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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经过

胡琦 何华生 许明修

41年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在延安成立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院。它没有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抗大和陕公那样历史长、规模大，但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它还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准备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这批骨干现在多数在中央科技部门、卫生系统或大专院校、大型企业中担任着负责的工作。历史证明，党中央当时决定成立自然科学院，是有政治远见的正确的决策。 　　1939年，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建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后来变成了一个教学机构——自然科学院，1940年夏正式开学。1945年底迁到新解放的张家口，改成了华北大学的工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又发展为北京工业学院。在自然科学院存在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对怎样培养科技人材和培养什么样的科技人才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在当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培养大量科技人才的时期，回顾一下迄今还不大为人所知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经过，是有益的。 　　历史背景 　　1939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武汉后，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转而采取“以华制华”策略，加之国际上的远东慕尼黑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卖国投降，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想用切断供应和贸易往来的办法，扼杀边区的生机。边区经济原来就很落后，工业更不发展，除了延长的石油和盐池的盐大宗出口外，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大多要靠输入，大至钢铁、棉花、纱布、纸张，小至火柴、肥皂都是如此。所以，国民党的停发经费和封锁经济，曾一度使边区的财政和生活发生很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确定了发展自给经济的方针，发展边区自己的农工商业，这就给边区当时主要限于军工和医务方面的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1939年底，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了“自然科学讨论会”，边区工农业部门和自然科学研究院共一万余人参加。1940年2月5日，在党中央直接倡导和赞助下，边区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自然科学同仁大会”，正式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加强科技研究工作，配合抗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这是我们党组织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研究会的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质困难。毛主席亲自到会讲了话，指出边区经济落后，但自然科学很有发展前途，并从哲学的高度说明：“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得到自由。”他还强调：“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陈云同志在会上讲话时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是尊重的。”“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精神来进行自然科学事业。”不久，八路军留守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又召开了技术干部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再次强调技术工作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样就为建立自然科学院奠定了思想基础。 　　那时在边区，中央直属的已有军事、政治、党务、马列主义理论、财经、艺术各方面的干部学校，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只有一座专业性的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1940年夏天，从大后方输送去了一批青年学生，便正式分班开课，成为拥有大学本科和预科以及附中的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当时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同志。不久，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返回边区，就由他接替了这个工作。 　　艰苦创业 　　在当时边区的物质条件下，要创办一所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学，困难是很大的。师资、教材、仪器、文具，无一不缺，而且要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由于中央的重视，先已拨款雇民工打好了一批窑洞。所以，科学院的师生没有象抗大、陕公等学校开始时那样，由自己打窑洞。但整修道路、开辟场地、建造厕所等，基建活动也不算少，外加开荒。天冷没有煤火取暖，窑洞里墨水瓶也能冻裂，男同学就上山去烧炭，运回来，一个窑洞一天发一斤多，在地上刨个坑当火盆，几个人围着暖暖手脚。女同志则帮助解决冬装问题，没有棉衣，怎么办?正好从新疆调回一批老羊皮的军大衣，但不够分配，只好把下摆剪下来，两件大衣改成三件短外套。这东西倒挺暖和，逢下雪天，还可把毛里朝外，顶雨衣用。学员们在研究院上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把生活安排停当。 　　难以自己解决的还是教材和实验设备，赖有党中央的关怀，也终于得到解决。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这件事，搜集到了一批当时大学里作为典范的英文原版课本，谈明的《化学》、达夫的《物理学》和克兰威尔的《微积分》之类，还特地从国外搞回来几批理化仪器和化学药品。中央还拨出专款建造了一座教学楼，当时叫科学馆，除了一大间实验室，还有一间阶梯式课堂。这样的设施，在当时边区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李富春同志有一次对学员们讲话时，特别提到了中央如何关怀自然科学院的工作，尽量设法提供教学所需要的教材和设备，他要大家充分认识科学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安下心来，发愤用功，掌握科学知识，为抗战建国服务。 　　徐老来校后，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从政治思想工作到后勤工作，都亲自过问、具体安排。他给教师、干部和同学讲政治理论课，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激励和教育我们年轻一代。徐老还给我们讲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他鼓励大家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用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办好自然科学院。 　　