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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时艰志壮

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何叔衡，曾与他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何叔衡希望徐特立参加到国民党里去改造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国民革命。徐特立回答说：“我在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过国民党，但自辛亥革命失败以来，看的事实多了，视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为狐群狗党，只求一党私利，只求个人升官发财，因此不愿与之为伍，也就脱离了国民党。近年来，共产党崛起，尽是青年有为的优秀分子，且有彻底的革命性，我觉得自己已成老朽，思想自然跟不上去，没有资格加入，但我对共产党内的优秀青年是钦佩的。现在，你劝我参加国民党，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我愿加以考虑。”①事实上，徐特立当时的思想正处于一个激变的阶段，他半生艰苦摸索，至此才开始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因此，他乐于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大革命斗争。毫无疑义，这是他一生中在思想上的一次最大的飞跃。 　　不久，继湖南教育界谢觉哉②、方维夏、李六如③、熊瑾玎、王凌波④、朱剑凡等人之后，徐特立也加入了国民党，并支持学生投入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了压制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竟对学生在校内的一般活动也横加干涉，甚至出动军警进行镇压。例如长郡中学的学生要求改组学生会，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校长张有晋依仗赵的淫威，无理开除曾三等四名学生。学生群起抗议，愤而罢课游行，张又请来军警，将曾三等学生逮捕入狱。兑泽中学亦发生类似事件。反动派对学生的摧残，激起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愤怒。十一月九日，三十多个学校的学生代表三千余人，包围了省教育司，强烈反对政府武装干涉教育，要求撤走驻校军警，撤销长郡兑泽两校校长，释放被捕学生，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给予学生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与此同时，省教育司召集各校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示威学生的办法。徐特立参加了这次会议。赵恒惕在会上叫嚷什么“现在一切学潮，皆由俄人指使”，“李大钊等创设异说，皆有可杀之罪，你们不要上当”等等，并指责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甲种农业学校、湘江中学为民党盘踞机关。对于赵的这派胡言，少数校长阿谀迎合，点头称是；多数校长噤若寒蝉，不置一词。这时徐特立勃然而起，据理驳斥说：“学生今日之行动，其缘盖出于社会缺少民主与自由，绝非俄人指使，实是当局之逼迫。即如今日，为什么改组自己的学生会，也要遭到开除和逮捕呢?其道理何在?我的意见，当立即答应学生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恢复被开除学生学籍。”对他的敢于仗义执言,赵恒惕甚为恼火；但慑于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威望，一时也不便发作，只得“斥其不合”，愠然而去。这次会议也就毫无结果而散。⑤ 　　随后，赵恒惕一面派兵包围示威学生，一面在全城戒严，断绝学生与外界的联系。被困在教育司的学生，虽两天一夜未进粒米，但仍坚持不散。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表现非常勇敢，徐特立看到她们高昂的斗志，十分高兴，自己拿出钱来，买了些烧饼、油条，亲自设法送给学生充饥，鼓励她们坚持斗争。⑥这次学生运动，在各界的声援下，最后取得胜利，被捕学生均得到释放。 　　促使徐特立投身大革命洪流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件事，乃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他在长沙望麓园与回湘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的会见。这次会见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次年春，回到乡下仔细地调查了农民运动的情况。他在五美乡虽然只住了一个星期，但是却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农民运动迅猛兴起以后，过去落后的农村简直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令他不胜惊异，赞叹不置。后来他在《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农民协会改革农村中的一切，首先使农村中的豪绅不敢作恶，农村中有公是公非，富欺贫、男欺女、智欺愚的事情，一概没有了。一切诉讼由农民协会解决；不需一文钱的诉讼费，广大农民的千万只眼睛看着，千万双手指着，公是公非，没有人敢颠倒。一切为非作恶的人，都不敢动。一切坏事没有人敢作，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了，而且他们都成了伟大的社会力量。”⑦所有这些，无不使他特别兴奋。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写出了当时农民运动给他思想上的巨大影响：“这时我已教了三十年书，成了一个高等知识分子，在书本上没有见过妇女和儿童这样的伟大。我也曾经在日本考察过，在欧洲留学过，在法、比、德等国，时间最短的住过三个月，长的住过四年，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农民及其妇女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这时我做了农民的小学生，……”⑧请看，自那次考察农民运动以后，过了二十年，他还如此津津乐道，激动不已，使人不难想见正是当时动摇整个旧社会基础的农民运动，推动着他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在革命道路上飞跃前进。一周的调查结束后，他从五美乡回到长沙城，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再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师生一起倾谈了各自对农民运动的观感。那时毛泽东刚从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完毕，掌握了大量生动的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对农民运动发表了“好得很”的精辟见解，使徐特立听了衷心信服。