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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苏区建业

长沙师范学校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道路传闻甚多，徐特立的一些老友和学生对他的安全特别关切。当时，留在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熊瑾玎，写有五律《汉口怀徐师》，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师弟嗟离散，芸窗废琢磨。 　　北来心荡漾，南望泪滂沱。 　　消息无由问，安危果若何? 　　几时重面命，改造旧山河。 　　不久，徐老从潮汕脱险到香港，由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的一位姓曾的同志介绍给广东省委，然后又由广东省委介绍，再经香港辗转到上海。他在上海，受党中央委派任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熊瑾玎闻讯喜极，又作了七律《喜得徐师行踪》： 　　昨宵有客话东篱，备说先生一段奇。 　　不为时艰消壮志，尚余卢术补疮痍。 　　云山易灭原无碍，真理难磨自有基。 　　惟祝晚朝能健饭，好从海上待机宜。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决定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和徐特立，组成五人领导小组，拟经武汉赴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展开武装斗争。 　　徐特立到汉口时，不巧患了严重的肠胃病，终日腹痛腹泻不止。党组织将他从旅馆移住在五常里一家木货店楼上指派熊瑾玎、唐继宗等人精心照料。他卧病半年，虽经医治，仍未痊愈。这期间，郭亮去岳阳重建党的特委机关，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贺龙和周逸群已离开武汉，前往湘西开展工作去了。他们写给徐特立的信，交通员未能及时送到，以致湘西之行不果。他奉党中央指示，仍旧返回上海继续养病，并在党领导下的互救会等机关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徐特立病愈后，党组织即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①学习。他一到苏联，正好赶上参加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莫斯科中山大学，招收的都是中国学生，开设了初级班和中级班。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何叔衡、林伯渠、吴玉章、方维夏和徐特立等我党的一些老同志，都先后在这里学习。校方尊重这几位年高德劭的老人，专为他们增开一个高级班。 　　这几位老同志态度都很谦虚，学习都很认真。徐特立的勤勉好学，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据当时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李伯钊回忆说：“他为了深研马列主义的理论，不顾年老，还到这里来做一个老学生，这能不令人感奋吗?本来徐老对汉学就很有研究，并曾留学法国多年，知识很渊博，但他没有任何骄傲和自矜的表现；相反，却有着一种甘当小学生的学习精神。他的门牙缺了，读起俄文字母来，发音很难准确；记忆上也有困难，今天熟读了明日又忘了。但他从没有畏难的情绪，常常是一边在走廊上走动，一边咿咿呀呀地大声读着，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词，都是一读就是几十遍甚至百多遍，直至完全记住了才止。由于他这样苦学，不多时间，也就有了显著的成绩。”②同徐特立在法国同学的傅钟，曾高兴地写信告诉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朋友：“我又同徐老在莫斯科一块儿学习，他老人家因肠胃病住院很久，卧病中，还终日看书。”一些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学工作的年轻人如张闻天、沈泽民和吴亮平等同志，也深深感到徐特立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并不因自己年龄大、学识广而轻慢他们；相反，总是那么认真听课，恳切求教，虚怀若谷，令人钦敬。 　　莫斯科的冬天，格外寒冷，人们喜欢躲在屋子里，尤其是早晨，多不愿出门。徐特立却一大早就到户外跑步；中午到林荫道上锻炼身体。他还常在同学中宣传锻炼身体的好处。帅孟奇回忆说：“我那个时候，也和徐老在中山大学同学，他是老年，我是青年，我也终于被他带动了，不怕冷，到外面去做操、跑步。因为我们都相信徐老的话，要为革命而锻炼好身体!”③ 　　徐特立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对他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以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帮助。关于他当时的思想认识，他在一份未发表过的自传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六大”那次会是在莫斯科郊外开的。……这次大会主要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规定了今后党的方针路线，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革命纲领……。不过我那时还新参加党不久，对党的一些政策和一些书刊上有关根本性、原则性的东西，特别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何应用到实践中来，理解得并不那么深，因此在以后又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才理解到那次大会的路线，虽然基本上是对的，在党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次大会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还是认识不足，因此对于革命失败，党在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需要把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做出适当的决议，对于中间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也没有作正确的估计，订出适当的政策。这是这次大会的缺点。另外，这次大会在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虽然也批判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并没有加以彻底清除，因此会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仍然被掌握在左倾盲动主义分子手中，为党以及后来带来了很大损失。 　　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反对托派斗争中，徐特立又经受了一次实际的锻炼。