经过一番艰苦的创建活动，终于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有时粮食供应不足，不得不以黑豆之类补充；副食基本上是盐汤，飘着几点油花和一些萝卜片或土豆片。但是同志们凭着一股子革命的热情和决心，大家的学习情绪相当高，生活很活跃。除了上课，大多数同志都自觉抓紧时间自学。晚上没有电灯，连煤油灯或蜡烛也没有，每个窑洞只有一小盏油灯，五六个人就围着它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 　　文娱活动的条件尽管很差，但同学们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仍然十分活跃。自然科学院只有在半山坡上开出来的一个排球场，一到休息的时候，排球场非常热闹。有些爱好音乐的同志还组织起合唱团，经常演唱抗日和革命歌曲。 　　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先就过去了，不存什么芥蒂。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墙报是同学们自己办的一个活跃的思想园地，各班都有，内容除了交流思想，也对教学和党的工作进行探讨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活动，既严肃又活泼，反映了边区的民主生活和青年们的蓬勃朝气，这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那种毫无民主，倍受压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期和远期相兼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就校风来说，抗大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对自然科学院也完全适用。但在办学上、则从教学方针、课程标准、科系设置、教材内容以至教学方法，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那时，党对办社会科学教育经验是丰富的，但对搞自然科学教育，尤其是高级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教育，还很少经验，自然科学院更是首创。所以尽管大家都同意要办，但对怎么办，却意见纷纭。这些争论，实际上涉及到科学与革命，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到现在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首先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办自然科学院的大学部。有一种悲观的论点，认为边区科学设备太差，学生和教员的水平不高，办不好大学。甚至认为我们培养不了科学技术干部，应当从大后方想办法。另外一种积极的意见认为，边区当时人才和物质条件虽不如大后方，但比起抗战开始的初创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的设备，也有了必要的师生人员。我们还有自己先进的方面：有党中央的重视和正确领导，有革命的学风，有创造性、斗争性、科学性，革命的教育事业不能向困难和落后投降。而且，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是抗战建国和当前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不能长期停留在技术落后的状态，因此，大学是应该办也是能够办的。当时，徐老提出：“科学家还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 　　学制终于确定下来了，既有大学部，也有中学部，但在课程标准和大学分系的问题上，还有争论，这是前一争论的继续。究竟怎样看待边区的落后和需要以及科学技术的任务，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争论点：一个是所谓“正规化”问题，是适应边区当前需要，办短期训练班培养专业干部，还是办成正规的大学，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的专门人材。另一个是分系和课程应侧重理论，还是侧重应用。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一种认为边区经济落后，没有太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用不着高深的理论，根本无需办大学，更无须正规化，有人甚至主张“学科学用带徒弟的办法”比办学还好。另一种则相反，认为既是大学，就应当完全正规化，也就是照搬大后方办大学的传统方法，甚至照搬外国的经验。 　　徐老提出：“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一方面肯定科技的中心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为着生产，解决抗战建国的物质问题。办大学要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基础，就要求正规化，是不实际的。另一方面，强调科学是客观逻辑的主观化，是对自然的系统的了解，它基于经验、高于经验，搞科学建设首先要对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如果缺乏科学基础知识，想把科学推向前进是不可能的。要根本解决现代经济建设上的各种问题，还得依靠科学。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一度只搞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使科学降到最低水平，这种失败的经验，必须记取。徐老坚持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主张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他极力主张“发展科学必须有周密完整的计划”。他与各方面仔细商量，制定了一个既照顾历史，又照顾将来，既抓住中心，又抓住全面的发展科学的计划。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终于把自然科学院这株幼苗培植成长起来，比较正规地顺利地开展了教育工作。 　　自然科学院开始规定的学制是初中一年半、高中两年，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学习，大学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合。三个月后就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大学三年。从中学到大学一年级都是基础科学，实际问题列到大学的后二年。大学的课本完全采用当时大后方正规大学的规范性教材，从外国购进仪器设备，建设教学楼，这些都体现了正规化的思想。大学部先分四个系，即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矿(冶)系，后来将物理和化学两个系的课程作了调整，改为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系，生物系、地矿系仍保留。 　　虽然前期教学上侧重于掌握科学的基本知识，但并没有忽视实习和应用，开课不久，就办起了机械和化工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厂配合边区经济建设，先后制成肥皂、火柴、砂糖、玻璃等产品供应需要。机械实习厂先后设立了金工、铸工、锻工和木工，除组织同学参加实习外，还有一部分固定职工为满足边区当时的急需，先后制造了医科手术器械，造纸厂用的容量达万斤的大蒸煮锅，纺织机械配件和日用生活品。组织理化系的同学到炼钢厂实习，生物系的同学参与了边区生物调查和实验农场的活动，地矿系的同学参加煤田地质的调查和测量。 　　整风运动以后，徐老已离开自然科学院。从1944年下半年起，教学转而侧重于实用。在增添部分应用课程的同时，更多地着重了实习。大学部的同学到工厂参加了实际的生产劳动，切实丰富了实践经验。前一段时间基本知识的学习为后来有可能参与技术性较强的生产作了准备，后一段的实践又加深了对前一段基本理论学习的理解，并使之同生产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关于教学方针的讨论，通过实践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首先要为生产建设服务，理论和实用不可偏废，近期和远期的需要应当兼顾。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延安自然科学院走出了我党自己搞科学教育的一条道路。 　　