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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作为教育方法论原则的“古今中外法”

陈桂生

毛泽东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总结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研究历史与现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张，并把这种主张简明地概括为“古今中外法”。从那时起，徐特立就相当自觉地运用“古今中外法”分析和解决社会科学和教育理论上的实际问题。使“古今中外法”系统化，并且实际上把它作为研究教育问题的一个较为贴近的方法论原则。 　　〔一〕“古今中外法”的系统化 　　毛泽东何时明确提出“古今中外法”概念，现在尚不清楚。在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文化人士的著作中，间或出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后来的回忆作品中也不时出现。大抵以徐特立的引用最为频繁。 　　据现有材料，徐特立于1943年1月14日在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提到“古今中外法”；尔后在1946年8月、1946年9月1日、1949年6月6日、1950年7月1日—9月1日、1950年12月28日发表的谈话与文章中反复提到这个概念，阐述这个概念的文章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经徐特立反复阐发，其内涵更加丰富，更加系统。这种阐述，固然以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为线索，而对毛泽东的观点甚少直接引用。其中也包含发毛泽东所未发的内容。实际上把“古今中外法”化为他本人的方法。其要领为： 　　1.“古今中外法”旨在把“古”化为“今”，把“洋”化为“中”。即把“古”的、“洋”的文化转化为“我”的(即中国现实需要的)文化(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意思)：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① 　　2.“古今中外法”的立足点是中国的现实需要，即在继承或吸收别种文化时，以中国现实需要的政治、业务为中心，并以中国现实需要的文化为正面： 　　“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以政治、业务为中心，文化为基础，在理论上发展”。② 　　从中引出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实两面观察的观点：“抓住中心看全面，抓住中国看世界，抓住正面看侧面，抓住世界看中国”；“教育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历史，要看过去抓住现在，来改造它。这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③ 　　实际上其中也包含中心与全面、正面与侧面两面观照的问题。 　　古今中外文化结合虽属“知”的问题，本质上是“行”(实践)的问题。因为古今中外凡属有价值的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经验的概括。“我们毛主席说的‘古今中外法’，就是综合古今中外人的行，并不是自己个人的行；但必须先有自己个人的行作其本，才能把古今中外的行和自己的行结合为一”。④ 　　3.对于古今中外文化成果在总体上须作阶级分析，既不能无分析、无批判地盲目吸收，又不能对非无产阶级的文化成果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吸收人类一切文化遗产作为学习的材料，用新的方法加以批判，去掉十分之九无用的，改正十分之一歪曲的，所剩下来的东西就是基本事业(实)的知识及现代人类所不可少的一切事实的知识”，“这就是有目的、有立场进行由博反约的方法”。⑤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并非单纯是消极的事情。“一个意见，如果不经批驳、讨论，只直线前进，不易发展。一经批驳，一经不同意见，就会转些方向，就发生新东西。即使仍回到原方向，但比以前已有不同；如果不是批驳，而是补充，也有新东西。所以，必须争论、摩擦，才能进步”。⑥ 　　如果说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根据地的主要倾向是盲目搬用外国(苏联)经验，而忽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那么，在40年代初期以后，对中国古代与外国文化妄加批判的倾向，往往成为主要倾向。“我们的历史家骂尽一切古人”。⑦针对这种倾向，更须克服和防止对于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虚无主义或关门主义。着重解决几种带有普遍性的错误认识问题。 　　(1)抹煞历史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学者，他却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存在着高视阔步的态度，鄙视一切。尤其是不愿意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们学习”⑧；“应当知道，苏联的科学也是继承资产阶级的遗产才发展起来的，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完全要不得的观点是不对的”⑨；“对于旧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旧的文化遗产中包藏着许多腐秽的泥污，我们应该洗清其泥污而保留其精华。”⑩ 　　(2)用历史主义观点考察历史上的文化遗产： 　　“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著述，都要把它当历史看，而加以批评地重新审查”，(11)“孔子是好是坏，必须要从时代性看。拿现在的时代来看过去时代的人，是一个策略问题。像今天骂曾国藩，是看他今天的作用，而我们看他在当时产生的条件，那是历史性。是拿当时的社会来看当时的人，给他一个相当的估价。作历史看，各人的估计不同。像远古的人，我们拿现在看，他是相当野蛮的兽类，但那个时候看，他一点愚藉也没有。祖宗的财产只有两条腿，可以使用工具，但他进化到能制造工具，这是个惊人的进步。一直到今天的进步，还是这一点。这就叫做历史眼光看问题。”(12)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我们讲历史是用现在的眼光批评他，但是批评之后，还应该给一个相当的地位。那种“骂尽一切古人”的意识，实际出于一种直觉。直觉是一种抽象的意识，没有加以历史的分析和环境的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只见个人不见社会，是一种“空间的抽象”；只见现在不见过去、未来，是一种“时间的抽象”。“凡是缺乏上下古今的宇宙观而谈方法、谈逻辑，都是抽象的、简单的看问题”。恣意贬抑古人，无非是由于古人没有近代化。“这就陷入了年代的混乱”。