他很推崇何叔衡，认为何叔衡的马列主义修养和政治觉悟较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什么事，他总是先看何叔衡的态度，以何叔衡为榜样。他曾说：“谁说何叔衡同志没有主张?在政治上我们总是跟他的。”④例如何叔衡同志认为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不应当偏离方向，扩大打击面，伤害自己的同志，更不应当捕风捉影，把同志之间工作上的正常意见分歧，随意说成路线斗争而加以打击。这些观点，徐特立都认为很正确。正因为这样，当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校内打击老同志，并使方维夏受到残酷批斗时，徐特立和何叔衡等同志一起不随声附和，而是对方维夏多方进行安慰和帮助。 　　在中山大学的两年中，他除了认真、系统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外，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剖各种社会问题，同时也严肃解剖自己。他读了《联共(布)党史》民粹派一章后，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共产主义脑筋，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从自己取名“特立”这件事上，就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问题，“特立”原是表示“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意思。他说：“真正无产阶级的战士，为着改造污浊的社会，就必须深入各种社会，只应该要求自己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⑤ 　　徐特立对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两年的学习生活，曾有过这样的总结：这时期的训练是有益的，它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意识在自己的脑筋中更加强化起来。 　　一九三〇年，他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特务和党内的叛徒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我党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遇害。徐特立在上海一个缝纫店里和党的秘密机关接头后，组织上让他先留在上海隐蔽一段时间，等待机会到革命斗争最艰苦、最激烈的地方——中央苏区去从事红色政权的建设。 　　是时，蒋介石视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心腹大患，兴师十万，兵分八路，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的严重形势下，徐特立要进入江西苏区，必须冒极大的风险。他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乔装成富商，从上海乘轮到香港。我红色根据地设在大浦的地下交通站已派富有经验的交通员到香港迎接他。他和交通员接上关系之后，先乘船到汕头，再乘火车至潮安⑥，然后跋山涉水，昼伏夜行，穿过大浦、永定、上杭、汀洲，经受了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瑞金，进入了久已向往的红色苏区。 　　徐特立风尘仆仆，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到中央红军的驻地宁都的小布。当时一同来宁都小布的还有项英、董必武和左权。这一天，正是广大指战员为庆贺龙冈战役全歼蒋介石的十八师、活捉张辉瓒的胜利而举行祝捷大会的日子。苏区人民兴高采烈，抬着战利品和慰劳品，赶到部队驻地，同自己的子弟兵联欢。徐特立和董必武等同志目睹根据地军民亲密无间的动人场面，高兴极了，一扫旅途的疲劳，尽情地分享着根据地军民的欢乐。 　　徐特立一到中央苏区，就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毛泽东用尊敬的眼光，打量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激动地对老朋友朱德说：“朱老总，我又做你的老兵来了!”朱德听了，笑呵呵地连声说：“你不老，一点也不老!”又风趣地说：“要说你老，你也是个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会，又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西洋镜，终于一直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来了!” 　　徐特立到中央苏区的第一年，即一九三一年，主要是跟随部队行动，向红军指战员学习军事知识，学习红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年春，红军前委和总部，为了提高红军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宁都黄陂背后的三堂村驻地，举办部队骨干训练班，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徐特立参加了这次训练班，听了毛泽东、朱德及其他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课，同时他自己也担任了学习班的文化教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既当先生，又当学生。” 　　这年五月，当第二次反“围剿”打响以后，徐特立随总部的直属队来到东固岭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当时红军总部指挥所就设在这里。一天，群众报告有白军来犯，他跟着朱德走上山顶察看敌情。当他看到敌人向我方走来而我方却不发一弹时，很觉奇怪，朱德对他解释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题；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的不打，大了也不打……”⑦这次伏击，一直等到白军距离隐蔽体阵地只有三、四十米时，朱德才把驳壳枪一挥，直属队的枪弹便立即猛烈地向白军扫去，敌军死伤不少。这次虽然是小小的战斗，但对徐特立来说却是一堂生动的军事课，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印象十分深刻。到了一九五二年，他还能清楚地描述这次战斗的情况。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从赣江边一直打到福建建宁，真是所向披靡，很快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徐特立跟随部队，来到建宁一带，开展地方工作。 　　在第三次反“围剿”尚未打响之前，徐特立就曾听过毛泽东讲述他设想的作战意图。那时，正值秋收季节，蒋介石带领三十万大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妄图将我红军主力围困于闽西，切断与中央苏区的联系，然后一举“剿灭”。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诱敌深入赣南一带，使敌人无用武之地，然后迅速回师北上，相机痛歼之。