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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艰苦办校 |
| 长沙师范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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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任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仅一个月时间，就愤然辞去了这一职务。他的辞职，一方面是由于不满于袁世凯①、谭延闿之流用阴谋手段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政见上与议长熊兆周②发生了直接冲突，因而采取了这种断然的态度。在此之前，他之所以参加议会工作，主要是他看到“同盟会”会员焦达峰③、陈作新④被推选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湖南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气氛：比如“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⑤等等。他同全省人民一样，对新政权抱着热切期待、支持、爱护的心情，并想以参政的实际行动，对新政的实施有所襄赞。但是，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新政权的建立，有着无比的恐惧和憎恨。他们施展各种阴谋手段，企图把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当新政权刚成立不久，原藩司署的少数卫队，在“立宪派”的煽动下，突然进攻官钱局，杀害同盟会会员夏季佑等人，制造混乱，好让“立宪派”乱中夺权。面对这一突发事变，当时正在教育会开会的人，无不惊惶失措，莫知所从；唯独徐特立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前往军政府报告事变经过，促使军政府派出军队及时予以镇压，才稳定了革命局势。
不久，“立宪派”的阴谋家们，又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的风潮，并买通混进新军中一个叫梅馨的营长，预伏在北门外铁佛寺附近，乘机砍杀闻讯前来调解的副都督陈作新；然后率兵直扑都督府，将正在开会的都督焦达峰也惨加杀害。至此，“立宪派”的篡权阴谋全部得逞，由他们的头子谭延闿粉墨登场，坐上都督的宝座。
由是，徐特立极其鄙薄谭延闿的为人。谭善书法，一些缙绅之家，争相悬挂谭写的对联条幅，以为荣耀，徐特立却不屑一顾。谭企图同他拉上关系，一度让陈润霖⑥、彭国钧夤缘说项，暗通款曲，甚至许以爵禄，但他以粪土视之，坚不与谭往来。他对谭鼓吹的所谓“和平革命”论尤为反感，三十年后，当他在延安撰写《辛亥革命之始末》⑦一文时，还沉痛地回顾了湖南的这一段历史，对谭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写道：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以为不应杀人，某氏说：“革命只杀三人，不算什么。”谭氏说：“不戮一人而天下治，岂不更好吗?”这是谭氏和平革命的理论，此时无人驳斥。初一日谭议长宣布他的政见说：“维持治安，保全秩序。”这一政策，系根据他“不戮一人而天下治”的理论。当革命开始而高谈和平，其实质是缓和革命，在有利条件下必然会使反革命进攻，所以九月初九首创的正副二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即被反革命屠杀，竟置凶手不问，也以和平了事。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把政治革命抛弃了，而南北统一乃高唱入云。不知道革命不是为治安而是为改造，不是与反革命妥协，而是与反革命斗争，由于起码的革命理论，事前没有在革命党人头脑中准备，以至对于有理想，如中山先生者而以太高视之。
当时事变的发展，正是如此。高唱“和平革命”的“立宪派”，却不惜用了革命党人的鲜血和尸体来达到他们篡权的险恶目的。当他们篡夺了政权以后，一切就开始倒退了。诸如出兵援鄂的事连提也不提了；在议会通过实行民选知事的议案，也被议长熊兆周勾结谭延闿搁置起来了；原来标榜为“民意机关”的省议会，再也看不到半点民主气象了。所有这些，无不使徐特立感到失望和愤慨。这也许是他第一次看到官场政治的腐败。他之迅即辞掉副议长的职务，这也许是重要原因之一。
徐特立在离开议会后，应省教育司司长陈润霖的邀请，在教育司当了几个月的教育科长。他和陈润霖有过一段交谊。陈润霖创办楚怡小学时，他曾应聘在该校任教。这次陈润霖想利用他在教育界的声望，为自己任教育司长打开局面。而他之所以接受委任，则是想通过教育司的行政权力，发展普通教育，解决一些穷苦子弟，其中包括那些游荡在长沙街头的“野孩子”的读书问题。然而事与愿违，当他向陈润霖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时，陈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要减少招生名额，裁汰教员。他虽激烈反对，但手中无权，未能起到丝毫作用。于是，他断然交还委任状，仍旧回到侧身多年的教育界，一心一意办教育⑧。后来他回顾这一段的经历说，当时政府是坏的，“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一做了官就要叛变，因此，才决心脱离“同盟会”，脱离政界，希图用教育来改革人心，实现教育救国的夙愿⑨。
