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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赴法求知

长沙师范学校

一九一九年，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时，已经四十三岁了。他离开湖南，固然由于参加驱张运动，遭到张敬尧的明令通缉，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给他的影响。已得的声望和成就，没有使他踌躇满志，更没有阻碍他的前进，他矢志要做一个有新学问的人。他非常赞赏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而进行的各项活动。当一位北京友人给他来信，介绍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并动员他参加时，他非常高兴，欣然同意，遍告亲友。有的朋友劝说他不要“到外国去做扶拐棍的学生”，他针对这种劝说讲了如下一段话： 　　一般人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就到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岁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一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一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① 　　这年六月下旬，他变卖了一部分书籍器物，并向亲友借贷，筹集了一笔旅费，然后回乡对家计作出适当安排。告别妻儿，于七月初的一个晚上，偕同他的十七位学生，由长沙乘轮北上。前来送行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熊瑾玎、陈凌增②等人。这次专为陪同和照顾他而赴法的，有熊瑾玎的十五岁的儿子熊信吾，还有老友姜济寰的胞弟姜浚寰。 　　他们经过武汉转赴上海后，一时未能买到船票，只得在静安寺附近的湖南会馆住下，滞留两月有余，颇为焦虑。后来因姜浚寰曾在法国做过工，认识法国货轮“波多斯”号上的一些水手，依靠这些水手的帮助，用一般客轮票的半价，购得搭乘“波多斯”号的船票，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启碇远航。 　　“波多斯”号是一艘载重二万四千吨的大货轮。他们在这艘货轮的尾部，每人找了一张靠椅当作铺位。顶上扯着的一块帆布，既不挡风，也不遮雨。这样的海上生活当然是相当艰苦的。徐特立没有怨悔之言，不叫一声苦。他的这种忍苦耐劳的精神，使得同行者无不感动，受到鼓舞。他们相互照顾和帮助，终于渡过了这四十多天艰苦的旅途生活。 　　途中，货轮失火，烧损严重，需要修理，在越南西贡港口停泊了十五天。停泊期间，徐特立上岸到西贡各华侨学校参观，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款待。船过仰光时，仰光一所大学的校长，得知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教育家，便殷勤地邀请他去大学讲演，还请他为大学题词。他即席挥笔写了一副“万里旅居巡市井，百年长计课儿孙”③的对联，送给该校存念。这事在仰光华侨中广为传颂。 　　当船驶过地中海的时候，徐特立看到意大利西西里岛火山爆发的奇景，真是高兴极了。他对身边的青年人说：“别人说我老了，不能出洋留学，倘若我真的不来，就连火山的爆发，怕一辈子不能看到了!”④自然界的伟观，亦使得他有“壮哉此行”之感。 　　徐特立于十一月十二日到达法国马赛。华法教育会派来接待他的人，一则看到他年纪大，二则因为他声望高，现在竟然来到法国做工，真是不胜惊叹。主持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⑤，还单独约见了他。在留法学生中，有许多人受过他的教诲，都很敬重他。但他始终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学生，凡是勤工俭学学生自己应该做的事，他都和大家一起干。大约到法国的第三天，他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萧子升，请他写篇为什么到法国求学的文章。他用亲切的笔调，写了一篇题为《留法老学生之自述》的白话文，被刊在当地的华工杂志上。这篇文章，以后曾被国内的一些中小学校选作国文教材。 　　为了学习法文，徐特立先进入木兰省立中学的法文补习班。这个补习班是专为中国留法学生开设的。他在入学以前，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曾劝他留在教育会，一面做管理湖南学生的工作，一面补习法文，这样便可以避免学校严厉规则的限制，使他生活上和精神上无所负担。徐特立对于这一善意的劝说，谢绝了。因为他“决志求学，不怕法语难学，也不怕学校规则太严。”他觉得亲身经受法国学校规则的锻炼，大有益处，将来回国，还可把这些规则中的合理部分，应用到改革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去。这个补习班，有六十多人，除湖南学生外，还有广东、四川等地的学生；除他一人外，都是年轻人，连担任补习班专职教师的洛西纽斯，年纪也比他小。他坚持同年轻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十分尊重洛西纽斯。这位法国老师既敬重这位“老学生”，也爱护其他年轻同学，经常嘱咐佣人——一位十分友善的老太太照顾好中国学生的膳食。这位老太太颇饶风趣，每次开餐前，总要教大家学讲一句法文生活用语，然后才肯让大家用餐。 　　徐特立学习法文十分刻苦。尽管他年纪大，记忆力不大好，但他坚信自己“纵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⑥他作了这样一个计算：从“今年学起，到五十岁还有七年。一天学一字，一年可学三百六十五字，七年可学二千五百五十五字，到了五十岁时，岂不是一个通了的人吗?若一天学二字，到四十六岁半可以读通。”⑦他赞成“能者为师”，十五岁的熊信吾，也是辅导他学法文的“小先生”。