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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

李维汉

徐特立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坚强的老战士，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长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真正做到了“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用毕生精力，培养教育了几代青年，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成为全国人民爱戴的师表，全党学习的楷模。 　　我是徐老的学生。1917年，当我在湖南第一师范二部一班读书的时候，就听过徐老的课。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延安时期，我和徐老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对徐老始终怀着钦敬之情。他不仅是我青年时代的老师，且是我终身之师。现在，他虽已逝世多年，但他光荣一生的许多感人事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要把它写出来，让青年一代学习，并激励自己。 　　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徐老生长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从9岁到15岁，读过6年私塾，以后靠刻苦自学，成了很有学问的教育家。 　　徐老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他在本乡教过十年蒙馆。1905年28岁，考入长沙城宁乡速成师范，学了四个月的资产阶级教育学和自然科学。毕业后，兴办新学，邀集朋友，在离城三十里的榔梨市创办梨江高小，附属有女子班和速成师范班。这是长沙县最早的一个小学。还举办了长沙最早的平民夜校。以后，徐老又在家乡先后办起五美小学和五美高小。辛亥革命后，他和姜济寰先生一起筹划，拟在长沙发展一千所小学；为了首先解决师资问题，除举办各种教师短训班外，在既缺经费、又少房屋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兴办了人才辈出的长沙师范学校。1919年左右，人们传诵长沙县800个小学的教师，莫不出自徐老门下。1924年，他从法国回来，再次白手起家，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专门招收乡下失学女学生。徐老还深切关怀流浪街头的孤苦儿童，兴办了湖南孤儿院，亲任院长，让他们得到抚养和教育。在这个时期，徐老还先后在周南女校、长沙高等师范等许多学校担任过教员或校长。 　　自清末废除科举以后，湖南长沙私人办学盛行，但是动机却很不相同。徐老反对把办学当作个人进行政治活动、投靠反动政府的资本；也反对把学校作为私人产业、牟利肥己的工具。徐老所办的学校有几个特点：一是面向平民。他在长沙师范任校长时，就破格录取过刻字工、铁匠和退伍兵等穷苦青年入学。二是面向农村。除在农村兴学外，重点办好师范学校，就是为了在乡下多设学校，为农民大众开门。三是极力支持女子教育。妇女在旧社会深受压抑，受教育更不可得。前清末年，湖南最早的民立第一女校和淑慎女学，创办不到一年，就都被清廷勒令停办，而成昙花一现。进步教育家朱剑凡毅然毁家兴学，举办周南女校，徐老积极赞助，曾任该校师范部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事，还一度继朱剑凡先生之后任校长。四是徐老不仅不把学校作为个人牟利的工具，而且把教学所得节省下来，用到办学事业中去。徐老早年兴办的梨江高小经费拮据，他立下了自己多教课、只吃饭、不拿薪的规矩。五美高小的校舍，是他自己的住房，教室桌椅也是用他自己的钱来添置。在一个长时间里，他还在长沙多教几个钟点的课，用所得来贴补教师的薪水。徐老任长沙师范校长期间，学校负债六百多元，以后他花了几年功夫，用教课收入逐步偿还。1924年他办长沙女子师范，全靠自己筹款维持。他当校长只拿一个普通校工的工薪。大年除夕，为了借钱给学校还债，四处奔走，连年夜饭也没有在学校吃，晚上回来用开水泡冷饭吃了一餐，被称为徐校长的“特别年饭”。徐老是为深受阶级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大众办学的，坚持学校为劳动人民开门的，并且坚决维护他的这个主张。辛亥革命后，由于当权者反对他招收贫苦子弟入学的意见，就曾愤而辞去湖南省教育司科长职务。我认为，徐老早年是坚持平民教育的代表。 　　徐老入党以后，办学的目的更明确了。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对于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老于1930年年底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他首先在红军中，以后在农民中开展扫盲运动，并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他曾深入兴国、雩都等地调查，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识字的实际情况出发，起草了扫盲教育方案，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指导编写了识字课本和列宁小学课本。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战争频繁的环境中，使苏区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陕北地区比江西苏区文化教育方面更加落后，但一度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的徐老，不怕困难，积极推行新文字(即拉丁字母拼音法)，创办文盲师范(即后来的鲁迅师范学校)，招收文盲或半文盲进行短期学习，培养小学教员或识字班教员，然后又一所又一所地发展小学校。他还亲自到小学里去听课，总结推广经验。徐老殚精竭虑，终于使陕北地区落后不堪的教育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徐老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坚持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这项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上。