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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身教育

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在“宁乡速成师范班”结业后，就在离长沙城三十华里的*(上朗下木)梨镇，创办了一所“梨江高等小学堂”，专门招收农民子弟入学，并设置了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 　　梨江高小于一九〇五年七月中旬正式开学。这所农村高小的创办，的确是一个创举。当时省城长沙办学的风气虽盛，官办和私办的学校日益增多，但没有一所学校办到农村去，农民的子弟也很少来省城读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徐特立决意兴办这所学校。他拿不出办学的经费，只得向家庭比较富裕的好友何雨农和姜济寰求助，得到何、姜两人的热情支持，共拿出银子数百两。学校开办以后，他请姜济寰担任校长，自己负责具体的教学事务。为了节省开支，他给自己立了一条“不拿工资，只吃饭”的规矩。这年的八月中秋，他的妻子熊立诚刚生下第三个孩子，而第二个孩子又患痢疾，家里无人照顾。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常常在上午讲完第四节课之后，步行五十里路回到家里，为妻子、儿女煎药、煮饭、洗衣服，折腾到深夜；第二天清早，又急忙赶回学校上课。他这样做，虽然十分劳累，但内心引为愉快。在梨江高小，他有一位最喜欢的学生叫熊瑾玎①。熊和他是同乡。熊在小时候，听人说教蒙馆的徐二先生“是一个好人”，曾来蒙馆拜见。梨江高小创办后，徐特立动员这位年已二十的熊瑾玎进了速成师范班。熊毕业后，一直跟随徐特立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又一同走上革命的道路。直到晚年，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徐特立在梨江高小虽只教了半年书，但一直关心着这所学校。尔后他去长沙任教时，还经常来校指导教学，并设法资助学校经费。抗战时期他回湖南，还特地到这所学校察看，并摄影存念；解放以后，有次回乡，也特地到了这所学校，在门前瞻望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一九〇六年春，他受聘来长沙“周氏女塾”任教。这所女塾是朱剑凡先生创办的。早在一九〇三年初夏，湖南创办的第一所女学“民立第一女学堂”②，不到一年被清廷以“男女混杂、流弊滋多”等“罪名”予以封闭，稍后于“民立第一女学堂”而开办的“淑慎女学堂”③，也同遭夭折。顽固派的高压手段，并不能动摇志士仁人振兴女子教育的决心。一九〇五年五月，朱剑凡毁家兴学，将自己在宁乡的田产和在长沙城里的宏大宅第捐献出来，作为经费和校舍，以“周氏女塾”名义创办了这所女校。格于习惯势力，开始只招收本族女生。朱剑凡很钦佩徐特立，他聘请徐特立来女塾任教，是想借重他的学问道德，加强女塾在社会上的地位，扩大影响。何雨农和姜济寰都赞成徐特立去长沙任教。徐特立于是离开了自己创办的梨江高小，欣然就聘于周氏女塾。这也说明他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他在女塾任国文教员；由于教师不够，他还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他知识渊博，教学又极认真负责，深受学生欢迎，有的学校慕名而来请他兼课，因此，他还先后在修业、明德、长郡等学校任教。 　　当时女塾的男女界限极严。男教师给女学生讲课时，得在讲台前挂着帷幕，遮拦起来，名曰“垂帘施教”，这样的封建陋规，直到他任教之后才革除。这时，周氏女塾由于教学均优，在社会上赢得了声望，要求入学的女生日益增多。为了适应女子教育发展的需要，一九一〇年七月，周氏女塾改称“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内设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及幼稚园。朱剑凡任校长，徐特立任师范部主任教员兼小学部主事。他和好友国文教员黄厘叔合作，为周南女校撰写了一支校歌。歌曰： 　　地处长沙， 　　山环水重深深锁。 　　女校修明， 　　应推先进周南我。 　　毁家兴学，蒙难开基， 　　创出文明母。 　　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 　　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 　　同学们，静心学业，静心学业。 　　发放我历史之光荣， 　　效忠祖国，效忠祖国， 　　永获光荣果。 　　徐特立作为一个献身社会的志士，他在周南女校任教期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注意阅读民主革命先驱黄兴④、陈天华⑤、秋瑾⑥、杨毓麟⑦、姚宏业⑧等人写的文章，并常同朱剑凡等好友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国革命史论》和《警告湖南人》等诗文，以及杨毓麟写的《新湖南》一书，他爱不释手，赞佩之情，“至于五体投地”⑨。他有时还把这些著作拿到课堂上高声朗读，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不久之后，他崇拜的陈天华在横滨为抗议日本当局迫害留学生而蹈海自杀，姚宏业在上海为筹办中国公学受挫亦投江自沉，消息传来，他无比愤恨。当陈、姚二人的灵柩运回长沙时，长沙数万名男女青年，穿着白色制服，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帝国主义和清廷当局的蔑视。这件事使徐特立深受教育，他感到自己不应只是坐而论道，而应起而行动，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实际斗争中。 　　徐特立参加民主革命的实际斗争，值得叙述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断指血书，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迫害。一九〇六年间，继湖南辰州教案⑩之后，江西又发生了法国传教士王安之擅杀中国官吏而被群众殴毙的南昌教案。法、英、美帝国主义竟然把兵船开进鄱阳湖，对中国人民进行威胁。清政府为虎作伥，照例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压迫本国人民。祖国遭受屈辱的事情，使徐特立悲愤至极。一九〇九年，他到修业学校去演讲，在历数帝国主义的罪恶和反动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残酷镇压的卖国行径后，当场拿起一把菜刀，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以示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压迫的决心。