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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发扬延安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记徐老在自然科学院二三事

王云风 马海平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著名的教育革命理论家和勤奋的实践家——徐特立同志，为拯救中华，争取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忠心耿耿，艰苦卓绝，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真不愧是中国教育革命史上最好的楷模。 　　众所周知，早在三十年代，徐特立同志就担任了中央苏区的教育部长，亲手点燃了江西苏区革命教育事业的火种，创造性地筹划了“老公教公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群众教育活动；四十年代，担任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同志又亲手创建和领导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并且兼任自然科学院的院长。这个期间，正是最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在边区粮食奇缺、油盐奇缺、被服奇缺、资料奇缺以及经费和人员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年逾花甲的徐特立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领师生员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仅把自然科学院办成了一所初具规模、影响颇大的革命根据地第一所理工科综合大学，而且用延安革命精神造就了一大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栋梁人才，为中国革命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徐特立同志用延安革命精神创建、领导自然科学院并用延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和青年的动人事迹，传颂甚多，至今有口皆碑：徐老是发扬延安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 　　亲切教诲，循循善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灯塔。一批批革命青年冲破各种险阻来到延安，其中有不少人陆续进入了自然科学院。他们革命热情高昂，斗争情绪热烈，但起初还很不懂得革命创业之艰难。刚来自然科学院，有些学生过不惯艰苦的生活，不愿意吃小米饭，不想吃野菜、黑豆，个别人吃馒头还要剥皮，衣服脏了，要送老乡洗。针对这种情况，徐老一方面耐心细致地教诲学生：“俭朴生活，不但可以使精神愉快，而且可以培养革命品质。”并勉励大家要“用勤俭克服贫困，以整洁维持精神。”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徐老经常通过组织晚上读书会、漫谈会，到学生宿舍，同大家谈思想、谈学习，栩栩如生地讲述伽俐略、牛顿等人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科学史实，激发大家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革命热情。他同学生谈心，往往直到深夜，学生要送他回宿舍，他总是一挥手诙谐地说：“自力更生嘛!”须知徐老当时头发已白，摸黑爬坡，上下山路，该是多么不容易啊!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学生们送他一个最亲切的外号——“外婆”。为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确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徐老同时还坚定不移的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鼓励大家要“树立人民公仆的思想，拜工农为师，学习他们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在徐老的殷切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带动下，自然科学院的广大学生，后来纷纷深入生产劳动的火热实践中，通过与工农兵一起烧木炭，一起炼铁炼焦，一起建筑水坝，一起开荒种地，劳动观念加强了，阶级感情加深了，艰苦创业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他们“向往的不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脚下自己开垦的边区泥土：“羡慕的不是安娜的高贵与不平凡，”而是边区自造的纺车和日晷：他们喜欢的不再是自享其成的丰盛饭菜，而是劳动人民内向的勤劳与质朴……。因此，在艰苦紧张的生活环境中，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个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工作学习都异常努力。那时每个学生两年才发一套棉衣，当大家领到棉衣时，都高兴地引用徐老的话说：“我们又领了三套衣服，冬天是棉衣，春秋取出棉花成了夹衣，而夏天拆开夹衣又是单衣。”为了表达大家宽阔的革命胸怀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学生们即兴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们的生活艰苦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以身作则，老当益壮 　　徐老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期间，一直奉行一条严于律己的原则，即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好。在工作上向高标准要求，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从不以院长身份而优人一等。毛主席说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是千真万确的。 　　徐老是大公无私的模范。当时，自然科学院的宿舍和办公室都在一个窑洞内，按规定，徐老可以一人住一个窑洞，但他坚持要两位同志和他住在一起，以节约住房。按需要，徐老应一人用一盏油灯，但徐老坚持两个人合用自制的麻油灯(油灯由旧棉絮拧成的纱线插在陶瓷壶嘴里制成)。他意味深长地说：“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有苦同受，有福同享。我若自己点一个灯，学生就更会没有油点了啊!” 　　徐老是生产劳动的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六十多岁的徐老，经常同师生们在一起参加诸如学院建设性的生产劳动：打窑，砍柴、运粮、帮厨等；深入工农业性的生产劳动：炼铁、炼焦、制糖、制纺车、造农具等，此外。还时常动手烧木炭、纺毛线、打草鞋、开荒、种菜、种粮，饲养猪等。甚至在三九天和学生一起掏大粪，提出了要学习劳动模范杨朝臣把大粪当作馍馍的口号，一次不小心，他的口袋里钻进一块粪块，到第二天找铅笔时才发现，但他并不感到脏污，反而大笑起来，急忙收拾了，又愉快的干活。 　　徐老是关心同志的典范，听说长征时，谢老病了，他将自背的干粮，给谢老充饥，那是救命的粮啊!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不管刮风下雨，徐老常代替学生亲自打钟(一块挂着的铁板)。中央发给他的保健鸡，总是悄悄的炖给有病的师生吃。