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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缅怀徐老

温济泽

1938年初，我到延安，就听说起徐老，知道他是当时我们党内倍受尊敬的五老①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徐老，在1940年8月。那时候，他从重庆回到延安，住在城北兰家坪的山上，中央宣传部的窑洞里。我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住在下面一排窑洞，徐老住在上面一排。我常去看望徐老。按年龄说，我比徐老年轻37岁，是他的晚辈；按职务说，我是下级；但徐老胸怀坦荡，和蔼可亲，平等待人，他也常到我的窑洞来。他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我们见面谈话的次数不少。 　　徐老当时已经63岁。他每天都醒得比较早，常常天色微明或者还没有亮就醒来了。他有个习惯，就是醒后躺在床上冥想一阵子。那时他在工作之余，读了不少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冥想的，有工作中的问题，更多是读书中遇到的问题。有时把一个问题想通了，有了新的见解和心得，感到豁然开朗，他就立即披衣起床，点起油灯，把它记下来。他常常跟我谈今天记下了什么问题，过两天又记了什么问题。我记得有谈《资本论》中的问题，有《反杜林论》中的问题，还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在谈的时候，总是笑嘻嘻地，兴奋得象个年轻人似的。他说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好方法。那时我才20几岁，对他的话理解不深。后来过了若干年，我从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这本书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世界上有些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总是“每天有一定的冥想时间”，才深刻理解了徐老谈的“冥想”这个经验的重要。 　　徐老平时同我谈论较多的，首先还是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延安干部教育和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徐老是老教育家。他听说中央宣传部重视研究国民教育问题，十分高兴。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建国的根本。要从重视儿童教育做起。儿童，今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今天不注重儿童教育，其损失不只限于现在，而且会贻害未来的新社会。他听说边区还有不少儿童没有上学，小学教员不受尊重，水平也很低；他认为必须由重视教育的，并且有经验、有学识、有能力的干部来领导教育工作，对提高教师的学识水平和教育能力要十分重视。 　　那时候，我还帮助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新编一套高小适用的《自然课本》。当时边区的学制是初小3年，高小2年。高小有自然课，当时只有一年级的课本，还没有二年级的课本。因此，委托我重新编1套完整的，每个年级2册，共4册。我在一年级的课本中，着重讲对边区农业生产运用的知识，在二年级的课本中，着重讲解自然现象的基础知识。徐老对自然科学素有研究，他很赞成我这么编。他说，实用知识重要，基础知识也重要。他还谈到苏联的教育经验，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经不注重系统地讲授科学，只讲一些实用的知识，结果使科学水平大大降低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不久，才停止了这种教学方法，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他说现在边区也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他是赞成要重视基础教育的。 　　1940年10月，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期上，登出了我写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文。他看了之后，很高兴地来到我的窑洞里，滔滔不绝地谈了许多话。他说，自然科学本身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是15世纪以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更推动着新社会的产生和旧社会的崩溃。这就是自然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两者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都应当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可是我们党内懂得自然科学的人太少了，应当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他认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不仅在物质上加强抗战建国的力量需要科学，而且对于启蒙民族运动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也需要科学，科学是一种永久的远大的事业。他还强调，一个先进的政党，应当把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今天回想起来徐老的这些话，仍有它的现实意义；由此也可见到徐老思想的博大和深远。 　　徐老虽然年逾花甲，仍每天坚持不懈地学习。他回到延安后就参加了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和计划组织起来的。组长是张闻天同志，学习指导员是艾思奇同志，我当秘书，做组织工作，主持讨论会。艾思奇同志写学习提纲，并提出参考书目和讨论参考题。平日自学，每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地点就在我们住的山下一间破旧的四壁透风的平房里(从前是马厩)。学习组除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干部，还有中央其他机关的干部，一百多人。其中有些领导同志，如朱德、李维汉等同志。平房是空的，没有桌凳。开起会来，各人都自带小板凳或小马扎，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徐老也自带小马扎来参加讨论。这个学习组在这一年春天就成立了，自从徐老参加后，他是全组最年长的。他每次都发言，有时在讨论会前或会后还找我交谈。这样，哲学问题也就成为我们日常谈论的一个内容。