不久，他就放弃了他忠实奉行将近三十年的“教育救国论”，从学校里跳出来，直接参加湖南农民协会的工作。⑨ 　　徐特立在叙述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时说：“我是一个不愿参加政治运动，好埋头念书的人。由于外力的压迫，政治黑暗，就不自觉地转入爱国运动，以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校，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大革命时农民运动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三十年来的一种幻想。”⑩对此，他还十分沉痛地总结说：“我在湖南对学生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政府方面和绅士方面，完全没有地位。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县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不两立。”(11)这就使他不能不认识到，在旧社会那样黑暗的时代，“没有办法改变现在的恶劣政府，宣传鼓动和教育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12)“只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国土，彻底摧毁反动的封建势力，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13)这就是他为什么终于抛弃教育救国论，坚决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七年三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并兼任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不久又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农部长。他和李维汉、何叔衡、郭亮、夏曦、柳直荀、王凌波、朱剑凡等人一起，为发展湖南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设在长沙市中山路船山学社的省农会，几乎是他每天要去联系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徐特立主持的湖南省乡村师范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教育会坪东南边旧贡院内，与省党校办在一起。这所党校和讲习所，都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办起来的。讲习所的学员有三百多人。他经常身着短衫，脚穿草鞋，完全是一个老农的打扮，去长沙县各乡镇，了解农运情况；又经常找学生谈各自家乡的农运经验和问题，借以丰富讲课的内容。其时，他担任长沙师范、长沙女师、稻田女师的校长职务，每天还要抽出许多时间去管理学校，有时奔忙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但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去从事这些活动，从不以为苦。在他的影响下，各校师生参加革命的越来越多，长沙女师的学生尤为活跃，她们一律短发，经常结队上街作革命宣传。对此，反动派十分嫉恨。大革命失败后，这三所学校都被迫停办了。 　　徐特立的大儿子笃本，这时正在长沙一所中学念书，有人要为笃本介绍女朋友，笃本未予拒绝。徐特立知道后，劝导儿子在立业以前，不要成家。他说，青年人一定要刻苦学习，在事业上打好基础，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要先想为社会出力。笃本听了父亲的话，积极参加县农民协会的工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大革命失败时牺牲了，年仅二十岁。(14)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湖南的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举行了有十万余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大会。徐特立带领长沙师范等三校和农讲所的师生参加了这一大会。这次大会给反动派以很大的震动。在国民党省、市党部内部，他同朱剑凡、熊瑾玎等国民党左派，始终站在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夏曦、郭亮、王凌波、柳直荀等共产党人一边，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萧亦锟、彭国钧、王凤喈、熊梦飞等(15)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言行作斗争，针锋相对，十分激烈。 　　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二十日那天晚上，徐特立和熊瑾玎在长沙市犁头街的一位朋友家里住宿。当省总工会一带密集的枪声传来时，他担心学员的安全，立即起床奔赴讲习所；但为戒严士兵所阻，未能通过。他知道这是敌人动手了，考虑到自己在社会上有些影响，反动派一时尚不会对他直截下手，便叫熊瑾玎立即化装转移出城，自己留下来观察情况的变化，相机营求被难的学生和朋友。对于他在这次事变中的情况，熊瑾玎写过如下一段回忆：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反动军阀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在长沙城区进行突击，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所有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机关，均被反动派捣毁一空；被捕、被杀的人不知多少……而校长徐老呢，在湖南教育界是很有声誉、很有地位的人，反动派不敢随便捉拿他，相反，还想要挟他，利用他。想尽一切办法拉拢他，利诱他，送他金钱，叫他不必离开长沙，仍在教育界做事。但是，徐老看到反动派这种背叛革命和卑鄙野蛮的做法，万分痛恨，就毅然决然抛弃了一切，跑到武汉，过着流亡生活，表示和反动派彻底决裂。”(16) 　　徐特立在去武汉前，先回到五美乡隐蔽了一段时间，住在离五美乡十五华里的道渡老塘冲章星德老农家里。白天，跟着章星德老人上山打柴；晚上，带着早期在第一师范的学生陈炳文去五美乡进行地下活动。他们重新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个农民参加的梭镖队，同反扑过来的恶霸地主作斗争；这支梭镖队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又被城里派来的清乡队打散了。这时，他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准备去长沙参加工作。他想到这次外出，可能长时期回不了家乡，于是秘密回家探望了妻子和孩子，再三叮嘱立诚好好教育子女，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坚持把五美高级小学办下去。 　　