徐特立回到教育界以后，先在善化县第一高等小学堂任校长。这所学校是由善化学宫改建的，校址在长沙市化龙池。不久，善化、长沙两县合署为长沙县，这所学校也随之改为长沙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出任长沙县首任知事的是他的好友姜济寰。姜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决心为民众办些好事。因此，他对姜格外支持，姜对他也很钦敬，彼此过从甚密，遇事反复磋商，精心运筹，必求至当的解决办法而后已。有次，姜向他提出在长沙县办一千所国民小学的设想。为了培养更多的教师，想请他主办一所师范学校。多年以来，徐特立就很想创办一所这样的学校。因为当时的长沙，除有一所属于高师性质的优级师范学堂，一所为全省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级师范学堂外，真正能为长沙市、长沙县培养小学教师的，只有周南女校的师范部和其他一些师范速成班，每年招生常不及百人，根本适应不了小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徐特立毅然接受了这个创办师范学校的任务。没有房子，他将善化学堂的一些破烂房间腾出，连同走廊过道，稍加修缮，辟成教室，房子问题算是解决了。没有经费，他与湘岸榷运局局长黄同陔⑩商量，征得黄的同意，将榷运局寄存在学宫内的一批硝磺变卖，得千余银元，经费问题也算是解决了。一九一二年，长沙师范正式开学，招收了六个班。其中，学习五年毕业的本科两班，学习一年毕业的一部讲习科两班，学习六个月的二部讲习科两班，共有三百余人。这所后来声誉远播的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由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为了给这所学校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校址，徐特立踏遍长沙城，最后才选中荷花池的泐潭寺。泐潭寺是一座古刹，位于城北占地数亩的荷花池畔，四周古树蓊郁，禅房幽邃，自唐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游览胜地。唐代著名宰相裴休，曾来此寻幽探胜，写过一首《题泐潭寺》的诗：“泐潭形胜地，祖塔在云湄；浩劫有穷日，真风无坠时。岁华空自老，消息竟谁知?到此轻尘虑，功名自可遗。”可惜这样一处名胜，经过近百年来的兵灾人祸，已经是荒芜破败不堪了。当他决意将此建为长沙师范的永久校址后，知事姜济寰立即行文将这一规模宏大的寺院拨给长沙师范，同时还拨了一笔建校经费。经过徐特立半年多的苦心经营，一所人才辈出的师范学校，就在荷花池畔建立起来了，当时他心情的愉快是不言而喻的。当二部讲习班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他特地为同学们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毕业歌》，并在隆重的典礼上高声朗读：
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
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
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须能手。
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金如斗。
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11)。
徐特立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师生们传颂着他爱护年轻一代的许多故事。他对贫苦学生极有感情，在《留法老学生之自述》(12)的文章里，他说：“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我在长沙师范当校长，收了一个打铁的学生，姓黎名升洲。毕业后在浏阳高等小学校当教员，极能耐苦。又收了一个退伍的兵，姓廖名奕。”这件事之所以使他引为自豪，正是因为他做了当时许多自诩为教育家的人所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退伍兵廖奕，原在城里卖劳力为生，辛亥革命后参加新军，只认得两三百字。一九一三年退伍后，特地找着素所钦敬的校长，申述他“有志读书”，请求破格录取入学。徐特立很赞赏廖奕的“有志读书”，果然破格录取。在他的鼓励下，廖奕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后来还随徐特立去法比两国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在长沙办工业，直到解放，一直不忘这位老校长对自己的培育。铁匠黎升洲，文化程度比廖奕还低。徐特立先介绍他到湖南军械机修厂，一面做工，一面补习文化，经过半年的进修之后，即录取入学。后来，黎升洲成了湖南有名的生物学教员，解放后曾被评选为湖南省优秀教师。
徐特立十分关心学生的作息生活。他与学生同桌吃饭，随时了解伙食的情况，以便改进；他与学生同寝室睡觉，督促学生按时休息；他对学生体贴入微，从不摆校长的架子。有个学生脚上长了疮，他提来热水帮助洗涤，为其敷上药膏。当时教育界有一些人对此大加讥议，认为身为校长，竟然做这些下等人干的事情。他风趣地说：“校长教员关心爱护学生，是应尽的职责。我还只做了一点好事，就被人家把好处夸大了。”他认为他所做的这种“怪事”，正是教育界的人应该做而很少做成没有做的事。(13)
