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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的老师、坚强的战士学习——怀念徐特立同志

朱端绶

我终生敬爱的老师徐特立同志逝世十年了；徐老的学生和战友，我的亲人熊瑾玎同志，也在五年前逝世了。这些年来，我每一想念到这两位老人的嘉言懿行，想念到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想念到他们对我和其他同学、同志们的谆谆教诲，就禁不住泪下如雨。现在，我虽也到了古稀之年，但一定要和我的后一辈人以及千千万万的青年一起，永远向徐老这样的革命先辈，人民师表学习! 　　我一九二四年入长沙女子师范学习，是徐老后期的学生。对徐老前几十年的情况没有亲见过。但是熊老是徐老的同乡，又是最早投进徐老创办的“梨江学校”念书的学生。从那以后的六十多年中，除开有过几次三到五年的隔别之外，他们长期在一起办学，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工作。他们有着十分亲密的交往。熊老平日常同我谈论徐老的品德和言行。解放以后的近二十年的时间，徐老和我们都住在北京，熊老常同我一起去看望拜访徐老；徐老也总是按照他一向“安步以当车”的老习惯，隔不了几天就步行到我们住处来找熊老谈谈。这样就使我对徐老留下了永不能忘的印象，对他的敬爱也就更加深切了。 　　徐老一生令人感动的事迹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让我就记忆所及全部写下来，将成为厚厚的一大本。在这里我只能简略地概括地谈几点： 　　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 　　在我亲身接近过的前辈师友和同志中，最使我敬仰不已的就是徐老。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学识渊博，古今中外的知识，无论是社会历史方面和自然科学方面，以至文学艺术方面，他都有深湛的造诣，独到的见解；他自一九二七年入党以后，对马列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回忆我在长沙女师上学时，在朝会上或课堂上，常常听得到他征引当时新书刊中的新知识、新理论作为自己的论据。可见他即使是教学和工作极端繁忙之中，也还是在不断的读书学习。往后四十多年来，在我同徐老的接触中，或旁听徐老和熊老的谈话中，随时都使我感到，徐老一生真正是好学不已。他的一生除开办学、革命之外就是读书学习，再没有作过任何其他消耗精力的事。当然他经常参加各种劳动，但劳动也是他在学习。 　　徐老可说是一个无书不读，无事不学的人。人们也许会说：徐老本来是个读书上学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书，有的是读书的时间，那当然读得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徐老是一八七七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只读过六年私塾(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有私塾)，十八、九岁就开始教蒙童馆谋生；十多年以后他创办新学校，直到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以后，还是办教育，同时作革命工作。他从来没有一天过的是有钱有闲的读书生活，都是一边工作劳动，一边读书学习的。 　　第二，他读过多少书，旁人是无法替他计算的，可说古今中外无书不读，拿中国的古籍来说，经、史、子、集他都读了，戊戌维新运动时，辛亥革命前后从外国输入的许多所谓“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他无不涉猎，而且精研熟读；参加革命以后对马列主义的书和毛泽东同志的书，他都认真地，不断地、反复地钻研，那更是不用说的了。 　　第三，徐老既然是贫苦出身，大半生办学，又参加革命，从哪儿得到这么多的书来读呢?徐老在青年时代就曾经提出过得书的两条办法，一条是“破产读书”，即把他从伯母继承过来的一点薄产变卖之后买书；往后教学，办学期间，他所得的微薄工资，除开过节俭的生活所必需的经费之外，总是尽可能节约起来买书。另一条办法是“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这一条办法就能不花钱而多读书，而且还由于抄书和摘书，得到精读和熟读的机会。这是一条读书的好经验。据我所知，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从青年到老年，也都是这样作的：买书、借书、抄书、摘书、作笔记；即使是自己买得的书，他们也总是抄抄摘摘，留下了一大堆抄书摘书的手迹，马列全集中甚至收集了他们不少的读书笔记、摘记；毛泽东同志的遗物中也留下了不少这样的手迹。可见，徐老得书读书的方法都是科学的有效的方法。 　　第四，徐老从十八、九岁就开始教学，以后又办学又革命，哪有这么多的时间读这么多的书；徐老自己在一篇题为《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的文章中，谈到向群众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之外，还说了古人学习的一条经验： 　　中国古时候，也有些人读书要兼种田，半读书，半种田，没有一年一日一季整读书不工作的；日中做工，晚上读书，天晴做工，落雨读书；春夏秋三季做工，冬季读书。《三国志》王肃传上就有“学足三余”这句话，就是说晚上是日中的多余的时候，落雨下雪是晴天多余的时候，冬季是春夏秋三季多余的时候；平日都要做工，只有得闲多余的时候读书，读得久了，学问才会丰富起来。这是徐老学习古人寻找读书时间的经验，也是他身体力行的经验；他还大大发展了“学足三余”的经验；他连吃饭、走路、睡觉，甚至在劳动中，即使用身体上旁的器官，而不用脑的时候，也用脑来读书背书默记。