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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学新风

长沙师范学校

一九二四年夏天，徐特立结束了在法国的学习和在比利时、德国等地的教育考察后，于七月六月乘轮驶抵广州，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祖国。当时孙中山接受了我党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并在我党的帮助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改组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的广州，已成为第一次大革命的发源地。面对国内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徐特立十分高兴。他一抵广州，就脱下西装，穿上长衫，到芳草街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此后，他还到上海逗留了一星期。在广州和上海，他都受到各界朋友和学生的欢迎，并应邀介绍了西欧教育情况。七月中旬溯江而上至汉口，旋乘坐“湘潭轮”于二十日下午回到长沙，下榻楚怡学校。第二天，长沙教育会熊瑾玎、刘典奎等五十余人集会，热烈欢迎他回湘从事教育事业。晚上，他假楚怡小学礼堂，用从欧洲带回的幻灯片，招待教育界的朋友。在同一天的两次集会上，他作了介绍法国政治、风俗及“义务教育”的讲话。不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①，聘请他为广东大学教授，将聘书寄来长沙。徐特立婉言谢绝了这一聘请，决心留在长沙，为发展湘省教育尽力。 　　徐特立回湘之后，仍十分关心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曾敦请熊秉三②、范静生③等先生，继续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款，进行接济的工作。 　　暑假过后，他移居长沙县教育会。一天，有一群投考省立第一女师而没有被录取的乡下女学生来找他，倾诉她们失学的痛苦。他热情接待了这批素不相识的女青年，耐心听取她们的意见，毅然应允由他创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以解决她们的就学问题。第二天，他在长沙县教育会的一间空房里，设立了报考登记处。不几天，报名的即达一百多人。接着他借了长沙师范学校左侧的一栋杂屋，并向其他学校借来一些旧的黑板、课桌椅和教具，又找一些朋友和学生，用“打会”、借贷、募捐等方式，凑集了几百元。经过这样艰难的筹备，继长沙师范之后的长沙女子师范，也在荷花池畔兴办起来了。这是他在长沙艰苦创校先后盛开的两朵鲜花。湖南教育界的人们都交口称赞说：“徐校长又白手起家了!” 　　长沙女师是一所新学校，也是一所穷学校。学校办起来后，徐特立担任校长兼教员，其他教员都是义务兼课，有的也只拿很少的津贴。除一名厨工外，学校没有其他勤杂人员，许多事情都是他带着学生自己动手办理。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多方筹措经费，把原来只有一层教室的房子改建成为两层，并办起了图书室和阅览室，充实了教学仪器。图书室的图书，大都是各校捐献的。为了借钱还债，除夕深夜他还在外面奔走。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他作客吃年饭去了呢!当看到他回来，到厨房吃碗开水泡饭，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说有笑时，才知道他是为学校的事而奔忙，非常感动地说：“这是徐校长的特别年饭!”④ 　　自一九二五年春季开始，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徐特立同时担任长沙女子师范、长沙师范和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他把过去自己办校治校的经验，同考察西方学校管理制度所得，融会贯通起来，拟订出一套新的管理教学方法，在学校中实践。他精心治理这三所学校，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为创建学校新风开辟了一条道路。现举其改革措施的荦荦大者如下： 　　一、倡导民主作风，反对专制主义，并严格要求从自己做起。长沙师范是县立学校，校长有权处理一切。徐特立认为这一制度并不完善，他破天荒地组织了“校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成员，是校内各方面的代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还必须有学生自治会的两名代表参加。举凡校内一切事务，不论是教务、训育、财务或其他方面，都要事先在校务会议上研究讨论，作出决定，然后公布施行。在他私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则组织校董会，由校董会产生校务委员会，选出五个常务委员，轮流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据曾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熊瑾玎回忆：他这种办法，在当时长沙的学校里是少见的。有的学校虽有校务委员会，但不过徒具形式而已。而在长沙女子师范，每个常务委员有权对学校提出意见，值班常务委员有权处理校内事务，不必请示校长，而校长也从来不把意见强加于人。因此，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师生都能认真教学，使一所初办的学校很快走上正轨，可与其他学校媲美。⑤徐特立在延安时，曾谈到学生自己管理学校的好处：“我办两个师范学校，一个是公立的，政府每年给经费五万元；一个是私立的，政府每年只津贴一千元。公立学校我每星期要在那里住六天，私立学校我每星期只呆一天就行了，许多事情由学生自己管，管的很用心，不要我管。公立学校却需要有资望的人去坐镇。”⑥这说明了实行民主管理的良好效果，而实行这种民主管理，在当时确是一项重要的改革。 　　二、打破封建思想，解除强加在女学生身上的封建桎梏。他到省立第一女师(即稻田师范)任校长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开放校禁。过去不许学生随便走出校门，现在可以在课余时间自由出入了。过去不许女生过问政治，现在可以参加社会活动了。有时，他还带领学生进行郊游，打破学校对女学生的长期禁锢状态。过去对怀孕女生(有不少女生是因受封建压迫而结婚，对包办婚姻不满，离家出走求学的)要取消学籍，这次也被废除了。有个叫许德耀的女生，湘潭人，是一个早婚的家庭妇女，在冲破家庭阻力，考入稻田师范之前，即已怀孕，因怕丢学籍，便一直隐瞒着。临产时正值隆冬深夜，来不及送回家，也来不及送医院。徐特立知道此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让她在校内分娩。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一些非议，有人甚至造谣中伤，恶意诽谤稻田师范的校风。他却置之不顾，坚持让许德耀学成毕业。一九五六年，徐特立回到湖南，当稻田女师的一些老学生去看望他，并告诉他许德耀在湘潭当教师，三十年前在学校生的孩子，也成了国家干部时，他欣慰地笑了。 　　