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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红色教育”天地的开拓

陈桂生

我国从1927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人民教育事业开始，经过长期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到抗日战争后期才找到一条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道路。徐特立光荣地加入这支探索者大军，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他深刻的脚印。他是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卓越的开拓者。 　　徐特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工作，对苏区教育影响甚大；惟其如此，就他一生来说，也是他最能对教育工作全局发生影响的时期。无论研究苏区教育还是研究他个人业迹，都不可忽视他在这一时期的贡献。①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础，后来形成湘赣根据地；从1929年初开始，红四军转战于赣西南、闽西广大地区，建立赣西南和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奠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斗争的发展，除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开辟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同年11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法律上代表所有各个根据地。由于敌对力量的包围、分割，实际上直接管辖的，主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929年初到1931年11月，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身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开辟的阶段；1931年11月至1932年12月，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阶段；1933年1月—1935年10月，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发展到丧失的阶段。 　　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徐特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的教育活动的特色，并把他有关教育的见解与举措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特别是通过具体分析根据地教育指导思想的分歧，揭示徐特立教育指导思想的意义。 　　〔一〕“身教主义”的新篇章 　　徐特立于1930年12月30日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初随军转战，参加争取与教育俘虏的工作。由于他循循善诱，现身说法，工作颇有成效；1931年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根据地得到巩固与发展，赣南根据地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此后徐特立随一批年纪较大的同志留在地方工作。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开始领导根据地的扫除文盲运动；②大致从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开始，参与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教育的组织工作；③1934年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改选时，徐特立当选为副教育人民委员，不过，时隔不久，即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任职未变)，主要主持苏维埃大学(全名“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作，任该校副校长；其实，在苏维埃大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不久即奉调主持中央农业学校工作，直到随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时止。 　　关于徐特立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职务，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从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起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由于教育部长(教育人民委员)未到任，由他任“代理教育部长”④；一说从这时起担任“教育委员”。⑤苏区仿苏俄早期体制，政府各部称人民委员部，部长称为人民委员，各部建立以人民委员为首的部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为部务委员会(称为教育委员会)成员。临时中央政府刚成立时，干部配备不齐，是不是任命徐特立为副教育人民委员或“教育委员”，迄今未见文献记载。上述两说，共同之处是认定徐特立从1931年11月7日起就承担教育部领导职务，个别教育史书上甚至说他“1930年”就任“苏区教育部长”了，⑥显然不正确。现有文献记载的事实是：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1月调方维夏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1日，任命徐特立为代理教育人民委员(方维夏调离教育部)；7月11日，任命沙可夫为副部长。⑦这当然不能排除从1931年11月起，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任职的可能。徐特立回顾自己在苏区的教育活动时谈到“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起，到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止，我都是负的教育行政责任”。⑧他所谓“教育行政责任”，并非专指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任职。事实上，据他回忆，在1934年2月瞿秋白到任后，他已不住在教育部，先后负责苏维埃大学和中央农业学校工作。