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
|
| Ⅰ 从“教育救国”论者到红色教育家 |
| 陈桂生 |
|
|
在1912—1927年间，徐特立矢志笃行“教育救国”。他的“教育救国”的实践又分两个阶段：1912—1919年为第一阶段；1924—1927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穿插着一个赴法参加勤工俭学的阶段(1919—1924)。正当他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地兴学之际，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把他卷进农民运动的漩涡。他从中认清了新方向，实现从“教育救国”论者到红色教育家的转变。严格说来，其“教育救国”实践的后一阶段，实是他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过渡阶段。
〔一〕“教育救国”论名实辨
辛亥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后，徐特立所期待的民主共和国化为泡影。“尤其是昨日我同他参加革命，要求共和，今日转为专政的人，给我一个大的刺激。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遂决定“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去“改革人心”。从此，“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①
所谓“教育救国”论，就教育工作者个人而言，是一种比朦胧的“服务社会”意向更加自觉的高尚动机，即以“救国”为宗旨，以“教育”为事业的报国动机；它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又同社会思潮纠缠在一起。其意义则因社会背景及个人对于社会思潮的抉择的不同而有区别。在革命时机成熟之际，它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想有消极影响，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又有区别。作为“教育救国”论者的徐特立，其思想背景是：
1.只以“教育救国”为职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切切实实地从开发民智入手，并未把它作为社会思潮加以宣扬，更无以此与革命道路抗衡之意。其实，开发民智传播民主意识，原是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况且他只有以教育去救国之实，并无“教育救国”之“论”，算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育救国“论者”。
2.他不但未排斥方兴未艾的民主革命，甚至出于愤世嫉俗，还带有某种无政府主义情绪；同时，以教育为反对专制、宣传民主的阵地。他在讲课时，常借王莽、董卓影射袁世凯，巧借《史通》及某些子书上贬尧舜的论调指责一切皇帝，并“开始了对过去的圣人怀疑”。②
惟其如此，他的“教育救国”论并未妨碍他在有机会时踏上新的革命征程。不能把他的“教育救国”论同别人的“教育救国”之论混为一谈。
〔二〕教育界的“长沙王”
在1912—1927年间，徐特立兴办的教育事业和参与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颇为可观。他自己罗列了项目：“我私人创办过两个高级小学和一个初级小学。③其中有一个高级小学(指五美高级小学)办了十三年；创办一个200人的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只办了三年，遭大革命失败，停办了；创办一个男子师范，有400学生。因没有能力支持下去，交给长沙县办”；④此外，还在许多学校担任教职。
其中，1912—1919年间是他“教育救国”实践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的教育建树有：
1.1911年在省教育司辞职后，任善化高等小学堂堂长。
2.1912年应长沙县知事(他的老友姜济寰)之邀，创办私立长沙师范学校。担任该校校长。当年春季招生，除五年制本科班以外，尚设一部、二部。一部为一年制讲习科，二部为修业六个月的讲习科。总共六个班级。后来无力维持改为县立师范学校。
3.1913年在自己家乡(长沙县五美乡)利用旧居创办五美乡小学。人们戏称徐特立下乡“放火烧荒”。据说到政府立案时，曾被批驳。批示是：“查该校教员和校长均不支薪，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将何所为?”⑤
4.1913—1919年间出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徐特立放弃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之职改任第一师范教员一事，也值得一记：1913年姜济寰被汤芗铭无端免职。由于姜氏在县知事任上两袖清风，且热心支持教育事业。免职后生活无着。徐特立这才主动提出让姜济寰代替自己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自己则另谋生计。⑥
徐特立原先曾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兼过课，1913年改任第一师范专任教员，教授各科教学法、修身，兼实习主任；同时还在修业学校兼课。
5.在此期间，他还曾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起迄时间不详)，并担任湖南孤儿院院长之职(?—1919)。
徐特立自称：“长沙的教育，民国八年(1919)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但创办了男女两个师范学校，而且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所小学校，所有教员都经他在短时期内一手培训出来。他有理由自豪地说：“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⑦
辛亥革命后，尽管徐特立不遗余力地办学，孜孜不倦地教学，由于政局混乱不堪，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虽告破产，封建割据势力依然十分猖獗，徐特立的心情相当苦闷。“我到(近)四十岁时，正是袁氏称帝，国家前途黯淡，我也接近衰老”。不惑之年的徐特立正处在他人生的困惑之期。“那时候，国家混乱，令人悲观失望，我的精神忽然死了”；不过，尽管当时的湖南相当闭塞，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社会思潮倒也异常活跃。尤其是当时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青年精英荟粹。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罗学瓒、陈昌、张昆弟、郭亮、肖三等，都是徐特立的学生。他有幸在该校执教，更有机会接受新文化的薰陶。到了五四运动前夜，他的精神又“复活”了。⑧直接结果是毅然随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三〕扶拐棍的“洋学生”
1919年9月(28日自沪出发)至1924年7月，徐特立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顺带考察欧洲教育。其中，1919年10月—1923年8月在法国半工半读，兼考察法国教育状况，长达四年之久；1923年9月至12月考察德国教育，历时四个月；1924年春开始考察比利时教育，将近半年。1924年7月6日返抵广州，当月20日抵达长沙。
