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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

徐乾 口述 张同吾 整理

我从抗战初期到1958年，一直在徐特立同志身边工作，长期可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近年来，每当抚视徐老的珍贵遗物的时候，我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每当回忆起同徐老在一起的生活片断，都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幸福的会见 　　1931年，我同徐老的儿子厚本同志在家乡(长沙县五美乡)结婚。当时徐老奔走革命，远在江西中央苏区，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我只是暗自猜度，也许他有着英武伟岸的身影和咄咄逼人的目光，否则，怎能有断指血书的慷慨壮举呢?也许他有着温存的性格和慈祥的神情，否则，他的学生们怎能亲切地称他为“外婆”呢?群众中流传着他老人家传奇式的故事，我的心中滋长起对于他老人家崇敬的感情。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老人家呢?我等待着，盼望着。 　　时光茬苒，年复一年。我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37年12月9日，徐老受中央派遣，作为中共代表从延安来到湖南长沙，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前几天徐老刚到武汉，报纸上已刊登了消息；徐老到长沙后，有关他老人家的报道就更加多起来了。一些亲友近邻，不断把有关报纸送到我们家里。我们仔细地阅读着，惊喜和激动的心情简直难以描述。报上说：徐老虽已61岁高龄，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到达长沙之后，连续接见记者，召开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理有据地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抗战救国的胜利信心!知道了这样的消息，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有些急不可耐了。于是，我陪着婆母徐老太太，带着女儿，走了八十多里路来到长沙看望徐老。 　　那天，我们来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在一间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当时徐老正在这里同各方面的人士谈话，人们出出进进，络绎不绝。我们等啊，等啊，从上午等到深夜，徐老直到把工作处理完了才来同我们会面。当他老人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却腼腆起来，不敢同他说话，只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他。原来老人家并没有高大的身躯和灼人的目光，而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朴实、温存、刚健、豪爽，既有学者的气度，又有战士的风姿。他见到我和小孙女特别高兴，他说：“这几年国家形势变化很大，我们家也有很大的变化呀!”接着，向我们介绍了抗战的大好形势，以国家复兴有望来鼓励我们。我在一旁凝望着，谛听着，感受到春风般的温暖和火焰般的力量!从这时开始，我便在徐老亲自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更名的意义 　　1938年4月，我和厚本一起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后返回湖南工作。归途中，厚本不幸患了病，医治无效，不久便弃世了。厚本的大哥在大革命时期牺牲了，其他几个哥哥自幼夭折，现在，徐老夫妇又失去他们留在人世的唯一的儿子，该是多么痛心啊!徐老太太是历尽人世艰辛的农家妇女，怎能再承受这样巨大不幸的打击呢?!徐老和我商定，必须把厚本病逝的事瞒着她。于是就对她说：厚本到苏联学习去了。从此，我忍着悲痛，强为言笑，把侍奉老人和抚育孩子的责任承担起来。同时，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假造一封厚本从苏联的来信，念给她听。 　　长沙大火之后，八路军办事处辗转迁到桂林。我和徐老太太带着孩子也跟徐老来到桂林。在这里，徐老虽然工作很繁忙，可是对于我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却是经常关心的。当时，有一位男同志追求我，徐老知道这事之后表示同意，他还对我说起青年人选择伴侣的条件：首要的是为人厚道、品行端正、不轻于弃妻、年岁相当。老人家还对我说：“他是党员，政治上很进步。共产党是人类最先进的集团。同他结合，不会有夫权统治你。在革命队伍里，选择配偶，不是为了钱财和地位，而是要选择先进的人。同时，你在他帮助下，可以更前进，还有入党的希望。”(当时，我还没有入党。)老人家对我这样真诚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我怎能忍心离开这样慈祥可亲、德隆望重的老人呢?至于政治上的进步，我想自己是可以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斗争实践得到的。我拒绝了这桩婚事，并且请求再去延安学习和工作。老人家理解我，信任我，他同意了我的请求。为了不使徐老太太因我远离久别而悲伤，我们相约仍然瞒着她，只是对她说，让她和小孙女暂时回湖南，让我留在桂林。当徐老送她和小孙女走的那天，徐老特意来到我所住的天井，亲切地对我说：“你要走了，我把你的名字改一改吧。”他拿出一张纸片，我一看上面写着“徐乾”二字。他又补充一句：这象个男性的名字。当时，我并不了解其中的深意，却能体会老人家的深情。我似乎有许多话要向老人家倾述，但是，刚要启齿竟泣不成声了。 　　1940年秋，那时徐老已回到延安。一天，他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为我更名的意义，并且手书下来以为纪念。 　　徐老写道：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健也。