徐老学问广博，他谈哲学，常常联系到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方面的问题。他还强调应当联系实际，主张从生产实践中，从抗战实践中，从社会纷争中，从国际厮杀中，从外交关系中去学习哲学。他认为哲学的内容常常通过科学的、文学的、政治的各种形式来表达，只有通过这些形式，哲学才不是死的哲学，而是活的哲学。他还指出，有些人以为初学哲学应当从通俗读物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典型哲学著作太洋不能读，这是错误的。通俗读物有局限性，谈起来比较容易，但终不能达到学好哲学的目的。他提倡学哲学，应当多读些中外古今的典型的哲学著作。他不只一次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鼓励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当时我和其他许多同志听了徐老的话，都感到见解精辟，受益匪浅。 　　在徐老同我的谈话中，也有几次谈到他长征的经历。他谈过，长征时，他和董老、林老、谢老编在总卫生部休养连里。出发时，瞿秋白、何叔衡同志被留下，他们依依惜别，互相叮咛保重，瞿秋白同志还同他互换饲马员，让一个强壮的饲马员跟他走。他谈到瞿秋白、何叔衡同志的时候，流露出对他们的无尽的思念。他在长征路上很少骑马，背着极简单的行李，还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书籍，拄着一支红缨枪当拐棍。有一次，在一个小山坡上，碰上敌机扔炸弹，飞扬起来的碎石和土块溅得浑身都是，但炸弹却没有开花，他们都庆幸地说，这是马克思保佑。有一次过雪山，过山前，在山下露宿。他睡在两块大石头中间，象是躺在一口没有盖子的棺材里。下雨，盖在身上的一块布湿了，毯子和衣服还是干的。半夜出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和衣裤全湿了，但不觉得冷，跑步前进，身上还出汗，下山时，衣裤全干了，特别愉快。他的这些经历，我后来看到有些同志写徐老的文章里，也都有记述。但有两件事，徐老对我讲过的，我在别人写的文章里还没有见到过。(也许有人写了，我没有看到。)一件是，在一个地方宿营，第二天起来一看，他的马屁股被人割去一块肉。他说时没有丝毫怨怒的语气，只是慨叹长征的艰苦。还有一件事，长征路上，许多人的衣裤都破烂了。一次，把没收地主的衣服被毯分给大家，分到最后只剩下一条大红裙子，谁也不要，有人喊了一声：给徐老吧!以后徐老就穿着这条裙子走了一大段路。他一边讲，一边做着姿势，哈哈大笑。他说，在长征路上，生活是艰苦的，大家的情绪是欢乐的。 　　1940年底，党中央任命徐老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不久，他搬走了。我也在1941年7月调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在徐老到了自然科学院以后，我去讲过几次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课，顺便看望过他。那时候，自然科学院正在创建中，条件十分艰苦。徐老虽已年迈，又身为院长，仍以身作则，同两个青年教师同住一个窑洞，晚上共用一盏小油灯，白天经常在院内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去巡视，有时还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他在自然科学院时的生活比在中央宣传部时要艰苦得多。 　　1943年初，我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为约稿事，我找过徐老。他有时也通过通信站把稿子送到报社来。到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到《解放日报》停刊为止，这几年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徐老的文章有十几篇。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其中的一篇，就是1946年5月4日在《解放日报》第4版上发表的《纪念五四》。徐老在这篇文章里“向广大的青年及一切成年人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耐心的持久的贯彻民主运动”；二是目前“要把坚持停战、政协与整军三大协定造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②三是必须“努力学习科学，提高文化，掌握技术”，以适应未来建国的需要。我在编这篇稿子时，把第二点和第一点并成了一点，把第三点改成第二点，把“三点意见”改成“两点意见”，因急于发稿，没有来得及找徐老商量。文章发表后，徐老带了个口信给我，说他对这样修改不满意，要我到他那里去谈谈。第二天上午，我带着深深的歉意去看望徐老，可是他爬山还没有回来。徐老那时已近70岁，还是每天坚持爬山散步。我只好过了一天又去看望。我诚恳地向徐老道歉。他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三点意见，你改成两点，那不变成你的意见了吗?怎么还署我的名字呢?”我说：“今后我一定更加注意尊重作者的意见，何况是对徐老的文章呢。”徐老谈笑很轻松，但使我深刻懂得了编辑工作中必须尊重作者这个重要的原则。这件事对我的教育，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似乎是件小事。可是这几十年来，我也写过不少稿子给各种报刊，有些编辑随意加以改动，有时改得上下不接气，有时改得简直不通，也从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发了，这使我非常恼火。因此，在写这篇回忆时，我特地记下这件事，把我这个终身难忘的教训，告诉所有能看到这篇文章的、现在正在做和将来所能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们。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我当时已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我在13日，带着紧急任务离开延安。后来听说徐老比我晚3天撤离。他又开始了小的长征。中央给了他牲口，他还是很少骑。牲口驮着两个箱子。那里面装着徐老的很多书籍和笔记，笔记里一定有不少是他在许多个黎明冥想起来的、在小油灯下记下的闪光的思想吧。 　　① 五老：除徐老外，还有董老(必武)，林老(伯渠)，吴老(玉章)，谢老(觉哉)。 　　② 这里说的协定，是指1946年1月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共同商定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的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议案，其中有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包括整军)等。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