他针对所谓向小同学学法文是“降级”和“可耻”的错误看法，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前没有学问的时候，当了老师同太老师，自高自大，还要得人家的学费，这真是可耻!如今到了法国，法文一字不识，还要自高自大，怕失了旧资格，不更加一层可耻吗?今天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步的老人。五十岁后，我也是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到死的时候，学问还没有老朽，还同有学问的少年讲得来，那时候的畅快，都要从今日耐烦耐苦做起。”⑧ 　　现在还健在的熊信吾老人，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北京的寓所，谈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在木兰公学，我和徐老同住一个房间。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只听见一阵‘嗦，嗦，嗦’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回到了故乡，谁在赶狗呢!起来一看，原来是徐老在睡梦中念着‘石灰’、‘白菜’、‘热’三个同音的法文字。解放后，有次我讲起这个故事，还笑着问徐老：‘你那石灰、白菜、热三个法文字，分得清楚了吗?’他深有感触地说：‘读书不用功夫不行啊!我那个熟读、熟写、熟背的方法可真好!’在留法期间，正因为他老能下苦功夫，所以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把一些普通常用的法语掌握了，可以到工厂去做工，实行勤工俭学了。” 　　一九二一年初，徐特立来到法国南部的圣侠门钢铁厂，一边做工，兼替中国工人做饭，一边自学。在法国勤工俭学并不容易，一是工作难找，二是生活条件差。有的学生吟诗抒怀，曾有“听到胡笳心便惊，天涯沉落眼谁青”的喟叹。徐特立却毫不嗟悔。在他来厂之前，厂里贴出布告，说有一位中国老教授要来做工，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可是他们看到这位教授老头，每天穿着工作服，拿着一把锉刀，一下一下锉着废钢板，那么专心致志，竟完全象个学徒工，不禁肃然起敬；连平日态度傲慢的法国工头，也投来赞许的目光。许多中国学生，高兴地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在这里做了一年工，也自学了一年。无论是做工或自学，他都很认真。当时也在厂里做工的李卓然，于一九四七年在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时，曾吟诗赞誉过他这段做工时期所表现的非凡精神，诗中有“四十有六学钳床，陶钢凿铁赛同行”之句。诗后的小注说：“一九二二年遇徐老于法国南部圣侠门钢铁厂，他与我辈青年小伙子赛学钳工，常不服输，一时传为佳话。”⑨ 　　在圣侠门钢铁厂半工半读一年后，徐特立觉得自己法文已有一定基础，可以向新的知识领域进军了，于是回到巴黎，考入巴黎大学，选学数学和物理。这是符合他的初衷的。他刚到法国学习法文时，萧子升曾问他：“是否回去当法文教员?”他深有感触地说：“单学法文回国当法文教员，还同从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万里到法国呢?”接着，他用在湖南高等师范及第一师范的教课收入，比起法国做工的收入要多得多的事实，除了说明他学法文不是为了赚钱外，还深刻地指出，当教员的不会做工，又不会教学生做工，只讲空文章，就是误人子弟。他说：“我今又想起从前所赚的钱，真是冤枉，日日讲空文章，耽搁青年光阴，使一些学生都要学先生讲空文，赚大钱。听得作工的劳苦，又没有讲空文章的赚得多，大家都不愿作工，使国家工业不发达，都是我们当教员讲空文章的罪过。今日当悔从前的过错，不可再作赚冤枉钱的思想。须知世界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从前孔夫子赶马车……神农种田，轩辕做衣，舜帝烧窑，嫘祖养蚕，书上都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当教员的当学生的能作工，岂不更贵重吗?我所以愿学农工，不愿专学法文。”(11)他的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多么新鲜而又深刻!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生活，徐特立在给老友姜济寰的信中有所叙述。这封信是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写的。信中说：“弟于七月十五日离Melun(木兰)中学校，……到里昂附近。siasht(西昂)chanent(沙朗)地方一个工厂当学徒；目前伙食也须自备，一二月以后如仍无钱给我，将另择一厂。一日作工六时，上课二时，寄宿舍距工厂约二三里，一日往返四次，费一小时余，归舍作饭、吃饭，尚须一二时，晚间要预备法文，无片刻暇，写信须待星期日，往往有团体事在星期日开会，更觉忙迫；……弟本拟暑假译教科书及记录法国中小学校状况，无钱租屋，遂中止。”(12) 　　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窘迫的。这些学生为了求学，为了生活，什么都干，但整天辛苦劳动所得，仅够糊口。有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每天向“华法教育会”领取五个法郎的“维持费”度日。有的学生因积劳成疾而死去。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徐特立的严重关注。他数度万里投书，呼吁湖南教育会筹款援助身在异域的有志青年。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湖南《大公报》登载了他和李富春等数十人联合署名的致湖南省教育会公开信。