当时的报纸刊登了他断指血书的消息。有位老先生为此写了一副对联：“罗子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之风。”老革命家吴玉章在所著的《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一文中，特地记叙了这段史实，并驳斥了当时修业学校校长彭国钧(11)，别有用心地把徐特立的断指，歪曲为“断指送行，请开国会”的谬说。 　　另一件是组织长沙各校师生罢课，反对“铁路国有”的斗争。一九〇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官督商办”的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借口收归“国有”，暗地用以向德、英、法等外国银行抵借巨额外债，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徐特立和朱剑凡以他们在湖南教育界的声望，出面邀请各私立学校教师来周氏女塾协商行动。这次斗争也得到了各公立学校的支持，共同发表宣言，举行了湖南最早的一次罢课运动。 　　这一时期的徐特立，虽然由于教学成绩卓著，深孚众望，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并不耽于现状，而对于学校保存旧制和照搬东西洋教学制度的作法，深思有所改革。为此他走访了长沙、善化(12)、浏阳等县的许多中小学教师，同他们交换改革教育的意见。他发现在当时那种风云骤变、国家板荡的年代，真正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并不多。长此以往，不仅教育改革无望，国民文化水平无法提高，而且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他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于是，决定先到外省，然后东渡日本去考察、研究中小学教育。他的这一想法得到朱剑凡的支持。朱同意他辞去周南女校的教学工作，并出资相助，促其成行。 　　一九一〇年春节过后，他乘船离开长沙，沿江直下洞庭。这是他年满三十三岁后的第一次出省。船在岳州城边停泊了三天。他登上岳阳楼，饱览了巴陵胜状，观赏了岳阳楼的碑题石刻。少年时他登上南岳峰顶，曾有“天下茫茫”之感；如今，时事迁移，阅历加深，登楼远眺，较之以往，感慨更多。他反复吟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决心要使自己的一生，在这个平凡的教育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来。 　　舟抵汉口后，他改乘轮船到了上海。上海既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从事斗争活动的重要基地。他计划先用半年时间在这里考察小学教育。这时，正值江苏教育会在上海举办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他以优良的考试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天，训练班的俞子夷、杨月如两位教师，见到这位年龄大于自己的学生，不禁感到惊讶，一经询问，才知道他是湖南著名的中学教员，是自费来上海专门考察小学教育的，不禁对他深表敬佩。徐特立要求俞、杨两位老师，把他作为普通学生严格对待，并要求给他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以便到上海各处的小学校访问调查。两位老师热情地支持他，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的走访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考察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别人的长处，对新鲜事物十分敏感。比如，在走访杨伯明先生主持的城东女校时，他对杨先生因陋就简的办学精神深为赞佩。杨先生把堂屋当课堂，茶几做讲台；在堂前照壁贴上许多新闻资料让学生阅读；利用木笼放置学生不能带进教室的东西；杨先生本人既当校长，又当教员，除教国文和缝纫技术外，还要编辑杂志，一身数任。徐特立认为这种勤勉、艰苦的办学精神，是应该学习和发扬的。另有一处是郊区的万竹小学。他高度赞赏这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亲密关系：教师来到农村学生的家里，坐在矮凳子上聊天；随便尝尝门外晒的腌菜，没有半点怕脏的脸色。他认为这是密切学校与家庭联系的重要一着。他还对这所小学在运动会上颁发奖品感到兴趣：奖品虽只是一小篮子荸荠，却覆以绿叶、红纸，相映成趣，既经济，又好看，蕴含着美的教育，得奖者很高兴。在上海的四个多月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从事这样的考察，放弃了训练班的一些课程，以致后来考试没有及格。他曾自我总结说：“因为我不大安分，不好看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类的书。我好参观在上海的各种教育活动。无论那里开运动会，开展览会等我必到，每天五六小时的课，至多我上四小时就跑了，去进行我的参观考察工作，所以考书本不及格。”(13)实际上，他的考察所得，是在课堂上听《教育学》、《心理学》所得不到的。“不大安分”，恐怕正是他以后在教育方面勇于改革，标新立异，能有所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训练班，他很钦佩年龄比自己小的俞子夷先生。俞先生在日本留过学，是日本鸿文训练班学生，曾多次向他谈及日本教育发达的情况，鼓励他到日本去考察。由于去日本学习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因此，终于在一九一〇年七月到了日本东京。在留日湖南学生(有的是他的朋友或学生)的帮助下，他阅读了一些介绍日本教育的书籍，如《小学校事汇》、《三千个优良小学校》等；并根据这些书籍提供的情况和线索，先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了一些学校。他对日本教育最为赞赏的是，日本学校十分注意人力、财力、物力的节省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他曾访问过一所叫做“实践女校”的学校。这所学校的行政人员，就只有校长夏田戈子一人，其余都是教员。校内的日常事务，均由学生自理，学生亦即工作人员。