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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徐老在一起的时候

刘松涛

我第一次见到徐老是一九四八年初春。那时，我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处工作。因为解放战争在全国各个战场连续取得重大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边区党政宣传教育领导机关，正准备接管新解放区的大量中小学，组织编辑新的中小学教材，我就是为了参加这项紧急工作从土改前线调回机关的。 　　晋察冀边区政府驻在阜平县城东南的广安村。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们边区政府教育处的几位同志，沿着胭脂河北岸的一条沙路去看望徐老。在温塘村西面一排石块垒成的房子里，见到了他老人家。徐老正带领着一支刚从延安来的干部队伍，在这里准备编审中小学教材。他老人家一听说我们是编辑中小学国语课本的，就招呼我们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下，亲切地询问编辑工作准备的情况，对编辑小学国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的意见。从此以后，我和徐老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每逢假日，如果没有急办的事情，我们总要到他老人家那里去聆听他的教诲。 　　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联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城南成立。教育部住在县城西南的孟堡村，徐老和他领导的编辑研究人员已搬到平山县城附近，我们离徐老的住处更近了，便常常带着课本草稿去请他老人家提意见，有时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 　　记得新编的八本初小国语课本出版后，工厂刚刚送来，我们马上就送给徐老，请求他老人家审查。徐老热情地指出课本的优点，鼓励我们，同时也认真地提出改进意见。不仅口头上谈了，还郑重地给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两位负责人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小学国语我和今吾同志曾一流览，认为有某些字句和少数课文虽有些不合处，并不关重要，至于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互相间及各课互相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至于怎样解决，不是片语能尽，容后面谈。 　　信写得很短，但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根本问题。所谈“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问题，也就是小学阶段教材的知识，究竟如何全面安排。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的大问题。今天，小学阶段的教材，如何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语文课本的基本训练到底应该怎样编写，才能学得踏实、节省时间?小学阶段其他课程，又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各科的比重如何安排?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教育科学研究的课题。惭愧的是徐老提出这个问题，已经三十余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得到圆满的解决。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我在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编辑部工作。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问题，仍旧经常去向徐老请教。同时约请他老人家给《人民教育》和《小学教师》这两个刊物写文章。记得徐老前后曾给它们写过十多篇，最近，都已编在即将出版的《徐特立教育文集》里。使我特别难忘的是，在《小学教师》上开展“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问题的讨论时，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亲切指示。那是一九五三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刚刚公布的时候，当时在全国小学教师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教师都想到工厂、矿山去参加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认为作小学教师使不上劲，没有前途，不安心搞教学工作，有的甚至把作小学教师说成是“给孩子抹鼻涕的事情”，“不能发挥一个革命青年的作用”。有一次，我们把这些情况向徐老汇报了，他老人家听了十分关心地对我们说，这个情况很重要。你们应该抓紧时机，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题目，在全国小学教师中开展一次大辩论，号召大家都来写稿，发表意见，最后由《小学教师》编辑部加以总结，使近百万小学教师受一次既现实又深刻的热爱本职工作的教育。我们向部里汇报以后，马上就照徐老的指示，在《小学教师》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问题的讨论，不到半年收到全国各地广大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不少地方的工农兵和干部也参加了，使小学教师和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在讨论结束的时候，徐老还应我们的要求，写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 　　徐龙迁居到西单附近的西堂子胡同以后，离教育部机关很近，我就常把出版的《人民教育》送到他家里。记得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看见他坐在书房里看书，或者聚精会神地在书眉上写着什么，走到他的身边，他才发觉。有一次，我和张凌光同志一起去，他就和我们谈起读书和研究学问来。徐老爽朗地笑着说：读书，研究学问，好比打仗一样，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象拿敌人的一座坚固的碉堡那样，狠攻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著作。要真正读进去，才能领会它的精神与实质，不拼命钻研是不行的。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不管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他们的成就，都是狠下苦功夫，长期拼命钻研取得的。这一点是主要的。但是只“攻坚”还很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了解当前社会上各有关方面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掠野”，以此来扩大我们学习的广度。就和打仗一样，只攻占一些孤立的据点不行，还必须占领更广阔的土地，才可能真正站得住脚，使我们的阵地得到巩固。徐老对读书研究学问的这些见解，对我们很有启发。 　　徐老是我国几位亲自参加长征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全国解放后，他老人家仍旧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生活上异常朴素，整年穿的是一身普通的干部制服，吃的是普通的饭食和蔬菜，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经常去游泳。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央机关对徐老生活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雨季快来了，就派人检查房屋是否需要修缮；冬天快来了，就派人检查暖气；生活上有那些问题需要解决，也常常派人来询问。但徐老却经常教育家里的人，除了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外，概不麻烦机关或别人。徐老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记得一九六一年冬天，徐老参加一次会议之后，暂住在钓鱼台的一座小楼里休息。一个星期天下午，张凌光同志和我去看他老人家，多日不见，我们谈得很久。临别时，他老人家突然弯下腰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两个苹果，递过来一定让我们吃。当时正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这些苹果，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为了保证徐老的健康，特殊照顾他老人家的，我们怎么能够吃呢?他老人家非让我们吃不可，不吃不放我们走。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我们敬爱的徐特立同志与世长辞了。在林彪、“四人帮”这伙豺狼当道的日子里，许多老同志、老干部被关在牛棚里，遭受各种残酷的迫害，不仅不可能参加徐老的追悼会，甚至几年后还不知道徐老逝世的消息。我就是一九七二年从教育部干校回来后，才从过去熟识的同志的嘴里听到的。打倒了“四人帮”，我们这些长期受折磨受迫害的教育工作者才重见了天日，重新站立起来。现在，我们应当为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不懈的工作，以此告慰徐老于九泉。 　　徐老，您老人家安息吧! 　　一九七九年四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