在教育方法上，徐特立一贯坚持因材施教。他认为每个学生都有长处，也各有缺点，“教育者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因势利导，使学生的长处得到发展，缺点得到克服，就可以成为有用的人。”(14)他认为教师要关心和爱护学生，对学生循循善诱，特别要注意不能歧视有缺点错误的学生。他曾经说服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和部分教员，收回成命，给一个因破坏纪律被开除的学生以重新学习的机会，因为这个学生确有诚意改过。另有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因聚众闹事要求提前放假被开除学籍回家去了。徐特立为此事惴惴不安，思考了好几天：难道这个学生果真不可再教育了吗?因此而失学回家，就很难有机会学习和进步了。终于，他派人把粟福基找回来，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后，亲笔写了一封信，介绍粟去长郡中学继续求学。粟福基后来学习很努力，是长郡中学的一名好学生。(15)
徐特立对学生关怀备至，因势利导，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这里说一段他与他的学生、著名戏剧家田汉(16)的故事，由此可见一斑。田汉家境贫寒，小时聪颖活泼。在长沙师范读书时，他与同学黄芝冈(17)、曹伯韩(18)、周竹安(19)、张怀(20)等人一起，做了一些打油诗，什么“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元龙”，“黄竹村中鸡犬喧”等等，用稿纸腾写出来，贴在自修室的玻璃窗上，名曰“窗户报”。原来，诗中的“首元龙”、“黄竹村”系学校两位老先生的姓名。那两位老先生，认为这是“侮辱师长”，要求校长严厉训斥学生。徐特立一面对田汉等人进行尊师的教育，一面鼓励他们把聪明才智、写作技能，用到正道上去，写出有意义的诗文。他说，这样做，于学业品行会更有好处。这些学生听了校长的教导，在田汉等人的带头下，学校的“窗户报”如《晨钟报》、《晚钟报》之类，象春花一样盛开起来。田汉编的“窗户报”名《祖鞭报》，取“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21)之意。这些“窗户报”里发表的文章和诗歌，大多是忧国忧民抒发感情之作。后来，也出现了思想倾向比较守旧的《誾谭报》，田汉等人便联合其他各报与之展开论争，一时气氛十分活跃。
徐特立是“窗户报”最热心的读者，常常在夜晚提着马灯，到处阅读。遇有切中时弊、短小精悍的文章，便抄录下来，刊登在他主办的《教育周刊》上。这对同学们是很大的鼓励，大家写作的劲头更大了。在谷种“窗户报”里，有读书心得、时事述评、诗歌、小说，也有杂文小品，真是万紫千红，满园春色，连原来感到受了“侮辱”的首元龙、黄竹村两位老先生，也高兴地点头再三称赞。(22)
田汉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徐特立热情地鼓励他。当徐特立的旧友欧阳予倩(23)，邀请“春柳社”话剧团的部分成员，到长沙文庙组织文社，排演文明戏时，徐特立带着田汉等人去观看，并多方鼓励田汉等人创作和排演话剧。田汉以后决心从事革命戏剧的创作与活动，与他这位校长的循循善诱是分不开的。学校里有许多象田汉一样的贫苦好学的学生，他们酷爱读书，却无钱买书来读。徐特立便把自己的购书折借给他们，任他们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在购书折上记账，由他付款。他对学生的关怀和爱护，深深地教育和感动着学生，大家都以不要辜负徐校长的辛勤培育相勉励。一九四七年一月，徐特立在延安欢度七十大寿时，田汉还从上海寄赠一首长诗，歌颂他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诗的最后写道：“学生遍天下，春风无不被，寒极暖亦近，雪深草弥翠。”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徐特立还曾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的工作。一九一二年，他看到家乡方圆几十里，只寥寥几所私塾，没有一所小学堂。他为许多农民子弟找不到地方读书而焦虑，于是将自己在长沙教书所得的薪金，拿出一部分，筹建了“五美乡第一初级小学堂”，免费吸收贫苦子弟入学。由于这是一所实行新制度，采用新教材，完全摒弃了私塾教学中那套旧东西的学校，曾一度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围攻，说这种“洋学堂”，“会把祖宗的传统丢掉”，“会把子弟教坏”。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农民，也对学校发生了误解，在一个夜晚，相率捣毁了校舍，烧掉了课桌，吓得教师不敢来上课。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从长沙赶回五美乡，一面揭露顽固派的罪恶行径；一面宣传为什么要废私塾、兴学校的道理，使不明真相的农民觉悟过来，转而拥护他的办学主张。经过一番重建，五美初级小学堂移到观音庙复课了，学生由原来的三十多人，增加到七十多人。这就是长沙县最早办起来的一所乡村初级小学校。
后来，他又应五美乡群众的要求，多方设法，在丁家冲创建了一所拥有高、初两级小学、附设师范专修科的府立高等小学校，由他的好友唐怡成(25)任校长。唐在他的指导下努力经营，不到一年，学校就粗具规模了。一九一三年，湘督汤芗铭肆虐，停拨教育经费，唐怡成被迫辞职，学校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值隆冬，有一天，由徐特立的推荐而担任了五美乡乡董的熊瑾玎，来到长沙找他商讨拯救即将停办的丁家冲学堂的事情。他们作了缜密的研究后，决定把丁家冲高等小学搬到观音庙，同五美小学合并，改称五美高级小学校，由熊瑾玎代理他出任校长，维持学校的经费则由徐特立一手筹措。
五美高级小学办了两年后，乡村的封建顽固分子又借口在庙内办学堂亵渎神灵，多方进行刁难。为了解决校舍的困难，徐特立征得妻子熊立诚的同意，腾出家里用老屋改建的一栋较为宽敞的新瓦房，作为校舍。他还另筹了经费，扩建两间教室。熊立诚及其子女住进老屋旁边新搭的两间茅屋里，并从旁门出入，以不影响学校教学。由于他的坚定的毅力和无私的支持，这所乡村小学终于办下来了；并由此带动了整个五美乡，全乡先后办起了五十余所国民小学。他还以长沙师范作基地，在短期内为这些小学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教师。
