时，边区物资缺乏，供应紧张，他总是有饭先让小学生吃，有衣先让小学生穿。当年曾在小学班学习过的谢绍明同志说：“徐老的革命精神对我是很好的革命教育，从此，我见到同志有困难就帮助，逐渐成了一种习惯。” 　　陕甘宁边区文化落后，人们愚昧无知，不重视知识，父母对于子女既不知教，又不知养，因此，小学教师就不为人们所尊重。徐特立看到广大小学教师在乡村山野埋头执教，物质生活极其清苦。他知道要发展边区的小学教育，就必须关心小学教师的生活。于是，1941年8月27日，徐特立便为在延安受训的各县数百名小学教师发起了募捐慰问活动，他亲自带头捐款100元。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件事情后，当即捐赠了400元，朱总司令也捐赠了200元。这一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小学教师，他们从这次活动中得到的并不是微薄的馈赠，而是领袖的关怀勉励和期待。 　　徐特立十分重视对小学生进行思想教育。1946年，陶端予改造文富贵、鲍侠影改造郭胜的事迹在《边区教育通讯》上刊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这套说服解释、感化教育的办法在大多数学校里是行不通的，应该在不失爱护学生的原则下，采用强制性的体罚措施来教育学生。针对这个问题，教育通讯社写信给徐特立，征求他的意见。徐特立在题为《非要惩罚不可吗?》的回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从教国民不教顺民的教育目的出发，主张说服教育，反对惩戒体罚。他说：“学生之不受纪律的原因，或者出于一时的感事冲动，事后常常忏悔；或者出于自以为合于真理，合于人情，坚持自己的意见。前者不必惩罚也可能自己认错，后者若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以前，单纯地加以惩罚，那么就只有两个前途：其一，就是无路屈服；即盲目的服以，其二，就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前者必使学生渐成奴性，后者则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了。惩罚方法以不用为是。”②同时，他还在教育通讯社给他的信上作了一些眉评，对陶端予等人的说服教育的办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这种办法行不通，是老师的教育能力尤其是决心不够，这就为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提高能力、增强决心的任务。1945年，徐特立曾在《边区教育通讯》上发表了《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一文。文章针对小学教育中存在的体罚惩戒等奴化教育的错误，强调对坏学生的教育改造要坚持思想教育。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尊重人民的人格，从培养他们的信心，自尊心中批评他们的坏处。对犯错误者……，(应)从思想上彻底给以改造，而不侮辱他的人格，保存他的自信心。”对于坏学生，要“给他们以好的环境……，暗示以很好的前途，使他们用自信和自尊去克服他们的坏处。这是很好的训育典型。”③ 　　从1935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学校数目与学生人数连年递增，到1940年秋季，全边区的小学增加到1341所，学生人数多达43628人。这与1935年相比，增加了10倍以上。 　　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提出了发展中等教育的要求，没有中等教育的发展，小学生就无法继续上学，小学教育就会因为师资不足而难以进一步发展。徐特立在苦心经营小学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发展中等教育，特别是对师范教育尤为重视和关心。为了进一步发展边区的小学教育，为边区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和革命知识分子，徐特立在《关于群众的文化建设草案》中提出了“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的主张。在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除过鲁迅师范之外，还有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但这两所学校实行的都是国民党化教育。1938年边区中学成立，次年秋，又与鲁师合并为边区第一师范。1940年，是边区中等教育大发展的一年，这年春天，第二师范和第三师范在关中和定边成立，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由我党接管。这年夏天，陇东中学也在庆阳成立，该校还设有二年制简易师范班及三年制初级中学班。1941年9月，鄜县师范又宣告成立。至此，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初具规模。如果把医药学校、农校、职校和新文字干部校等算学在一起，边区共有各类中等学校10所，其中师范学校五所。这说明，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是以重点发展师范教育为特点的。而这一特点，正是徐特立通过发展师范教育来带动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战略思想的反映。 　　1944年春，延安师范与延大中学部合并为延安中学。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徐特立前往校该住校一个多月，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学校工作。在他来校的第一天，校长为了表达师生对他的欢迎之情，指派厨师为他多炒了一盘菜，可他却硬把这份菜拨给了同学们，并且要求校长对他不要搞特殊化。他总是说：“共产党员不是做官，而是做事。” 　　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经历了在探索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不断前进的过程。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中小学校教育正当蓬勃发展的时候，却走上了“正规化”，即“国民党化”的错误道路。