三、选好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他选择教师的标准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而不计较报酬。他还认为，对教师除平日要注意关心他们的身体、生活外，主要是在学识上和工作上进行帮助，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曾经在长沙女师担任过国文教学的周世钊⑦、黄芝冈，当时正是青年。徐特立热情地帮助他们，从选教材、讲课到批改作业，无不悉心给以指导。如批改作文，他就告诉他们：“批改学生作文，要善于因势利导，要善于就学生的原作作必要的修改；如果只凭教师的主观成见，涂抹太多，就会挫伤学生作文的兴趣，甚至使他们不知如何措手。”⑧有时，他还亲自去听他们讲课，鼓励他们发扬做得好的地方，改进做得不够的地方，使他们的教学水平提高很快，成了当时出色的国文教员。 　　四、坚决反对在学校搞派别、拉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他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总是以诚以礼相待。在任稻田女子师范校长时，他坚决抵制了某些人妄图以派系来控制学校的做法。他气愤地说：“学校里搞小圈子，把政治上结党营私的派系作风推衍到教育园地里来，是极其可耻的!”他明确表示自己决不当“傀儡校长”；他亲自去找教育界作风正派的老同事，请他们介绍一些“没有染上派系色彩的优秀教师”来任教。⑨有些在别的学校教课的老教师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主动来校要求与他共事。有天，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冒着大雪送聘书给著名的地理教员鲁景深先生。此时，鲁先生尚未起床，鲁师母不知道他是校长，以为是位老校工，让他在客房里等了两个多小时。鲁先生知道此事后，深受感动，尽管已接受了别校的聘约，仍表示愿意到第一女师来兼课。还有一位教理化的教员，宁可辞去长郡中学每小时一块银元的课不教，而到长沙女子师范就任每小时六角的课。有人问其缘故，这位教员回答说：“长郡中学的校长彭国钧是老爷，一副高不可攀的架式；女师的徐校长平易近人，是朋友。我到长沙女师上课，常先到徐校长的房子里，坐在他的卧床上，随便聊天，他总是从各方面体贴关照我，彼此毫无隔阂。所以钟点费虽然少一点，但精神很畅快，使我感到在他的学校里上课工作有意义。”⑩他爱护教师，坚决同那些仇视进步教师的势力作斗争。有次，稻田师范的一些学生因受派系势力的嗾使，出面闹事，要挟学校解除一个物理教师的聘约。他派总务主任熊瑾玎、文牍黄厘叔(11)两人了解情况后，对闹事学生说明真相，晓以利害，指出那位物理教员是难得的好教师，不能解聘，坚决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不久，那些派系活动的煽动者，又向一些进步教师投寄匿名信，威逼他们离校。这些卑鄙勾当，也遭到徐特立的正面回击，从而发挥了进步教师在学校中的骨干作用，使学校越办越好。(12)这一时期，他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被他任用和器重的教师中，有周以粟(13)、陈章甫、罗学瓒、周竹安、廖锡瑞(14)、曹典琦等共产党员；有熊瑾玎、周世钊和兼任《湖南民报》编辑的黄芝冈等进步人士。这些教师认真教课，并努力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他们的活动，也都得到徐特立的多方掩护和大力支持。 　　五、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鼓励学生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使学生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在学校里，他掩护和支持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开展活动，有时还把自己的住房让出来给党团员开会，并嘱咐说如有人查问，就说是“我找你们有事”。他曾亲自营救被赵恒惕迫害围困的学生。(15)由于他的教育，这一个时期的三所师范学校，培育了许多坚强的革命战士。如许光达(16)、廖沫沙、赵自选、张义质、谢鑫、罗为栋、熊为华、赵则三、毛达恂、毛际科、杨辗、郑杰(刘英)、朱端绶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生。他们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其中多数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师范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老校友许光达满怀深情地给学校写了一封祝贺信。这封信实际上是一首对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的热情的颂歌。现摘其部分内容如下： 　　“亲爱的母校——长沙师范，她培育了众多的革命战士。在大革命前和大革命中，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和在红色苏维埃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各个战线上，都有她的战士，都起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在过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而今天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奋斗着。 　　不少的老师和同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阶级、民族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们的光荣，就是母校的光荣。” 　　许光达在信中热切希望母校师生“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教育家——母校创始人徐老的精神。” 　　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座落在长沙城天心阁下的古稻田，所以又叫它稻田师范。1925年2月，徐特立来稻田师范担任校长后，开创的办校新风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自担任校长之日起，凡学生的优点或缺点，学校的布告或通知，都喜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写在办公室前廊的黑板上。这些通俗易懂的诗句，琅琅上口，简洁明了，形象感人，学生爱读，且易记忆，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教育效果非常好。至今，一些稻田老学生还能背诵老校长当年写的一些黑板诗。 　　他的第一首诗，开宗明义，是这样写的： 　　早起亲书数十行，格言科学及词章； 　　为使学生一浏览，移来黑板挂前廊。 　　他在女校当校长，又当教员，每天黎明即起，阅读各种图书杂志和教科书。大约读完两小时后，即到黑板前写诗。这就是“早起亲书数十行”。