徐特立在城里任教时，每次回乡，总要到五美学校去看望师生，查阅课卷。他为学校亲笔题了“勤、俭、公、实”四字，作为“校训”。在一次讲话中，他特地阐述了这四个字的意义：
这勤字，就是勤劳、勤快。我们在学校里要勤读书，在家里要勤劳动，做一个勤快的好学生。这俭字，就是节俭，俭朴。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节约俭朴，不要铺张浪费，你们从小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这公字，就是公正，秉公无私，办事公道。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大家，不能只顾个人，养成自私自利。这实字，就是老实、诚实、真实。我们在读书劳动的时候，都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弄虚作假，不说谎，不欺人，长大了，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以上这些，你们都能做到了，那就是一个好学生。(26)
这是多么诚恳的语言，对年轻一代寄予了多么殷切的期望啊!
徐特立认为，教育子女，家长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五美高小的一次恳亲会上，他将这种责任明确为“生、养、卫、管、教、用”六个字。在他看来。孩子生下以后，就要善于抚养，使他们健康成长。当孩子学会走路，能单独行动时，就要很好地看护和保卫。当孩子长大，对一切事物处在无知或半知状态时，就必须紧密配合，让他们读好书，知书明理，学会劳动技艺，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材。最后是要使用得法，让他们找到正当的职业，无论种田、做工，或做其他的工作，都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于个人于社会有利。做到这些，才算尽到了教养子女的责任。(27)
在徐特立的苦心经营下，五美高小成了当时一所革命的学校。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四年，由他的学生熊瑾玎代理或兼任校长。熊瑾玎精心治校，用老师的革命教育思想影响全校师生。一九二四年后，校长由蒋长卿担任。蒋长卿也是五美人，家贫好学，在五美高小毕业后，又在长沙师范学习，完全继承了老校长徐特立和熊瑾玎的办学精神。一九二六年蒋长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湖南省委负责人，参与领导过安源工运，一九三一年牺牲。著名的烈士陈昌(28)，也先后两次在五美高小任教。其他如熊为华、张义质、黄彝等烈士，以及毛达恂、赵则三等共产党员，都是先在五美高小求学，继入长沙师范学习或进修，毕业后又回到五美高小任教的。在大革命中，他们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一直坚持斗争，始终不渝，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一九一三年十月，汤芗铭以克减和停发教育经费的办法，对全省学校横加摧残，使得本来经费困难的长沙师范更为困窘。徐特立不忍坐视几百名学生失学，他把学生带到简陋的城隍庙里上课，将苦心经营了两年的校舍，全部租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使用，以每月四百元的租金收入，弥补经费的支绌，将学校艰苦地支撑下来。
作为一个校长，徐特立在生活待遇方面，其清苦自持远过于一般教职员。他每月只支二十元薪金，在教职员中是拿得最少的。他任校长的两年中，不但没有半点积余，而且欠债六百多元，以致卸职后，不得不去湖南第一师范、周南、修业等校兼课，以增加收入，偿还债务。他的生活尽管过的如此艰难，但总是急人之急，不顾自己，尽力支援别人。他的好友姜济寰，廉洁奉公，不事私蓄，被汤芗铭免掉长沙县知事后，只得借债度日。徐特立除了设法借钱周济姜的老父外，还把长沙师范校长一职让出，由姜来担任，使姜的生活有所保障和依托，他自己则专任第一师范学校教师。
湖南第一师范原为前清的中路师范，校址在长沙城南门外书院坪，亦即“城南书院”旧址。南宋时，张南轩(29)在城南书院讲过学，此地曾盛极一时；经过几百年的变迁，院舍早已荡然无存。中路师范是在它的废址上，吸收日本学院建舍的特点，重新设计建筑起来的。辛亥革命后，中路师范改为第一师范，重新招生，原中路师范的学生则并入优级师范。
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师为职责。学生多为家境贫穷或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他们大都勤奋好学，品德优良。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章甫、罗学瓒、李维汉、肖子暲、张昆弟、郭亮等，都是敦品力学、出类拔萃的人物。
第一师范的教师，除徐特立以外，还有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袁六吉(30)和王立庵(31)等，他们思想进步，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其中威望最高、最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要算徐特立和杨昌济两位了。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庆祝徐特立六十大寿时，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32)的确，徐特立的崇高品德和渊博学识，无疑地对进步青年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当时，长沙城里的中等学校很少。一般在中等学校任教的老师，多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平日衣冠楚楚，外出时，以轿代步，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徐特立却衣着朴素，从不坐轿。他以长沙师范校长的身份在第一师范兼课期间，每天由荷花池到南门外，往返十余里，不论晴雨，总是步行，多年如一日。