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当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有蒋介石军队的层层封锁，既少科学人员，又少科研仪器设备，有限的一点科学技术力量，一些陆续建立起来的工厂迫切需要让一部分科技人员参加生产建设，一部分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是统筹兼顾，还是只顾眼前急需的生产建设，不办或缓办科学教育呢?当时是有争论的，徐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力排众议，坚持把延安自然科学院办下去，使全院二、三百学生学好科学基础知识，有的还获得一定专业知识，为我党培养了第一批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材。 　　徐老教过私塾，主要是办新学，还赴日本和欧洲考察过教育，他批判地继承了中外古今文化教育的优秀遗产，并从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徐老不仅教学，而且教人，要求学生德才兼备。他以自己的嘉言懿行进行身教，使学生潜移默化。他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有的学生称呼他为“徐家外婆”，就是因为他对学生象外婆一样的慈爱。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时，曾给一个生病的学生打洗脚水，而遭到教育界一部分人的讥讽耻笑。徐老听到后风趣地说：校长教师关心爱护学生是应尽的职责，我还只做了一点好事，就被人家把好处夸大了。对于犯有缺点错误的学生，徐老反对轻易采取处分、开除的办法，总是不肯放弃教育者的责任。长沙师范曾有一个学生犯了校规，经学校决议开除学籍。徐老听了这个学生的申述之后，认为虽有错误，仍可以改好，便亲自介绍他转学到长郡中学。 　　徐老在教学中，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提倡劳力与劳心并进，手脑并用，注重启发诱导，反对因循守旧。他学识渊博，在教课时善于联系实际，讲得有声有色，有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我们那时最爱听他的课了。徐老循循善诱，着重启迪学生思维，提倡自由思想，十分爱护学生的自觉性、创造性。长沙师范的一些学生，曾自动创办《窗户报》，从评论国事到学术研究，从教师教学到日常生活，都有自由的讨论和争论。徐老不仅不加制止，还予以鼓励和指导，使该报搞得很活跃，许多学生都得到写作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得到了锻炼，从当时办《窗户报》的学生中，后来涌现了一批搞革命和文艺的人材。 　　总之，徐老的教育思想是革命的，教育方法是科学的，他不愧是我们的好老师。 　　追求真理，百折不挠 　　徐老在青少年时代，除了接受封建教育之外，还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因家贫辍学之后，从16岁至19岁，迫于生计，学过中医，也学过卜卦、堪舆。以后当了蒙童塾师，但仍是边教书，边学八股，习举业，希图求得功名。用徐老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的头脑完全是封建化了的。 　　然而，徐老生逢末世，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列强的野蛮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使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他忧心忡忡，渴望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探索过程中，信奉过康梁，拥护维新变法。但戊戌政变、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事件的产生，使他认识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他曾痛心疾首地写过，“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份守己，不做土匪强盗?”喷发出心中的不平。 　　自《民报》出版和浏澧事变后，徐老在长沙城内教书，有机会读到《猛回头》、《浙江潮》、《中国魂》、《新湖南潮》等报刊，思想受到影响，由立宪维新转变为民主共和，做了孙中山先生的信徒。1906年时，他慷慨激昂地给学生讲演，指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当场断指血书，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后，他又领导过长沙私立学校师生反对“铁路国有”的罢课运动。武昌起义爆发，他是湖南最早响应者之一，以后被选为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被害，政权落于大地主大官僚出身的原立宪派头子谭延闿之手，而徐老关于民选知事的提案又遭阻扼，他在愤懑之余，辞掉了副议长的职务。当时，徐老认为政府是坏的，革命党人做了官就要叛变，根本原因是人心太坏，只有用教育改革人心，国家才有前途，此后他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长期致力于教育。 　　辛亥以后，袁世凯称帝，接着又是军阀混战，徐老这时已是快40岁的人了。他觉得国家的前途黯淡，自己又接近衰老，不禁悲观失望，“精神忽然死了”，直到五四运动兴起，他“才又复活过来。”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使他非常感动，受到很大鼓舞。他想，青年学生能够这样关怀国家的命运，不怕流血牺牲，敢于起来向帝国主义、卖国政府宣战，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参加革命斗争，声势日益壮大，我们的国家还是有前途、有希望的，所以又觉得自己年轻了，他积极参加了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不久又提倡和亲自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 　　徐老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已经43岁，在湖南教育界享有盛誉，有较高社会地位。有人劝他何必去法国吃苦，还有人讥笑他年龄大了，还学得什么，何必要做扶拐棍的学生?但徐老队为在社会上握有权柄的年老的人，如不学习上进，社会就受害不小，因此他下决心要做一个进步的老人，不远万里到法国去一边做工，一边学习自然科学，考察社会。 　　我和徐老先后去法国。当时他的态度是赞成工学主义，赞成勤工俭学到底。