徐特立在法国半工半读活动的轨迹是：第一年在木兰公学插班补习法语，同时在五金工厂做工以及替中国工人烧饭，历时七个月；第二年又读一年预备班，后来考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同时做工。主要利用空余时间了解法国教育状况。
他在这段期间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
1.徐特立40余岁背井离乡，赴法勤工俭学。在如今似属寻常，而在当时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怪事。他曾说：“我不怕人家笑话我是‘扶拐棍’的老学生”。他当时已有23年教龄，且在湖南政界、教育界名闻遐迩。以至初到法国马赛，接待者对他的学生身份表示怀疑，别人也感到惊奇，而他别有见识：“我今年43岁(虚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临，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所以我决志求学，不怕法语难学，也不怕学校规则太严”。⑨当时华法教育会考虑到他年纪较大，住校生活不便，建议他不必住校，他却坚持与青年学生同住。自称“我到法国来，原要学法国学校的规则，好回国用。不住学校受先生管束，未必学得好，并且我年纪太大，人家对我有尊敬的意思，不好的习惯，人家都不肯当面说，住在学校中或者可以慢慢学好”。⑩他的同学中，有他过去的学生，甚至还有他过去学生的学生。如熊信吾是徐特立的学生熊瑾玎的儿子(亦是徐特立的学生和过继的儿子)。他向学生请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今天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步的老人。五十岁后，我也是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到死的时候，学问还没有老朽，还同有学问的少年讲得来。那时的畅快，都要从今日耐烦耐苦做起。”(11)
尽管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每天只能得到四、五法郎报酬，而他在国内湖南高等师范执教时一天所得报酬，约合120—130法郎，他却甘心与别的穷学生一道坚持勤工俭学。
2.他出国学习的初衷，在于更好地务农，以求将来自谋生计。“我要学农业，暂且进工厂作工。有得闲的日子，并要学法国的家事学，好回去自谋生活”，“单学法文回国当法文教员，还同从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万里到法国来呢?”他觉得以往的教学，日日讲空文章，耽搁青年光阴，使学生学先生那样，只图讲空文，赚大钱，不愿作工，使国家工业不发达，“都是我们当教员讲空文章的罪过”，“我们当教员的当学生，能作工，岂不更贵重吗?”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世界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12)这在当时也属异乎寻常的奇想。虽属偏颇之论，表明他“教育救国”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以工农为本，早就在他的意识中生根。
3.他在欧洲的学生生活长达五年之久。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然也或多或少地获得一些阶级斗争的感性认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比起那时愚昧落后的祖国状况，不啻是一股新风。不过徐特立身居异国他乡，不但未忘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以语言文字而论，了解了欧洲文化，反而更觉得中国优良传统的可贵。以至“留学将近五年，新知识全无，而复古之心最盛”。(13)不是复封建主义之古，是复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古。
4.他虽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由于他的立足点始终在自己的祖国，那时对西方议会民主亦已失去兴趣，故无意照搬西方文化模式。他不认为从西方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的出路；同时，尽管他在法国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也读过法文本《通俗资本论》，但未读懂。同马克思主义失之交臂。只得埋头研究自然科学和地方自治，故仍未摆脱“苦闷时期”。后来坦率地承认，“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14)
5.他虽然并非专门去欧洲学习教育理论和考察教育实际，但他毕竟执教有年，故在法国仍“时常关心”教育，(15)后又到德国与比利时考察教育，扩大了他的教育视野。
〔四〕“教育救国”的立足点在转移中
徐特立从欧洲归国后，立即登上“教育救国”实践的新台阶。这期间的建树有：
1.1924年暑期归国后，积极着手筹办私立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仅用两个月时间，筹备告竣。担任该校校长。在此期间，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曾邀他担任教授，被他婉言谢绝。“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后停办。
2.从1925年2月1日起，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通称“稻田师范”)校长。他把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由校务委员会主持，每周到该校视事一天，而以主要精力集中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务；在那一段时间里，还曾兼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校长之职。一身兼任三所师范学校校长(以稻田师范为主)，实属罕见。
此外，还曾在长郡中学执教(时间不详)。
尽管徐特立在长沙县甚至湖南省教育界获得崇高威望，他仍不免受到旧势力的排挤，以至在长沙县教育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被选资格。这是何等的不公平?旧势力排挤徐特立，根本原因在于徐特立和旧势力誓不两立。
那时，他尚不了解共产主义，但是在他主持的几所学校中，共产党员的活动相当出色。他同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如陈章甫、罗学瓒、曹典琦、廖锡瑞、毛际科等都有交往。“这时我不了解共产主义，但非常赞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积极，不争权利，完全为社会工作。”(16)
北伐战争积极进展，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成为徐特立世界观转变的契机。
〔五〕“老古董”的新生
徐特立自称：“我是一个不愿参加政治活动、好埋头念书的人。由于外力的压迫，政治黑暗就不自觉地转入爱国运动。以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17)；然而，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你不问政治，政治偏来问你。