徐特立教育学生，十分注意言教和身教的完整一致。他教“修身”课，常以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嘉言懿行为例，使学生有所借鉴和仿模；有时也谈谈自己身体力行的体会，以激励学生努力向上。他讲述节俭的重要性时，在指出节俭可以节省金钱后，强调指出它能培养艰苦精神，锻炼坚强意志，陶冶崇高品性。他风趣地说：“我平日过惯了俭薄的生活，觉得只有俭薄才能使精神愉快。我有一桩得意的事情，就是从来投有被扒窃过。因为我的房间里，没有皮箱、大柜一类值钱的家具，也没有精美珍贵的物品。发了薪金，我把钱随手放在网篮里的破旧书籍中，扒手和小偷哪里能想到在这些故纸堆里，会放着他们要扒窃的银钱呢!因此，我的钱从来没有丢失过。”(33)有一次，他以自己创办长沙师范的经历为例，勉励人们艰苦奋斗。那时有人笑他“傻”，替他取了个浑名，叫“徐二镥锅”。(“镥锅”，湖南方言，即“补锅”。)对于这种说法，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周世钊谈论时，曾有如下一段精辟的见解：
“徐先生办长师，不顾利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算计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顶烂斗笠；在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创办一所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有镥锅的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34)
在学生学业上，他的指导也是十分得当的。针对有的学生读书贪多图快的毛病，他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在毛泽东等学生请教读书经验时，他曾这样说过：
“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精采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35)
许多学生遵照他的教导，认真读书，勤作笔记。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几年里，写的读书笔记就装满了好几网篮。(36)
在第一师范任教期间，徐特立精心编写了《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37)等讲义，以丰富的内容，新颖的见解，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在这些讲义里，他特地编写了“平民教育”及“如何办夜校”等章节，详细地说明平民教育诸问题。一九一七年上期，第一师范和附属小学两部的教职员，试办了一期夜校。到下学期夜校开学时，他(当时任实习主任)和方维夏(当时任学监主任)建议夜校由学友会来办，并敦促校长拨出四百元，作为办校经费。这样既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园地，也密切了学生同劳动群众的关系。
徐特立在第一师范任教期间，还积极参加社会的政治斗争，以自己的正义行动，为广大青年做出了榜样。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袁的走狗汤芗铭，在湖南网罗一些教育界的守旧顽固分子，如叶德辉(38)、符定一等人联名上书劝进，为袁称帝大肆鼓噪。其时，徐特立和杨昌济等先生一道，挺身而出，同他们作斗争。他当面痛斥带着军警赶来阻挠和弹压学生游行的教育会会长叶德辉等人是“为虎作伥”，“是教育界的败类”。他还邀同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富有正义感的教师，联名写信给一个叫廖笏堂(39)的教员，揭露其在船山学社讲话时高喊“反对帝制”，回到一师讲台又大肆“鼓吹帝制”，是“一人之身，两种面目”的两面派行为；并声言“将来尚有机会时，当永不忘先生之赐”，表示坚决与廖作斗争，迫使廖以后再也不敢鼓吹帝制。(40)徐特立热情地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多次参加学生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而举行的讲演会。当时有个学生叫彭超，将断指写下“不忍顾国破家亡”的血书，寄给汤芗铭后，投江自杀了。徐特立为彭的强烈抗议而奔走呼号。他摘抄了彭超的遗书(41)，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在他任教和兼课的学校向学生们朗读和讲解。他希望青年象彭超那样，要有满腔的爱国热忱；但他又不希望青年象彭超那样，陷于悲观失望，轻于牺牲自己。他对学生们说：“彭超是不甘心死去的。他是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不知拿什么方法来救国，就在绝望中死了。他的死，启示了我们，科学之不明，我们要学习科学；工农之不振，我们要施以教育；应当大众奋发，以血肉之躯，去护卫疆土，振兴国家。”(42)他觉得国人生存一日，就应奋斗一日，要去从事新的道路的探索。他的这种思想，激励着许多象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于匡时救国的青年。而他自己却正是不断探索，孜孜以求，永不却步的典范。
