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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教诲 深切的怀念——纪念徐特立同志诞生一百零二周年

徐 乾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写信祝贺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高度赞扬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徐老七十大寿的信中，也指出徐老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同志就想把徐老的生活、事业、经验以及崇高的品德写出来，给大家学习。但徐老非常谦虚，不喜欢别人写文章颂扬他。有人写了送给他看，都被他说服制止。他说他是过时的人物，没有什么可写的。还是写毛主席的，总司令的和恩来同志他们的，写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功绩，那样宣传教育意义大。他当然更不同意自己身边的人写了，他老人家去世后，由于“四人帮”疯狂地反对和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老的遗书资料被搬走，而我个人精神上、身体上也受到打击和摧残，徐老的事迹也无法整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祖国大地一派生机。广大人民心情舒畅，我的精神也振奋起来了，决心用自己笨拙的笔把个人了解的徐老的事业精神，对我的言传身教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学习，以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现在，先写出几个片断，作为对徐老一百零二周年诞辰的纪念。 　　一 　　一九二七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刽子手何键、许克祥疯狂地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湖南，就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已有很高声誉和地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忘我弃家，辗转武汉，旋赴南昌，参加著名的“八一”起义。 　　徐老秘密离开长沙的前夕，曾将他珍藏的书籍托我父亲保存。有一天，我从徐老的藏书中发现一本《长沙女子师范周年纪念册》，看到里面有各种标题的文章，如《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我感到很新奇，为什么学校的纪念册里，要写外婆和妈妈呢?仔细读下去，原来文章的内容都是写他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如何关怀爱护学生的。 　　一九二四年夏天长沙女师刚成立的时候，请了工人修理校舍及制造校具。徐老经常和工人师傅接近，和他们聊天，指导他们工作，一点也没有校长的官僚架子，大家只觉得他和蔼可亲。他一边和工人们谈话，一边把剩下来的小木头收捡起来，同学们问他收捡这些东西做什么?他回答说：“学校经费困难，很多用具都缺少、将来要做什么小东西，就可以不花钱去买材料了。” 　　徐老热爱学生，总和学生打成一片。当时学校里教师和学生吃饭是分开的。但徐老总是和学生一起吃饭，而不和教员一起吃饭，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解释说：“我同你们一样吃，才知道你们吃得好还是吃得坏，才知道叫庶务主任怎样办伙食。” 　　徐老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还兼任教员和校工的工作，每天除了教课、摇铃扫地外，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检查学生的作业，并帮助学生补课。学生在徐老的辛勤教育和他的克勤克俭精神感召下，都能不计较物质条件而认真学习。全校洋溢着和谐活跃的气氛，大家都很热爱这所学校。 　　我很爱读这一本纪念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到徐老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老人。时间久远，人世沧桑，我不知道在湖南还有没有人保存了《长沙女子师范周年纪念册》?还有没有机会再读一读呢?其实徐老早期在长沙办学的动人事迹很多，我在延安时听他的许多老同事、老学生说过，解放后在北京和湖南，听更多的人说过。老人家逝世后，他的一位老学生从长沙寄了一封长信给我，以深厚的感情缅怀徐老的一生，写了他办教育的许多故事。 　　一九三一年，我和徐老的儿子厚本结了婚。但徐老已离家多年，杳无音讯，是不是还健在人间，都不得而知，一家人都非常想念他。一九三七年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他回湖南任驻湘代表和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老太太和我听到消息以后，高兴得了不得，带了他的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孙女，从乡下赶了八十里路，到长沙城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看望他。可是初见面时，他竟来不及和我们多说话，而忙着去接待来来往往的客人，滔滔不绝地给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一直等到深夜，来访的客人走了，徐老才找我们谈话。他抱着小孙女，高兴地说：“离开十年多了，国家的变化大，个人家庭的变化也大，我现在也有了小孙子。”他问长问短，无比亲热。 　　的确，徐老是很爱自己的家庭，很爱自己的儿女，很尊重老太太的。不过，他在处理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上，总是把革命放在第一，工作放在第一，他人放在第一。他早期在长沙办学，一直把家留在农村，以节省开支和专心治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离家达五年之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十年与家中不通信息。以后从一九四〇年始，又与老太太分离了，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才与老太太团聚。徐老为了革命，与自己的家庭团聚日短，分离日长，但他对夫人老太太的爱情，始终是诚挚笃厚的。徐老自己曾讲过这样一段话：青年人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要多为社会做些工作，而不要过多地想自己，想家庭。我的大儿子笃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自己也没有拒绝，我当时很反对，我说，你还没有立业，怎么就想成家呢?过早地生儿育女，你自己也无法负担，更影响为社会做事了。他后来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农民运动，日夜奔忙为革命，个人问题也放到一边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牺牲了还没有成亲。 　　“马日事变”后，徐老准备动身去武汉。在反动派的刀光剑影中，他行前仍秘密回家去看了看老太太和两个孩子。离家的那一天，他走出很远很远了，但想起今后还能不能见到老太太和孩子呢?又走了回来，抚摸着孩子的头，对老太太和孩子深情地看了又看。 　　解放后，老人家每次谈起这些往事，自己和我们都热泪盈眶。 　　