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在延安

第三部分 徐特立研究 试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李之钦

徐特立的革命教育思想，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有的同志认为徐特立的革命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这不错。但是，我认为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更加确切。剖析徐特立全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这个哲学基础，完全融合在他的一切教育学说和一切教育活动中。可以这么说，他的教育思想，也就是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他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哲学思想家。当然，他的这种教育哲学思想，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经过长期地逐渐发展而形成和成熟的。 　　他有十分坚强的毅力，一开始接触社会，就对客观实际感兴趣。一开始读书，就注意思维方法。从他少年时期起，就喜欢读书，可以说无书不读。由读劝世文、歌本、卜卦、算命、堪舆到佛经、禅宗语录等。这些书，虽然都是带有宣传迷信的东西。但是，其中有很多是讲述较深奥的哲理的，会读的人，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发展人的思考力，不为迷信所惑。徐老正是这样的人。他说：这些书籍给了他了解文字意思的机会，并且“由劝世文进到看佛经，从禅宗的语录得唯心派的哲理，发展了我的思考力。”徐老这时候读这些唯心书，借这些唯心书发展了他的思考力，有所得益。他教蒙馆，半教半读，自述把八股文乱读一顿，由官僚用的八股到汉奸的八股，使他也得到了好处。他说：“使我增加反满清的情绪”、“使我反对考秀才用的八股。”他在思想中增加了革命的因素。在半教半读中使他受益最多的是古算术。他说：“尤其是学古算术得到较大的收获。”徐老对于算术很感兴趣，以后在数学方面有许多新的见解，敢于怀疑，勇于创新。他说：“我的数学不成一家，就破除了一切成法，反对把算术和几何截然分开，反对教几何离开立体的平面，而使点线面为纯思想的东西。”他也勇于接受他认为合理的东西。他说：“罗士琳的《比例汇通》，认为比例是乘除及开方乘方的一个过程。华蘅芳把微积分认为是算术的加减乘除比例开方乘方一直发展上去。《周髀算经》说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把方圆统一起来。我接受了这种理论，就粉碎了学科学的教条，我快乐得很。” 　　徐特立一开始教书，就注重客观实际和教育实际。因此，他就亲自实践和亲自调查。实践第一，书本等二，是他早年就有的思想。他说他33岁到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学过单级教学法四个月，没有得到毕业证书，原因是他好活动，到处参观学校，参观运动会和展览会，没有很好的念书。但是他说：“我所得的较实际。”接着他又去日本参观小学校，收得一些日本教育书籍。他说：“又从日本得到新的东西和教蒙馆以来的经验。因此，讲教育就不是空的。”由此可见，他早年就很重视教育实际经验，并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和办教育。因此，可以说，徐老早就承认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存在，依据客观规律办教育，已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43岁去法国留学，半工半读，还是工作第一，学习第二。人家问他将来学什么?他说要学农，暂去工厂作工。他把作工的重要性以及古人半工半教的事实详细给别人讲述了一番。他还说学农以外，“并要学法国的家事学，好回去谋生活。单学法文回国当法文教员，还同从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万里到法国呢?”又说：“我又想起从前所赚的钱，真是冤枉，日日讲空文章，耽搁青年光阴，使一些学生都要学先生讲空文，赚钱。”“须知世界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徐老还说：孔夫子赶马车、替人家看牛羊，《汉书》上说古人读书兼种田。《劝学》上说“学足三余”在晚上、落雨落雪、冬季的闲余时间读书。没有一年一季一日不读书作工的。因此，徐老最后说：所以我“愿学农工，不愿专学法文。”由此可知，徐老的重视实践，是他由来已久了的。连续不断的思想，这也就使他不自觉地、连续不断地建立起唯物主义思想。 　　徐特立对于办教育是那样的重视客观，重视实践。对于社会活动，革命活动，也是这样。比如他成为“教育救国论”者的时候，他并不关门研究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而是注重社会的动向，一面办教育，阅读新书刊；一面参加革命活动。戊戌政变，他参加了戊戌政变，成为康梁的信徒。以后看了些革命的刊物，他又成了孙文的信徒，参加革命，鼓吹革命。继则反对铁路国有，反对满清运动，发动学生罢课，断指写血书，以表愤慨，激励学生反洋人的侵略。辛亥革命在湖南胜利，他到处发表政见，成为省参议会副议长。所有这些活动，发展了他的革命思想。但是，他这时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思想上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大革命以前，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员好。他说：“这时我不了解共产主义，但非常赞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积极，不争权利，完全为社会工作。”(徐特立教育文集第14页，以下简称徐教文)大革命时期，徐老是国民党左派，受农民运动的影响，使他有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说：“我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在大革命时代，农运的推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他并且说：“大革命开始，才打消了过去无政府主义思想，转到农民运动。”就在这个基础上，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不怕白色恐怖的威胁，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心情十分高兴。之后，党派他去苏联学习，修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收获很大。这时候他更喜欢接触实际，参加实际活动。因此，他说：“51岁到苏联学习，一共两年没有研究教育，只学革命理论，同时我也不是专读书，在第二年我的中心工作是参加斗争，如写壁报，做过一年GPU的工作。”