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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教材的“活用”与“活用”的教材

陈桂生

徐特立认定“教科书是教员之母”。①即教科书是教学之母。犹如通常所谓“课本课本，上课之本”。惟其如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对于教材的研究，用功甚勤。他一生中不仅亲自编写了许多教材，还对别人编写的教材不吝指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教材问题的卓见。 　　徐特立的教材观广泛涉及编写审定和选择教材的机制、编写教材的指导原则与方法，以及教材的运用等许多方面。其中最新人耳目的见识，可概括为“活用的教材”与“教材的活用”。且以此为重点探讨他的教材观。 　　〔一〕“活用”的教材 　　徐特立的整个教材观的重点，可以“课本的活用”一语以尽之(“课本”与“教材”有别，惟课本本身是作为教材使用的，所以，在他的一些论述中，这二者往往作为同义语使用)；作为教材灵活运用的条件要求，最好提供便于活用的教材。所谓“活用的教材”，相对于死板的教材，指的便是便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活用的教材。 　　他之所以重视教材的活用，是由于在他看来整个人民教育是为了造就新社会的主人。由此出发，要求教师、尤其是学生不在教材面前俯首贴耳，盲目相信书本，只把教材作为教学的工具。“书本子只是工具”，“是为指导行动(所用)”。② 　　为了使师生能够活用教材，不仅需要提供便于活用的教材，而且有关教材建设的一套机制，从编写、讨论、审定以及选择，都需与之相适应。在这些方面，如发生重大的变化，将把原有的教材观连同原有教材翻个身。 　　这只是对徐特立的教材观的直觉。其中的结论，都属假设。至于徐特立原意是否如此，则须以他的论述和他编写与指导编写教材的实践来证明。 　　徐特立建议教材一要“简”、二要“活”：“教材要简要活。活的多样性，就是有机的联系，就是能变动。”③ 　　1.所谓“简”，就是在选材和文字表达方面力求精炼：“孤立的、与其不相联系的东西不要”，“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的东西不要”，“主要的要详细，次要的要略述，以使基本的东西放下书就能记得”，内容的精简，“以免分散注意力”。④普通教育中所用教材精简的限度在于使其主要包含国民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甚至是“最低限度的知识”，即起码的、必不可少的知识。确定必要的基本知识范围颇为不易：关于“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⑤ 　　关于文字表达和材料的处理，“字句要简练”。处理材料的原则是“在原则中充实具体，(把)具体提(升)到原则”。即谋求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例如编一本《地理》教材，“总论要用心写，基本的必要的(知识)要总(括)进去：(1)先有一个基本认识，(2)时间不许可(教学时间不足)时，可以只教总论，(3)总的要具体，(4)放下书能记得”。⑥ 　　2.所谓“活”，就是能给教材的使用者提供灵活运用的余地。 　　能够不仅被教师而且被学生灵活运用的教材，要反映生活实际： 　　(1)适当注意相关知识的有机联系：如小学《算术》教材中，宜适当渗透一些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常识，因为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应用这些知识。这样可使农民、木匠、泥水匠等在劳动实践中都懂得运用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⑦ 　　(2)“由常识到科学”，即从师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经验入手逐步引向科学。“科学不是浅的东西，那么学科学起初就不能从‘科学’出发，而是要从常识出发，从原始的东西出发，……因为从科学出发就深了。从常识出发，把常识分析、综合，也就叫做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我们之所谓‘浅’，不是肤浅之浅，不是停止在常识方面，而是由浅入深，由常识到科学”。⑧ 　　他曾援引自己的经验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编一初小一年级读本，其中有一课的课文：‘田中有水有稻。’学生自动的加以补充说：‘还有花生，也有豆子，又有鱼’(南方各地的水田，有养小鲤鱼者)这是学生凭经验补充的”，“只要课本不脱离实际生活，学生也可以作先生的教师”。⑨ 　　教材的“简”与“活”，是从他关于普通教育的基本思想中派生出来的主张。