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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

董纯才

徐特立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就肃然起敬。现在，他虽然逝世已经十一年了，但在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他老人家的慈祥的面容；在我的耳旁，也时常萦回着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我生活和工作在徐老身边的情景，尚历历在目，缕缕可述。这一切都有力地鼓舞我，激励我，要象他老人家那样，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为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一切力量。 　　徐老无比热爱毛主席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的旧上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徐老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正着手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迫切需要一批知识分子来参加革命工作。当他了解我曾经从事过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情况后，立即要求中央组织部将我分配到教育厅工作。当然，我也是很乐意到教育厅的，因为我早就听说过徐老是毛主席尊敬的一位老师，是杰出的革命教育家，能有机会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下工作，一定会得到很多的教益。 　　我来到边区教育厅以后，很想听听徐老讲一讲他光荣的革命历史，而尤想知道他和毛主席的亲密关系，但徐老总是谦虚地不谈自己。一天，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徐老才拿出珍藏的毛主席写给他的那封信给我看。啊!毛主席潇洒而雄浑有力的字体立即吸引了我!毛主席在信中写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多么崇高的评价，眼前徐老的形象更光辉更高大了。我说：“徐老，毛主席说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你老讲讲革命的斗争史，让我们得到启发和鼓励吧!” 　　徐老听了，微笑着，恳切地说：“我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徐老细述了毛主席青年时代以及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许多光辉事迹。徐老最后说：“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自从遵义会议确定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和胜利的希望……” 　　徐老滔滔不绝地说着，从心底里流露出对毛主席衷心爱戴的感情。这深深地感染着我，更加激起了我对毛主席的崇敬，景仰和热爱。我本来未到延安之前就渴望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到延安就提出这个要求。我听了徐老的谈话之后，就更加迫切地希望见到毛主席。 　　不几天，我的美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延安，毛主席在边区教育厅长徐老和副厅长陈正人同志的陪同下，健步来到边区教育厅的庭院里，亲切地接见了我，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最幸福的一天。 　　徐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当时的边区教育厅，设在延安城里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徐老就住在这个小院后面的一间破旧的、狭窄的房子里。在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小炕，这是徐老和他的警卫员睡的地方；炕前摆着一张旧的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是徐老办公用的，房子的另一头，放着徐老唯一的一口木箱子，是徐老长征中经过千辛万苦带来的，里面装满了在江西苏区编写的教材和资料。木条条做成的窗棂上，糊着的纸已经发黄，还有好几个破洞洞。西北高原的寒风，一股股灌了进来。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简陋和单调。而我们的老厅长徐老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终日辛劳地工作着。 　　我到教育厅后，徐老兴奋地说：“董纯才同志，你就安排在边区教育厅啦，我很高兴。你和我一起住，一起办公好了。”开头的几天，徐老就和我坐在小方桌旁边谈情况，让我熟悉工作；夜晚，徐老，他的警卫员和我三个人睡一个炕，徐老特别关怀我这个刚从上海来延安的青年，让我睡在炕的中间，他自己和警卫员睡在两边。炕那么小，三个人挤在一起睡，我感到非常温暖幸福。 　　当年延安的生活是够艰苦的。住的如此，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每餐吃的菜都是白菜，土豆，豆芽，为了招待我，徐老去买了一小包辣椒，算是添菜。徐老是领导干部，又是革命队伍中最年高的人，组织上对他有些照顾，发给他一些大米，但他总是和大家同甘共苦，坚持吃大食堂菜，叫警卫员从食堂把饭菜打回来，和我们一起吃。 　　徐老边吃着，边谈着长征路上艰苦生活的故事，但照例不讲自己。后来，我听周围的同志介绍，徐老是长征中的一位老英雄。当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徐老已是五十八岁了，公家给他一匹马，但他经常把这匹马让给有病的或身体衰弱的同志去骑，自己终日走路。他衣服烂了，自己缝补，鞋子破了，自己制作。路上缺少粮食和蔬菜，就吃草根和树皮。徐老身上背着一点点干粮，他怎么也舍不得吃掉。行军到卓克基的时候，谢觉哉同志病得很厉害，徐老就把所负的干粮全部送给他。谢老《赠徐老特立六十生日》的诗中写道：“漠漠沮洳地，峨峨暴冻冈，是谁皆束腹，赠我竟倾囊。”说的就是这件事。 　　在谈话中，徐老曾着重向我指出，俭朴的生活能锻炼坚强的意志，陶冶崇高的品质。他说：“我生平过惯了俭薄的生活，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愉快。”的确如此，长征胜利后，他虽然担任较高的领导职务，但仍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你看，这位边区教育厅的老厅长，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棉衣，戴着灰色的八角帽，清瘦的面孔上，老是浮现出愉快的微笑，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是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使他皱眉，反而使他生命的火花显得更加辉煌。他以自己的行动，写了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我们每个革命者都应该好好学习。那时，我刚到延安，还不太适应艰苦的生活，但有徐老这样一位光辉榜样，作自己的表率，使我在那样的艰苦的环境中，也和大家一样，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徐老十分重视扫盲教育 　　旧中国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中国革命的关键，就在于共产党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用马列主义武装他们，组织他们团结斗争，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以后，就要求掌握文化，做文化的主人。毛主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肚敌人的。徐老多次告诉我，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主席曾向他指出扫除文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苏区教育方针的基本出发点。 　　徐老担任中央苏区教育部长时，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敌人层层封锁的困境下，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开办列宁小学，办了很多干部学校。毛主席还同徐老谈了如何开展扫盲工作，徐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苏区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好办法。在苏区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连纸笔都没有，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徐老说就是用沙盘当纸，用树枝当笔，没有沙盘就在地面用树枝写字。他不顾自己年纪大小，亲自率领中央教育部的干部，深入苏区的农村，调查研究，用因陋就简的办法，创设了地方识字班，训练班，夜校。徐老还要求苏区的老百姓在路口树立了识字牌，连挑水的地方也有，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识字。他对办学好的乡村和识字多的群众，用各种方法进行表扬和奖励。 　　在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徐老也坚持发动红军战士识字。他生动地向我描述说，红军战士的斗篷上，背包上，都写着字，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行军时，后面的战士就认前面战士的背包上写的字。