写完后，即高声呼唤邻近的老友黄厘叔老师(又叫黄四先生)来看黑板诗，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并要求提出修改意见。所以黄四先生在一首诗里，曾有“吟成写罢高声唤，黄四先生快看诗”之句，描摹徐特立在早上写黑板诗的情景。 　　学校十二班和十三班的女生，学习认真，成绩很好，他非常高兴，写诗赞美道： 　　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 　　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 　　有一个叫丘伯箴的女生，身体健壮，性格活泼，能纵身跃上学校的围墙，丝毫没有一般闺阁的柔弱气质。他看到了格外高兴，认为女孩子能有这样的体魄和勇气，正体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于是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为师生津津乐道的黑板诗： 　　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墙； 　　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 　　他每天巡视全校，看到家具安放欠妥，花木保护不周，就要动手收拾整理；每有风雨，必带领学生关好门窗。凡学生订购的图书报刊，必指导管理员逐月装订编号，以免散失。教师扔掉的粉笔头，他都一一拾了起来，装进口袋，留作自己上课和写黑板诗用。有的同学说他“小气”，他回答说：“还可写字的粉笔头，抛弃岂不可惜?积少成多，集小成大，也可节省一点办公费用。你们应该随时随地爱惜看来没有大用、实在仍是有用的东西，注意培养儿童节约细小财物的习惯。”接着，他向学生讲了古人陶侃收藏竹头木屑的故事，说明勤俭的好处，并写了一首黑板诗来教育学生：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当时，稻田师范的学生，都亲昵地喊他“外婆”。他所以赢得“外婆”之称，不仅由于他年高德劭，受到师生的尊敬；更由于他象“外婆”爱护外孙女那样爱护学生。他每晚偕同女生辅导员巡视寝室，遇有窗户未关的就动手关好；遇有讲话未睡的，就轻言细语地规劝她们睡觉。有一天早上，他还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劝告那些打扰别人睡眠的同学： 　　脚尖踏地缓缓行，深恐眠人受我惊； 　　为何同学不相惜，不出嘻声即足声。 　　有次，他碰到几位女生在厕所路灯下编毛衣，这可把他急坏了，即忙站在外面细声喊道：“睡呀!睡呀!”当学生要他走开后才肯出来时，他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第二天早上，他没有责备这些学生，只在黑板上写了两首打油诗。当年在厕所打毛衣的学生中有位叫单秀霞的，于一九五五年致信周世钊，回忆徐老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 　　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他对个别同学的错误行为，也用写诗的方式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比如，有几个学生嫌伙食不好，故意到厨房摔碗闹事。他除了找她们谈话进行教育外，还写了一首诗向大家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我愿诸生青出蓝，人财物力莫摧残； 　　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 　　学生对黑板诗颇感兴趣，很多学生每天都要到走廊的黑板前去阅读和抄录。她们懂得，这是老校长对她们的谆谆教诲和殷切的期望。 　　①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县人，同盟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曾任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青年部长。以后是西山议会派的骨干分子。 　　②熊秉三(1870—1937)，名希龄，湖南凤凰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革职。武昌起义后到上海，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他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签署解放国会命令，旋去职。 　　③范静生(1879—1927)，名源濂，湖南湘阴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曾率湘籍女学生十二人留学日本，开女子留学之风。1912年至1921年，在北洋政府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靳云鹏内阁任教育总长，192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 　　④⑧(12)周世钊《伟大的师表》，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⑨⑩见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 　　⑥徐特立谈话记录稿。 　　⑦周世钊(1896—1976)，湖南宁乡人，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解放后曾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 　　(11)黄厘叔，徐特立好友，进步教员，在长沙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师任教多年。 　　(13)周以栗，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在长沙从事工农运动，马日事变后，离开湖南，曾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后到中央苏区任《红色中华》主编、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内务部长等职。红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11月不幸牺牲。 　　(14)廖锡瑞，徐特立早期在长沙师范的学生，大革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师范学校任管理工作。以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撰写过一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抗战后期因病去世。 　　(15)1979年刘英回湘在长沙师范的谈话。 　　(16)许光达(1908—1969)湖南长沙人，长沙师范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参加了南昌起义，曾任红六军参谋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总司令部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