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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一部活的“教科书”的开篇 |
| 陈桂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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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育家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他的学说，只是时代思潮表现在教育的一个侧面。所以，教育学说不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学说，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①徐特立对“教育家”及其学说的看法也适用他本人。这也启示我们用他的“教育家观”研究他这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用他的这种“教育学说观”研究他的教育学说。他的教育思想的精粹确实是我国20世纪上半期时代斗争的烈焰中放射出来的教育智慧的光辉。这就需要着眼于时代潮流研究他教育思想演变的契机。
即使这样，仍存在研究方法的抉择。
〔一〕考察徐特立前期教育活动的视角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湖南省长沙县(原名善化县)五美乡人。自称出生于光绪丙子年的冬天。农历12月19日(即公元1877年2月1日)生。出身于濒临破产的农民家庭。
关于徐特立的生平，在陆续出版的许多有关徐特立的著作中，已有详细介绍。其实，最可靠的信史资料还属徐特立写的回忆文章。这方面的作品有：
1.《六十自传》(1938)
2.《抗战给我的机会》(1938)
3.《日记一则》(1940)
4.《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1941)
5.《庆祝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1951)
6.《关于党员八个条件的报告》(1951)
7.《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1953)
8.《长征中的医院》(1957)
9.《我的生活》(1958)
仍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毕生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进步?尤其是他的经历同他的教育思想特色的形成有什么关系?
徐特立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物一样，一生经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其中每个历史时期又包括若干历史阶段。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政治风云激荡，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撞击。尤其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历史阶段转折的关头，迫使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人们在十字路口作出往往是十分痛苦的抉择。遂从这样一种时代翻出了彷徨中的强者，颓唐了的弄潮儿，落伍的前驱，也不乏把灵魂押给魔鬼的旧日斗士。投机者得宠，势利者跋扈，老实人吃亏，革命者丧元，似也为人生的抉择提供了经验。然而，那毕竟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民族精英。他们跨越一道又一道历史险关，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曲折，百折不回，始终站在中华民族斗争的前沿，与时俱进。其生命之火越来越光辉夺目。徐特立光荣地加入了民族精英的行列，不愧为“坚强的老战士”!
在诸多志士仁人、民族精英的人生道路中，闪出了一条从正直的、忠于职守的教师到“教育救国论者”、进而成为红色教育家的道路。这也是徐特立人生道路的轨迹；惟循着这条大道奔驰的战士也不在少数，他们各在互不相同的境遇中殊途同归。这里拟探讨的是徐特立怎样度过他个人特殊的人生道路。
研究徐特立的人生道路，如果就事论事地罗列事实，其意义是有限的。不妨说，这样的“研究”早已完成，毋需赘言。需要探讨的是，他怎样从正直的、忠于职守的教师转变为“教育救国论者，”又怎样进而从“教育救国论者”跃入“革命教育家”的行列，作为革命教育家的徐特立，他的教育思想特色的形成同他的人生经历有什么联系?
这样的研究又存在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若满足于就事论事，只须顺序罗列事实，也能给人以启发。因为徐特立生平的传奇色彩和不平凡的业迹本身就有感人的力量；如果要研究他的教育思想特色的形成，那么至少需先理解他教育思想的特色，然后再倒过来叙述他的历程。“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使徐特立成长过程中的事实材料观念地反映出来，这是我们的追求。由于迄今为止对徐特立教育思想特色的探索尚不深入，还未达到“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程度，这是研究中的困难。
徐特立毕生“以教书为职业，教育为事业”。③他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前期(1877—1927)与后期(1927—1968)划分以他从“教育救国”论者到投身人民革命洪流成为革命教育家的转变为界限。
