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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科学之光

王云风主编

1938年，武汉、长沙失陷，国民党政府逃入四川，它的军队龟缩在西南、西北，消极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这时，日本侵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大规模进攻，采取了以华制华的策略。国民党顽固派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加紧了反共活动。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国民党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案”，阻挠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到处制造反共磨擦，停止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军饷和装备，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钢铁、布匹、农具、纸张、火柴、肥皂等都要由外地输入。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极大困难。 　　为了扭转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在要求边区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节衣缩食的同时，又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大力发展生产，动员机关、部队和学校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并抽调了不少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创办了一些民用和军用手工业工场，还办了不少合作社、商店。为了更好地吸收科学技术人员参加根据地生产建设，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采取各种办法，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从国民党大后方，以至敌后大、中城市动员科学技术人员以及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到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同时，还在边区的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些科技人员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当时，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就领导调来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创立了中央自然科学研究院。1939年12月25日至31日，党中央责成中央财政经济部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会上代表们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创办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学校。第二，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团结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并更多地争取国民党统治区的科技人员到根据地来工作。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科技人员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讲了话。大会一致同意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并推选吴玉章同志为研究会会长。9月1日，经中央批准，自然科学院宣布正式成立，李富春同志兼任院长，陈康白同志任副院长。至此，我党历史上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在延安创立了。 　　1939年，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奉命撤销。次年8月，徐特立完成了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抗日力量的光荣任务，离开长沙，经重庆返回延安。回延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2月，由于李富春同志工作繁忙，中央为了加强自然科学院的工作，便将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调往自然科学院，继任第二任院长。徐特立早年因在湖南办教育而颇负盛名，后来，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到德、法等国作过教育考察，还到苏联学习过，又长期在中央领导教育工作，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到自然科学院后，学院的领导核心得到了加强。这时，学院副院长陈康白是留德化学博士，对科学教育是内行，教务处长屈伯川也是化学博士，政治处长卫之是个富有经验的政工干部，行政处长杨作材是工程专家，李苏、阎沛霖、乐天宇这些系主任也都能独当一面，都是徐老的好帮手。 　　徐特立同志在自然科学院工作了二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我党的自然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特立认为党中央关于创办自然科学院的决定是有政治远见、具有历史意义的。他看到及早着手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为党培养科技人才，这不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也是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于是，他针对有些人提出的自然科学院可以从缓建立的意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中肯分析，指出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他说：“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能完成的，所以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办好自然科学院，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他坚信：“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的写照。”①经过他的精心筹划，苦心经营，延安自然科学院终于在初创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高等学府。它设有本科(大学部)、预科(高中部)和补习班(初中部)三部分，另外还包括青年技工学校。本科分为物理、化学、地矿、生物四个系科。在1942年秋的教育方针大讨论之后，生物系改为农业系，物理系改为机械工程系，化学系改为化学工程系，撤销了地矿系。这时，全校学生增至三百余人，年龄最小者只有十二、三岁。这些学生，通过几年的学习，打下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全国解放后，不少人经过进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科技工作骨干。现在，他们分布在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上，有的还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在没有校舍、缺乏人员、缺乏科研资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创办起来的。徐特立遵照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的指示，把发展自然科学的工作一件件从头做起。没有校舍，他就带领大家挖窑洞；没有桌椅板凳，大家就用砖块木头当凳子，弯着双膝当课桌；没有纸笔，就用鸡毛管或树枝在地上和沙盘上写算。