他来到长沙后，住在近郊黎圫的一位老友黎雪渠家里。他在第一师范的学生罗迈(即李维汉)也住在这里。罗迈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他非常激动，立即坚决地表示他是非常崇拜共产党的，共产党人积极，不争个人权利，完全为社会工作。但又认为共产党员都是有为的青年人，自己已是老古董，共产党是否要这样的老古董呢?罗迈告诉他，省委早就注意和研究过他对革命对党组织的态度，曾指派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薛世纶(后来脱党)和他联系。罗迈表示愿意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徐特立十分高兴。后来他经湖南省委的负责人彭公达批准，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7)他觉得自己“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18)。一九四一年在纪念党的二十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19)一文，略述了当时入党的思想感情。文章说：“大革命时，我是国民党左派。马日事变时，左派涣散，没有组织，在政治上失其依归，且我的年龄已五十一岁了，自以为加入共产党没有资格，素来不作此种梦想。忽经罗迈同志介绍我入党，实出我意料之外。从此解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因之我的精神在任何环境下是愉快的。”一九四七年，陆定一所写《人民教育家》一文，对他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件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陆定一写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动摇的分子纷纷脱离了党，有些投降了敌人。当时，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年已五十的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却在这样的时候加入了党。这种消息，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增强对中国民主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信心啊!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20) 　　徐特立入党以后，经中共湖南省委和罗迈的介绍，同老友朱剑凡一道来到武汉。在武汉的旅馆里，他遇到一位教育界的朋友，那人说革命已经失败，要徐特立尽快离开，另谋出路，并拿出一笔钱给他作旅费。他十分气愤，当场把票子甩了一地，义正词严地对那位朋友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21) 　　在武汉，他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里。他会见了毛泽东、方维夏和他的学生周以栗、张国基等人。毛泽东和方维夏，同他作了长谈，详细介绍了当时武汉的形势，并说他在湖南教育界有崇高威望，建议他仍回湖南在国民党里面做工作，团结更多的进步人士跟共产党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公开叛变，实行宁汉合流，形势更趋紧迫。党组织决定派方维夏、张国基等同志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徐特立改变了回湖南的计划，决心和他们一道前往南昌，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当时同行的还有易礼容。他们一行四人化装成商人，先乘小火轮来到九江，然后再乘火车转赴南昌。周恩来、贺龙等同志获悉，特派人到车站迎接。 　　起义前，他被安置在江西大旅社贺龙的总指挥部住宿。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林伯渠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离开南昌，由姜代理省主席。是时，江西正处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大搏斗的前夜。鉴于姜的地位和影响，朱培德曾派出亲信专程来到南昌，软硬兼施，拉姜离开南昌跟着国民党走。徐特立和林伯渠为了做好姜济寰的工作，一度住进姜的公馆，数次和姜彻夜长谈，用大量事实说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不得人心，终将失败，只有坚定不移地跟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他们推心置腹地要姜审时度势，希望姜能保持自辛亥革命以来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进步，不要倒退。姜终于听从林伯渠和徐特立的意见，毅然表态放弃高官厚禄，“坚决跟共产党走!”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徐特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姜济寰亦被委为江西省政府主席。(22) 　　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方维夏、张国基仍回武汉工作。徐特立则随部队南征。行军途中，他被任命为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即党代表。他和师长周逸群率部担任前锋，转战于赣南闽西粤北等地。频繁的战斗，长途的跋涉，使得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一度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当第三师经过抚州、瑞金，并在会昌进行了一场激战后到达长汀的时候，他发着高烧病倒走不动了。部队把他送到长汀的一家福音堂医院疗治。同时和他住进医院的有他的部属、在会昌激战中身负重伤的三营营长陈赓(23)。他们两人受到了医院院长傅连暲(24)大夫的精心治疗和殷勤照顾。徐特立虽然病势沉重，但精神十分愉悦。他很快同傅连暲成了好朋友。傅连暲为他年纪那么大还当红军而感到惊奇，他乐呵呵地说：“五十岁正是做事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活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25)他这种坚毅乐观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傅连暲，对傅连暲走上革命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傅连暲回忆说：“那时我才三十二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南昌起义的伤员，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陈赓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同志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可是，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他们清朗、有力的话声，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6)后来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延安的岁月里，以及解放后在北京，徐特立和傅连暲的友谊与日俱增，不断发展。