我听熊老说过：徐老学习《说文》中的部首和篆文，是在睡觉时用右手在左手掌心默写默记的；他学数理化时，是把表解或定理公式抄在小本子上，揣在衣口袋里，走路的时候边走边思索边记忆的；在他四十多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以后五十多岁又到苏联去学习，学法文、俄文的单词，也都是这样学的。总而言之，他把任何点滴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学习上面去了。 　　第五，我直接间接听徐老谈读书经验和学习经验的时候是很多的，一时不能完全叙述出来，只能归纳出这样几点：一、常听他说这样几句话：“不自以为知，不自以为能”，“实事求是，不自以为足”，“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青年饱经锻炼，老来不畏风霜”。所有这些话就是教人永不自满，不断学习。二、读书学习要有目的，有计划，有中心，抓要领。三、列宁有一篇著作的题目，叫《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徐老学习的方法正是这样。他主张“定量”、“有恒”。所谓“定量”就是宁可少读，必须熟读；所谓“有恒”，就是持久不辍，而且要反复的读，特别是那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反复的读。他讲到读马列书的时候，背诵过苏东坡的两句诗，我至今还记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了自知。”四、徐老常常谈他的教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的经验。他在教中学和师范时，教过教育学、教学法、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等等许多课程，总是一面自学，一面教课。徐老还常常称赞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说这是陶的大发明。徐老经常谈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说明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实践才能出真知，读书也必须经过实践才能真正懂得道理。五、徐老也说过，“学习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又说“一切学习都包含着无限的斗争精神。”这些话的意思是不要被旧的东西所束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接受新的思想。六、徐老常常称赞无产阶级的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所以他主张无书不读，无书不可读，他主张医药卜筮之书，宗教经典和劝世文也要谈，他说这些书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历史意义；资产阶级学者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反动书也要读，至于科学技术方面没有阶级性的书，更要读。总之，徐老优良的学风和科学的方法，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勤俭办学和艰苦革命 　　徐老的整个一生，就是办教育和参加革命，这两件事看来好象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在徐老的思想中，却是前后贯通的一个发展过程。 　　徐老在十八岁时开始教私塾。他教书一方面为了谋生，另一方面，抱了一个志愿，即通过自己读书成为一个“明理”的人。“明”什么“理”呢?就是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而且把这些“理”教给学生，改造社会。为此他在教私塾的十年中间，自己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想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做人”“经世”的道理。在这个期间，他也渐渐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许多不合理现象，特别是看到了家乡的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但当时他认识不到这是一种阶级压迫、阶级斗争，而只认为农民受压迫是由于贫穷和愚昧。他以为只要使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有了文化知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于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除开在长沙的许多著名的学校，如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楚怡学校、修业学校等教课之外，还亲自创办了长沙师范和长沙女师，成为湖南教育界中很有威望的人。 　　徐老在长沙城乡办学前后三十多年，有许多感人的事情，有许多好的经验，我概括地叙述几点： 　　一、勤俭办学这是他办学的最大特点。凡是他创办的学校，可以说都是“白手成家”。没有钱，自己节衣缩食的凑钱、借钱、募捐。同时因陋就简，艰苦创业。他常常用陶侃竹头木屑皆为有用之物的故事来教育学生。在他办的学校里，许多物理、化学的仪器设备，都是利用废旧材料做成的。 　　二、在教学上，他采用了许多创造性的新方法：如废除注入式而采取问答式或讨论式，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自己想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自己练习。