因此，红军大踏步转移时，有时与敌人只相隔一天的路程，有时甚至平行，但只是走却不打。徐特立对此很不理解。毛泽东给他详细分析了这次围剿的严重形势，讲解了必须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的道理。果然，红军经过长达七百里历时十五日的急行军后，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而自己则顺利地回师兴国，相机打了几个大胜仗。这次胜利，使他比较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加深了他对人民战争的认识。后来，当他在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讲课时，还特地将这段历史作为讲解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战例。⑧ 　　徐特立初到苏区时，曾向组织请求分配做些具体工作。他说，只要是革命工作，无论什么都愿意干。那时，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抓了许多俘虏。他就愉快地接受了教育管理俘虏的工作，虽然教育俘虏，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问题。遵照毛泽东、朱德的意见，他决定从了解俘虏的情况入手。他同俘虏们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出身家世，发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贫苦家庭，有的是为生活所迫而投军的，有的是被抓差来的。因此，徐特立认定，这些人都是能争取和教育的。这样，他在给俘虏讲课中，便着重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揭露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红军打仗的意义。他还以自己半辈子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终于抛弃师范学校校长的地位，离乡背井，参加革命的经历，说服教育那些俘虏兵。他那清癯的面容，和蔼的态度，普通士兵的穿着，事理分明的谈论，使俘虏们深受感动，不少俘虏要求参加红军，愿做一名革命军的战士。 　　他作风民主，甚至能听取俘虏的意见，改进管理工作。比如，给俘虏发放粮食，开始时不登记，也不规定数量，每人要多少就给多少，结果先来的俘虏拿的多，后来的俘虏就拿的少。又如，转移时，由老百姓负责煮饭供给俘虏吃，由于送饭时间不一，结果吃的也不匀，常常发生矛盾。有个俘虏兵向他提出意见，建议发放粮食应定量和登记，如果由老百姓供饭，则要等到各家各户都把饭做好送齐后，再统一开餐，以避免出现吃多吃少，或吃不上的情况。他很赞成这些办法，表扬了这个俘虏兵，并决定由这个俘虏兵负责发放粮食和开餐管理等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在艰苦的战斗中锻炼成长为一个很好的干部。 　　在苏区，徐特立还在青年团里做过宣传教育工作。有人笑着问他：“你这么大年纪，做青年工作是否合适?”他也笑着回答说：“怎么不合适呢?我还年轻得很，至少可以干上三十年，四十年。”他整天活跃在青年战士、青年农民和娃娃们中间，组织他们唱歌，学文化，搞宣传，打土豪，闹生产，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帮助部队和地方建立俱乐部，组织战士和老百姓在俱乐部读书、识字、唱歌、绘画、出墙报，有时还搞些化装宣传。他经常到俱乐部给大家上文化课和政治课，赞助部队排演话剧，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在列宁师范，他亲手写过剧本，并亲自导演，培养出一批能辅导排演话剧的青年干部，和一支能单独演出话剧的文艺队伍。他整天那么乐观，那么朝气蓬勃，那么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在中央苏区赢得了“老青年”的赞誉。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后，毛泽东曾委托徐特立草拟苏区的教育方案，并告诉他：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教育，要解决政治斗争与文化教育工作相对立的问题；为着革命的需要，要发展教育事业，要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他深入到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悉心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伕教马伕，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这样一套扫盲教育方法。毛泽东很赞赏这些方法，并作了修改和补充。 　　在扫盲教育中，他下到根据地的各区乡，指导和编组识字委员会、分会和识字小组，把农民组织起来学文化。参加识字小组的人如果都不识字，就派一人去分会学习，回来再教其他的人。识字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为分会培训教师。徐特立自己在兴国办了有九十个人参加的训练班，为区乡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在扫盲中，他从苏区群众都会唱歌，都能听懂一般的名词术语和口号，只是识字少或不识字的特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高不一定文字水平高，反之，文字水平低不一定文化低；文化不能单从文字上提高，还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提高。于是，他在编写识字课本时，就着重采用人们平常所熟悉的如“向左转，向右转”，“打土豪，分田地”等语句为内容，有意识地把识字和从事经济、政治的斗争结合起来，让群众根据自己搞革命、闹翻身的实践去逐步地认识和掌握文字，因此效果很好，文字水平提高较快。群众要学会写字，没有纸笔怎么办?他根据自己少年时学《说文》、写篆字的经验，教农民每学一个字，就用右手在左手心照写数遍以至熟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在全体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徐特立当选为委员，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部长瞿秋白因种种原因，仍留在上海，徐特立乃代理部长，全面领导教育部的工作。从此，他为发展苏区的中小学教育而到处奔忙。他走遍了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发动各乡区兴办列宁高小和红色小学，动员老百姓送孩子上学，帮助解决桌子、凳子、书本等方面的困难。中央苏区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以后，他和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天，他们谈到沙洲坝人民的生活问题，认为有两个困难亟待解决，一是吃水没有井，一是小孩读书没有学校。第二天，毛泽东带着警卫战士开始挖水井；徐特立就发动群众在禾场边上的一间小茅房里举办起列宁小学。