一九四四年，傅连暲五十岁生日时，徐特立特地写了一首长诗祝贺。诗中有这样几句：“南昌暴动时，连暲工作始；至今十八年，服务未终止。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弛。党外拥护党，连暲是典型。入党十年来，前后等殷勤。”(27) 　　徐特立在长汀只经过了一个短时期治疗，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和周逸群率部继续向广东进击。他们冒着炎热，不畏艰苦，身先士卒，组织战斗。九月二十三日，第三师部队占领潮州，第二天又攻克汕头。其后，他奉命率一部份队伍驻守潮州，支持周逸群指挥主力部队向外发展。在九月底的一天，他带着警卫战士从潮州驻地去汕头同师长周逸群研究工作并筹款。翌日，他在返潮途中，得知潮州已被敌人占领；于是折回汕头，而此时的汕头亦被敌人攻下，我大部队已败散。他在路上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迅速分散转移，到上海去接受新的任务。于是，他脱下军装，穿上便服，受尽了千辛万苦，历时半月，才取道广州、香港到达上海。 　　参加南昌起义是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这在他一生的革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九六六年，他以九十岁高龄，重访南昌起义旧址，故地重游，豪情满怀，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不禁挥笔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 　　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 　　①周世钊口述，并参见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谢觉哉(1883—1971)，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③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首义者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苏区工作。后在延安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长。解放后在北京工作。晚年致力于撰写《六十年的变迁》长篇历史传记小说。 　　④王凌波(1889—1942)，湖南宁乡人。辛亥革命前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至大革命时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宁乡县云山学校校长，培育了一批革命人才。1924年参加国民党。1925年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兼党团副书记，成为湖南大革命运动的领导骨干之一。马日事变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曾两次被捕，坚贞不屈。1937年出狱后到延安，随后受党中央派遣，回湖南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任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1940年回延安，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1942年猝患脑溢血不幸逝世。徐特立曾为其撰写墓志。 　　⑤周世钊口述，并参见《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4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1979年刘英回湘时口述。 　　⑦⑧徐特立《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论小学教师和土地改革》，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杨开智回忆口述。 　　⑩(18)徐特立《我的生活》，见《徐特立文集》。 　　(11)(12)徐特立《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文集》。 　　(13)徐特立《纪念五四对青年的希望》，见《徐特立文集》。 　　(14)徐特立《让革命的红旗世代相传》，见《徐特立文集》。 　　(15)王凤喈、熊梦飞等人，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暗组“左社”，攻击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激烈反共。王凤喈1943年8月至1949年3月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熊梦飞五四运动时期参加过“新民学会”，后思想转向反动。曾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6)(21)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出版)。 　　(17)这一段史实，可参阅徐特立《六十自传》、《我的生活》等文，以及1980年6月22日《光明日报》载李维汉《群有师尊党有光》。 　　(19)原载1949年7月2日《解放日报》，现收入《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原文标题是《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载1947年11月10日《解放日报》，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2)参阅姜治方《集邮六十年》，连载于《湘江文艺》1979年第8期至1980年第6期。 　　(23)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八路军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24)傅连暲(1894—1968)，福建长汀人。从1927年起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红色医院院长、延安中央医院院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他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5)(26)傅连暲《南昌起义中的伤员》。 　　(27)徐特立《祝傅连暲同志五十大寿》，见《十老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