正当他埋头办学之际，1926年11月，长沙掀起了声势颇大的学潮。锋芒指向省都督赵恒惕为代表的压制民主的旧势力。事件的起因是：长郡中学学生会选举受到该校校长压制。该校校长依仗赵恒惕势力，宣布开除学生骨干分子，激起学生抗议，接着又勾结军警拘留学生。该校学生会联络长沙各中学学生约3000余人包围省教育司。徐特立闻讯亲到现场慰问学生。赵恒惕当即紧急召集各中学校长训话，施加压力。徐特立不畏强暴，仗义执言，公开为学生辩护。这次斗争虽告失败，却在徐特立“教育救国”的信念上添加了一个大问号。(18)
徐特立在苦闷中去找何叔衡。何叔衡劝他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建议他去找毛泽东。尽管毛泽东是徐特立的学生，徐特立并无这个印象。双方会面时，毛泽东执弟子之礼甚恭，建议他下乡看看，并为他出具介绍信。(19)
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徐特立回到五美乡，发现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激变：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地主恶霸威风扫地，一时间盗贼、流氓、烟、赌消失，农村大小诉讼都在农民协会诉诸公议。使他觉得“自己真正渺小，无知的农民一旦解放了，成了全知全能”。于是，逢人便说农民协会“伟大”，(20)并积极投身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他毫不犹豫地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工作，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教育科长(1927年3月)，兼任湖南省乡村师范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随后，又当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农部长。
经受农民运动的洗礼，多年来的思想苦闷一扫而光，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大革命时农民运动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三十年来的一种幻想。”(21)
紧接着，他又面临新的更严峻的考验，而新的考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最有意义的转变的契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又是各地反动势力疯狂镇压工农民主运动的新信号。
4月27日，徐特立发动他主持的三所师范学校近千名学生，参加长沙十万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惨绝人寰的大屠杀。(22)
1927年5月21日，军阀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反共反人民的突然袭击。湖南弥漫了白色恐怖。徐特立受到通缉。几经曲折，潜回家乡。昼伏夜出，参加秘密会议；不久，唐生智军队开到长沙，形势暂时缓和。共产党组织派人寻找徐特立，他又秘密回到长沙。在黎尚瑾家巧遇李维汉。获悉中共湖南省委有发展他入党的意向，喜出望外，当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队伍迅速分化，不少人在高压之下，动摇、彷徨，以至变节，徐特立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引以为荣：“我是非常崇拜共产党的，但一直以为年纪大了，共产党不会吸收我这样的人入党，经维汉同志的介绍，中共湖南省委彭公达同志批准，我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这时我已五十一岁(足龄五十)了。从此我真正获得了新生”。(23)
徐特立先后信仰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国民党左派，自发地产生过无政府主义情绪，一度还试图参加江亢虎的社会党，(24)终究不认为这些政治派别是自己应有的政治出路，故一直处于彷徨、困惑、苦闷的状态。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的政治生命。此后不管处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生气蓬勃，真正算得上是“五十而知天命”。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大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几经抉择，结局各异。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一般都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其中的大多数(如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都在20余岁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徐特立直到年及半百才实现参加共产党的愿望。在此以前对共产党并无偏见，只觉得自己是个“老古董”，不够共产党员资格。
他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期间以及归国以后，都同共产党人有交往。其中何叔衡、熊瑾玎同他过从甚密。他同共产党失之交臂，共产党组织或认为让他以国民党左派身分活动，更为有利，在他个人思想认识上也不无原因。(26)
他更名“特立”，意在“特立独行”，出污泥而不染，对于人生道路的抉择，慎之又慎。他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共产主义。因为他一向更注重践行，也不是单凭对共产党人的良好印象而倾向共产党，因为他从不随声附和；他是从1927年春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中才发现共产主义的真理。表明他是以工农群众利益为尺度，衡量共产党的主张，也以此为出发点，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
他从小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随着社会意识的觉醒，决心同反人民的旧势力不共戴天。所以后来戏称反动势力是自己不知其名的入党介绍人；他为了人民的利益，追求真理，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经受过民主革命的洗礼，又从实践中破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迷梦；致力于“教育救国”，这个信念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动摇。所以，他最终踏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征途，是他前半生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惟其如此，一旦找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归宿，信念异乎寻常地坚定。
〔六〕“入污泥而不染”