在边区的科技工作者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徐特立为了保证自然科学院的教学质量，千方百计地为学院请教师。他曾亲自找到肖劲光同志，从联防司令部请来了孙鸿儒同志担任学院本科高等数学教师。陈康白副院长也是在湖南经他介绍而来到延安的。他还亲自给学生讲“联共(布)党史”、“自然科学概论”、“自然辩证法”和“边区建设”等课程。每当他讲课时，全院师生就挤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席地而坐，他站在中间，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讲课不是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依据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人们迫切希望求得的知识。他还常常举出一些有趣的事例，以加深大家的印象，使人受到启发。他讲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无论是讲社会科学还是讲自然科学，时间无论长短，土坪上总是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用心倾听。为了解决科研资料和仪器设备不足的问题，他主张将全边区的图书和设备集中使用，并要建立科学编审的行政组织，有计划地做好对图书的管理和分配工作，他还提出要统计全边区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科学书籍，编成目录，并附简单说明，分途使用，还要做好编辑科学史和基本内容目录的工作，以备选材和编书之用。他给学生上课所用的教材，就是自己编写的。1942年3月，他在讲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形式逻辑时，曾在杨家岭中央书记处用秀丽的字体下了《费尔巴哈论纲》十六个条幅。此后，他将这些条幅送给了毛泽东主席。 　　徐特立经常教育师生要有革命的思想，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艰苦奋斗，把学校办好。他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他与青年教师张凌光、沈哲民同住一孔窑洞，晚上办公，同用一盏小油灯。中央给他配了一匹马代步，他不骑，交给学校搞生产。发给他棉衣，他不穿，在延安遭水灾后募捐了。再发了一套，又募捐了。党中央有时给他送来少量营养品，他总是让徐乾退回去，或转送给病弱的同志。对于年轻人，他关怀备至。当时，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小同学，不会料理生活，徐特立就经常给他们补衣服，洗头，还帮他们消灭身上的虱子。有的同志爱睡懒觉，不洗脸，他就亲自去叫，督促他们洗。 　　徐特立的言传身教，使自然科学院的青年们朝气蓬勃，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一首歌，记载着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的壮举：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 　　我们的信心比山泰还要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1941年，在自然科学院发生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问题的争论。我们党没有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尤其是高级综合性自然科学教育的经验，自然科学院又是首创，尽管大家都同意办，但怎么个办法，却意见纷纭。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所谓“正规化”问题，是适应边区需要，办短期训练班，培养专业干部，还是办正规大学，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知识的专门人才；另一个是分系和课程应侧重理论，还是应侧重应用。争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边区经济落后，没有太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用不着高深的理论，根本无需办大学，更无需正规化，有人甚至主张“学科学用带徒弟的办法”比办学还好；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既然是办大学，就应当完全正规化，也就是照搬大后方办大学的传统方法，甚至照搬外国的经验。 　　徐特立对这场争论极为关心，他著文指出：“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他一方面肯定科技的中心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解决抗战建国的物质问题。办大学要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基础，就要求正规化，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科学是客观逻辑的主观化，是对自然的系统的了解，它基于经验，高于经验，搞科学建设首先要对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如果缺乏科学基础知识，想把科学推向前进是不可能的。他根据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度只搞设计教学，废止系统科学教育，使科学降到最低水平的失败的教训，提出要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他明确指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并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会行不通。”“普通原则问题越能多了解，就越能专门化。过早地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 　　徐特立在强调基础科学知识教育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倡导实习工厂的建设，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然科学院在初创时期就办起了机械实习工厂，后来又陆续办起了化工实习工厂(一开始叫做玻璃实习工厂)、学校农场和科学馆以及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等教学、生产设施，组织学生轮流参加实习。学院还抽出一部分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参加了当时边区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如煤、铁、盐、碱等矿产以及生物和农业调查等。他们曾采集了几千种标本，编出了《陕甘宁边区植物志》，还对开发有名的陕北江南——南泥湾，曾作过先期调查研究和规划工作，提出了建设方案。 　　为了加强教学与边区工农业生产实际的联系，徐特立主张聘请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或技术人员到校兼任教员。在自然科学院教育方针讨论的总结会上，徐特立曾提出：“我们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的联系。”这种把学校教育与生产部门密切联系起来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具体运用，构成了我党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它不独在延安时期发生过重大作用，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事业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2年初，徐特立调回中宣部主持编写干部学习课本的工作，自然科学院院长由陈康白继任。11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校址由马家湾迁往桥儿沟。临行时，徐特立给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赠了“学”、“问”、“思”、“辩”、“行”五个字，要求他们不断学习，不懂就问、认真思考、明辩事非、并且还要身体力行。这五个字赠言，其实正是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体味出来并终生恪守的求知之道与生活准则，它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发扬光大。 　　①见《徐特立文集》第249页。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