那时，湖南正处在南北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里，人们的思想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严重压抑。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了冲破旧传统、旧道德的牢笼，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研究革命的新思潮，掀起了一个群众性运动。徐特立坚持与时俱进，与学生们一道，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走上战斗的第一线。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徐特立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熊瑾玎等“新民学会”会员的帮助下，联络一部分思想开明的校长和有名望的教师，以研究“改造社会”、“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等问题，宣传新思潮为宗旨，组织了一个名叫“健学会”的团体。在酝酿期间，经过他同陈夙荒、朱剑凡的磋商，决定由陈、朱两人出面进行广泛的串连联络。六月十五月，在楚怡小学召开了“健学会”的成立大会。到会的除他和陈、朱三人外，还有何叔衡、向绍轩、姚孟宗、杨树达、赵鸿钧、方克刚、汤松、蔡湘、孔文达、陈云杭、钟国陶、欧阳鼐、何炳麟、张孝敏、潘实岑、舒新城、李景侨、赵翌等人。他们大都是湖南教育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对于“健学会”的宗旨，经过他和何叔衡、陈夙荒、朱剑凡商量后，由陈在开幕词中，作了如下的阐述：
过去大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目的；现在大学生的思潮大变，皆知注重人生应为之事。发生此次之救国大运动，有人误认为是由于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实出自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不可遏抑，我们当及时研究，引导它走正轨。健学会的组织，在于采取正确健全的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43)
“健学会”的会则，主要是：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输入新思潮的方法是，一、凡最近出版的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供会员阅览；二、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三、介绍名人讲话。研究的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员必分认一题研究。会友学习外语的，由本会会友传授。传播的方法，主要是讲演，分定期和临时的两种。定期的每周于星期天上午举行(44)。
“健学会”虽然不象新民学会那样，有明确的改革社会、改革政治的奋斗目标，但它是由教育界、新闻界中不满张敬尧统治的人士组成，仍不失为有进步意义的团体，对推动当时湖南教育界、新闻界在接受新思潮，传播新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学校开始注意改革教育方法；同意学生成立自治会；有的改用白话教材教学，提倡学生写白话文；有的学校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有些女校允许学生公开参加社交活动，允许学生剪短发，等等。对于这些改革，“健学会”的成员都是热心的倡导者。在以后的驱张运动中，“健学会”的成员也积极地参加了。直到徐特立出国留学后，“健学会”内部发生了分化，有的是原来的发起者，如陈夙荒，思想退坡，转入保守方面了，“健学会”的活动因而逐渐中止。
“五四”运动给徐特立很大的影响，他曾在《我的生活》一文里有如下的叙述：
我到四十岁时，正是袁氏称帝，国家的前途黯淡，我也接近衰老，自问再过二十年，我也六十岁了。我不懂欧洲文字，不能研究新学问，于是我想学英文。一个朋友劝我不要学，他认为我年龄已过，人事又忙，英文无法学好。那时候，国家混乱，令人悲观失望，我的精神忽然死了。到“五四”时我才又复活过来。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国家的前途必然黯淡，我个人也就是一个早衰的可怜虫了。
“五四”运动期间，人们传颂着徐特立的一些感人事迹：一九一八年冬，在楚怡小学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因赞成用白话文教学，不主张读经，被校长陈夙荒以“头脑太红”辞退了。熊被辞退后，徐特立却毅然聘请熊到他任院长的湖南孤儿院任教。(45)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多方支持和保护过象熊瑾玎这样的一些青年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长沙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游街大会，遭到张敬尧的武装干涉，勒令解散。五月二十八日省学联成立，决定组织长沙各校总罢课。徐特立通过教育会，组织所属各校教职员，成立讲演联合会，分别组成五十多个讲演团，经过统一训练，然后派回各县乡镇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并组织抵制日货，惩罚奸商、洋奴和作恶的日本浪人等活动。在驱张运动中，他首先通过“健学会”，联合和发动陈夙荒、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朱剑凡等有社会地位的校长，带领教师索薪，同张敬尧进行斗争；接着他往返于城乡之间，向学生、教师和群众，揭露张氏兄弟的罪恶，号召大家起来驱张。由于他坚持驱张斗争，被张诬以“通匪”罪名，明令通缉，并声言要封闭他创办的五美小学。不过，这时他已打点行装，将赴法国勤工俭学了。行前，他以个人名义，给张敬尧写了一封信(46)，历数张来湖南后的种种罪行。这封信，曾由署名韶卿(47)的记者，以长沙特约通讯的形式，写成文章，在北京《晨报》上公开发表。当张敬尧看到徐特立的这一封信，而歇斯底里大发作时，徐特立早已经离长赴沪，乘船到法国去了。