培养无产阶级化的技术人才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正如物质的武器一样，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可以为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所用，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但形成某种体系，掌握和运用它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也正如组成军队，掌握和使用它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一样。虽然资产阶级的科学人才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但是，无产阶级想要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寄希望于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也就是没有改变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人才，这里有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区别。正如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伟大创造，只有经过马克思的改造，把它的头脚倒转过来，赋予唯物主义的基础，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不是亚当·斯密，也不是李嘉图，而只是马克思才揭示出资本增值的真正秘密，暴露其剥削的本质，把无产阶级推上自为的舞台。 　　因此，边区要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只仰赖大后方的现成人才，而必需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才，不能只限于在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还必须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在学会掌握自然科学这一武器的同时，学会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正确运用。正是这后一点，使无产阶级的人才区别于也优于资产阶级的人才，足以担当我们科学事业的骨干。 　　同边区所有的干部学校一样，自然科学院也是通过生产劳动和政治学习双管齐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前面说过，我们的学习实际上是从劳动课开始的。开荒、烧炭、积肥、种地、纺线、织毛衣、编草鞋，加上各种实习，整个学习期间，劳动始终是一门主课。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断绝粮饷，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为克服困难，根本改善物资供应，在毛主席的发动下，掀起了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大部分同学都从翻地、下种到收割、打场，参加过粮食生产的全过程。这种生产劳动，对我们一些原先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来说，不仅是增加了全套的生产知识，磨炼了体格，更有根本意义的是从中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锻炼了革命的意志。 　　我们到科学院后不久，一场大雨使山洪爆发，科学院门前那条叫做杜甫川的小溪，河水猛涨，形成了一股宽阔的急流，从上游漂下来不少农作物和农家的用具。这时候，我们有几个年轻人很有兴致地到大门外去“看大水”，显然还不曾有同农民休戚相关的感情。1941年困难时期，每个人都得完成一定的口粮生产任务，有人还在溪边开出小块荒地，种上蔬菜。此时，大家对天气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出太阳还是下雨，首先想到的是对种的东西是否有利。种庄稼需要肥料，我们几个人到骡马店去挖厩肥，时值冬季，天寒地冻，用镐刨时冰渣乱飞，但越往下挖肥越热，色味都更浓，竟不觉其脏，反而干得更起劲了。毛主席说，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最干净的。原先我们对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领会。只有经过象挖肥这样的实践，才使我们得到深切的体验。当手上磨起泡，肩膀压得疼痛，腰酸得直不起来的时候，才能比较深切地领会到，为什么在革命斗争中，劳动人民表现得更为坚定。 　　如果说生产劳动促进了感情上的变化，整风运动则是进一步促进了思想上的转变，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弄明白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解决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认识问题，如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领袖与群众、人性与阶级性、政治与技术、个人与集体等等。整风学习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使我们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要是没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基本上完成思想改造，使自己变成基本上算得是无产阶级化了的技术人才，是不大可能的。这两个运动虽然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但是，它的重要性是无可估量的。 　　历史经验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办，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准备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日本侵略者一投降，科学院大学部的同学大多数随干部大队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了把东北建设为一个重工业基地的各项工作，这个基地对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学部的小同学有不少被送到苏联学习，他们回国时，正好投入全国胜利后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自然科学院同学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担负了科技部门的负责工作。这些骨干，同其他科技人材团结协作、携手并进，继续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路子是走得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当然，时代变化了，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某些经验已只具有历史意义，不可照搬。但是，有许多好经验，在今天、以至在今后的长时期里，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有一些东西，今天甚至还需要重新强调，以便使我们的科学教育事业能够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四化”的需要，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科技大军。这些经验是：为革命而学习；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理论与技术并重；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近期和长远的需要兼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严肃的空气和活跃的生活；师生之间的同志式关系；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先锋作用等等。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使我们的科学教育事业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教育事业，而且将使我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发展，在不太远的将来，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