他所谓教材之“简”是在保证起码的基本知识前提下的简化。教材的简化，因给实用知识留有余地才使教材有“活”的可能；其实，他所谓“简”，也是教材“活”的限定。即教材不管怎样“活”，怎样切合社会实际，都得以不削弱起码的基本知识为条件。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无论对于教材的“简”还是“活”，都是从其积极的意义上理解的：“我们要分别基本知识、充足知识和常识，分别原则和技术，了解基本知识、了解原则，才能以简驭繁”⑩，“只给学生死的知识不行，还需给他方法、技术”，“给他以知识作为初步的资本”，“书本知识要极少，只应是基本知识和方法，给他粗糙的材料，叫他分析制造，并创造新方法、新技术。”(11) 　　为了提供符合要求的教材，他建议： 　　1.在统一领导下集体编写教材： 　　“编书与作战一样，不能有自由主义。如果不齐心合力，各干各的，或有时跑掉，是不能成功的。只要有三人建立的核心，统一领导，即可把编书工作好好地干下去。”(12)惟在编写过程中，要注意征求意见，尤其是专家意见。 　　2.编审分开，教材的审定付诸公评： 　　“对教科书之编审，自编自审，易出偏见”，“草稿分散，送交非有专职的学者去看。只要用文字回答，无机会参加讨论，一般的学者都保存不少的意见不提”；“教员无经验，人民无常识(指编书方面的经验与常识)，部设审定图书科，实为一大弊窦”，“审查学校用图书，仅赖教员，不得其人，则事全废”，“设图书审查会，由有专职的学者及师范校长及教员公任审查。付之公评，人得议之，不许任意选用不合用之课本。”(13) 　　〔二〕课程标准一元化与教材多元化的统一 　　假定已经编出便于教师和学生灵活运用的教材，并经审定，依然存在教材的选择问题。这同采用教材(教科书)的体制有关。 　　徐特立一向不赞成国定统一教科书的体制。认为“国定课本把教材都限死了”。(14)“我们是不是要课本?课本是必需要，学生要自习，但不是死板板对书教。是不是要固定一种课本?我赞成不用同一家课本，但要确定内容的细目(即颁发统一的课程标准)。国文除内容外，还有文字问题。国文要先确定内容的标准，再把文字标准配上去。日本有固定课本，但学生有参考书，法国不用固定的课本”。(15) 　　不行统一教科书体制有个前提，即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有了课程标准，就可按标准找材料，按标准分科目、分程序。如果用课本的话，就按标准去编；如果不用课本(统一的教科书)的话，教员可按标准去找材料”，“因为教学的目的已定，内容已定，程度已定，按标准增减、修改，师生共同加以讨论，加以批判，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以从批判中得到活的知识，比之固定课本机械地遵守，其收效有质的区别”。课程标准中的规定也不应过死。“课程标准是典型的规定，不许降低，上升是自由的，但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毕”。(16) 　　徐特立的这个设想早就形成。1946年8月曾明确提出“教科书是必要的，但最好教科书不统一。一个学校书不一定一样，文字写法不一样，但内容要一样”。概言之，“方针统一，课程标准统一，教法、教材、参考书应具多样性”。(17)也就是课程标准一元化与教材多元化的统一。 　　〔三〕教材的“活用” 　　教师参照课程标准选用教材，学生可用与教师不同的课本，同一班级不同学生也可采用不同课本。把不同课本参照学习，有助于破除对课本的迷信，开发学生的思路。这在别的国家早有先例。徐特立倾向于这种抉择：“我曾在离巴黎二十公里的一个中学学法文，看见他们的小学生上生物课，教师用的课本与学生的课本不同，而每个学生的课本也不一致；同时每一个学生同时拿二种以上的课本。课本多样，以便比较作参考。教学的课程标准一致，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得到同归”。(18) 　　即使师生选用同一种课本，即使所选用的是好教材，在实际教学中还需灵活地运用。“采用的课本，无论好坏，即令是坏的，也可在师生的共同讨论中，加以删削和补充。这样，师生都成为课本的审查者和编辑者。较之把课本神圣化，使学生都不用脑，对于学习的成就必然是可惊的”，“无论教中学、小学，对于课本无论好坏，均需加以讨论；内容要加以增减和修正；材料要加以补充和删削；文章的词句须变换的就变换；段落的前后应移动的就移动……这一切都能增加对课本的了解，同时每一次读书都能与作文结合”。(19)这个叫做“课本的活用”。这样，意味着不把教材只视为学生认识的泉源，更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把教学作为锻炼分析与综合能力的工具。 　　〔四〕《文化课本》：根据地教材史上的明珠 　　以上所论，显示出徐特立从教材角度搞活教学的三步曲(纵向)。即：有明确规范与带有弹性的课程标准；活的教材；用活教材。这三步曲构成“三位一体”(横向)的教材观。用以解决教学标准一元化与教材选择多样化的矛盾；“三位一体”之“体”是同教材相关的人，即课本编者、尤其是作为课本使用者的教师与学生。这种解决矛盾的办法，其新意尤其在于使教材成为学生的工具，而强调课程标准的重要，又预先防止教学自由化。 　　