信中先概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情况：“湘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计三百三十八人，其中由国内专门工业学校毕业及修业者十四人，由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者十四人，高等小学毕业者十三人，师范毕业者二十人，大学毕业者及修业者八人，曾在日本留学者十人，其余的均系中学毕业。有在国内充当工程师者，充当中等学校校长教员者。大约年龄在二十五岁上下者占大多数，二十岁以下者不过二三十人，三十岁以上者只数人。此类学生，以年龄论，大多数正当为社会服务之时，过此不学，则已晚矣；以学问论，多数有中等科学之基础，而法文程度，已有一年内外之预备。若求速成，则有一年或两年，可以毕业于各种实业学校；即欲深造，则曾毕业专门学校者，二三年后，必有可观；曾毕业于中学者，不过六七年，可以望其成就。”但生活怎样呢?信中说：“惜目前困于经济，不能为久远计划。或因一时生活问题，数易其业，……前功尽弃，殊属可惜；行所不习，收获无多；违其初志，锐气顿减，更为可虑。”信中还提到原来提倡勤工俭学的“中坚人物”，又大都抱撒手不管的态度，例如“李(指李石曾)留滞北京一年余，现在仍未返法；吴(指吴稚晖(13)来法一转，不过旬日而去；蔡(指蔡元培(14))来法时日稍久，然为中比大学里昂大学，忙得席不暇暖，在德在比在瑞士之日居多，而对勤工俭学生，仅发一脱离经济关系通告，拍一电向国内筹款，曾与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谈话两小时，此外概未过问。”为此，他们联名吁请湘省教育会与之联系，拨款接济。这封呼吁信曾在湖南教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促使湘督谭延闿拨出三万元，托章士钊和蔡元培转交湘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但章、蔡却长时间未将这笔救济款交给湘籍学生，其中一万元还在湘就被某些人私分了。徐特立在湖南的朋友写信告诉他湖南省督已拨款之事，他得悉后立即组织湘籍学生商议，并带领学生推派出来的代表，向蔡元培交涉，要求领取此款。经过许多周折，蔡元培才同意由徐特立和汤松(湖南商专校长，适在巴黎考察教育)两人出面，偕同学生临时代表，先领取由蔡元培带来的一万元。接着，湖南同学代表在巴黎开会，又推选徐特立管理此款的分配事宜。他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分配时，自己分文不取，把这一工作做得公允，为那些穷困的同学解了燃眉之急(15)。 　　徐特立在法国显然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关心了解法国中小学教育情况，切实通过勤工以达到俭学，但由于他笃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致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对把持“华法教育会”的吴稚晖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之流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他开始不赞同留法学生用游行、请愿的办法与吴、陈等人进行斗争。他和至交黄齐生老先生(16)都赞同一部分留法学生提出的“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主张，以后，当吴、陈等人勾结法国当局迫害中国勤工俭学生的时候，事实才教育了他和黄齐生。特别是一百零四名勤工俭学生在进驻里昂大学(17)被法国军警扣押的事件发生后，更使他们看清了吴稚晖等人的反动面目。当时他与黄齐生受周恩来、王若飞(18)等同志的委托，赴里昂要求吴稚晖设法援助被捕和遭受饥饿折磨的学生，吴稚晖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一事实，促使他们彻底转变立场，坚定地站到革命学生的一方。关于这一点，在他写的回忆录(19)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 　　吴稚晖当时是学校(指里昂大学)当局，又是华法教育会创办人之一。他是辛亥革命时爱国学社中的光复会派，谁都相信吴是与北洋政府对立的。不料吴与北洋系的公使陈箓在压迫勤工俭学生上合作。于是一百零四个勤工俭学生，就被武装装入囚车中，押送上轮船回国了。……若飞同志是这一运动(支持进驻里昂大学与援救被困学生)的组织者。他来到巴黎约我与黄齐生先生赴里昂去，与吴稚晖交涉。这时我和黄还相信吴之为人，……还以吴为圣人之流，因此我们不怀疑他，但这一次却使我们对‘圣人’失望。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就不觉转到革命方面来。 　　至于他们怎样“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呢?徐特立在同一篇回忆录里说：“平民留学生和贵族留学生两个营垒的对立，在法国最为明显，里大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在华法教育会也是一样。”接着，他举出华法教育会一些当权者，侵吞国内给勤工俭学学生捐款的事实后说： 　　穷苦的学生能到欧洲去求学，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诸先生倡导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华法教育会被褚民谊，曾仲鸣、萧子升等利用，而吴稚晖又与公使勾结，结果限制贫苦学生留法的办法也订了，以后留法者要缴国币五千元作保证金才办护照。从此杜绝了贫苦学生留法的出路，受高等教育之权被贵族及其走狗所独占，而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也就日益增加了。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组织了CY，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国的也多参加了革命，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中坚人物。