①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玩弄种种阴谋手段，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1915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宣布恢复帝制。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
②熊兆周，生平不详。辛亥湖南反正后，熊被推出任省临时议会议长。徐特立联合一部分议员，提出民选县知事议案获得通过，但由于熊的压制，不向政府提出，终未实现。徐特立因此和他发生冲突。
③焦达峰(1887—1911)，近代民主革命者。原名大鹏，湖南浏阳人。1911年10月22日，他和陈作新率领湖南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起义，光复了湖南，被推为湖南军政府都督。31日立宪派谭延闿策动兵变，与陈作新同时被害。
④陈作新(约1885—1911)，近代民主革命者。字振民，湖南浏阳人。1911年10月22日新军攻占长沙，被推为副都督。31日与焦达峰同时被害。
⑤引自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篇。
⑥陈润霖(1879—1946)，字夙荒，号立园，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长沙楚怡学校的创办者。辛亥革命后，任湖南教育司司长。五四运动时期，一度宣传过民主与科学，任健学会会长，提倡并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⑦《辛亥革命之始末》，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14)(32)(33)(40)见周世钊《我们的师表》。
⑨徐特立《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黄同陔，又名黄同皆。湖南光复后，曾任榷运局局长。1913年10月汤芗铭督湘时，逮捕了谭延闿任内的官员十余人，黄同陔亦在内，都被汤芗铭枪决。
(11)见周世钊《我们的师表》、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古潭，即长沙，长沙旧称潭州。邹、鲁，即春秋时的邹国和鲁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孟子所在地，比拟教育发达的地方。
(12)《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3)见周世钊《我们的师表》、李维汉《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载1981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15)见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
(16)田汉(1898—1968)，戏剧活动家、剧作家、诗人。字寿昌，湖南长沙人。1912—1916年在长沙师范求学，毕业后，经徐特立、姜济寰的资助，随同舅父易象东渡日本留学。1921年归国后，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随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主编《南国月刊》，积极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活动，推动了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1930年后，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任执行委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组织抗敌演剧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一生写有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剧本一百余部。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终生未忘老师徐特立对他的教育和栽培。
(17)黄芝冈(1895—1971)，著名的戏曲史和民俗学研究专家。原名德修，又名衍仁，湖南长沙人。1912—1916年就学于长沙师范，与田汉同班。1922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退党。大革命时曾任《湖南通俗报》和《湖南民报》编辑。1929年在上海参加南国社。旋参加“自由大同盟”任常委，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执委。后任大学教授有年。解放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编辑处副处长，资料室主任等职。撰写了《中国的水神》、《汤显祖编年评传》等书。