⑨ 　　徐特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活动中，承担多种社会角色。他的教育活动有什么特色呢? 　　徐特立作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人而兼任校长、教师，他作为校长而乐于做勤杂事务，作为教师而深入到学生中，能办小学、中级干部学校与高级干部学校，又能教多门学科，编写多种教材。这可以说，是徐特立区别于许多教育部长、许多校长与许多教师而具有的特色。他的“身教主义”精神贯彻在教育行政工作中，贯彻在识字运动中，贯彻在教育过程中，贯彻在教材编审中。 　　徐特立在教育行政工作中，崇尚实际，反对空谈，反对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他在回顾苏区教育工作时谈到：从1931年1月起，到1937年11月止。在负责教育行政责任时，“六年间，只发出一个训令，是对于各县教育的指示，其余全用书信”。⑩这个唯一的训令可能指的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33年4月15日发布的《目前的教育任务》的训令(第一号)。(11)自从1932年3月1日担任代理教育人民委员到1933年4月一年多时间才发布第一号训令，并且这是在中共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以后，在临时中央政府一再督促之下才采取的行动。依此可知，此后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的许多由徐特立签署或由他与副教育人民委员沙可夫合署的训令，很可能只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因为随着少共中央局发动的团对教育部工作协助运动的展开，在中共临时中央“改造各级机关”的部署下，教育部调进许多干部，他的作用不能不受到限制。 　　在一般情况下，教育行政部门不颁布一些教育法规，难以实现教育行政管理。在当时，完全不发布行政法令也未必适当。问题在于根据地教育建设初期，事业的规模不很大，在游击战或大规模运动战的条件下，根据地变动不居，加之地方教育行政干部工作头绪纷繁，文化水平又浅，甚至有些县级文化教育工作干部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当时一般行政机关文牍主义盛行，徐特立采取另外的办法自有他的道理。(12)例如他拟定的《识字运动》，《识字运动办法》，都是推行识字运动的指导文件，但行文简明，又置于课本卷首，使教员与学员都能明了。这正是他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别出心裁的领导方法之一。 　　徐特立注重讲真话、办实事。当时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按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分发教育经费。有个乡上报80个学员，徐特立下去一看，连8个也没有。还有一个县上报1700个识字组，下去一查，也是假的。徐特立公开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批评。(13)当时汀州市教育科科长和两个科员维护封建教育，曾经起草一个私人办学条例。被否决后，又弄虚作假，把《共产儿童读本》发给教老书的，让他们在有人参观时，把《共产儿童读本》拿出来搪塞，参观的人走后，又教老书。该市只有一所列宁小学，学生只有两、三人。教老书的学校却有3l所，学生373人，徐特立知道这个情况后，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揭露此事。(14) 　　徐特立对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教师与学生，以身作则；同时又要求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教师与学生注重实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虽属几千年来的古训，似不稀罕。能够像他那样贯彻到底，却不容易。身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人而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并贯彻在一切教育活动中，古往今来能有几多个? 　　〔二〕“红区教育”的园丁 　　徐特立在土地革命时期除了主持教育行政工作以外，还创办和主持过一些干部学校。可以说，从1934年初开始，主要负责学校领导工作。(15)徐特立认为教师应是园丁，而不应是樵夫。人们称他为“红区教育的辛勤园丁”。(16) 　　1.创办和主持列宁师范学校： 　　人们常常提到徐特立是列宁师范学校校长。问题是列宁师范学校不止一处。《红色中华》的记载是：1932年2月18日，瑞金列宁小学教员训练班学员毕业；2月19日人民委员会审查瑞金列宁师范预算；3月1日方维夏报告在瑞金办小学教员训练班的经过，人民委员会通过中央区列宁师范的预算，并委任徐特立为校长；6月13日人民委员会决定由中央创办列宁师范，以徐特立为校长；8月17日人民委员会讨论列宁师范的组织、课程与教师，任命徐特立等5人为该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7) 　　看来瑞金列宁小学教员训练班是中央区列宁师范的前身。中央区列宁师范，起初设在天后宫(由瑞金小学教员训练班与闽西列宁师范学校合并而成，故有的书上称为瑞闽师范，《红色中华》称“中央区列宁师范”)。当时的学生钟世银在回忆中称“师资训练班”，培养200多个学生。(18)1932年6月13日决定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接办，称为“中央列宁师范”设在瑞金刘家祠(一说杨姓宗祠)、培养学生400多人。两所师范一脉相承，均由徐特立任校长。这一说法同《红色中华》记载一致，同钟世银的回忆也差不离(钟世银把1932年误写为1931年)不过都未提及“瑞闽师范”问题。(19) 　　另有回忆录中称，当事人于1933年下半年入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学习，春节毕业。校长是徐特立。(20)此外，现存一张《中华苏维埃中央高级列宁师范毕业证》，记载某生在本科高级班学习4个月。1934年4月8日签发。校长为罗欣然。(21)当属中央区列宁师范学校第二期。 　　值得一提的是，徐特立兢兢业业苦心经营的中央区列宁师范学校，被“正规化”教育的倡导者贬之为“成人的初等小学校。”(22) 　　2.主持苏维埃大学的日常工作： 　　苏维埃大学由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8月16日决定开办。(23)经短时间筹备后，预定在当年9月初开学，但另据报道，苏维埃大学于1934年4月1日开学。(24)其实，该大学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于1933年9月初开学，10月15日左右结束。(25)以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博古、潘汉年为大学委员会委员，由毛泽东、沙可夫任正副校长。校址设在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二阶段于1934年4月1月开学，以瞿秋白、徐特立为正副校长，日常工作由徐特立主持。