众所周知，徐特立教育思想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他前期以“教育救国”论为精神支柱的教育思想，而在于他后期在人民教育事业中闪闪发光的独到思想。所以，宜着眼于从他成熟的教育思想中透示他前期未成熟的教育思想。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对于徐特立前期教育思想的研究，拟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研究他前期教育思想和从前期教育思想向后期教育思想转变的契机；第二步，在全面分析他后期教育实践过程以后，反观其前期思想对后期的影响。从而揭示他前期教育思想同后期教育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徐特立前期的教育生涯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踏进教育门槛(1896)到成为“教育救国”论者(1912)；第二阶段从“教育救国”论者转变为红色教育家(以1927年为下限)。
人们在评价徐特立不平凡的一生时，公正地论定：“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④这部活的“教科书”的开篇就不平凡。
〔二〕早年生活掠影
他以1896年(19岁)任私塾教师为起点，开始毕生的教育生涯。在此以前的经历大致是：自幼家贫，3岁(虚龄4岁)丧母。⑤8—14岁在私塾学习，15岁辍学。因其祖父曾以中医为业，且兼务卜卦算命和堪舆，遂在15—18岁时藉祖父遗留下来的书籍，以医病、算命、看风水谋生。因不愿继续误人自误，从19岁开始改充塾师，兼攻科举。
徐特立投身教育活动之前的经历中，值得注意的是：
1.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熟悉贫苦农民的生活和需求。
2.从小过惯清贫生活，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他的祖母是一个极善于治家的妇女。柴米油盐均为一年的准备，按日分摊。他受祖母治家教育的影响最深刻。自称一生刻苦“和祖母的教导有关”。⑥
3.从小安贫乐道，立身很正。在私塾就读时，塾师很注重教学生做人的道理。所教朱伯庐《治家格言》和杨继盛(椒山)《遗嘱》给他留下深刻影响。尤其是杨继盛在刑场给其子女的遗嘱，曾使徐特立感动得流泪。直到1958年写自传时仍未忘怀。⑦
4.曾从塾师学习禅宗语录，禅宗不立文字，或许对徐特立后来笃行“身教主义”不无影响。禅宗有偈称：“十八木珠一串穿，终朝念佛涤心慊。可怜不识弥陀旨，数尽恒沙也罔然”。徐特立由此参悟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之误。禅宗破除一切执着，在御制禅宗语录中提到有一王子问：“食肉者是，不食肉者是?”答云“食肉是王爷之禄，不食肉是王爷之福”。徐特立由此领悟到思考问题的灵活性。⑧
惟其自幼在家庭和教育的影响下，立身正派，不仅使其在意识到庸医、卜巫、堪舆为骗术之后，毅然改行，且在他一生为人处世中打下深刻烙印。年轻的徐特立虽乱撞一顿，无甚成就，但养成了过复杂生活的习惯，破坏了固定不变的思想，也不失为一种锻炼。⑨
〔三〕“破产读书”
徐特立从19岁(1896)起连续充当塾师，历时十年之久。这期间对他一生有意义的事不在教学，而在于治学。
1.他以教学谋生，起初课余兼攻科举，曾试写八股文11篇。半年后向同乡举人陈云峰请教，随后听从陈氏劝告，虽未最终放弃考科举的幻想，终究立志读书，谋求学问；半年后再向陈氏求教，陈云峰以纸扇相赠，上题：“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左车右酋)轩语》即读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身受用不尽。”徐特立自认：“一生知道读书方法，就得益于这位先生。”⑩
2.此后，他决心读书，并自订《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其实，即使按张之洞的门径读书，且在古籍研究上有所建树，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其价值依然有限，好在徐特立好学深思，“每读经书，遇到疑难，就要去追寻”，由于古籍中涉及的数学、地理方位不得其解，促使他关心数学、地理与自然科学。“虽读古书，不自觉地就引入到近代科学了。”(11)可算是意外收获。
3.在自学过程中，虽不免受到儒家思想薰陶，却更倾向于法家。“我的人生观受了法家思想支配。管子所谓‘不为不可成’一语，我用来决定自己的计划。凡不可靠的计划，自己能力达不到的计划，我都不干，十年以后的行动都是十年前考虑过的，下过决心的”；“管子又说‘不处不可久’，即不以暂时的小利妨碍永久的前途，而目光要射远些”；“管子又说：‘不行不可复’，即信用要紧，说话负责，我因此不轻易写文章，非迫不得已不写”，“我对于小事多迟疑，对大事有决断”，“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前者我学佛家；后者我学法家”。(12)表明他所受佛学思想和法家思想影响，不在内容方面，而在于性格的陶冶。即思想上不执迷于成见，行为上不务“不可成”、“不可久”、“不可复”之举。
在他所处的那种环境中，像他那样的人，不免面临醉心科举还是立志求学、安于近乎小康的生活还是破产购书的抉择，惟其为人正派、锐意进取，才毅然选择刻苦求学的道路；不过，由于置身于偏僻的农村，囿于见闻，那时对外界社会急剧变化的感应尚较迟顿，惟戊戍维新变法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他以强烈的刺激。“我23岁时(1900)遇着戊戍政变，给我一个非常的刺激。因为丁酉年(1897)我自见省政府办的工厂，看过《湘报》，亲见八股的废除。忽然抚台撤职了，学台撤职了，一切复旧，六君子或逃或杀，我的头脑中有很深的印象，但这时我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信徒。”(13)所谓“康梁的信徒”，只限于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仍处在似梦似醒的迷蒙状态。
