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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民主的“全方位”的思想教育格局

陈桂生

徐特立很少使用“德育”这个词。这是由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特定教育环境中，政治觉悟问题远较道德品质问题突出。“毛泽东的思想是一直认为不应该把个人的私德位置(放)在公德之上”，“批评首先是政治的，个人的生活如果与政治无关，不必多所追究，以致(免)造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忽视大的政治问题”，但“凡是影响政治或影响公德的一些私德，我们应当重视”，而公德也同政治有关。如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等等”，“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我们把它提高到意识形态上面去，那就成为道德。实行这一政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德”。①所以，他一般使用“思想教育”概念，而他所谓“思想教育”又不像我们如今这样把它视为学校中的一项专门教育工作。因此，企图按如今这种流行的观念到徐特立著作中去寻求思想线索是困难的。徐特立所处时代，学校工作的格局不是如此。那时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思想教育格局。无论在根据地还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初期，学生的政治觉悟、世界观与人生观、日常行为中的道德修养的形成，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教职员工)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的成效，不只诉诸一种专门的教育工作，至少有赖于教师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其中以编好课本为前提；在学校中形成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似利于学生的自我教育(含相互教育)；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现实的斗争，以及社会对学生健康成长的关注。其中有些方面早已形成学校风气，而徐特立着重关注的，是学校的民主生活与学生自我教育问题，以及在各科教学中逐步渗透思想影响问题。 　　正由于如今的“德育”格局同徐特立所处时代“德育”。格局颇有悬殊，单把徐特立分散在各种著作中的论点罗列出来，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弊和按照整理者的观点分类之嫌。要探讨徐特立德育思想的原意，需以他本人的较完全的概括为基础，以其他著作中的观点作参证。其中较完全的概括有： 　　1.《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从中至少可以明了他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对思想教育问题的概括。 　　2.关于在各科教学中渗透思想影响问题，以《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联系问题》一文为代表。 　　3.关于学校中的民主生活和学生自我教育问题，较早时期的见解，集中反映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开拓时期，由他主持拟定的《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中；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观点，反映在《转变作风，加强教学，为自卫战争培养大批干部》一文中。 　　〔一〕“思想教育”的观念 　　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只是不要从外面灌输的，而是通过他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到高度的自觉和对于客观的认识。这要求是完全可能实现的。”② 　　这个“思想教育”的定义，确切些说，这种关于“思想教育”的观念，同我们现在流行的观念有显著差别。其特点在于： 　　1.这是一个体现“思想教育”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定义。其中虽似未提到“政治教育”、“品德教育”，但也不是单纯只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个“思想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基础。按照这个观点，对于政治问题、学习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要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去分析与解决。如是，也就把“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涵盖其中了。 　　2.这里不把“思想教育”(“德育”)视为学校中的一种独立(孤立)的工作，主张在“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思想教育。这就是思想教育的格局。 　　3.关于思想教育的方法，不赞成“从外面灌输”，而诉诸学生的自我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即重在引导学生自我教育。通过自我教育使学生在高度的自觉与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高思想水平。 　　〔二〕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内在联系 　　徐特立认为通过各科教学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去分析与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是可能的。他援引苏联的教学经验：苏联从年龄极小的儿童起，就开始指示给他们自然现象的起源。为此使儿童自己去观察植物、昆虫、鸟类等发生和演变，以正确地认识事物与现象的相互联系，推演出简单的规律性。因此在苏联小学各年级的国语、自然、地理、算术等学科中及学生的日常活动中，就已经打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③ 　　值得注意的是，他专门撰写《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联系问题》(1951)专论④，从中可以窥测他关于在各科教学中渗透思想影响问题的观念。 　　他认为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数学的“学以致用”，且“有始有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对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以及微积分教材的处理，作了具体分析： 　　算术、小数与分数联系，与折扣联系，教小学用十进位法，非十进位法为纯粹小数，内容要高但形式要浅，用提问方式、心算方式找出式子来。一个式子最好以图表示；小数应与整数合并教学，且联系实际，教学时用十进复名数来教，而诸等数应在四则应用题中去解决；以往的四则应用题艰涩难解，不合实用，学理论不需要无谓地滥用脑筋。在四则应用题中应渗透函数观念，如自变数与应变数的关系等。 　　几何中如求圆心，用二直径之交点，直径的求法可利用半圆内圆周角为直角来解决，用有直角的纸片放在圆形之周上，找出夹直角之二边与圆周之二交点，即为直径之二端。如此找出直径，即可求出圆心；或用两条平行切线的切点联线作一直径，这样找出两条直径，即可求出圆心。