但是，在勤工俭学学生反抗军阀政府驻法大使陈箓和官僚学阀吴雅晖等人压迫，进占里昂大学，受到中法反动派镇压的时候，他曾和黄齐生先生等一起从巴黎赶到里昂援救，并面对面地同吴雅晖进行了斗争。后来在延安，徐老回忆这次斗争对他的影响时说：“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先锋队中之一员。”而且他还指出：“创造世界基本是靠劳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 　　徐老1924年夏回国后，继续在长沙办教育。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制订了三大政策，工农群众运动逐步兴起，湖南的农民运动有很大发展。徐老在家乡看到农民们办起农民协会，“豪绅不敢作恶，农村中有公是公非”，“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了，而且他们都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他感到新鲜，感到惊奇，觉得自己过去办了几十年教育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农民运动解决了。徐老感慨系之地写道：“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他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工作，担任教育科长，还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 　　1927年大革命失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工农，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长沙也发生“马日事变”，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时，我已交卸湖南省委书记职务，由于夏斗寅叛变，去武汉铁路不通，滞留长沙。事变发生后，我得黎尚瑾同志掩护，住到离长沙城20里的黎家圫她家里隐蔽，适逢徐老也逃出长沙住在她家。我们师生在危难时刻相逢，特别高兴。黎家是个大地主，在他们的堂屋里，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相聚，弹冠相庆反革命势力的抬头，叫嚣要把共产党杀绝。他们杀气腾腾的恶毒语言，不时传到我们住的房子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起回顾了留法勤工俭学和徐老回国后在湖南办学的情况，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我还问徐老愿不愿参加共产党，说到省委曾派薛世纶同志去找他谈话，不知谈过没有?徐老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非常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并表示他认为共产党都是年轻有为的人，自己已老朽无用，想不到共产党还要他这样的老古董。他在那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党遭到困难的时候，毅然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实在高兴得很，同意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大约在 7月间，徐老在汉口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此，徐老说是他“真正获得了新生。” 　　徐老入党后，信仰就十分坚定。他在汉口碰到一个过去的朋友，那个人对他说：现在革命失败了，你还来干什么?给你一点钱，你快走吧!徐老听了很生气，严肃地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说着把钞票扔了满地。以后，党组织派徐老去南昌，参加了伟大的“八一”起义，并和起义部队一起南下潮汕。失败后，历经艰辛，辗转到上海。1928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参加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建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八年抗战，以至全国解放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都老当益壮，充满乐观精神，处处以身作则，埋头积极工作，朝气勃勃地紧跟着党前进。 　　徐老一生走过的这条曲折的道路，也是我国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道路。他从信奉康梁转而信奉孙中山，从君主立宪转到拥护共和；从相信无政府主义，搞教育救国，转而赞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最后，在革命斗争实践的教育下，在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终于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终于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徐老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变，我认为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实事求是地考察社会，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旧思想，虚心学习和勇于接受新思想，一刻也不停顿地跟随历史的步伐前进!徐老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使人深得教益的近代革命史教科书。 　　德高望重，一代完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徐老一生表现的高风亮节，又不能不令人从内心赞美他是一代完人。 　　徐老具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他总是把革命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得失。他考虑的不是从国家和社会取得什么，而是自己要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什么。他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 　　辛亥前后，徐老就是长沙的名教师，收入不少。