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白坚、林蔚等同志，他们已在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牺牲了。剩下的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我党独当一面的干部。至于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生的捐款可吃，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有些已当了汉奸。……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劳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我和黄先生在五十年前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二十五年来或加入我党或同情我党，因此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革命队伍，还为国家民族独立、民主、和平奋斗。 　　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三载有余。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除了努力作工和认真学习之外，还抓住一切机会，调查了解法国民族的优良风尚，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问题，在这方面，他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便万里传书，或写给朋友，或载诸报刊，以期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注意，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改革。 　　然而，他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推崇，只是用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情况，同标榜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法国社会情况相比较而言的，是由于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痛恨，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有感而发的。但他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他认为只要将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搬过来，或者“输入学问”，就会“一切问题，都有解决的希望。”(20)在一段时间里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这恐怕是一般有志于社会改革的人，在学会用阶级观点认识社会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所必经的历程吧。 　　现在，就请看看徐特立对于改革社会的一些良好的愿望吧!他在致湘学界的一封长信中(21)谈到法国社会情况时，说：“法国人民尚平等自由，现在华侨协社之号房，原系学校教员。待工作之留学生，多与之学法语。以人师为工役，以工役为人师，两无意见，平等之精神，即此可见。特立所入之学校中，有特立之旧学生，有特立之世再晚。倘存阶级(意指等级)之见，不以彼等为伺学，则必另聘专师，费银既多，又无规律，其不自由，孰过于此?特立在此平等自由之国，行此人不以为奇；倘在内地，必群起而讪笑之，将无地以自容。有阶级之存见，与上交似为谄，与下交又为辱，到处隔阂，情何以通?一到法国，觉无所谓总统，无所谓平民，无所谓黑奴，无所谓文明种族，同为人类，即同为一家也。”他在声明“特立非好为此过誉，有实例可举”后，即联系湘省教育界的情况说：“我湘教育界之倾轧，始于党派，终倚官势，同为一家，有彼此之歧视。倘多数人到此一游，当自悔其前此之无谓也!” 　　在致朱剑凡讨论中小学各科教学及女子教育问题的信中，他说，在法国“数学最重几何，初等小学，九岁即学几何。因该科于日常用处极多，用种种实物教授，亦易明了。工业国家，几何是人民之常识，到处遇着此物，所以易于学习。我国欲望此科之进步，非设多数之工厂，无希望也。”又说：“数学一科与图画手工物理，均有极大关系。特立欲习此利，非欲成一数学家，不过从此预备研究科学也。”在这封信里，他还对法国女子的就业、社交、教育、婚嫁、夫妻关系、遗产继承、女子学校的特点等方面，作了甚为详细的阐述(22)。 　　当他得知老友姜济寰于一九二〇年重任长沙县知事的消息后，即写信(23)给姜，就教育、警察、道路、森林、财政等方面提出他的主张，希望姜在长沙县属范围内试办，作为改造社会的验证。例如在教育方面，他强调“教育程度不必高深，普及最要；足下仍须用民国元年之精神，极力提倡!长沙师范须办二年毕业之讲习科，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不收学膳费，科目注重算术、几何(平面)、理科、国文；……学龄儿童，须强迫入学，女子尤须注意!然迫令读书四年，或有难能，则年达十岁以上者。必须强迫读书二年；书籍及其他费用宜一律免收。女子补习学校，宜从速设立，一年或半年毕业，俾成年女子，略识之无，可以作工，可以经商；程度稍高者，可以办公。……特立所以深信女子之可用也!”在森林方面，他写道：“足下前篆长沙提倡植树，尚觉有益，可以继续进行。但森林也是专门学问，远大计划非普通人能知。——弟在法国西部，见极大的森林，千年来即系交替砍伐，现大树已成林，小树丛生于大树间高而小。大树伐后，小树不久又成林矣。林中大半系落叶树，栗树最多。大树伐后，留蔸不掘，使发新芽；小树最密，闻系使各小树竞争日光，上长乃速。弟行此森林中，约中里二十五里，尚未穿过中心。其大可以想见。”他如此不惜笔墨，介绍法国人民的风俗、经验，无非是希望在国内仿行。不过，他的这些良好愿望，在当时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徐特立曾以半年多时间在比利时，四个月时间在德国考察教育事业及地方自治。