维新运动起于1898年，至1900年“百日维新”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曾明令废科举、兴学校。“百日维新”虽告流产、科举旧梦难圆。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复于1901年重颁诏令，废八股，改试策论。1904年清代举行最后一次会考。徐特立迫于生计，遂离家赴岳州应考。预试虽被录取，因付不起复试费用而又不愿接受别人资助，故未参加复试。作《言志》一首以明心迹：“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非同泽柳新稊弱，偶受春风即折腰”。(14)从此取“特立独行”(自恃有操守)、不随波逐流之意，更名“特立”(至1924年止，间或仍以“懋恂”名之)。不过心志虽壮，取向未定。
〔四〕近代“新”教育的尝试
1905年清政府又颁布上谕，规定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不复举行。尽管私塾尚可谋生，徐特立毅然改弦更张，于1905年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从头学起。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坐落长沙城东望麓园。因该校校长周震麟系宁乡人，遂命名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徐特立在该校就学历时四个月。毕业后，由塾师变成教师。
在1905—1911年间，他的教育活动的历程是：
1.1905年自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偕好友何雨农、姜济寰合办梨江高等小学堂。是他一生办学的初次尝试。该校后来被当地落后群众捣毁并烧掉了。
2.1906—1910年间，应朱剑凡之邀，在周南女学任教。
周南女学(亦称周南女塾)创于1905年。实际上是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并附设小学。因清政府明令禁止开办女子学堂，遂名“女学”。徐特立在该校兼任地理、历史、数学、国文等学科教学；从1907年开始在修业学堂中学部兼课。(15)
3.1910年春，离职到上海入江苏省教育会俞子夷、杨月如主持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历时四个月。在此期间，他与别的学员不同，主要兴趣在于到小学参观、见习。虽因此而耽搁学习，未获结业证书，也不在乎；学习结束后，自费到日本考察小学教育，历时2个月左右；同年夏季归国后，仍在周南女学执教。任该校校长、师范部教员，兼小学部(即善化小学堂)堂长。(16)
4.1911年春，离开周南女学，任修业学堂专任教员。
5.在周南女学继续任职期间，曾与学校同仁合办夜学，招收苦力、店员、老板入学，除教国文、算术、地理外，还开设“国耻小史”。学员最多时达200人。此外，在修业学堂也办过夜学。(17)
徐特立于1905年转到省城长沙以后，视野大开。对时代脉搏的感应日益灵敏。虽然仍以教书为业，但已深深卷入时代浪潮之中。他的人生道路发生进一步的转折：
1.从塾师转为教师：
为适应时代潮流的转换，在任塾师长达十年之后，从头学习“新”教育；在连任五年中学教师、声名鹊起、且越而立之年以后，复又从头学起。表明他不以称职教师为满足，而以教育为事业，精益求精。
2.从单以教职谋生转而藉教职“服务社会”：
1905年自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考虑将知识用到哪一方面，“或者为家庭服务，或者为社会服务”。那时何雨农向他表明志向：“为人应该做一件半事，其中整个一件是为妻室儿女，另半件事，是为社会服务，自己得到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分一部分精力照顾，也是不对的”。徐特立深受启发，此后“以何先生这句话作为做人标准”，“下决心，不带家眷随身，留其在乡下自己经营”，“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到社会上。”(18)“服务社会”的精神比何雨农更加彻底。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从以教书为职业到以教育为事业的转变。
3.摆脱埋头教书、读书的局限，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斗争：
他在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学习的收获，不仅在于初步熟悉学校教育业务，尤其在于从此开始，同时代潮流更加合拍：“28岁时(1905)来到长沙城，才得到《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就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19)
徐特立从小立身很正，安贫乐道，且注重笃行，一旦萌发了民主革命的思想，“服务社会”有了明确政治方向，遂毅然采取果敢的革命行动：
1.断指血书：
清代末年，教案迭起。几乎每次教案的处理都使国人蒙冤受辱，激起民愤。1902年，湘西辰州曾发生过一起教案，清政府迫于外国政府的压力，判令辰州停止科举考试五年，且把一名游击(责任者)押解长沙(原名善化)杀害。善化县知县苏某因亲赴刑场收尸而罢官，不久含愤辞世。徐特立虽未目睹此事，由于苏某在任时曾捐赠善化小学堂200两银子(徐特立曾任善化小学堂堂长)，其遗孤在周南女学读书，故尽悉内情，对洋人与腐败的清政府早已不满；1906年又发生江西教案，导致县知事革职，舆论复又大哗。徐特立忧国忧民，同清廷势不两立。