但他不着绸缎皮毛，不吃精美食品，不骑马坐轿，家属长期留在乡下，让徐师母自己种菜喂猪维持家用，而把省下的钱用到办学中去。他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考察教育，考察社会，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辛亥革命前曾东渡日本；五四运动后又远赴西欧法、比、德等国达五年之久；大革命失败后，又离家十年，全心全意从事革命工作。 　　徐老经常称赞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的精神。徐老自己正具有这种精神。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助人为乐，关心同志，这是徐老一贯的美德。 　　辛亥革命之后，姜济寰任长沙县知事，为官清廉，很得徐老称赞。后来汤芗铭督湘，姜被迫去职，家中贫穷，连过中秋节都不能举炊。徐老知道后，立即借了一笔钱给姜家，后来又把长沙师范校长职位让给姜济寰，自己到别的学校去教课。后来，姜济寰先生和朱剑凡先生都成为我们党的朋友。 　　徐老对于贫苦学生的资助更是不遗余力。田汉同志自幼丧父，家境极为困难。他自己刻苦学习，考入长沙师范时，连被褥蚊帐都没有，总是和别人共铺。徐老知道后，立即给田汉买了蚊帐等物。后来，徐老又看到田汉爱读书而无钱买书，就把自己在书店的购书卡借给田汉，让他去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而由徐老偿付书款。我在第一师范的一位同班同学黎升洲，原来文化很低，做过铁匠学徒，家中贫寒，徐老破格将他录取到师范学校，经济上对他的帮助也很多。 　　长征途中，遇到的艰难困苦，是语言难以描绘的，尤其是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更是一个难关。当时粮食、衣服就和生命一样的宝贵。同志们为了让徐老和谢老(觉哉)安全越过雪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张老羊皮，但徐老认为自己身体比谢老好，坚持把两块羊皮都给了谢老。在草地上，大家带的有限的粮食都差不多吃光了，只得以草根树皮充饥。谢老本来有病，缺粮以后，更是坚持不住。徐老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多吃草根树皮省下的一点粮食全部送给谢老，使谢老增强了体力，走出了茫茫大草地。组织上为了照顾徐老年高，曾分配一匹马给他。但徐老很少骑马，总是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自己坚持走路。 　　1937年年底，徐老奉中央之命，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到长沙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回湘不久，即通过调查，掌握了我党许多同志留在湖南的家属和烈属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一些被捕干部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申请拨给一笔经费进行救济和营救。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徐老在长沙沦陷前，将我的老母接到邵阳，安排在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一段时期，照顾得很周到，体现了我党对干部的温暖，也安慰了我老母多年思恋儿子的心情。徐老对其他同志的家属，也是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的。 　　徐老就是这样一个心中只有别人，而无自己，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别人的人。他的这个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搞特殊，也是徐老一贯的美德。徐老说：“节约是我自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他在长沙教书，每次回乡下家里，总是步行80里，途中甚至连饭也不吃一顿。他任长沙师范校长时，到湖南第一师范去上课，从北门到南门步行10里，从来没有迟到过。 　　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学校，按照惯例，历任校长都配有一名专用勤务员。徐老当校长后却说：学校的勤务员应该为全校服务，单独为校长安排一个勤务员是浪费，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浪费!他亲自料理生活，坚决不用勤务员，还经常和学生一起用餐。 　　他在长沙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生活上同工作人员打成一片，从不特殊，也不请客送礼，几年间只为了宴请法国记者，开支了5元酒席费。 　　徐老在延安出门开会、演讲，也很少骑马。大生产运动中，他自己开荒种菜，尽量节省公家给他的伙食费用。他还用破旧被单做成窗帘，减少公家的开支。解放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徐老德高望重，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保持了这种勤俭朴素的作风，除参加重要会议或外事活动，换上一套较好的衣服以外，平日在家，都是粗布衣、粗布鞋，每日饮食，也是粗茶淡饭，淡泊为常，怡然自乐。 　　坚持实事求是，是徐老一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解放初期，徐老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而且他提议应当以此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风。徐老在解释这句话时指出：这“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徐老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老实人。 　　徐老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心地纯洁，毫无私心杂念，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对革命坚定不移，对党无限忠诚，紧跟历史潮流，艰苦奋斗一生，永远不停地前进。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发扬光大! 　　(陈志明、王健民协助整理) 　　(载1981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