徐特立不仅提供一种适合国情的崭新的教材观，而且直接参与编写教材的实践。 　　他一生编写的教材甚多。迄今尚存的，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的教材，至少有： 　　1.《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儿童团讲授大纲》(1933年5月) 　　2.《自然常识》(中学及师范学校教材，同刘函玉合编) 　　此教材的指导思想与特点从书后所附“编者识”可窥一斑。其中提到：“本书限10小时学完，在这极短时间要学完生物、理化、生理卫生、天文地理，当然有很多困难，因此各科用综合的原则联系起来，但不能取得很好联系的课，或要特别注意的课，不能因时间短促就马马虎虎混下去，仍须单独教学；在每一事项、每一问题中，理论联系(与)实际必须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去认识原则，又于学习原则加长，若单用提纲的方法是不行了，因此课数就减少下来；科目多、课数少的书，很难建立完满的科学系统，希望教者、学者在时间可能内加以修改和补充，但单注意一点，不能因要建立科学系统，就把一切材料变为抽象的提纲或表解”。从中已经显示出后来关于教材宜保证基本科学知识、宜“简”宜“活”，反映实际生活材料，以及为教师、学生留有增删余地等思想的影子。 　　3.《农业常识》(上、下册，1934年6月)：上册共26课，下册共18课。从出版时间和教材份量上看，似为他任中央农业学校校长之际为该校编写的教材。 　　人民共和国诞生初期，发表的《教育讲座》(1950年1月)、《各科教学法讲座》(1951年2月)，亦能体现他的教材观点，不过这里拟着重分析的，是他同人合编的《文化课本》。 　　抗日战争期间，徐特立曾同何凯丰、范文澜合编供干部学习之用的《文化课本》。该课本由毛泽东作序。多年来，虽有毛泽东的《文化课本》序流传，却未见关于这个课本的介绍，且以往常常把序言成文时间断错，即使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陕西省教育史志研究单位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中也未标明序言成文月日。表明他们并未接触《文化课本》。所幸本人幼年读过这个课本(作为“国语”代用课本)，且迄今尚存(封面、目录、封底已失)，记得是华中新华书店的翻印本。序言注明写于“中华民国31年1月17日”。(20)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重要报告以后，在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掀起新的干部学习的高潮，成为整风运动的先声。《文化课本》的编写，实同这个背景有关。三位编者，徐特立与何凯丰当时均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文澜任马列研究院(1941年7月成立)副院长。他们都是当时宣传阵地上的主将。 　　《文化课本》的篇目如下： 　　其中1.《旗》描写的是抗日“志愿军”中一个14岁小兵的故事；4.《到雅尔他》，为苏联访问记；5.《叶家的孩子》，亦为苏联访问记；11.《电影院与疯人院》为讽刺莫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寓言故事；14.《荒芜了的花园》为讽刺空谈家的寓言故事；29.《口头与书面》为说明文；31.《简政不是“减政”》为政论。 　　这个课本有什么特色呢? 　　1.题材广泛而又有明确的中心与重点： 　　这是文化课本而不是语文课本，也不是理论学习的课本，故所选作品，题材相当广泛，其中包括人物传记9篇(既有领袖人物，亦有平凡人物)，科普小品10篇，各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此外，有战斗故事与苏联采访记实各4篇，政论2篇，神话、寓言、成语故事多篇；大致以两篇课文合为一个小单元，各种题材的小单元穿插排列。从而使全书色彩斑澜。 　　2.课文简短，体裁多样化： 　　绝大多数课文为千字文，且相当多的课文不足千字。其中记叙文至少8篇，除9篇人物传记外，尚有神话、寓言、成语故事7篇，人物传记除1篇传记外，均为人物故事；另有景物描写1篇，诗1篇，应用文6则，谚语数则，以及多篇科普小品。各篇课文都有可读性，且大都带有趣味性。 　　3.注重语言训练： 　　所收42篇课文中，有名篇名作17篇；除特收日常应用文与标点符号外，还穿插有12个语法单元。即： 　　(1)字与词 　　(2)词和排列 　　(3)句和语 　　(4)句的构造 　　(5)主语与名词 　　(6)主语与代名词 　　(7)述语与动词 　　(8)述语中的“连带的成分” 　　(9)助动词 　　(10)—(11)句子的附加成份 　　(12)介词与连词 　　4.各篇课文，大都附有全文要旨、章节大意、注释，名篇名作另附作者介绍，便于成人自学。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根据地处在严重的革命战争年代，政治气氛一直相当浓重。