学校的房屋设备，都能充分发挥效用，一室多用，如缝纫教室，只要把工作台搬走，便成了室内操场。课程的设置，也注意符合实际的需要，如开设“家政”课程之类。整个学校环境整洁清雅，井然有序。他非常赞赏这位精明能干的女校长，认为她的办学经验是值得学习的。还有一点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即是日本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授课时间，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如东京鲛桥小学的学生，大都是工厂里的小徒工，上下班时间不一。学校为了使这些徒工无论什么时间下班都能读书，便设立二部和三部。二部是上、下午开两班课；三部是上、下午开三班课。这就解决了学徒下班时间不一的问题。教员不足，就一人担负两个教室的课，学生也可以当助教。这些好的经验，不仅丰富了他的考察内容，也为他以后从事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直到一九一〇年十月，他才怀着不虚此行的心情，高兴地从日本回到上海，直返长沙。 　　回长沙后，朱剑凡仍请他去周南女校任教，并赞成他提出的有关改革教育的设想。他深知朱剑凡和他一样怀有振兴教育的热切愿望，于是欣然就聘。不久，朱改任周南女校董事长，他接任校长。这时，他拿出自己的薪金做经费，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作为指导教育改革的刊物。为了办好这一刊物，他利用一切课余时间为刊物撰写文章，并自己担任校对、发行和筹款等工作，付出了大量心力。刊物内容丰富，有上海、日本小学的经验介绍和自己考察的观感；有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成绩考核、品德培养、教师生活等方面问题的探讨；也有师生的各种建议、质疑和研究心得的文章。刊物出版后，很受教师欢迎，“大家都来索取”。有一段时间因经费困难，有人主张停办，他强调指出：这种“对小学教育有好处”的刊物，“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不应该随便停刊”。在他的奋力支撑下，《周南教育》终于办了一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因另有较多的社会工作，无暇顾及刊物，才迫不得已停刊。尽管刊物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人们对它评价很高，誉为湖南教育刊物的开路先锋。对这个刊物的创办经过和有关情形，他在1938年3月18日撰写的《抗战给我的机会》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叙述： 　　这杂志是我发起的，文章就是我和周南的同事以及学生写的。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时我任周南的校长兼教员，每一天上课总是五点钟左右。全校中有中学、师范及小学，学生三百余人，公家津贴每年纹银四百两，我和校中一切教员都是平等薪俸制，每人每月十五元整。当着辛亥革命的前夜，我的文章就被反动势力压榨出来了，而学校的困难，和家中的困难，以及建立该校的主人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该校教职员的薪俸不足养家等等，都是我写文章的刺激物。我对于教育得有一知半解，还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环境给我的。 　　在他的倡导和促进下，湖南教育会于一九一〇年冬及第二年春，破天荒地在长沙举办了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在此之前，他特地到长沙县各小学收集学生课卷，就地展出，比较优劣，收效甚大。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他任评议员，并被推选出来主持其事。因此，他每天课后，即去会场仔细参观，详加审阅，先后用去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题为《成绩批评手册》的小册子。他运用教育学和伦理学的一般原则，对实践工作加以抽象化和理论化，从而得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带规律性的方法，这实际上是他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前不久外出考察所得知识的总结。他后来说：“我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越多越好。”(14)强调书本同实践的联系，这是他进行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依据。 　　在“开发民智”问题上，他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吸收那些没有机会读书而又迫切要求读书的人来上学。他认为那些穷苦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合理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用自己的努力去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很早就有一个计划，想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所平民夜校，作为推广平民教育的尝试。他的倡议，得到不少进步教员的支持，都愿意义务教课。朱剑凡尤表赞同，允从校内开支灯油费和书籍讲义费。经过筹备，徐特立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夜校于1910年年底开学了，校址设在北门外李大中丞祠堂。因为这里邻近一些工厂，便于工人入学。开始学生不多，但由于他的热情和进步的教学内容及方法，很快得到劳苦群众的信任，要求入学的人与日俱增。学生中，有做工的，有拉车的，有挑担的，还有商店小学徒。他非常喜欢这些被上层社会瞧不起的“粗人”，这些“粗人”也对他深为爱戴和尊敬。将近过了三十年，一九三八年，他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有一天，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正碰上日本飞机轰炸。他被人们簇拥着出来，刚走到门口，一位五十多岁的人力车伕突然跑过来，把他请到车上，拉起车子飞跑，一直把他送到郊外的安全地带。他诧异地询问车伕的身世，才知道这位车伕曾在平民夜校听过他的讲课。车伕经常叨念着这位曾经千方百计为穷人办学的好老师。