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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难忘的岁月

武衡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北平沦陷，我和许多同学含泪离开了我们曾生活和学习多年的清华园，通过敌战区的北平和天津，乘船到了山东，我在山东工作一段时间后，到武汉、徐州、广州、重庆等地继续做青年工作。因为国民党日趋反动，我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辗转跋涉，通过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于1939年3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我开始在中共中央青委工作。1941年我任中山图书馆主任。在我担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期间，党中央号召党员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号召科学技术干部归队，自然科学院地矿系只有一位曾经学过采矿工程的张朝俊同志任系主任，徐特立院长动员我到自然科学院地矿系任教，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调动了我的工作，1940年秋我就被调到自然科学院。 　　在我初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内的一段时间，学校秩序井然，同学的学习情绪也很高，但这时在科学院内外，对于“边区有无条件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边区仅有的少数科学技术工作者究竟应该放在经济建设还是教育的岗位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不能不影响学校的工作。为了澄清事实，统一思想，把教学和经济建设进一步搞好，有必要在边区自然科学界开展适当的讨论。为此，我在《科学园地》上发表了“发掘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把它抛出去!”的评论。我强调开展公开的讨论，“无论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干部的培养与使用问题、通俗或专门科学教育问题、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分工问题……等等，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大胆地、具体地把错误和缺点从每一角落中发掘出来，抛出工厂、农场、机关和学校的门墙之外。”把“偏差纠正、分歧统一”，《科学园地》愿为同志们提供开展讨论的地盘，作为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园地。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边区自然科学和技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把“地下”的议论纷纷暴露出来，把潜在的意见发掘出来了，这是在延安“整风”之前提出的，不能不引起当时领导和群众的重视。 　　1942年党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徐特立院长亲自做了动员报告，全院师生积极响应。整风深入，涉及到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讨论后，问题逐渐集中了。一种是生物系主任乐天宇等几位同志认为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是学院式的，不切合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一句话，他们认为边区没有条件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主张取消延安自然科学院，只办中等职业学校。另一种是以生物系教师康迪为代表的意见，他认为自然科学院的教学并未脱离实际，同学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本知识是必要的，谈不到什么原子核等高深理论。而在边区的实际工作中，正是由于缺乏基础科学知识，才遭到挫折或失误。至于办学条件么，如果拿国民党统治区的或外国大学的标准来衡量，则是不实际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边区就不能办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不应该学习基本的科学知识。 　　白热化的争论迫使每一个人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认为教育必须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自然科学院也应从这方面检查自己的教育方针，边区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确有困难，而且大生产运动急需建设人才，因此，我表示应该办工业系、农业系，以应边区的燃眉之急。但是对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则不应完全否定，建议除将大量师生转入工业、农业的教学外，还要办一个理学系，以培养师资，培养基础学科的人才。 　　徐特立同志是主张办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以几十年教育的经验，认为在学校中给同学以系统的基础知识是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我到自然科学院后，徐老曾多次和我谈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对地理学很有兴趣，他认为中学生应该学习必要的地理知识，才能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量和应有的地位；才能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为保卫祖国而战；才能理解国际主义的意义，为反对国际法西斯，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没有地理知识作基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就缺乏感情的依据。所以他一谈起地理，总是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徐老因对地理有丰富的知识，很深的造诣，所以他对地质学也很感兴趣，在这方面他要求有更多的理解。他经常向我提出一些地质现象，地质方面的问题与我探讨。六十多岁高龄的徐老，尚且如此虚心好学，使我非常感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徐老是当之无愧的。 　　正由于徐老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他对自然科学院的师生总是以炽热的心情，言传身教。他对于要取消正规教育的言行，从不放松批判，而所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中写道：“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用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抓住中心的一环，又照顾到锁链的全面。”对于边区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他分析了当时边区的实际情况后说：“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条件完全俱备，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他的这一论文是在“整风”前的1941年写的，可以说他预见了“整风”中可能发生的争论，为自然科学的“整风”作了思想准备。徐老在“整风”总结时的讲话中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徐老对科学、对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给当时及以后我国科学、教育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发展道路。 　　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自然科学教育方针，延安自然科学院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成为科学、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和专门家，历史给延安的争论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当“整风”运动转入审查干部运动后，在干部问题上“左”的路线占了上风，不仅未能消除宗派主义，反而代之以狭隘的关门主义。对一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社会关系比较杂复的同志采取怀疑、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度，对凡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视为异己，怀疑他们是特务、汉奸，甚至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也一概怀疑，指责为敌人操纵的奸细，“假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院的正常教学停止了，我成了被审查的对象，离开了自然科学院。从此，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涯。 　　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决定“筹办科学副刊”，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于1941年10月4日《科学园地》创刊了。 　　《科学园地》的第一期发表了徐特立同志的《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徐老以满腔的热情和殷切的期望，祝贺在文化落后的西北，在世界大战正酣的时期一个科学副刊的诞生。他说：“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接着他指出中国科学的落后，而边区则是“刚刚萌芽”，要求读者遵循科学必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这里徐老指出我们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是说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在我们党的几十年斗争历史中反复被证明了的。一切违反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唯心观念等都要失败的。根据客观实际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就能循序前进，取得胜利。在边区的建设中徐老特别要求人们按照科学规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为人民服务。而我们在边区建设以及后来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因为不遵循自然规律办事，不知道造成了多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科学对于一个前进的政党、对于一个国家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而是必须下功夫学习和掌握的。 　　从1939年到1945年我生活、学习、工作在延安，这六年半的岁月对于我是有决定意义的岁月，是难忘的岁月，是值得永远怀念的岁月。在党的教育下，在延安的政治环境中，在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的熏陶下，使我从一个只有抗日救国热情，只有爱国报国心愿的青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这是一次质变，一次飞跃。 　　徐老对干部学习抓得很紧。他亲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而且每会必到。在自然科学院的学习方法比较自由，强调自学，如学习《自然辩证法》则定期开会讨论。更多的时间是学习党的文件，党报社论和时事教育。徐老很健谈，有时一个下午就被一个人占去了，他讲的内容丰富又富于哲理，能够听到他老人家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和革命斗争经验，对我也是极其宝贵的，我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从学校出来就走入革命队伍，对阶级、剥削、压迫等无亲身体会，徐老的教诲提高了我的认识，开始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政党，共产党又是干什么的，新民主主义是什么含义。也开始懂得组织纪律，党性等，对取得革命胜利的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青年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青年党员来说，培养其阶级意识，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则是绝对不可少的。一个人没有远大的理想，坚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欲求有所建树，不啻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是没有希望的。 　　我在延安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我一生的征途中是有决定意义的。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