终日乾乾即终日健进不已；惕警觉也。终日乾乾至晚还加警惕；且若有凶厉可怕，注意如此集中，精神如此振奋，前途一定远大。 　　“右录周易语以示乾儿。乾儿原名萃英系华而不实的女性名，她却外柔内刚，颇有独立性，我以为她有其祖父的倔强性，希望他发扬这一倔强性，因而字之为乾。” 　　“乾儿生有一女儿性亦倔强，字之为禹强，因希望她似母而为禹域一倔强的女性。” 　　徐老对于古代典籍，能够出神入化，赋予新意。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乾乾，含有勇健、向上之意。“乾乾”与“夕惕”互为补充，那就既奋发图强，不断进取，又兢兢业业，警觉惕励；既防御外界凶厉的侵犯，又防范自我思想的蜕变。倘能如此，就会多作贡献，少犯错误，与时俱进，前途远大。徐老的这番叮嘱和教诲，寓意深，境界高，思之用之，有益终身。 　　至于文中对我祖父的奖誉之辞，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徐老独具慧眼的识人本领和不同凡响的处世态度。在我幼年时，徐老在家乡创办学校，培养人材。当时我祖父对于从西方输入的那一套教材、教法以至科学知识，都持有“中国式”的传统偏见。他鼓动同乡的农民们，砸了这所“洋学堂”。徐老也组织人力奋勇抗争。当时激进的青年们曾把我祖父捆绑殴打。徐老既痛恶我祖父的保守思想，又钦佩他的倔强精神，最后还是徐老为他说了情，解了围。 　　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并不含有重大的意义；名字的雅俗，更不能决定一个人思想境界的高下。但通过徐老为我改名这件事，使我看到徐老对下一代成长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几十年来，我时时铭记徐老的嘱咐和期望。但是我的学习、工作和修养离徐老所要求的还有很大距离，内心常常为此感到惭愧和不安。 　　立言为训，教我珍惜时间 　　我第二次来延安后，进入女子大学学习。不久徐老也返回延安，受中央委托创办自然科学院，被任命为院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工作非常繁忙。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徐老身边工作，我在家里干惯了粗活儿，做鞋做饭、缝衣服都是内行，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是做服务员工作。这次调我去兼任徐老的秘书，实际上只是传送一些文件并不做多少文字工作。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到为难。但组织上既已决定，我也就勉为其难了。 　　过去曾听过一首民歌：“苏区有一怪，其名曰徐老。衣服自己缝，马儿牵着跑。……”这样的人，当然不需要别人多照顾他的生活。果然，徐老叫我集中精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他老人家亲自为我制定了作息计划，并要求我贴于座右，严格遵守。徐老要求我做到如下三点： 　　一、每日工作8小时，上午4个钟头均作学习之用，不会客，不闲谈，不外出。 　　二、下午2小时看报、看党的文件，另以2小时处理我给你的工作。 　　三、星期日及星期六下午洗衣会客、整理衣服用具及外出会友。 　　徐老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他对于我的学习抓得这样紧，许多工作情愿自己动手处理，也要每天腾出4个小时让我专心学习。当时我年轻，好动不好静，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文化水平低，读理论书籍感到很吃力，而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文艺书刊。在时间上也不能抓得很紧。老人家发现这些缺点后，不断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他多次以鲁迅和列宁为典范，来说明珍惜时间和把握工作中心的重要性。他教导说： 　　“鲁迅以防碍别人的时间为谋财害命，我以为自己浪费时间只是自杀政策。列宁的工作方法是把握中心的一环，平均主义的工作不会在工作中找到出路。” 　　徐老认为能否抓紧时间。集中精力，绝非单是学习方法问题，而要从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他说： 　　“集中性和纪律性是党性之一，散漫不集中和工作缺乏计划，尤其是作息的时间不严格，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征服了无产阶级的集中性和纪律性。” 　　徐老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总是自己先做到。在抓紧时间方面，他也是模范。在延安，他老人家住在杨家岭，从山下的路边到山坡上的窑洞有一长段盘曲的台阶。徐老为了节省时间，每次从外面归来，都不走台阶，而是从长满草丛的山坡直攀而上。日复一日，这里竟被他踏出一条光光的小路。有一次，徐老沿着这条小路快步走回窑洞。象往常一样，气喘吁吁，尚未坐稳，便拿起书来阅读。我故意同他开玩笑说：“爹爹，有人追您吗?”他笑了笑，又继续看他的书。 　　徐老对时间如此珍惜，正反映了他昂扬振奋、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在给傅连暲同志的一首诗中写道：“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我等亦龟蜗，爬行在人后；日日不知息，一生未曾够。”徐老就是这样一位永不满足、永葆青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老人家身边，我时时处处被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鼓舞着。 　　亲自赠书，嘱我认真学习 　　1941年，徐老花了边币6元购买了一部《苏联共产党历史简编》(简称“联共党史”)，亲自送给我，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嘱我暂时放弃其它书籍的阅读，专心攻读此书。当时徐老每月只领5元边币的零用钱，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十分简朴。即使再节省，要积攒这么多钱买《联共党史》也很不容易啊! 　　