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是湖南教育界最先响应起义者之一。在此之前，姜济寰曾邀他参加谭延闿(15)、易宗夔(16)在长沙组织“宪友会”支部的活动，他拒绝了；朱剑凡等人组成的“辛亥革命俱乐部”，他也不愿参加。他认为这两者都不过是鼓吹改良主义那一套；言革命而不谈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取的。他经常同何雨农交谈同盟会的情况，曾相约去曾文正公祠(即后来的船山学社)向林柏渠请教，表示要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革命。他们的行动，得到林伯渠的赞赏。林伯渠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正在发展着的革命形势。他没有辜负林伯渠等革命党人的期望，当武昌起义爆发，湖南还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他约集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员如何雨农、凌振嘉、刘鸣翥、李洞天等人，力排险阻，到处演讲宣传，号召大家支持革命。十月二十二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几天之后，湖南省临时议会也正式成立。他因于湖南的光复有功，被选为临时议会的副议长。 　　①熊瑾玎(1886—1973)，湖南省长沙县人。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任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中学教务主任和董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曾任工农革命政府宣教部长兼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晋绥日报》副经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②民立第一女学于1903年由候补知县龙绂瑞、留日学生俞经诒、胡元琰等人所创办。校内教师全系女性，男教师只有黄克强一人，任体操课的教学。 　　③淑慎女学堂由曾广镛于1904年春在长沙创办。 　　④黄兴(1874—1916)，即黄克强，原名黄轸，字廑午，湖南长沙人。著名民主革命家。1903年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在日本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07年起，多次参与或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3年7月由上海至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赴美，仍积极策划讨袁。1916年袁死后，回至上海，后病逝。 　　⑤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家。1903年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后为同盟会的发起人。《民报》筹办后，任撰述员，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所撰《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影响极大。1905年为反对清政府与日本当局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压迫，愤而蹈海自杀。 　　⑥秋瑾(1879—1907)，近代民主革命家。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4年留日，次年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和徐锡麟等人组织浙皖两省起义失败，不幸被捕牺牲。工诗词，笔调雄健，感情奔放。有《秋瑾集》。 　　⑦杨毓麟，字笃生，湖南长沙人。1900年留日，不久参加兴中会，是二十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在湖南影响极大。 　　⑧姚宏业，号剑生，湖南省益阳人，1904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⑨徐特立《辛亥革命之始末》，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辰州教案：1902年7月，辰州城发生瘟疫，死千余人，后发现为英国传教士胡绍祖、罗国俞派人施放病毒所致，当地人民遂愤起围攻教堂，将胡、罗二人殴毙，事后清政府向英帝国主义妥协，共同对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11)彭国钧，又名彭泉舫，湖南安化人。曾任修业学校、长郡中学校长，省教育会会长。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赞助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加入过健学会。随后思想逐渐退化。 　　(12)善化，旧县名，宋元符元年分长沙、湘潭两县置。治潭州城(今长沙市)，辖州治东南。 　　(13)(14)徐特立《我的生活》，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5)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湖南茶陵人。辛亥革命前，曾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是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辛亥革命时，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接任都督职务。此后，历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湘军总司令、北伐军第二军军长等职。1927年后依附蒋介石，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 　　(16)易宗夔，湖南立宪派的头面人物之一。1909年湖南成立谘议局，他为议员，并任候补常驻议员和资政院议员。1911年，他和谭延闿赴京，与孙洪伊、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总部，旋返湘成立宪友会湖南支部。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