(13) 　　(3)以现有眼光所察觉的前人的落后思想，往往代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凡是前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发展而来的，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落后的东西给前进的东西以创造的基础”，而我们有些同志则轻视资产阶级的学说，“想凭空创造”，“是左的、错误的”。机械唯物论并非马列主义的，但机械唯物论强调客观的因果律，比之主观主义的目的论是一大进步。我们有时看见某人落后，其实他又是前进的。机械唯物论对目的论是一大打击。(14) 　　从阶级观点看来，“古今中外法”的实质在于“把资产阶级的东西转为无产阶级的，把外国的东西转为适用于中国的东西”。(15) 　　4.把“古今中外法”运用于对待中国现实的文化，其中包括把全国性的东西地方化、把一般的东西具体化： 　　“古今中外法”不仅指把“古”转为“今”，把“外”转为“中”，推而广之，还意味着“不要硬搬中央的东西来用”。欲问：“那岂不是反对中央吗?”其实不然。“因为中央的东西是给全国的、全面的，我们执行中央决定，还要把它具体化、地方化，使得在各个不同地方，中央的东西都能因地制宜、有效的实现”。(16) 　　5.运用“古今中外法”，着眼于创新： 　　牛顿的学说产生已经三百年了。这三百年来他的学说又不知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现在要纪念他，就要“把他的东西拿来研究，批判地学习他的方法，把它变成自己的方法，以及在现时条件下，在具体的环境里，应用它来产生、创造新的东西”。(17) 　　6.运用“古今中外法”需要有民族自信心、求知的虚心和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创新的精神： 　　既要重视人类一切文化遗产，反对骄傲自大，也要有民族自信心和个人的自信心。“自信心在教育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自信心就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18)这才不致迷信别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1789)出版的《巴黎革命周报》上曾提到：“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引用这句话后，接着指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就是说还要在行动上、实践上站起来。(19)有坚强的自信心，才不致对外国的、历史的以及一切已有的文化成果迷信；而就根据地实际倾向而论，尤需向一切人虚心学习。“虚心向朋友们学习，是共产党的优良的历史传统”。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无分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一样要向他们学习”，“学习的第一等问题就是虚心”(20)。而虚心学习又是为了革新、创造。 　　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徐特立在此基础上结合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后的许多经验与教训，就“古今中外法”的各个层面加以发挥，从而丰富了“古今中外法”：“我们在革命中，由于不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犯了许多错误，受了许多血的教训，知道不知科学之危害，从错误中知道科学之可爱，认识到毛主席‘古今中外法’，列宁的批判地吸取人类一切遗产之重要。不受错误的打击，就不能对科学有高度的热爱”。(21)所以，从经验、教训中获得的“古今中外法”弥足珍贵。 　　〔二〕“古今中外法”在教育中的运用 　　以上所论，是把“古今中外法”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今中外法”在教育上的运用。 　　徐特立认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教育理论最高层面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基础；把这个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基础应用于一般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古今中外法”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所以也可以把它作为教育理论的较为贴近的方法论原则。 　　他认为“教育理论就是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人类遗产”；同时“教育理论离不开实际”。(22)一般讲，在社会科学中对“古今中外法”的运用都需从实际出发；具体讲由于教育理论一般偏重于应用理论，所以，在借鉴古今中外教育理论与经验时更应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再具体地说，在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与人民共和国特定条件下，对于古今中外教育理论与经验抉择的取向，更应从这种特定的实际条件出发。所以，他一向反对教育理论上的空谈。认为“在教育理论方面必然是与实际联系的，而不是不可实行的高论和无内容的空论”(23)；当然，也不赞成排斥古代与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的狭隘经验论。他自觉地在教育中运用“古今中外法”，这本身就表明他重视教育视野的开拓。 　　问题在于怎样在教育中运用“古今中外法”。 　　“古今中外法”在教育中的运用，最容易体现的是关于课程的设置与教材的选择(其中也包括教材中不能不涉及的对古代与外国文化成果的评价)，惟这方面问题在徐特立关于“古今中外法”本身的阐述中大都已经涉及(其未涉及的部分如教材的民族性、地方性、乡土性以及教师与教材的关系、学生与教材的关系等问题前文亦已论及)，故不拟赘述；除此以外，荦荦大者，莫过于以下诸端： 　　1.在“古今中外法”意义上分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 　　徐特立断言：“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就是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24)既陈述采取“古今中外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又运用“古今中外法”分析新民主主义教育。意思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范围内运用“古今中外法”。这个问题前面多所论列，毋需重复。 　　2.运用“古今中外法”的视野处理人民共和国新教育同以往教育及外国教育的关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为了创造，需要利用原有条件和借鉴已有的经验。惟其如此，徐特立在新中国创建伊始，郑重地提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现在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在教育方面，要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任务，“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先人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其次要学习苏联。