徐老在扉页上写的那段话，首先热情地鼓励我：“乾儿四年前你还是一个落后的家庭妇女，而今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实出我意料之外。希望你真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我从现在你的行动看有很大的可能性。”徐老认为，这本书“包括革命理论、策略、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因而，要求我把它作为革命的经典来读。在学习的时间上，徐老也为我作了具体安排。他指出，全书“四百三十页，日读二页，二百一十五日可读完”。这个安排，体现了少而精的原则，防止了贪多求快、囫囵吞枣的偏差。这段话的最后，徐老写道：“我今年已六十五岁，有似风中之烛，不知能否眼见你读完此书，了解此书，且能实行书中的原则。如果能看得见的话，我虽无子也还快慰。”这段情深辞切、语重心长的话，不仅表现了徐老对我殷切的嘱望，从中也看得出徐老宽广的胸襟。 　　徐老是非常重视《联共党史》这部书的。以前他曾借了一本，一字一句从头到尾抄录一遍。后来他买到此书，又多次详读，几乎每一页上都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徐老读这本书，能够处处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和自己思想的实际。例如，在读第四章时，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思想尚未无产阶级化，还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种学以致用、严以律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几十年来，每当我伏案读书或思索问题的时候，徐老的思想火花，总是在我的心里闪耀、升腾! 　　三十初度，赠诗抒怀 　　人到30岁，孔子称为“而立”之年。我们的传统习惯，也把30岁视为思想上比较成熟、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年华。当我 30岁生日的时候，徐老欣然命笔，写了《徐乾三十初度》这首长篇五言诗赠我。这首诗，首先满怀激情地指出“三十初度”的不寻常的历史背景：“屈指党大会①，正当三日前，旧金山会议②，厥后念二天。”这就是说，一个崭新的时期到来的时候，恰恰也开始我生命历程的中年时期。接着，徐老以喜悦的心情，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我幸福的际遇：“学习在延安，置之庄岳间③。图书和报纸，满架满几筵。无限师与友，朝夕与周旋。科学与政治，小说与诗篇。有意或无意，谈论出自然。无衣食牵累，无儿女纠缠。此境非绝后，却已是空前。” 　　我在客观条件上虽有好的“机缘”，但能否有更大进步，还要看“主观将若何”。徐老尖锐而又准确地指出我存在的缺点以及形成这些缺点的原因：“工作极积极，学习缺中坚，读书好涉猎，尚欠苦钻研。”“九岁离初小，识字刚满千，四载治家政，柴米与油盐。夫死无所归，舍家而来延，学习兼疾病，合计仅一年。其病又在脑，劳心是所嫌……”诗的最后，徐老谆谆嘱咐我，要加强计划，有劳有逸，“生活守铁则，学习贵精专。政治作中心，其它置边缘。计划百分完，纪律万分严。”而且具体要求我“此诗置座右，一日读一遍，武装起头脑，作一好党员。” 　　徐老赠我的这首诗，是对我以前三十年个人小史的总结，也是对我今后工作、学习和生活更高、更严的要求。它既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徐老写诗到今天，已经逝去了45年漫长的岁月。这中间，我们的生活又经历了多么大的变革和波折!每次重温这首诗，不论是处顺境，还是处逆境，都会从中获得智慧和力量。真理是永存的。我相信，当代的青年朋友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也会从这首诗里汲取思想的营养。 　　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徐老是发扬这一优良作风的模范。1950年11月6日，他在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长篇题词中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这种作风，是“我们全党的党风”。它“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斜路的危险。”大家知道，湖南第一师范是徐老中年时代当过教员的学校，这所学校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材，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徐老对于她，也并非只是称誉和歌颂。他在这一题词中还写道：“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曾经培养了不少的革命人物，同时也有反动的人物，即正风与歪风并存，结果正风占了上风。”这个评价同样是实事求是的。 　　徐老说过，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来是“我们全党的党风”。但令人痛心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内总有人不实事求是。结果，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带来极大的危害。特别以十年浩劫为甚。 　　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有人不讲实事求是，特别是康生等人起了极坏的作用。名之曰“抢救运动”，说是“抢救失足落水者”，结果，使许多好同志受到打击，甚至被迫害致死。一些年轻的同志，为了表白自己“对党忠诚”、“革命彻底”而口是心非地编造自己过去如何反动，甚至捏造口实，诬陷同志，弄得真伪莫辨。当时，徐老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他看到不断地到院里来抓人，非常气愤，但又不许他过问。