(18)曹伯韩，又名曹典琦，湖南长沙人。1912—1916年就学于长沙师范，毕业后即在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周南女校等校任教。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任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
(19)周竹安，又名周友村，湖南长沙人。与田汉、曹伯韩等人同为长沙师范第一班学生，毕业后曾任长沙师范、长沙女师、周南女校教员。大革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20)张怀，又名张伯龄，湖南长沙人，生于1896年。教育史研究专家、教授。1916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参加过新民学会，后留学比利时。回国后任教于北京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现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21)祖生，即祖逖(266—321)东晋名将，范阳遒县人。少与刘琨为友，常闻鸡起舞，磨砺意志。刘闻逖被用，有“常恐祖生先吾著鞭”的话。
(22)参见陈志明《徐老和田汉的故事》一文，载《战地增刊》1979年第五期。
(23)欧阳予倩(1889—1962)，演员，戏剧家。名立袁，湖南浏阳人。1907年在日本参加春柳社，回国后倡导新剧运动。后任电影编导兼演京剧十余年。解放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并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和戏剧运动倡导人之一。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作有二十余种。徐特立与欧阳予倩早在辛亥革命前即有交谊。
(24)春柳社，综合性艺术团体。1906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分设戏剧、音乐、诗歌、绘画等部门，以戏剧为主。是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第一个演出团体，主要成员有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辛亥革命后，曾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组织过公演。1915年解散。
(25)唐怡成，湖南长沙五美乡人，进步教育工作者。殁后，徐特立为他写了“浩气长存”的墓碑。
(26)(27)见五美学校撰写的《长沙县五美学校校史》(未刊稿)。
(28)陈昌(1894—1930)，号章甫，湖南浏阳人。1915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后，曾在长沙县五美高小及第一师范附小任教。他是新民学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冬由上海去湘西贺龙部队工作，道经澧县时被捕，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
(29)张南轩(1133—1180)即张栻，南宋学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作有《南轩集》。
(30)袁六吉，即袁仲谦，前清举人，教员。
(31)王立庵，当时湖南著名的数学教员。
(34)(35)周世钊口述，参见《我们的师表》。
(36)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37)《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当时均印刷出版，但目前仅发现《各科教学法》上、下册。
(38)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县人，字焕彬，号直山，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袁世凯称帝时，他任湖南筹安分会会长。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39)廖笏堂，又名廖名缙，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旋出盟。回国后，奔走于湖南立宪派头目的门下。
(41)彭超遗书，有如下一段话：“五月七日，日本之最后通牒来，我祖国四千六百余年之神明土地，从此为外人破矣，能不伤哉!能不痛哉!我同胞应知我国之最可哭、最可惨、最可羞、最可耻的事，莫过于此次之外交失败!吾有何面目以对国家也?其将何术以救国家也?……我国之不竞也，科学之不明也，工农之不振也，兵力之不强也，愿诸君力起直追，超所望于诸君者至矣……”
(42)周世钊的回忆。
(43)见1919年6月16日《湖南大公报》。
(44)引自1919年6月23日《湖南大公报》。
(45)见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
(46)见1919年11月20日北京《晨报》，已收入《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47)韶卿，即罗敦伟，长沙人，曾参加“驻衡去张请愿代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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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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