我在长沙女师习字，就是他指定习字帖，教我们自己练出来的。物理、化学也是教我们自己动手做实验，他只是在旁作指导。讲课注意联系实际，讲自然科学就联系工农业生产，讲历史地理，就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正当“五卅”运动和北阀战争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就听他讲了许多有关这些运动的事情。 　　三、在师生关系上，徐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宝贵的榜样。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地责备犯错误的学生，总是谆谆劝诱，有时甚至不直接的批评，采取写诗作歌谣的办法来教育学生。徐老平日对学生就象慈祥的老外婆对待外孙一样，所以同学都喊他“徐家外婆”。 　　一九二七年春天，生机勃勃的革命群众运动，使徐老深深认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沙“马日事变”以后，他眼看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大屠杀、大破坏，愤慨已极。李维汉同志问他“您现在是否加入共产党?”徐老毫不迟疑地说：“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是获得了新生，还有不愿意的吗?”陆定一同志说：徐老五十多岁入党，参加长征不皱眉头。只就这两件事来说，就是对同志们的一本好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徐老与熊老 　　熊老和徐老是什么时候订交的，我已无从考究，但是我知道，熊老是徐老创办的第一个学校——梨江学校简易师范班的学生。熊老毕业出来，开始当小学教员，以后一直是徐老办学的助手，在徐老领导的学校里担任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校务委员、代理校长等职务。 　　大革命时期，他们一同从事农运；大革命失败以后，又先后在长沙和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内长期并肩战斗。熊老逝世前写了一份自传，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与徐老特立，有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同志关系。而最难忘者，徐老对我真是教诲谆谆，经常赠给我所需要的书，所爱临摹的碑帖，并赠以浏阳县著名的汀贡纸，鼓励我练习写字。因此，他老的生平，我比较熟悉。在他老七十岁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的师表》，同时在《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上发表。一九五八年秋，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徐特立老爷爷的故事》，前后印行了七十多万份。又于一九五九年冬，应工人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革命老人徐特立》，预先在《工人日报》连续登载，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以后印了八十多万册单行本。这两本小书出版后，深得各方面读者之欢迎，因而各学校、各机关、各团体等，不断的邀我去讲徐老的革命故事，有些青年学生或青年教师来家访问者，多半也是访问徐老的革命经历。我从一九五八年秋至一九六五年秋，在这七年中，忙于到各处讲徐老革命故事的工作。有人笑我是‘徐老专家’，自非偶然也!” 　　熊老的自述，字里行间蕴藏着对徐老的崇敬爱戴，体现了他们之间的诚挚友谊。近日检阅熊老诗作遗稿，发现数十年间他书赠徐老、怀念徐老的篇什甚多，其中有一些诗词写得很真切动人，我不妨摘抄几首，略加说明，以作为本文的结束。 　　徐老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旋随部队南征。时熊老在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道路传闻甚多，自然特别引起熊老对徐老的关切和想念，因作《汉口怀徐师》一首： 　　师徒嗟离散，芸窗废琢磨。 　　北来心荡漾，南望泪滂沱。 　　消息无由问，安危果若何? 　　几时重面命，改造旧山河?! 　　“八一”起义的部队在潮汕失败后，徐老历无数艰危，经广州脱险到了上海。有同志在武汉将此消息告诉熊老，熊老立作《喜得徐师行踪》一诗： 　　昨宵有客话东篱，备说先生一段奇。 　　不为时艰消壮志，尚余卢术补疮痍。 　　云山易灭原无碍，真理难磨自有基。 　　惟祝晚朝能健饭，好从海上待机宜。 　　全国解放后，两位老人交往更密切了。初入北京城，徐老住香山，熊老常去看望徐老，并在香山合影，熊老题诗说： 　　莫嫌聚散总无常，分道驰驱体尚强。 　　喜见燕京先解放，香山留得笑颜双。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徐老兴致勃勃，邀熊老一起去游颐和园，两位老人皓首童颜，相聚一处，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熊老归来犹欣欣然，夜不成寐，吟成《徐师特立邀游颐和园》一诗： 　　七一翁随八十翁，颐和园里寄游踪。 　　亦趋亦步今犹昔，共踏湖桥夕照红。 　　“亦趋亦步”，说的是学生向先生恭恭敬敬的学习；“今犹昔”，说的是几十年了，江山改换了，时代变迁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仍然和过去一样。现在两位老人都作古了，但他们风范宛在，遗教犹存，是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忘记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