为此他曾大发脾气，拍着桌子喊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那些天，他天天去自然科学院作报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一天，徐老在去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一伙人把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当时天气很冷，那个被抓去的女同志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徐老看到这种情景，便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有人指责徐老“同情反革命”。徐老则认为那些人因不讲实事求是而背离了真理，做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有人不能或不敢实事求是，从而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对此，徐老每有所见闻，总是掩盖不住他那痛心疾首的神情。1958年，徐老和谢老一起去南宁路过河南，由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陪同，来到某公社参观棉田。时节已是晚秋，薄霜降过，又逢连阴，棉桃儿却大都还没有绽开。可是介绍情况的同志却满口“豪言壮语”，保证亩产皮棉几百斤!徐老当场表示：“还不可能!等我从南宁回来，还要来看一看到底收多少斤!”谢老也有同样的看法。那一年，还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报道。例如说某地水稻密植，稻穗上能站人，亩产万斤。徐老说：“这真叫人哭笑不得!水稻密得不透空气，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当时，处处放“卫星”，天天传“捷报”，而徐老的心情却日益沉重。他对我们说：“讲大话容易，结果还是老百姓遭殃!”徐老还说：“我们要学习列宁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也要学习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美国人搞经济，总是讲究合理。而我们国家封建主义的东西太多了；官僚主义，瞎指挥，人力物力的浪费!浪费是比贪污更大的犯罪!……”请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坦荡无私的胸怀，能讲出这样的话吗?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徐老的预见：“讲大活容易，结果还是老百姓遭殃!”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尝到了浮夸风带来的苦果。1961年初秋的一个清晨，我走进徐老的书房，发现写字台上有张印过公文的废纸，上面有徐老用毛笔写的几行字。再仔细一看，原来他写的是： 　　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老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 　　这段文字，绝不是偶有所感，信笔由之，而是他经过长期观察，从社会现象中归纳出来的历史教训!时隔近20年，今天重读这段文字，更加感到它的尖锐和深刻，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令人警觉! 　　徐老对于自己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务虚名，不摆资格。据刘英同志回忆，在中央苏区时，徐老任教育部长。后来瞿秋白同志来到瑞金。徐老首先提出，秋白同志年轻有才干，是党中央负责人之一，应该由他任部长，中央同意了徐老这个意见。后来，在工作中他俩互相尊重，配合得很好，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徐老给中央写信，说自己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请求免去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又有能力的同志来接替，否则，只挂名不能工作，他心里很不安的。后来，杨尚昆、陆定一等同志来看望他。他们问徐老为什么会心里很不安。徐老说：“我年老不记事了，占个位子不能工作呀!我们看到后一代成长起来，革命才有希望，自己也才能安心哟!”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一看到会的中年人、青年人多了，就很兴奋。回家后，总是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啊!” 　　忠贞不渝的爱情 　　徐老是革命的先锋，也是做人的模范。朱老总称赞他是“当今一圣人”。他老人家高贵的道德品质，不只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也表现在家庭生活里。 　　徐老太太是徐老的结发之妻，也是他白头偕老的革命伴侣。他们从成婚，到1960年徐老太太病故，在这70年间，一直是相敬相爱的。徐老早年在长沙办学，夫人一直留在乡下操持家务；1919年至1924年，徐老赴法国勤工俭学，两人远别达5年之久；1927年至1937年，徐老奔走革命，两人断绝音讯；抗日战争初期有过一两年的团聚；接着从1940年起，又两地分离；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在北京长期团聚。两人虽然相聚日短，分别日长，但徐老对妻子的感情始终是诚挚笃厚的。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徐老从家乡动身去武汉，当时武汉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分别那天，妻子带着孩子，站在门前目送他远去。徐老想到此次分手，可能是生离死别。走了一程又回转来再一次抚摸孩子的头，默默地深情池凝视着妻子。此情此景，深印在徐老太太的心中。他老人家每当与我们谈起这段往事时，总是激动的热泪盈眶。1940年，徐老从湖南辞别夫人回延安后，给即将重返重庆的董老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妻老孙孤弱，长沙有我家。寄书长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转寄，籍以慰天涯。”徐老对夫人情深意重，对革命赤胆忠心。在他全部个人生活中，把这两种高贵的感情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当了干部，提升了职务，就嫌弃自己的妻子“落后”，于是抛恩断义，另求新欢。