校址设在瑞金沙洲坝。惟徐特立在苏维埃大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就转到中央农业学校工作。(26) 　　3.主持中央农业学校工作： 　　有的书记载，中央农业学校初创之际，由徐特立任校长。(27)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中央农业学校何时成立，未见记载。该校简章于1934年3月—4月间颁布，4月1日已有该校活动记载，而4月初苏维埃大学刚开学，徐特立尚在苏维埃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徐特立提到：“我们办农业学校，校长也是我委派，我到那里一看不对。我告诉他们农业试验场必须注意生产，解决生活问题，不然大家不会注意，去搞学术，离我们生活太远，试验要和农场联系”。(28)清楚不过地表明他起初不是该校校长。也许正因为发现了问题，才到中央农业学校去主持工作。徐特立为该校编写的《农业常识》，迄今尚在。翻印的时间为1934年6月20日。 　　徐特立后来谈及；那时江西苏区被敌封锁，穿衣成问题。办农业学校首先要解决植棉问题。可是我们没有内行的教师，当地农民也没有植棉经验，甚至没有植棉的书，没有同样品种的棉子，我们就试验着种。经过大半年的摸索，关于植棉的旱涝问题、品种问题、施肥问题、整枝打杈问题、播种期与成熟期问题，我们取得很多经验。因收棉后就开始长征，这些经验也未及在江西推广。(29)表明他在中央农业学校一直工作到长征前夕。 　　〔三〕老教育家的新难题 　　徐特立在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越到后来，阻力越大。老教育家遇到新难题。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指导思想影响甚大。特别是自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民国政府统治区迁入根据地以后，“左”倾指导思想在根据地工作占有统治地位。从改变徐特立领导教育工作时期的领导方式、干部配备、工作作风入手，对教育工作的干扰步步加紧。其进程是： 　　1.1933年2月2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政府各部迅速召集部务会议，检查过去工作，讨论今后工作方针，健全各部组织机构，并指定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部务会议的日期；3月13日，人民委员会检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讨论教育方针，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健全教育行政机构，颁发各种教育的实施办法。(30) 　　2.3月28日，人民委员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即日颁发教育行政纲要；4月11日，人民委员会讨论由教育人民委员部起草的《省、县、市、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31)；4月1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正式公布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教育行政组织纲要》，同时颁布题为《目前的教育任务》的训令(第1号)。 　　3.在3月28日—9月15日之间，人民委员会先后任命徐特立、杨尚昆、沙可夫、魏挺群、曾镜冰、张欣(另有三名未见记载)、阿丕(陈丕显)、潘汉年和谢然之为教育委员会委员。(32) 　　4.大约在1933年8月间，由少共中央局(共青团中央)发起开展所谓“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在中央一级，由以凯丰为首的少共中央局代表和以徐特立为首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并于8月30日共同签署《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简称“联席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指出教育部工作是整个苏维埃政府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对教育部工作提出一系列尖锐的批评；提出关于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等重大问题的基本主张；决定开展团对教育部工作协助运动，并筹备召开扩大的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33)9月8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联席会议决议》，并就此发布第五号训令，把《联席会议决议》中对教育部工作的指责全部吃进，未加任何保留意见。(34) 　　5.9月1日，凯丰撰写《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一文，发表在：《红色中华》上(35)9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撰写《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发表在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杂志上。(36)这两篇文章发挥了《联席会议决议》的观点。后来，在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开幕前，凯丰又发表《在全苏教育大会的前面》一文。(37)所有这些，都确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的基调。 　　6.1933年9月27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实即全文化教育大会的会议通知。 　　1933年l0月20日—23日，在瑞金召开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 　　这次大会名义上由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共同发起与主持，然而，大会报告人：凯丰，大会总结报告人，还是凯丰，在大会报道中，未提到教育部有什么报告或发言，会议文献中亦无此种暗示。表明这次大会实由少共中央局包办。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大会上除了扮演挨批的角色之外，现在所知道的唯一动作，就是在大会上签署《关于团与教育部协助条约》。其实质是接受少共中央局的指责与干预。 　　秉性厚道的徐特立在革命队伍中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①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建议戴白韬等同志总结徐特立在苏区的办学经验。徐特立在重庆同戴白韬等谈了近一个月，可惜谈话记录遗失了。