在此以前(以后往往亦如此)，根据地课本(包括儿童课本)不免有政治说教过多之弊；相比之下，这个课本却相当别致，不仅在当时，就是如今读来亦有新颖之感，可谓匠心独运。 　　但，这个课本是否有“脱离政治”之嫌呢?其实，且不谈政治短论、战斗故事、人物传记、苏联介绍，本身就是带政治性的教材，就是所选神话、寓言、成语故事，也大都含有一定哲理，着重讽刺说空话的作风，而各篇科学小品无不带有破除迷信的意义。 　　无需否认，在这个课本中，直接反映根据地具体实践的作品，确实微乎其微，这似乎有悖于当时和尔后教育改革的主题。不过，对这个问题须作具体分析： 　　1.它原是“文化”课本。除此以外，尚有干部理论学习的读物，如《整风文献》，当时报章杂志也不少。编者不取向文化课本政治化、理论化，而以传播文化为主题，在当时可谓别具慧眼。这个课本问世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报告之前，它无令人讨厌的八股气息，亦属难得。 　　2.根据地处在偏僻、文化落后的农村，一般干部文化视野较为狭窄，编者不仅谋求干部知识水平的提高，尤重开拓干部的文化视野，实比就根据地谈根据地的课本见识高明。 　　3.惟其如此，根据地教育改革中产生的主要收入反映根据地实际材料的课本，虽风行一时，因其带有狭隘经验主义尾巴，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相比之下，《文化课本》的编辑方针与选材原则，确显示出一种先见之明。 　　《文化课本》不愧是行家的杰作。在当时那样一种文化氛围与政治背景下出现这样的杰作，更不寻常。依此看来，毛泽东断言“《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不为过誉；除此以外，说它是根据地教材史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似也恰当。 　　① 徐特立：《教育札记》，《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② 徐特立：《讲学录》(1951年4月21日)，《徐特立教育学》第191页。 　　③ 徐特立：《漫谈》(一)(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第192页。 　　④ 徐特立：《谈编写<地理>教材注意事项》，《徐特立教育学》，第193页。 　　⑤ 徐特立：《关于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问题》，《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5页。 　　⑥ 徐特立：《谈编写<地理>教材注意事项》，《徐特立教育学》第193页。 　　⑦ 参见董纯才：《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⑧ 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徐特立文集》第497页。 　　⑨ 徐特立：《课程标准的重要和课本的活用》，《徐特立文集》第417页。 　　⑩ 徐特立：《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看事物》，《徐特立文集》第318—319页。 　　(11) 徐特立：《漫谈》(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第195页。 　　(12) 徐特立：《讲学录》：(1950年11月4日)、《徐特立教育学》第192页。 　　(13) 徐特立：《教育札记》，《徐特立教育学》第193—194页。 　　(14) 徐特立：《课程标准的重要和课本的活用》，《徐特立文集》第416页。 　　(15) 徐特立：《漫谈(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第195页。 　　(16) 同(14)第416页。 　　(17) 徐特立：《漫谈》(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第196、195页。 　　(18) 徐特立：《课程标准的重要和课本的活用》，《徐特立文集》第417页。 　　(19) 同(18)第417页。 　　(20) 从《文汇报》(1991年6月25日)，获悉，“珍贵革命文史资料《文化课本》在鲁发现”。据称这个课本在解放后属“首次发现”。为黄宪忱于1947年2月珍藏。其中提到毛泽东的序言写于1945年10月10日，课本中收有中共“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的祭文、吕正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通电。可见黄藏本不属1942年原本，而是该书的增订本。本人藏本为原本，或近于原本。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