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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字变了

宁谟·韦尔斯

年老的徐特立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一个有趣的六十岁的老人，生着异常而幽默的眼睛，带着红色的太阳晒黑的脸儿，不受约束的童式头发，一小束髭须，因年龄而稍弯曲的阔肩膀，徐特立本人便是中国教育从文言进步到新文化的一个活的记录。善战的湖南人之一的他，十六岁便开始教古书。在上海和日本读书之后，他回长沙当了八年的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接着于四十三岁到巴黎，艰苦地在巴黎大学读了三年书。里昂大学一年。一九二八年他到莫斯科去在中山大学读了二年，随即进入江西中央苏维埃。 　　他正勇敢地在西北那些荒芜的孤村中开办普及的教育，对于文字的拉丁化是一个最热心的人。 　　“你以为中国继续应用旧字，实施民众教育是可能的么?”我问他。 　　“我以为在我们目前经济的情形下，是不可能的，农民、工人无法入学。他们必须个别学习和互相学习。定县千字课制所以不易作为农村民众教育的根基，这是一个原因。中国穷苦的人必须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他们应该写得出他们一切口说的话，——所以一千个字是无论如何不够的。 　　“我们所有拉丁化字母，在三个月内，教会一个人读书，写字。能在二年之内使他精通，他所因而阅读报纸和普通的社会政治读物。用旧字来获得这同样的结局，至少在教室里读书十年。” 　　“现在有多少人能运用新文字?”我问。 　　“这个我们没有统计，但依我估计，单在共产党和红军军官里面至少有二万人能读写新文字。当然，懂新文字的人里面，原来不识旧字的，比我们开始教新文字以前已经识的，要来的多。 　　“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规模的新文字的计划。我们正在出版新文字的歌，因为它容易读得多，今年夏天我们派出一百个巡游教师，他们将到农村和工场去上用新文字的功课。去年冬天，我们有一所教农民新文字的夜校。” 　　“你们哪时开始教拉丁化中文的?”我问。 　　“一九三二年林伯渠在海参崴教书时，对于苏联所用的拉丁化方法，特别研究了一下。他在一九三三年回江西中央苏维埃。然而那时我们有稳定的境况，能够不费力地办起普通学校，所以我们并没有着重新文字。例如：在我们江西模范县兴国，四十五岁以下，人人会写旧字，现在红军中江西来的兵，旧字个个都写得好。所有的宣传标语都是普通的士兵，而非军官写的。接着在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我们的工作停顿了，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才真正在新文字战线上动员着。” 　　(选自《续西行漫记》)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