(戴白韬：《朝晖遍地忆高师》、《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不过，根据保存下来的史料和当事者的回忆，仍然有迹可循。问题在于在史料、回忆录和研究成果中，有关徐特立苏区教育活动的记载，有许多地方不一致，间或还有某些不确切或失实之处，加上有些史料出处不明，辗转相引，以讹传讹。这里将尽可能地进行查证，至少把提法矛盾之处点出，以备继续查考。 　　② 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参见董纯才：《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怀念徐特立同志》第36页。 　　③ 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106页。 　　④ 同③第106页。 　　⑤ 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67页。 　　⑥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l页。 　　⑦ 《红色中华》第95期，1933年7月23日。 　　⑧ 徐特立：《抗战给我的机会》，《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⑨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⑩ 徐特立：《抗战给我的机会》，《徐特立文集》，第135页。 　　(1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3页。 　　(12) 据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5月上送的综合报告反映：“自中央政府成立后，条文、法令颁布很多，而各级苏维埃不能根据各个苏维埃的实际情况，不分新区和老区，不分赤色腹地和边区，而只是一般的机械运用。如果弄成讲法律手续的形式主义，反而使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怕挨骂，怕不合乎手续而不敢工作，反而阻碍工农干部自信心和工农对于自己政权的创造性”。(《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8页)，这还是1932年5月以前的情况。就教育工作来说，那时成套的教育法规、训令、章程还未问世呢。 　　(13) 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67页。 　　(14) 徐特立：《汀市教育科维护封建教育》，《徐特立文集》第57页。 　　(15)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16) 李伯剑：《红区教育的辛勤园丁》，《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4—17页。 　　(17) 《红色中华》第12期，1932年3月2日；第11期，1932年2月24日；第12期1932年3月2日；第23期，1932年6月16日；第31期，1932年8月30日。 　　(18) 钟世银：《忆苏区教育事业》，《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19) 还有一说，1932年在瑞金洋溪筹办列宁师范，两度迁移校址，第二期办在瑞金城里几间破屋子里，培养600名学生，和列宁师范同年成立的还有瑞闽师范，由徐特立主讲各主要课程(未提担任校长)。(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这里所谓培养600名学生，是因为有的书上未分清中央区列宁师范(瑞闽师范)与中央列宁师范，但把“瑞闽师范”当成另一回事，则学生总数增加遂与事实相左了。 　　(20) 孙子群：《有关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的一些情况》，赣南师范学院等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第4册。 　　(21) 《中华苏维埃中央高级列宁师范毕业证》，同(21)。 　　(22) 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25页。 　　(23) 《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24) 《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25) 以往研究成果中，关于苏维埃大学的介绍，线索不清。现存一份《苏维埃大学证书(第4号)》(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提供了苏维埃大学第一阶段的物证。该证书由校长毛泽东于1933年10月15日签署，注明该生修业五个月，适合于分配县巡视员或县教育部副部长工作。该校于9月初开学，而在10月份开具的证书中却注明修业“五个月”。其原因大抵是，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曾于1933年6月举办教育行政干部训练班，该学生可能随训练班并入苏维埃大学，到10月中旬，修业将近五个月。 　　(26)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页。 　　(27) 曹国智、孟湘砥：《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8) 徐特立：《漫谈》(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第52页。 　　(29) 徐特立《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92页。 　　(30)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3月21日。 　　(31) 《红色中华》1933年4月20日。 　　(32) 《红色中华》第67期，1933年4月8日；第104期，1933年8月22日；第109期，1933年9月15日；另据记载尚有瞿秋白、方维夏、无杨尚昆、谢然之。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195页，实际上当时瞿秋白尚未抵达根据地，而方维夏于1932年3月即调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 　　(33) 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5—39页。 　　(3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五号》，同(33)第34—35页。 　　(35)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45—347页。 　　(36) 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2页。 　　(37) 凯丰：《在全苏教育大会的前面》，同(36)第33—39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