一九二二年，湖南省政府曾委托他考察法国教育，年俸一千元，经批准在案后，省政府电告驻法公使，请公使馆把他介绍给法国各教育机关，以便他进行考察。但他不愿与当时的政府合作，拒绝了这一委托，并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五日，致书《湖南大公报》主持人李抱一、张平子(24)等人，请公开发表他的信件，说明他已在日内连函在省朋友，“代特立向省长交涉，请其致函使馆取消原案，使特立恢复勤工俭学生资格”。他以个人名义到各地考察的经费，大都是通过在长沙的学生和朋友熊瑾玎等人，以月息三分借贷来的。他宁可负债而不肯领取反动政府的津贴，从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为人的刚毅正直。 　　①⑥⑦⑧⑩(11)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陈凌增，教员，曾在楚怡学校任教多年，与徐特立交往甚密。 　　③徐乾口述。 　　④熊信吾的回忆。 　　⑤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清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曾留学法国，在巴黎加入同盟会，并举办过里昂中法大学、孔德学校。北伐战争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后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 　　⑨李卓然《祝徐老七十大寿》，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这封信以《工读》为题，最初发表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信选辑。现收入《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3)吴稚晖(1866—1953)，江苏武进人，又名敬恒。清末举人。鼓吹无政府主义。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4)蔡元培(1868—1940)，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912年，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积极改革全国教育；又与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15)参看徐特立《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齐生先生》，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6)黄齐生(1879—1946)，进步教育家。曾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主办遵义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抗日运动奔走。1945年赴延安。1946年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被殴打的民主人士。之后，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乘机从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殒身。 　　(17)进驻里昂大学：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办里昂大学，原拟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困难，但吴稚晖任里昂大学校长后，于1921年秋，从国内带来一批官僚富家子弟，勤工俭学学生竟一个都不收，引起全体勤工俭学学生的愤怒。学生们几经交涉无效，退而要求以校内多余房屋暂作栖身之所，也遭拒绝。他们忍无可忍，遂发动“入学运动”、“争回里大”的斗争。当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陈毅等一百多名代表，由巴黎到达里昂，理直气壮进驻里昂大学时，驻法大使陈箓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出动三百多军警，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等罪名，将他们关押于兵营，随后驱逐出境。 　　(18)王若飞(1896—1946)，无产阶级革命家。贵州安顺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绥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狱中坚持革命斗争，至1937年始出狱。在党的第五、七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9)即《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齐生先生》一文。 　　(20)见《我的勤工俭学观》，连载于1921年3月8日至3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 　　(21)见《徐特立文集》中《徐懋恂由巴黎致湘学界书》一文。 　　(22)《徐懋恂致朱剑凡书》，连载于1921年9月15日至9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 　　(23)即《工读》一文。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4)李抱一、张平子，均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1913年创办《湖南通讯社》，旋于1915年创办《湖南大公报》，从事新闻事业。徐特立与他们关系甚密。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