一口水井，一所小学，体现着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的高度关心，至今沙洲坝群众犹未忘怀。 　　为了培养教师，除办各种师资训练班之外，根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徐特立还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瑞金洋溪筹备创办列宁师范。这所师范招了两期学生。由于战斗频繁，曾两度迁移校址，师生生活和教学条件都很差。如第二期，就办在瑞金城里的几间破屋子里，课桌和板凳都没有。他既当校长，又当教员和校工，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教育，以至摇铃、扫地，他都要管，都要自己动手。列宁师范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图画、唱歌、生理、体操、游戏、劳作等。徐特立亲自讲授了好几门课程，林伯渠等同志也曾到校讲课。当时刚刚从苏联回国在《红色中华》任编辑的李伯钊也受聘担任音乐教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这所简易的师范学校，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和列宁师范学校同年成立的还有闽瑞师范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调训小学教师，采取上大课方式，由徐特立主讲各主要课程。为了适应革命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徐特立还在瑞金设立了中央农业学校，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半工半读制度，并分本科和预科两部，本科学习时间一年，预科学习时间两个月。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和农业知识三项，结合进行实习、调查和科学实验。 　　苏区小学教育在徐特立的推动下，曾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兴国为例，经过他的艰苦发动和脚踏实地的工作，做到了平均每五百人即有一个小学校。一九三三年，全县学龄儿童二万零九百六十九名，进入列宁小学的有一万二千八百零六名；在识字班学习的群众有二万二千五百一十九名。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普及教育的发展情况。在编印教材方面，他针对当时只注意印刷马列主义的书籍，而忽视编印小学教材和识字课本的倾向，提出“业务教育是第一位，还是其他是第一位”的问题。他说：“我意以业务为中心，其他也要学，学才有用，但改善业务更需要，其他东西才能发展。”⑨他担任教育部代部长以后，组织了一个编辑室，吸收有知识专长和教学实践经验的人参加，大力抓了教材的编写和印刷工作。他鼓励各县自行编印教材，以解决当地的需要。对于各地编印的教材，他都一一过目，提出意见。在一本当时编印的小学语文教材的前页上，印有向荣写的一段话，记载了徐特立审阅这本教材的情况：“这部书编给一般儿童初就学用的，暂编八册。此书编好四册后，便付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审查。徐特立同志审查后，他指出本书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区别。……特立同志来信说：‘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增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⑩这些意见对今天的教育来讲，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徐特立工作作风朴实，注重实践，讲究效果，反对空谈，反对形式主义。在他主持的教育部里，诸如随意向下面发文件和表报的做法，他都是不同意的。他自己曾说，他在中央苏区做了三年教育部长和副部长，只下过一次颁布教育制度的训令。他总是进行现场指导和面对面的领导；对于边远地区的工作，则是通过书信往来，在详细了解情况之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也常向下面发一些指示信件或文件，他要求这些信件或文件必须一式三份，一份下发，一份自留，一份寄给他。他仔细审阅，如有不妥，便及时提出意见，予以改正。有次他看到省教育部关于分配教师训练班学员到边远地区工作的指示信，觉得这种做法欠妥。他认为对刚毕业的学员，以先安排在附近工作，考察一段时期，表现好，合乎要求的，则再行分配到边远地区为好。他及时提出意见，纠正了省教育部的做法。他深恶痛绝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次，为表彰先进，分拨经费，他听取下面关于教育发展情况的汇报，发现有的县、区、乡虚报数字，如有个乡汇报有八十个学员，其实连八个也没有；有个县汇报有一千七百多个识字组，也是假的。他对这些县、乡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进而在干部中提倡讲实话的良好风气。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把做好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看成是做好工作，战胜敌人的重要一环。他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办法。”(11)他做工作，不迷信，不盲从。例如，针对苏区的特定情况，教育应从何处着手的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论。毛泽东提出先教育成人，博古则主张先教育儿童。他带着这个问题到兴国调查，结果认为先教育干部、培养骨干为好。接着他在兴国作了试点，使得兴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他这样做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一九三四年二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就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徐特立改任副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并住在苏维埃大学负实际责任。他和瞿秋白配合很好，从而克服了重重困难，继续坚持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12) 　　①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一九二五年成立于莫斯科，一九二九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三〇年秋停办。 　　②李伯钊《红区教育的辛勤园丁》，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帅孟奇口述。 　　④谢觉哉《忆叔衡同志》，见《湖南革命烈士传》(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转引自徐特立《我的生活》和周世钊《我们的师表》。 　　⑥当时汕头至潮安有一段铁路，抗战时期已毁弃。 　　⑦⑨徐特立于1952年谈话笔录。 　　⑧⑩(11)参见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