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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灵活的“学习检查制度” |
| 陈桂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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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原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从而间接考察教育工作成效的形式，惟在教育机会不充分的条件下，竞争性的外部考试成为限制人们入学的手段，由此又对学校内部考试产生不良影响，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势下，反动统治者又自觉地以考试为诱引青年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手段，更使考试制度趋于畸型化，成为一种“愚生”的制度。民国政府的考试制度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度对根据地教育亦有一定影响。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扩大的部务会议决定由徐特立负责考试委员会工作，促使他关注考试制度改革问题。
徐特立关于考试问题的见解，集中体现在题为《考试制度问题》的未发表的文章(1942)和1946年9月的谈话中。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他全面揭露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弊端，并进而提出关于建立新型学习检查制度的构想。由于传统考试制度的改革，迄今尚无显著成效，它依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徐特立关于改革考试制度的构想仍有参考价值。
〔一〕传统考试制度的痼疾
徐特立痛陈民国政府所实施的传统考试制度的弊端，指出那种考试制度在本质上同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一样，是愚民政策的产物：从前考试八股，是皇帝的愚民政策，其实，“国民党学校的考试制度，也同样是愚民政策。”①民国政府实行愚民政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他们“惟恐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救国活动，就增加课程的重担，教了很多繁难而无用的东西，加上严格的考试，就可以制服得学生埋头读书，很少精力再去过问社会问题”。②
传统考试制度的弊端在于：
1.外部考试单纯凭一次考试结果录取学生：
招生考试“单凭一时一次的考试，很难定程度标准”，古人都已讲过很多。林则徐在《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意程并预防士子抄袭诸弊摺》中就有深刻的揭露：“有文非荒谬，仅指首艺开讲诸句而即摈弃者，其驳之词曰欠精警，即曰少出色。此等批语，尽可预先书就，不论何等文字皆可以此贬之……；帘官眼力不齐(济)，抄袭雷同者未必均在一房，故有通篇一样之文，此中而彼黜者。”其实，“无论科举还是学校入学考试，好程度未取，程度差的考上很多”，“一场考试既难为凭，即使可凭，除记课本外，教育效果的其他方面都无从表现”，③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成绩。
2.故意出难题、偏题、怪题卡学生：
由于报考人数远远超过招生数而又无意让更多人有受教育的机会，遂出难题、偏题、怪题卡学生。例如在大学招生考试中竟出这样的考题：“许慎《说文解字》共有多少字?”或试标点刘向《书经序》，而刘向的序文很难标点，经过某考据学家精心考据才算标点清楚。出这类试题无非是故意刁难学生，引导学生到故纸堆中去钻牛角尖；当时有的学校采用《三S几何》作课本，而会考试题则超出《三S几何》范围，也属刁难学生。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学生学习《三S几何》，其基本知识在工业上已经够用，无须扩大知识范围。
3.过分看重考试分数，引导学生“为分数而学习”：
过去考试用分数或等第表示成绩，“这实质上是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东西”。④因为过分看重分数或等第，随之而来的是排名次。此种办法虽能刺激一部分成绩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加油干，同时却增加了对考试成绩差的学生的压力，常使这样的学生丧失自信心，而学生自信心的丧失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的失败。
这种考试，造成学生为考试而学，为分数而学，教员为考试而教，为分数而教，从而“模糊了教学目标”，使教育丧失其应有的意义；不仅如此，由于过分着重分数，又引发出教师加分、扣分之类的现象，无端损害师生关系，也引起学生之间的分数竞争，伤害同学之间的感情。
所以，传统考试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学习检查制度”的构想
在根据地教育初创时期，学校制度不完善。考试问题并不引人瞩目，在建立正规学校制度过程中，开始进行改革考试制度的尝试。
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关于成绩考查方面的规定有：