这种“正规化”致使边区教育脱离了人民生活和生产实际，严重地影响了边区教育的发展。为纠正这一错误，徐特立同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正规化”倾向在边区中、小学教育中都有所表现。就中等教育而言，“正规化”倾向发端于边区师范，到1941年冬天，便在各校蔓延开来。边区师范成立时，就提出了“正规化、地方化”的口号。从1940年第二学期到1942年第一学期，该校共开设了十六门科目，其中十二门科目的教材就是根据外国出版的课本改编的，这些教材大都只讲一些抽象的原则，与边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没有联系。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在我党接管后，仍然坚持正规化道路。绥师提出“要维持现状，……兼容并包，一切照旧”，保持“地方公立性质”。因此，在课程、制度、教育内容乃至校风等方面都没有多大改变。米中则要把自己办成一个“不白不红的学校”，有人还提出要“学习‘南开’”，把米中办成南开中学。这种风行一时的正规化教育在“学习第一、正课第一”的口号的支配下，只重视文化知识的灌输，而忽视政治思想的培养与提高，造成了脱离实际的严重倾向。 　　对边区中等教育之中的“正规化”倾向，边区教育行政领导机关不但没有及时地加以纠正，相反，还把“正规化”看做是边区教育的发展方向，并且明文规定之。1946年秋，边区教育厅重新修订了边区中学、师范两个暂行规程草案，其主要精神是： 　　一、肯定并提出了正规化(国民党化)中等教育的整套做法，将绥、米两校的方针加以批准，并使之成文，变为法令，使其成为全边区教育的总方向。 　　二、否定了鲁迅师范打破旧式师范教育的老一套，根据实际需要实施教育的正确方向，并将继承鲁师优良传统的其他几所学校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办教育的新的探索都加以抑止了。 　　边区小学教育也走过了一段“正规化”的弯路。1941年，边区教育厅发出了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下一年小学教育工作的中心是健全正规制度，提高学校质量。1942年，边区教育厅就在“整顿小学、实行精简、提高质量”的口号下，不顾边区的客观实际，制定了错误的“精简”原则，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规定，严重地影响了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例如，有关文件就明文规定，三里或五里以外的学生一律到校起灶，学校在学制上要按部就班，学生不得中途退学，每校学生不得少于25人，并要统一校历、统一放寒暑假的时间。这种正规化错误倾向对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全边区兴起了合并、裁减小学之风，致使学校及学生的数目大大减少，但教学质量并没有提高。据统计，学校由1942年的1198所减为1943年的752所，学生则由40366名减为16816名。 　　二、教育与群众生活脱节，学校里所教的东西，不是广大群众实际生活中所迫切需要的东西，群众有让孩子上学“不顶事”的感觉。 　　三、教育与生产脱节，学制比较机械划一，课程比较繁杂，不能适应农民且耕且读的要求。农民有“误不起”的感觉。 　　四、学校与家庭脱节，学校的活动，家庭不得而知，动员儿童入学又有强迫年龄的毛病，更引起了家长们的疑意，以为儿童一进了学校就变成了“公家人”，因而不愿送子弟入学。 　　五、学校比较集中，不适应农村分散的环境，有些县在一个乡甚至一个区才有一所学校，多数学生须离家住校，既不能帮助家庭干活，又要增加家庭的负担，许多家庭“供不起”。 　　为了纠正边区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之中的正规化倾向，徐特立同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1941年9月，当正规化错误倾向开始蔓延的时候，徐特立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大学、中学采取欧美教材，政府的教学计划要被外来的书籍支配”，是脱离边区实际的。1942年3月2日，中宣部扩大的部委会议决定成立文化教育研究会，为了编写出符合边区实际的教材，决定由徐特立负责编辑出版史、地、数、理等教科书。 　　1944年3月16日，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运动第17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徐特立同志与教育厅柳湜厅长联名召集了国民教育座谈会，交换对过去与今后边区教育工作的意见。会上，徐特立介绍了生活教育运动的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并将陶行知先生的精神概括为“面向群众，实事求是”，指出陶行知先生极重视中国农民的问题，他亲自走到农村中去，主张走上门去对农民进行教育。柳湜厅长说陶先生的作风是浓厚的实际精神，在边区发扬他的精神，就要从边区的实际出发来发扬边区人民的教育。张宗麟先生在发言中指出，边区的国民教育，是广泛的群众教育，他主张教育工作的方式、教材等都必须依照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和需要而灵活变更。他们的这些意见，对于纠正正规化的错误倾向具有重要意义。这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大会开幕式上，徐特立对他参观过的杨家湾、裴庄、莫家湾、南二十里铺、仁家窑子、桥儿沟等小学倍加赞扬。并且，强调教育要跟实际密切联系，指出旧的教条要不得，新的教条也用不得。 　　1945年，徐特立在《边区教育通讯》上发表了《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一文。文章对杨家湾小学、米脂东关民办小学、顺宁的巡回学校以及镇原冬学等学校的办学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并且从这些学校的不同特点之中概括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联系。他说：“学习不独不妨碍生产，而且是增加生产必经过的途径。”④他还指出，不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边区教育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切劳动者都是现实主义者，强迫他们学不实际的东西，必然遭到反抗。”