徐老坚决反对这种思想作风。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其中也包括妇女的解放。如果无缘无故抛弃她们，那不仅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且是背离了革命的信仰。 　　徐老把夫人接来北京之后，经常对我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的生活不要特殊照顾，可一定要在生活上照顾好老太太。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容易有自卑感，不要叫她有思想负担。”徐老每次到外地休养，总是带徐老太太一道去，又总是把好一点的床位让她住，把好一点的菜让她吃。家里的钢丝床有一边坏了，徐老是自己睡在坏了的一边，把平整舒适的一边让给老太太。徐老唯恐儿子厚本去世的事使老太太过分伤心，一直瞒着她几十年，还想方设法托人以厚本的名义从国外写信来读给她听。 　　徐老太太于1960年去世。此后，徐老一直把两位老人的合影照片装在随身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照片中间留有深深的折痕。徐老对夫人忠诚不渝的感情，也反映了他纯洁的心灵和坚贞的操守。 　　朱德、康克清两同志在《徐特立同志七旬晋一大寿》诗中写道：“言为尔训身为则，群有师尊党有光。现代圣人称颂久，德高望重公堪当。”曹瑛同志在《怀念敬重的徐老》一诗中写道：“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这都是对徐老道德人品的崇高而又公正的评价。 　　光明磊落的襟怀 　　正当徐老90高龄之际，10年动乱开始了。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封建法西斯专政取代了人民民主专政；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空前的摧残，人民受到罕有的浩劫!严酷的现实检验着每个人的道德和灵魂。 　　在那些日子里，徐老住所附近的高音喇叭每天声嘶力竭地喊叫，又是要打倒陈毅，又是声称朱总司令是“军阀”……徐龙焦躁地用手杖指着窗户，叫我们立即关紧。平日开朗、健谈的徐老变得沉默寡言了。徐老原则性极强，从不在家人面前评论中央领导人。现在他有些变了，对中央领导人也向我们明确表示自己的是非爱憎。谈起贺龙同志，老人家就充满了敬意；他能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南昌起义时贺龙同志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魄。一谈起林彪，徐老就轻蔑地说：“哼，这个老病号，成年地养病，不工作，现在倒当了接班人! 　　那时期，徐老一听到收音机里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就立即要我们把收音机关上。他说：“谁能活一万岁呢?我们无产阶级怎么也搞这些呀!”徐老还说：“马克思还有个恩格斯哩。马克思不是神!毛主席也说过，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也要绿叶扶嘛。” 　　在那动乱的日子里，徐老不畏狂风恶浪，一直坦露着光明磊落的胸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劳神焦思，时时关注着党和人民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徐老曾经连续五、六次让我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希望能同毛主席会面，想把心里的话向毛主席倾诉。可惜，始终未能如愿。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徐老特意等候在电梯旁，想和毛主席说上几句话。老人家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毛主席终于来了。顿时，人如潮涌，声如雷动。……这次他又没能和毛主席讲上一句话。徐老无心看焰火，便提前回到家里。 　　徐老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痛苦的。他没有力量改变那个令人痛心的局面。但是，他为了党和人民，能仗义执言，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严肃的党性原则和高尚的政治品质。徐老以他自己的言行，不断地给我上最生动的党课，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具有正直不阿、无私无畏的本色，共产党员的心一定要同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1968年11月28日，徐老不幸逝世。敬爱的周总理闻讯赶到北京医院，向徐老的遗体告别。总理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徐老年事已高，你已尽了自己的责任。不要过份伤心，要忍痛节哀……”刘伯承同志、蔡畅大姐等革命前辈也相继赶来了。在亲人面前，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 　　徐老离开人间快12个年头了。可我一直觉得，他老人家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今年4月我到南方，沿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寻觅旧踪。我到瑞金、吉安、兴国，也到了井岗山、赣南、闽西……仿佛是进入了历史画廊，谛听着真理的回音! 　　① 党大会：指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② 旧金山会议：指1945年5月18日46个国家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③ 庄岳：庄和岳是战国时齐国都城的街道和里衡名。《孟子·膝文公》篇说，楚大夫要他的孩子学齐国话，只要让他在庄岳间住几年，就学会了。这里是说，在延安学习，好比在齐国都城学齐国话，是最好的学习环境。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