又如两点大小之论，在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如京汉铁路，北京站与汉口站相当于两点，这两个终点站，从点的观点看来是相当的大，但以如此长的路程而言，考虑这路程的两端也好，不考虑也好，都没有关系。总之用实验方法说明较为便利，但不一概抹煞理论。 　　代数应强调学好函数；解析几何应多用文字，少用数字；至于微积分，在中学可以教，实在说来在小学也未尝不可以教(如dy/dx本就可以解释为三角形两边之比或人身与人影之比)。 　　这里之所以作如此冗长的引证，是为了如实显示徐特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人们读了这篇著作或许会认为他只是分析教材，并未着重谈数学教学与思想教育关系问题。其实，徐特立并未离题，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同现在流行的观念迥然有别。 　　1.他所谓“教学方法”，不限于课堂教学方法。“我们的教学方法，不只是在教课时候的方法，而是在教课前后，在教课周围的环境，教课实施的条件，一切和教学有关的东西，尤其是社会方面，都放在我们的考虑之内，而不是用过去的孤立的课堂教学的方法，但中心内容还是课堂内的，而且按各科的特殊内容的”；除此以外，“我们讲的方法，不仅是科学方法，而且要使这个方法能够实现，不停止在纸面上”。⑤ 　　2.他所谓“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的联系”，其着眼点在于“将马克思科学方法改进算学(数学)”，并认为“此乃常(长)期工作，不可过速”。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生硬的在算学里讲述”。如果硬要在数学教学中生硬地讲政治，那样，不仅割裂了数学，首先割裂了政治。他还提到：山东出了一本算术书，其中都是政治，没有一点具体事实，既然割裂了政治，数学也被割裂了。“满篇说的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弄得一点不合。”抗战时期有人约他编一本《抗战数学》，他认为“数学而有抗战的，等于说敌人的枪，我们拿来不能用；我们打敌人只能用抗战枪。抗战是一个问题，数学是另一个问题，数学中写上政治，文不对题”。⑦ 　　当然，徐特立关于教学与思想教育问题的论述不限于此，在其他著作中还涉及另外的方面。单就他的上述观点而论，至少表明，他所谓教学同思想教育的联系，是指渗透在学科知识体系之中的内在联系，而教学的思想政治效果，又须从教学全过程(从课外到课内，再从课内到课外，从教学的开始到整个学科教学终结)去衡量，而不赞成把学科片断知识同政治简单挂钩。即否定急功近利的目光短浅的倾向，否定形式主义的做法。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即使在小学也可行。如“在苏联小学里就学马列主义，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把马列主义弄成极难懂的东西了。”⑧ 　　〔三〕学校中的民主管理 　　徐特立于1937年4月间主持拟定并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了小学校内部学生民主制度的格局： 　　1.学生有权派代表参加学校管理会议和教学会议。 　　2.学生得以自己组织自己的团体，进行自己的工作。 　　3.学生应该在自己的组织领导下自动地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 　　4．学生有信仰的自由，有遵守本民族习惯的自由。 　　每个班级的学生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以小组为自动的学习单位，以便在集体生活中个人得到充分活动的机会。 　　建立这种民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儿童可作为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助手，也是未来建设新社会的主力。⑨ 　　〔四〕民主的教育方法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也实行民主管理，并采取学生自治的管理形式；重要的不在于管理制度的形式，而在于渗透在学生管理中的民主精神，在于按照民主精神进行教育的方法。这在缺乏民主的旧中国，更为重要。 　　关于民主的教育方法，徐特立提出四个要点：⑩ 　　1.掌握自由思想发展的规律： 　　在学校中创造民主、自由的氛围。起初，大家对敞开思想，不免有顾虑，即使学校领导也会有顾虑，这就需要教育、解释、动员、讨论，对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要打消他们的顾虑，明确宣布：不管所讲的话是否正确，不作为以后检讨、鉴定的依据，而且一再提倡这个规矩，即使出现偏差，也得正确引导，逐步把开展自由思想纳入轨道。 　　2.树立民主作风，养成民主习惯，发扬民主精神： 　　“民主是自由思想的基础”，因此首先要有平等的精神，武断自是是不行的；要有虚心研究、互相学习的态度，因此，“权威观念是要不得的”；要求追求真理的精神，否则开展起来就没有标准；不拿大帽子压人，一压大家思想就不敢发挥了。 　　3.思想自由与思想争论相结合： 　　只是发表意见而不进行争论，真理就不会出现；但争论时批评者要注意方式和态度，被批评者要注意真理，不必计较方式和态度。有争论才有思想斗争，通过思想斗争，才会获得正确的观点，去掉不正确的观点。 　　4.开展自由思想必须和思想指导相结合： 　　“教育者在争论中应扶助和丰富正确的一面，但不要打击不正确的一面”，要引导启发，提出问题，指示方向。“当然不是每个问题都去掌握，而只能是对大的思想问题”。进行时一般不要采用全校性大讨论会的方式，而采取小组或全班的讨论方式。“思想不成熟时不要早做结论”，“我以为结论还可以少做或不做，只是以提意见的方式供给学生研究”。 　　这大体上是中学及干部学校中思想教育的方法；即使在小学中也该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学生。“一切纪律只是自觉的遵守，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对于违背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11)除师生间的研究和讨论以外，还诉诸学生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① 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6—437、445页。 　　② 徐特立：《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1页。 　　③ 徐特立：《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91页。 　　④ 徐特立：《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联系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09—514页。 　　⑤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徐特立文集》第492页。 　　⑥ 徐特立：《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联系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14页。 　　⑦ 徐特立：《关于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的原则问题》(手稿)，《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⑧ 徐特立：《教学与政治思想教育联系问题》，《徐特立文集》第509页。 　　⑨ 《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⑩ 徐特立：《转变作风，加强教学，为自卫战争培养大批干部》，《徐特立教育学》第339—340页。 　　(11) 徐特立：《非要惩罚不可吗?》，《徐特立文集》第355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