⑤对于这些学校的成功经验，徐特立除过肯定和赞扬之外，还看到了他所包含的意义，他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教育方面的表现。 　　正规化错误的要害就是脱离实际，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为特点的主观主义是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徐特立关于教育要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以及批判教条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对于纠正正规化错误，保证边区教育健康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从1943年开始，在纠正正规化的过程中，边区的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以学习与生产相联系为特点的新式教育，不但受到了边区人民的欢迎，而且他们还行动起来，亲自创办学校。从此，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就变成了受人民群众欢迎、支持并亲自参与的伟大事业。面对这种情况，徐特立感慨万分地说道：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竟把中国历史的教育成规改造了。”⑥ 　　徐特立同志在领导陕甘宁边区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他在没有读书室、参考资料的条件下，“仅用一个脑袋，两只手，一只笔、一张嘴巴，两条腿”来亲自编写和指导编写教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边区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7年六、七月间，徐特立同志带着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到了延长鲁迅师范学校，编写以十大纲领为内容的政治教材。他集编者、学者、讲者于一身，边学习、边编写、边解释，征求学生的意见，在政治教员赵文藻同志的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工作。 　　1943年，徐特立调离自然科学院，回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负责编审处工作。编审处主要由徐乾、潘开茨、赫笑天、夏光伟、凌光、石瑛和赵文藻等组成。徐特立在石瑛、赵文藻等的协助下，仅以一本32开本的旧地图为资料，编写出了一部政治地理教材，满足了具有一定工作实践、实战工作经验的党政军中级干部学习的需要。1944年，徐特立编写了《中级算术》一书。该书出版后，颇受欢迎，一度供不应求。《解放日报》在1945年1月14日曾发布消息说，该书“不到两个月已售卖一空”。 　　徐特立不仅编写教材，而且还热情地指导青年同志编写教材和讲义。他在自然科学院任院长时。常和青年数学教师张凌光住在同一孔窑洞里。他总是抽出许多时间和张凌光同志讨论有关编写教材、改进教学的问题，还辅导张凌光同志学习微积分。 　　董纯才同志在边区时，曾在徐特立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小学教材。他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徐老的意见，就编写了两套初小语文课本。”徐特立主张编写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象百科全书，即不但有政治内容，还应有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生产常识。”在小学算术的编写上，他主张“要加一点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常识，理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应用这些知识。” 　　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干部学校。有一次，徐特立在边区政府见到在干部学校担任文化课教员的姜国仁同志，亲切地对她说：“他们都是成人，老干部，党的政策都懂得，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只是缺乏文化，不能用小学的教科书教他们，必须编一套适合他们的讲义。”姜国仁同志面有难色，说道：“连书籍都没有，没法搞。”徐特立笑了笑，热情地说：“我来帮助你。”从此，徐特立就经常从杨家岭跑到干部学校帮助姜国仁写讲义。据姜国仁同志说，这个讲义的大部分材料都出自徐特立的腹稿。 　　在组织发展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徐特立深感没有一套适合边区政治、经济状况且能满足边区教育实践需要的教科书是不行的，于是，他便计划自己亲自编写这样一套教材，党中央对他的这一计划表示同意和支持。1946年春天，他就着手调配干部到杨家岭进行编写工作。这年冬天，国民党准备进攻陕北，党中央决定让徐特立撤离延安，编写教材的工作被内战打断了。 　　1947年3月16日，徐特立在党和同志们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此后，他辗转于陕、甘、晋、绥，越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居住于县城附近的沼塘村。从此，这位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告别了这块用心血浇灌的土地，在迎接全国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开始了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设计工作。 　　①见《斯诺文集》第Ⅱ卷第217至218页。 　　②见《徐特立文集》第355页 　　③见《徐特立文集》第315页 　　④⑤见《徐特立文集》第322、325页 　　⑥见《徐特立文集》第323页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