徐特立参加共产党以后，青春焕发，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顶着逆流，知难而进，以火样的热情投入充满风险的革命斗争。
1.1927年7月14日到达当时尚属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昌。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会见毛泽东。适值中共中央酝酿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徐特立的老友姜济寰任江西省财政厅长，且代理朱培德任江西省长。徐特立主动要求对姜济寰进行策反工作。在林伯渠的配合下，终于策反成功。后来林伯渠为徐特立祝寿诗中，所赋“早识船山宏大义，记从章水订交期”，后一句即咏其事。(27)南昌起义时，姜济寰以代理省长名义下令守军放下武器。(28)徐特立在南昌起义中立了大功，是他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南昌起义后，他穿上军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于1927年8月4日随军向南撤退。路过长汀，发了高烧。身体尚未复元，即随军继续进发。第三师于9月23日、24日先后攻占潮州、汕头，不久失败。徐特立在第三师严重受挫后于9月30日同部队失去联系，遂秘密经由香港转道上海。
2.1927年10月至1928年春，他暂时潜伏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筍和徐特立五人组成委员会，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29)他受命和贺龙同赴武汉。原定一月份出发，由于联络中断，他未能成行。在武汉又生了一场重病。在将近半年内灌肠达45次之多。(30)
3.徐特立病愈后，被派往苏联学习。于1928年5月底出发，6月17日抵达莫斯科。适值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次日在莫斯科开幕，他有幸出席代表大会。此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全名“莫斯科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高级班学习。1930年归国，于12月30日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徐特立家乡在五美乡荷花*(左土右叚)村。这个村名对于徐特立的人格颇有象征意义。他于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校址选在长沙北门荷花池畔泐(音勒)潭寺旧址，也属巧合。他一向以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自勉，也是他更名“特立”的初衷。凡有幸“迫而察之”者，都不免有“灼若芙蕖(荷花)出渌波”(曹植：《洛神赋》)之叹；尽管他早如芙蕖“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李渔：《芙蕖》)，他在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认真地清理了自己的历史，发觉取名“特立”表示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已属不妥，因为“真正无产阶级者，为着改造污泥的社会，只有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31)他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①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②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第108页。
③ 两个高级小学，指梨江高等小学堂和五美乡丁家冲完全小学，一所初级小学，指五美乡小学，1913年因当局停发丁家冲小学经费，遂把丁家冲小学并入五美乡小学，称为五美高级小学，且附设师资训练班。(参见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2页)。
④ 同②第107页。
⑤ 徐特立：《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徐特立文集》第275页。
⑥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第134—137页。
⑦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第108—109页。他所创立的两所师范学校，指长沙师范学校(1912)和私立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4—1927)。即后者办于1919年之后。
⑧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3页。
⑨ 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徐特立文集》第16—17页。
⑩ 同⑨第17页。
(11) 同⑨第17页。
(12) 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徐特立文集》第17—18页。
(13) 徐特立；《致黎锦熙信》，《徐特立文集》第34页。
(14) 徐特立：《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齐生先生》，《徐特立文集》第336页。
(15) 徐特立：《欧洲义务教育现状》，《徐特立文集》第46页。
(16)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第109页。
(17)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4页。
(18)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第205—214页。
(19) 柯蓝：《命运之迷——徐特立传》第227—231页。
(20)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4—605页。
(21) 同(20)第604页。
(22) 同(19)第321页。
(24)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5页。
(25) 参见肖三：《徐老不老》，《人物与纪念》，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8页。
(26) 据曾三回忆：1927年“马日事变”前不久。徐特立在长沙通俗报馆讲演，题为“共产”二字，表示他原先对共产主义就有一定认识(《您是中国人民的典范》，《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27) 林柏渠：《特立同志七十大寿》，《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05页。
(28)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第256—265页。
(29) 肖三：《徐老不老》，《人物与纪念》第39页。
(30) 同(28)第256—265页。
(31) 徐特立：《我的生活》，《徐特立文集》第605页。
|
|
|
|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