必须有方法、有目的的学习苏联”，即以毛泽东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革命理论那样的科学方法，使苏联的教育理论与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除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与经验以外，也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就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知识遗产也须加以彻底的清算而吸收之。(25) 　　包含这个论断的文章发表于1949年12月18日。可资比较的是，稍后，在同年12月23—3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建议是：新中国教育以原有的新教育的经验(指根据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是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26)相比之下，徐特立未强调以根据地教育经验为基础，指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应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并且明确肯定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知识遗产的必要，后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他的见解更有道理。 　　3.着眼于广泛吸收人类文化的精华，维护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 　　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学教育因属于基础教育，故所实施的基本上是普通教育。人们对此不致存疑，但在根据地，由于教育尚未普及，受正规教育的人数有限，而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迅速变化与发展，又迫切需要不断补充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参加各项工作，于是在小学、尤其是中学教育性质问题上，有时不免存在争议。 　　徐特立认为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奠定学生的基础，不能包办他的一生。这些基础就是“基本的范例、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超过基本，就是包办，就是代替，就是注入”。他的这个看法也正是基于“古今中外法”的视野考察问题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提出，学习的方法是‘古今中外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博览群书，为的是专攻一门”，“真正的专家要有广泛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27) 　　其实，最能体现徐特立在教育(尤其是教育理论与教学法)中运用“古今中外法”的探索战果，当属他的两篇代表作《教育讲座》(1950)与《各科教学法讲座》(1951)。那是两个有关这方面探索的范型。关于这两篇著作，不赘言了。(28) 　　① 徐特立：《对牛顿应有的认识》，《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8页。 　　② 徐特立：《漫谈》(1946年9月)，《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 　　③ 徐特立：《漫淡》(1946年9月)，《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325页。 　　④ 徐特立：《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徐特立文集》第348页。 　　⑤ 徐特立：《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72页。 　　⑥ 同③第225页。 　　⑦ 徐特立：《读<哲学之贫困>眉批》，《徐特立读书眉批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⑧ 徐特立：《再论我们的学习》，《徐特立文集》第264页。 　　⑨ 徐特立：《对牛顿应有的认识》，《徐特立文集》第285页。 　　⑩ 徐特立：《研究历史的目的与方法》，《徐特立文集》第380页。 　　(11) 徐特立：《我们怎样学习?》，《徐特立文集》，第260页。 　　(12) 参见《徐特立教育学》第190页。 　　(13) 徐特立：《读(哲学之贫困>眉批》，《徐特立读书眉批选》第9页。 　　(14) 徐特立：《对牛顿应有的认识》，《徐特立文集》第283、288页。 　　(15) 徐特立：《对牛顿应有的认识》，《徐特立文集》第285页。 　　(16) 同(15)第288页。 　　(17) 同(15)第284页。 　　(18) 徐特立：《漫谈(1946年9月)》，《徐特立教育学》第325页。 　　(19) 徐特立：《庆祝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徐特立文集》第529页。引文中把《巴黎革命周报》中提到的话误认为是马克思的话。原引马克思的话，现根据通行的译文更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20) 徐特立：《我们怎样学习?》，《徐特立文集》第256、257页。 　　(21) 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徐特立文集》第450页。 　　(22) 徐特立：《讲学录》(1950年11月2日)，《徐特立教育学》第18页。 　　(23) 徐特立：《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徐特立文集》第382页。 　　(24) 徐特立：《有关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的谈话》，《徐特立文集》第489页。 　　(25) 徐特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文集》第389—309页。 　　(26) 参见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中国教育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27) 徐特立：《漫谈》(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第124页。 　　(28) 参见拙作：《徐特立<教育讲座)述评》、《徐特立<各科教学法讲座>述评》，分别载于《徐特立研究》1991年第2期与第3期。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