一次当他知道一位学生的脚冻坏了后，立即亲自给他打水洗脚，亲自教这位学生怎样用热水洗脚、怎样上药换药，并让人买来一双棉鞋，使这位学生感动的流泪。一段时期，科学院的课堂是上顶蓝天，下踏大地，地上放几排板子，三个人挤坐在一条板子上记笔记也很不方便。徐老看到这个情况，马上带头把板子锯断，改成小板凳，这样上课时，学生既不挤，携带也很方便。故学生们齐声称赞徐老：“时时、处处、事事替大家着想，真是我们的好外婆。” 　　徐老是热心教育工作的表率。1942年以后，67岁的徐老住在杨家岭中央书记处，每天还要到杜甫川自然科学院上班或上课。两地相距近20里，而且当时只有在山坡上开出来的高低不平的小道，每天天还不亮，徐老就背上一顶草帽匆匆上路，他步行矫健，到自然科学院后有些师生还没有起床呢，而徐老却不辞劳苦，很快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待工作完了赶回杨家岭常常是掌灯时分，中央还有一堆工作在等着他，而且有时还有些同志聚在他的窑洞门口，等候交谈和讨论学术问题。 　　徐老十分重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带头不间断地做早操或跑步，冬天也坚持用冷水洗脸。除了经常和学生一起搞娱乐活动外，70岁时，还和青年同志们一起参加了延河中的游泳比赛，在延安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颂： 　　“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徐老这种事事以身作则、老当益壮的崇高品德，始终保持如一。解放后，当国家遭到经济困难时，徐老不顾自己古稀年迈，还想自告奋勇回湖南乡下养猪，谢老对此曾以诗赞誉他：“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羡耕和读，想旁桑荫学养猪。”徐老常说：“不要以为长征时期过去了，延安时期过去了，以为可以坐享清福了，那是不对的。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因此他总希望“须知物力为限，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徐老是这样说的，也始终是这样做的，确实“堪称革命一完人。” 　　不断实践，勤奋探索 　　徐老曾说：“革命者应有超出现实的要求的欲望，但要就现实条件(并且准备从最坏的现实)开步走。也就是说，要从远处着眼，从目前现实着手。”本着这种把客观与主观、长远与现实相结合的认识原则，徐老对自然科学院教育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了不断的实践和勤奋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独特见解。 　　针对学院少数人在办学方针上存在的“飞机满天”，“坦克遍野”，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思想和“大盐业、大军工、大教育”的教条主义思想及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思想，徐老深刻指出，这些思想是不切合延安实际和失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则基础上的幻想、盲动，提出自然科学院必须紧紧抓住“抗日第一，农业第一”这个中心使学院一切工作为抗战服务，为边区经济建设服务、为革命服务，培养能够独立工作的科技干部。整风期间，徐老在《三风》墙报上和大辩论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个别说空话、背离延安精神的人，徐老给予无情的诘问，要他们“举一个例”、“再举一个例”……，严肃地教育了广大师生如何去实事求是。 　　在教育实践中，徐老深刻认识到了教学、科研、生产与抗日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他在1940年至1945年发表的近50篇关于科学教育与教学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探索得出的下面这样一些精湛见解和思想，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感染力： 　　第一，为了使科学教育走上正轨，党和各级领导部门必须抓住科学教育这个环节，因为科学教育“是国力的灵魂”，是“人类文明的工具”，“是边区工农业建设的基础”……。 　　第二，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他们在当时既是教、学和管理人员，又是科研人员和生产工人，他们的炼铁“研究所”，就是炼铁厂；农业“研究所”，就是农场；化工“研究所”，就是化工厂；造纸“研究所”，就是造纸厂；玻璃“研究所”，就是玻璃厂。这个体系的出现，是我党领导下开展科学技术教育研究的最早雏形。 　　第三，开展科学教育，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攻关的精神，他用华寿俊同志发明马兰草造纸的生动事例说明并深刻指出，在边区开展科学教育是大有所为的，“山沟里是可以飞出金凤凰的”。他反对那种“经院学派式的博学鸿才”和“无知妄作，专发空论”的不良倾向，提倡切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崇尚实践的精神，科学院没有实验仪器，他就带头不断试制。没有图书资料，他就没明有夜的自编自印。没有生物标本和解剖实验室，他就亲自协助曹达同志等利用杀猪之际进行现场解剖教学……。 　　第四，提倡用科学方法开展科学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最高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倡导古今中外法，主张对“人类历史的科学遗产”实行分析、批判和继承的原则，“学习牛顿等人站在巨人肩上的拿来主义精神”。他鼓励师生员工学习辩证唯物论，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教条化、神秘化、庸俗化的科学转化为辩证唯物论的科学。”他深刻指出：“科学化的口号是学习的方法和实践线索，不是教我们无原则无目的生吞活剥地去学科学，而是教我们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学科学。在教学方面，要反对康德的先验主义，从实际的欧氏几何进行到非欧氏几何，在物理学方面，牛顿的力学并非全部成为过去，而近代物理学也包含着马赫主义，我们从生产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细心研究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从科学院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基础出发，积极主张和大胆试行启发式、少而精的教学方法，重视“现场教学”来带动课堂教学，打好基础。教学内容要掌握基本，还要因时、因地的科学安排，提倡官兵互教、教学相长，重在启迪学生的智力结构和自学能力上下功夫。从学生的知识结构上，他认为金字塔式的结构并非十全十美，必须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专与博的辩证结合。而要达到既博又专，就“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还指出“那种‘学校即社会’，把两个阶段混为一阶段的杜威主义是有偏向的，不对的。相反的‘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即是否定学校教育的意义，想单纯用带徒弟的办法，也是一种偏面。”对此，他曾设想成立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由学校和社会生产部门对科学教育的一些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如“工厂、农场需要哪一种人材，学校就培养哪一种人材”，使科学教育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更好地为边区工农业生产服务。 　　