后来，修业学校邀请徐特立讲演。他在该校礼堂面对千余师生，满怀激愤，历数外国侵略者在华暴行和清廷腐败，一开口就泣不成声。沉痛地激励学生，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向帝国主义报仇雪耻。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场学生激动得痛哭不已。他越讲越不能自己，竟跑到厨房取出菜刀，向全场师生大声宣告：“民不聊生，国无宁日。特立不才，今日只有当众写下血书，明我心迹”，遂断指血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场晕倒。惟次日《长沙时报》却作了歪曲报道：“徐特立昨在湖南修业学校演讲，慷慨陈词，当场断指血书送行，请求召开国会”。实系该校立宪派校长彭国钧所为。尽管如此，此一壮举，立即轰动长沙，轰动湖南，至今仍传为佳话。(20)
2.清代末年曾策划“铁路国有”，实把铁路主权拱手让给外国侵略者。引起各地纷纷抗议。1911年4月，徐特立在湖南率先响应反对“铁路国有”运动。为此，亲自起草传单，发动长沙罢教。
3.1911年武昌起义(10月10日)后，10月22日长沙新军反正。在此前一日，湖南省教育会召开干事会，就是否响应武昌起义问题争议不休。徐特立断然声称：“反正，革命，当然是难事，这全靠人为。”(21)坚决主张起义；次日长沙起义一举成功，徐特立出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辛亥革命时，我这个无名小卒成了现代的人物”。(22)其实他在教育界声名卓著，且坚定地屹立在民主革命前哨，早已不是“无名小卒”。起义当晚，忽闻反动势力在长沙北门起事，谁也不敢送信。他自告奋勇到都督府报信，及时平定反动势力的骚动。(23)起义不久，谣言蜂起，导致新上任的正副都督被害，地主、官僚势力的政治投机得逞。徐特立原想在议会作点事，目睹议会腐败，议员只顾升官发财，议长竟带武装入场，而议员却不敢哼一声，徐特立耻与政客为伍，在任职一个月后，愤然辞职。
徐特立离开省议会后，应聘在省教育司就任教育科长之职。他主张多办实事，不妨多招收一些“野孩子”入学，而教育司长却讲究形式主义，力主裁减学生。他力争无效，遂在任职一个月左右，又辞职不干。“因为我识破了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就仍回教育界。”(24)
有意思的是，徐特立在卷入政治漩涡之际，还有兴趣向叶德辉请教治《说文解字》之学的门径。叶氏告以治学须讲求家法。“从此我知道读书的门径而反对杂家，以为杂家只是抄书或汇集，不成为家”。(25)书生气毕竟未脱。
① 徐特立：《与戴白韬谈陶行知的教育后的追述》，《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
③ 徐特立：《抗战给我的机会》，《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④ 陆定一：《人民教育家》，《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⑤ 徐特立回忆中，所提到的年龄，一般依当时习俗，大抵为虚岁，而非实足年龄。有些著作中既按他自报的虚龄记其生平，相关的历史事件又按公历记述，不免发生错乱。这里统一按实足年龄叙述。由于受原始资料局限，仍不免会有误记。
⑥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595页。
⑦ 同⑥第596页。
⑧ 同⑥第596页。
⑨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597页。
⑩ 同⑨第597页。
(11) 同⑨第599页。
(12)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599—600页。
(13)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第107页。
(14)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15) 徐特立自称“当初在修业学校时尽纯粹义务”(《读书日记一则》，《徐特立文集》第432页)。
(16) 徐特立自己提到“担任周南女师的校长兼善化小学堂堂长”(《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1页)，任职时间不很明确。
(17) 肖三：《徐老不老》，《人物与纪念》，生活·知识·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4页。
(18)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0—601页。
(19)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第107页。
(20) 关于断指血书的情节，各种书籍的介绍，颇多出入。这里的记载，根据徐特立：《纪念“五四”对青年的希望》，《徐特立文集》第608页；肖三：《徐老不老》，《人物与纪念》，三联书店1951年出版第29—31页；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8页。惟上述著作均未确定断指血书时间，《徐特立教育思想概说》一书明确记为“190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姑从此说。
(21) 肖三：《徐老不老》，《人物与纪念》，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1页。
(22)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3页。
(23) 肖三：《徐老不老》，《人物与纪念》，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2页。
(24) 同(22)第603页。
(25) 同(22)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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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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