1.小学应备有关于教育之各种簿籍表册。
2.小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查，分平时考查与定期测验，但应注意平时考查。
3.定期测验分学期测验与毕业测验两种，定期测验外，每学期可举行一次临时测验。
4.学习考查标准，学习方面应注重儿童对学科之了解与应用；生活方面应注重儿童生活意识之表现(集体生活、革命友爱、吃苦耐劳等精神)。
5.小学对于儿童之升级、留级及毕业，依考查结果成绩决定。⑤
1941年2月重新颁布的小学规程，同1939年的规程相比，在许多方面均趋向正规化，而在成绩考查方面维持原规定。
中学方面，陕甘宁边区的“边区中学”(学校名)在1939年6月规定：除学校举行定期和临时测验外，每队(即级)1周或2周举行学习检查一次，检查全队的一般学习情况；每班每周举行学习检查，检查每个学生学习的情形；每人自己经常检查自己的学习计划。⑥
1942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规定：
1.中学学生成绩分学业与生活两项。考查学业成绩，着重学生对各科理解程度与实际生活联系及实际应用程度、思考发挥程度。除数学、自然科学一部分须强记的知识外，不单注意条文的记忆及机械的复述。
2.考查的方式为：(1)日常考查(含口头问答、演习练习、实验实习、读书报告或笔记、作文、测验、调查采集报告与工作报告、讨论会记录、劳动作业)；(2)临时测验：每学期每学科至少举行2次；(3)学期测验；(4)毕业考试。
3.日常考查成绩占平时成绩的三分之一，临时测验占三分之一；平时成绩占学期成绩的五分之三，毕业考试成绩占学期成绩的五分之二。
4.各学年平均成绩占毕业成绩的五分之三，毕业考试成绩占毕业成绩的五分之二。⑦
以上均属校内考试方面的规定。这些规定表明，整个成绩考查较为注重日常考查，且日常考查的形式比较多样；但依然相当注重考试；不仅如此，根据地一度还仿效民国政府统治区的办法，举行会考。“会考问题简直是闹笑话，看看《解放﹝日﹞报》上所载，不独一县花了几百万元，并且所描写的情景，简直是封建社会的复活(父亲用驴送娃会考，等着挤着看榜)”。⑧似乎勾起了徐特立对1904年在岳州应试的回忆。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以新型的学习检查制度取代传统的“愚生”考试制度的构想。
1.建立“学习检查制度”取代单纯的考试制度：
针对单以一次考试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缺陷，建议实行“学习检查制度”。“我们对于学生学习是要建立检查制度，考试只是检查办法之一，并且考试的目的、办法也和国民党大不相同，”“国民党害怕学生作各种活动，只从课本上考试；我们要鼓励学生作各种活动(教冬学、小先生制、闹秧歌、帮老百姓(与)地方政府工作生产)，参加校内的种种活动，以致(至)吸收学生到教学会议、学校行政会议发表意见。首先从各种活动中可以检查学生学习”，此外，学生还常常举行讨论会(有关学科的讨论会及总结工作的讨论会)，亦可从中检查学生的学习成绩。⑨
2.把试题限制在复习题范围之内：
针对以难题、偏题、怪题卡学生的倾向，建议考试以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为主，把试题限制在复习题的范围之内。“校内考试，我们的目的是要学生复习一些必要的基本知识，不是要他记些琐屑(碎)繁难的东西，应当平常出些全面的而又是必要知识的复习题，考时不出这复习题的范围”，“这和国民党所谓‘严格考试’，出些学生猜不透的繁难琐屑(碎)问题，使学生平常战战兢兢，惟恐不及格而拼命死记大部分无用的东西根本不同”。⑩
3.入学考试及升学考试辅以考前或考后补习，帮助学生跟班：
入学考试固然要认真和严格，但“要使具有实际经验者有受高等、中等教育的机会”，“这是我们极重要的原则”。为此，招生时“主要不是凭考试”。(11)解决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的办法有：
(1)以口试(个别谈话)辅助笔试。
(2)考试前或新生录取后加以补习。
(3)按学生程度编班。
校内升级考试亦可参照这个精神。
此外，允许校内青年以同等学历参加毕业考试。考试合格，同样发给毕业证书。
4.不单以考分论人：
为克服过分看重考试分数的倾向，适宜的对策是：
(1)评定学生的作业，就作业题提出批改意见，不一定评分。
(2)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分数不排名次。对成绩好的学生理应加以表扬，但“不应用平均分数来表示他们的名次等第”。避免引起学生之间的分数竞争。
〔三〕兴利除弊的见识
徐特立倡导的“学习检查制度”，其优点在于：
1.重在考查学生的真正成绩。
2.不仅检查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尤其注重考察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引导学生多方面的发展，鼓励学生参加校内与校外各项社会活动。
3.校内考试着眼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外部考试着眼于给有志求学者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注重为实际工作者提供学习机会。