在探索科学教育规律的实践中，徐老的态度是既大胆进取又严于修正的，在实践中若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此路不通的东西，他都认真及时加以纠正和克服。他在科学院教育方针讨论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就曾明确表示：“过去的东西，今天不适合的话，可以全部否定，进行改造，使科学在现有的基础上，来一个突变，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充分体现了他对革命教育事业极端负责的主人翁精神。 　　延安时期，徐老用延安革命精神辛勤培育自然科学院的感人事迹是很多很多的，他的光辉业绩将同延安革命精神一起，如巍巍矗立的宝塔和源源不绝的延河一样，永远铭刻在延安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发扬延安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的革命导师。 　　尊重知识，扶植人才 　　为了开发民智，兴学育才，促进边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并为建国后的经济建设造就大批品学皆优的各类人才，徐老在延安时期十分强调尊师敬道的教育思想，倡导了“发扬教育民主，尊重知识和爱护人才”的优良传统。他在这方面的深邃思想和光辉事迹传颂颇多，这里略述一二。 　　第一，大力提倡尊重知识的科学精神。他曾反复论述了“前进的政党必须把握科学”和“吸收一切有益地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深刻指出要彻底改变“富人有教育，穷人无教育及乡村无教育的畸形现象”，呼吁“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与新教育”。认为在边区急需“给广大工农群众及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劳动青年学习科学知识。为此，他除力排错议坚持要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外，还特别注意总结江西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的经验，并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采取了各种措施用新文字进行扫盲活动。他积极创办了师范学校(后来改称“鲁迅师范学校”)，招收文盲和半文盲，加以短期培训，使他们很快成为识字班的老师和小学教员。为了鼓励乡村农民积极求学，他还经常徒步深入农村宣讲科学知识可以“挖穷根、挖愚根”的思想，让广大群众认识到识字、上学对生产有好处，认识到受教育学知识是一种权利，并从而帮助群众总结推广群众自己创造的办学经验，加快边区普及科学知识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此外，他还亲自发起并积极参与了“延安新哲学会”、“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座谈会”等学术团体的活动，率领广大干部掀起了学哲学、用科学的热潮，积极倡导了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研究活动。 　　第二，重视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和扶植人才。徐老一生崇尚真理，追求科学，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培养了几代人(其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如毛泽东、李维汉、田汉等，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家总理到许多部长和著名学者专家……)，确实是桃李芬芳，堪称“万世师表”。在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处处闪烁着珍惜人才、扶植人才的光辉品格。 　　延安时期，针对人才匮乏的实际状况，徐老一方面敦促党中央重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如提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多种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求在边区“必须制定优待小学教师的条例”；建议颁发各种奖励人才的办法……等等。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敦促建议下，党中央从1939年以来作出了关于“争取、团结、培养、教育、使用、奖励”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决定)，一方面身体力行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曾经热情引荐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包括陈康白、吕振羽、范长江、贺绿汀等高级知识分子到延安等地去工作。后来他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后，十分关心和器重具有一技之长的从国统区过来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经常注意倾听和吸收他们的合理意见，工作上恰当安排，人尽其才，生活上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如当他听说一位从南方来的青年学生脚冻坏后，主动的替这位学生洗脚擦药，并亲切告诉护理常识，使这位学生感动的热泪滚滚。 　　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大搞“抢救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在自然科学院打击一批同志，徐老不怕风险，挺身而出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亲自到窑洞看望被关押审查的同志，有人提醒他应注意点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院长，我就是要负责保护人才!”这掷地金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徐老爱护人才的高贵品德。 　　为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徐老十分注重自觉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才观运用于自己的领导工作中。著名作家和诗人贺敬之同志，曾在自然科学院学习，徐老得知他酷爱文学创作和具有文艺理论的功底后，便主动帮助他转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使贺敬之同志很快成长起来，并在艺术创造的天地里作出了世人瞩目的可喜成就，青年数学教师沈哲民、安其春等同志热心于数学辩证法的研究，徐老便循循善诱，亲自辅导，甚至后来将沈哲民同志安排和他合住一孔窑洞，经常彻夜交谈自然辩证法的学科问题 (安其春同志后来应用辩证法还富有成效地研究了四色定律问题)。他一再告诫青年知识分子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渊博的科学知识，“要做革命通人和业务专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他的嘉言懿行影响下，延安时期成长和涌现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真正的人才精英，国之栋梁。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