有时先遣的红军战士在路边竖一块牌子，上面写两个字，续行的红军战士便一个教一个的去认字。这些方法在当时都是很有趣和很有效的。 　　陕北地区的文化，比江西苏区更落后，工作也更艰巨。然而徐老却充满着信心。他说：“我是新文字运动，(即拉丁字母拼音法)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我们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个文盲师范。招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给他们新文字，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徐老创办的文盲师范，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党中央为了纪念他，就命名为鲁迅师范，这在扫盲史上是一个创举。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徐老多次谈论扫盲工作，用意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就是鼓励我，指导我从事普及教育的工作。后来我一直在延安编写小学课本和农民识字课本，编辑《边区儿童》和《边区教师》等报刊。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总时时想到他的教导。今天，我们国家还有文盲，科盲更多。因此，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还必须重视扫盲工作和科学普及教育，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再提高。 　　徐老对于编写小学教材的科学主张 　　徐老是一位人民教育家。他年轻的时候，曾连续教了十年的蒙馆，以后又在湖南长沙办学，教过小学、中学和师范，能胜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课程的教学；他还考察过日本，留学过法、比、德和苏联，对于古今中外的教育有很深的研究和了解。特别是他在苏区和陕北的数年间，亲自从事革命教育，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一到延安就很崇敬他老人家，迫切要求他将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我们。而徐老对我也总是有问必答，答则详尽透彻，从不敷衍，真是诲人不倦。 　　徐老是很健谈的。谈起来滔滔不绝，内容广泛，仿佛漫无边际，但仔细回味、颇为精粹。他每次谈话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都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丝毫没有浮泛粉饰之辞，使我受到启发和教益。 　　徐老主张，编写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象百科全书，即不但有政治思想内容，还应有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生产常识。从简到繁，体现认识的规律；内容丰富，体现理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注重文化基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基础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徐老主张小学算术教材，要加一点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理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应用这些知识。徐老还口讲指划，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农民、木匠、泥木匠等，在劳动实践中都懂得运用简单的代数、几何和三角常识。徐老当时讲话的神态，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起来。 　　一九三九年秋，当我担任边区师范副校长，并负责编写小学语文教材时，毛主席指示我，要把谷子、糜子、豆子之类的字，写进课本里去。可见，徐老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直是正确的、全面的理解和执行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徐老的意见，就编了两套初小语文课本。解放后，六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小学语文教材和算术教材，也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破坏教材的编写工作，反对教材的科学性、知识性、系统性和实践性，大搞空头政治，致使学生知识贫乏，头脑简单，摧残了人材，浪费了时间，科学技术事业后继乏人。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百废俱兴，百业待举，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材编写工作走上正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小学语文、算术课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徐老的主张。实践证明，徐老的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 　　徐老是勤奋学习的典范 　　我和徐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正值秋去冬来。边区教育厅院子里的几棵树，已经黄叶飘飞，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年逾六十的徐老不惧严寒，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以后，就读书学习。 　　徐老勤奋学习，边工作边学习，数十年如一日。熟悉他老生平的同志，曾娓娓动听地叙述过，徐老幼年家贫失学后，通过自学，涉猎了经、史、子、集，而尤爱好自然科学，学会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科的基本知识，四十三岁还甘愿做“扶拐棍的学生”，毅然到法国留学，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实行勤工俭学。一九三〇年，他到江西苏区以后，也未放松自己的学习。苏区缺少书报，一本《共产党宣言》十分珍惜，读了又读，以至数遍。长征路上，他个人生活用品极简单，在马鞑子里，却装着喜爱的书籍、苏区编写的教材和教育资料。徐老爱学习，爱书籍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徐老的知识非常渊博，既是教育家，又是自然科学家，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也很高。但他正如毛主席赞扬的那样，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的。他开会工作之余，只要有一点点时间，都不愿意白白放过，都要利用来学习。他探讨研究问题，是极愿花时间下功夫的，常参看许多的书报，深思熟虑，必期得到正确的答案。 　　徐老的这种学习精神，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一九六五年，他老因病住院，我当时亦住院治病。我看到在他病房里的桌子上，放的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大字版本。其年，徐老已八十八岁的高龄了!他还那样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三七年年底，党中央和毛主席派遣徐老回湖南担任中共党的代表，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闻讯后，我真依依不舍。徐老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情，即赠送我两件珍贵的礼物留作纪念。一件是他自己装书用的木箱，另外一件是他长征时经过藏族地区得到的纪念品。解放后，我已将这一件纪念品贡献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徐老对青年一代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临行前，他还委婉而恳切地对我说：“你的情况、志愿(即入党的志愿)我们都很了解，你政治上思想上都有进步要求，很好。只要你继续努力，你的志愿是不难实现的。”这些话，是徐老对一个刚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殷切期望，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不久，没有辜负徐老的殷切期望，我赤诚的志愿终于实现了。 　　我曾经先后两次在徐老的领导下工作，一次是上面说的一九三七年秋冬间，在边区教育厅，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在中央宣传部。解放后，也曾去看望徐老。徐老的慈祥的形象和谆谆的教导，他那种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他那种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的精神，他那种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那种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品质，都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徐老这位老革命家、老教育家，是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怀念的一位良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