徐特立倡导的“学习检查制度”同传统的考试制度大相径庭。在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考试制度的框框，实由于根据地教育宗旨同民国政府的教育宗旨有本质区别：在民国政府统治下，人们并非都不识传统考试制度之弊，只是由于教育当局无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更多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把青年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视为畏途，“它不是叫具有可以入学程度的学生受到教育，而是叫具有可以入学程度的学生大多数受不到教育”。(12)所以，那种坑人的考试制度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的必然产物；反之，根据地教育属于人民民主教育范畴，它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多受教育的机会，故其考试制度应该也只能是“群众本位”的考试制度。
新型“学习检查制度”虽是改革考试制度的新尝试，它毕竟是特殊历史环境与根据地特定条件的产物。那个时代迫不及待地需要越来越多的群众接受抗日与民主的启蒙教育，更需培养越来越多的干部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与民主斗争；虽也注重一般文化基础教育，但限于条件，所能提供的，只是起码的普通教育。“学习检查制度”之所以可行，其原因也在这里。
然而，那种“学习检查制度”的局限性也在于此：
1.民国政府实行近于苛刻的考试制度，固然出于政治原因，但是，严格的考试制度又是在正规教育机会不充分的条件下难以避免的措施。虽在提供起码的普通教育的程度上无须借助于严格的考试制度去限制人们受教育，若超出这个限度，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的机会越有限，通过严格考试甄别学生也属不得已而为之。
2.严格的考试制度虽不足以考察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品行，但它是保证学生基本知识质量的必要措施；反之，通过各种社会活动虽能考察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品行，但不足以考查学生掌握系统的书本知识的程度。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度表现“复活”严格考试制度的意向，其原因盖在于此。虽然在当时不合时宜，处在建设时期，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中，既存在过复活严格考试制度的倾向，更经常出现的，则是变相地取消考试的放任自流现象。如1944年群众教育(含小学教育)改革后，办学好坏、教学好坏，倾向于由群众说了算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正规学校中还提倡学生“民主评定”，即由学生说了算数。“还有些学生会的干部，往往因为文化程度低，加上工作又多，结果学习不好，考试时卷答的不好，就来个民主评定，说他们的学习观点好，加上些分去，而答卷好的，往往因学习观点不好被扣了分。”(13)这类放弃考试的偏向，受到徐特立的批评。
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新时期，虽不必机械地搬用徐特立倡导的那种“学习检查制度”，由于迄今为止，传统考试制度的痼疾不仅未根除，且在许多情况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情况下，回顾徐特立对传统考试制度的批判，重温他关于“学习检查制度”的倡议，依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①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② 同①第197页。
③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198页。
④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第198—199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1939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⑥ 吕良：《边区中学的教育方针和学习办法》(1939年6月26日)，《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⑦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1942年8月18日)，《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页。
⑧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第198页。
⑨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第100页。
⑩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第200页。
(11)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第2OO页。
(12) 徐特立：《考试制度问题》，《徐特立教育学》第198页。
(13) 徐特立：《转变作风，加强教学，为自卫战争培养大批干部》，《徐特立教育学》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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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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