他始终以学习和工作相联系为方针，恪守他的格言：实践第一，学习第二。在苏联学习，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为提高，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 　　1930年底由苏联回国，进入江西苏区，参加并领导苏区的教育建设工作。他在一切教育工作和活动中，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江西的具体情况出发；一切经过自己亲身去作，一切经过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决定。在他的工作，看不出教条主义，看不出形式主义。这不论从他的教育工作的宏观方面来讲，还是从他的教育工作的微观方面来讲都是如此。换言之，大则教育为政治、为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小则每一教育的具体措施，都莫不如此。一句话，一切都是实事求是。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讲一讲具体情况。徐老刚进苏区，随军工作，虚心向毛泽东、朱德学习政治、军事以及战略战术知识，从俘虏兵的具体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俘虏兵的教育工作。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开展根据地的扫盲工作。要完成这一任务，须先提出一个苏区教育实施方案。为了订好方案，徐老首先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识字运动的办法》。以后他亲自在兴国县办了一个90人的训练班，培养扫盲骨干。也是先进行了试验，然后制订方案进行的。徐老当时领导编写和自编许多各级各类教材，也都是采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实际需要，编写出了切合实际的教材，这是从微观方面来说的。从宏观方面讲，徐老当时主要抓了三项大的、从实际出发为政治为战争服务的教育工作。这就是干部教育、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他认为：干部教育是当务之急，是战争十分迫切需要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小学教育是培养革命的后代，是基础教育，是后继有无人的问题；至于社会教育，则是提高整个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争取战争胜利和建设好苏区的决定力量的问题。这三大教育工作，在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苏区各项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要着重提出的是：苏区当时如何学习苏联的经验和国际革命的经验的问题。苏联当时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而我国当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两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革命时代也不一样。那么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还是应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这是苏区当时最大的争论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要按照后者办，马克思主义者要按照前者办，形成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江西苏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受到极大的损失。徐特立强调从实际出发办教育，而他们却批评徐老从中国实际出发办教育的作法，是没有“根据苏联的光荣经验来建设文化教育事业”，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没有“建立统一的劳动学校制度和教育系统”，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等等。他们违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主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出发，生搬硬套苏联的革命经验，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而徐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虽然未敢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但是，他却在无声中仍按照既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苏区的教育建设。虽然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下，苏区教育也有不合实际的作法。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讲，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影响下，在徐老一贯办教育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风以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江西苏区教育，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到抗日战争时期，徐老接触面广了，活动方面更多，写了许多有关哲学、政治和教育方面的论文。从他这许多论文和实践活动看，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以及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经过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后的30年间，写出了大量的有关哲学、科学以及贯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论文。他的哲学思想和贯串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和完全成熟，成为我党具有很高修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家和无产阶级的教育哲学家。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