一九四〇年秋天，徐老写给董老的诗说：“妻老孙孤弱，长沙我有家，寄书长不达，传说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转寄，藉以慰天涯。”徐老爱家，而又为革命忘家的思想感情，是多么崇高，多么感人! 　　一九三八年，厚本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回湖南工作。他回湘不久，却不幸染病去世。徐老唯一留下的一个儿子又失去了，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坚强的徐老用加倍的工作，来寄托自己的忧思，那时我参加革命的时间还不长，还不完全懂得革命的意义，只想到老人家六十多岁了，还这么辛苦劳累地工作着，从不注意自己的生活。于是我就决心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到他身边去工作，去照顾他老人家。到了徐老的身边后，他要求我极严格，教我学文化，教我懂得革命的意义，教我怎样做人。我终生都不会忘记他的教诲。 　　二 　　徐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优良品德表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思想和言行可以为一切革命者的表率。数十年中，我亲耳所闻，亲目所见的事例不胜枚举。 　　徐老热爱光明，追求革命真理，具有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徐老很早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徐老常讲述他走过的曲折道路，以教育我们坚定地跟党和毛泽东同志干革命。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代目睹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野蛮的掠夺欺凌，愤恨不已，曾唱出这样的诗歌：“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他还说：“大丈夫冻死当冻死，饿死当饿死，安得受人泡沫以偷生?”他当时爱国家，爱人民，但走怎样的道路才能真正救国救民却很模糊。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信奉康梁，但戊戌维新很快失败了，康梁后来还堕落成为保皇党，这就使他认识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辛亥革命前他又作了孙中山的信徒。武昌起义后，他是湖南首先响应的人中的一个，并曾当选为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但革命的果实竟被袁世凯、谭延闿之流窃夺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徐老彷徨苦闷，转又认为社会不好，是人心不好；穷人受苦，是没有知识，幻想以教育救国。他毁家办学，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穷人子弟升学。这样显然也造就了一批有用之材，但如徐老自己说的，多数学生由于有了知识，搞到了钱，反过来也去欺压穷人了。这样又使他认识在黑暗的社会里，教育救国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五四”运动后，他为了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不顾年纪大，丢掉师范学校校长的地位，不远万里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但资本主义仍不合他的脾胃。直到一九二七年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才使他看到了革命的真正动力和前途。大革命的失败，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了只有跟中国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五十一岁入党，五十八岁长征，七十二岁进城，还订了一个二十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四十多年来，他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在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始终坚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大是大非清楚，旗帜鲜明。这说明徐老孜孜不倦地寻找真理，而一经找到了真理，就坚持真理，毫不动摇了。正如朱德同志称赞的：徐老是革命模范的人，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他总是推着它前进的。 　　徐老当年在教育我时，总是说：“象我和谢老这样的人，早年都是爱国主义者，到后来才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经过了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探索，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道路。而你们用不着什么摸索，就有党和毛主席领导你们革命。”今天的青年更是幸福了，有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兴旺，人民生活的幸福。这是多么明确而高尚的奋斗目标。 　　徐老忘我劳动，艰苦朴素，奋斗终身。党中央祝贺徐老七十大寿的信中赞扬他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徐老早期的学生，后来又和徐老一起在长沙办过学的熊瑾玎同志，曾经向我讲过这样的故事：徐老在长沙教书多年，担任过几个师范学校的校长，社会地位很不低，但他一贯粗食布衣，不吃珍馐，不着绸缎，不使用精美的物品，自奉俭约。一九二五年他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学校照例派一个勤务为校长料理生活琐事，但徐老严词拒绝。他说：“有些事可以自己动手，专为校长配勤务员是一种浪费，让他为学校去办事吧”。 　　一九三八年，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我亲见徐老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从日中谈话到深夜，还要抽空为长沙《抗战日报》等报刊写文章，整日没有休息。有时晚上只和衣躺一会儿，起来又工作。有时在外作报告回来，办事处的同志都吃了饭，没有菜了。厨房要替他做菜，他却自己动手，一边装饭一边说：“你们不要炒菜，只要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吃，这样既不麻烦你们，又不耽误我的时间。”到了延安，他工作更忙，开会，作报告，编教材，讲课，夜以继日忙得不亦乐乎。有一段时间，我在生产合作社做事，也比较忙，因此竟一连几天都不能和老人家见面，彼此要谈的事情。只能用纸条写了，留在家里的桌子上。 　　徐老一生不事铺张，不图虚名，从来不请客送礼。他早期在长沙，是各校争聘的名教师，兼课钟点多，收入不在少数，但他除了开支一家的生活费外，不事积蓄，均用在买书及办学校，因此就能谢绝一切应酬，得到朋友谅解，而不受人责备。一九五一年，徐老回忆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天性。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 　　全国解放后，徐老到了北京，条件比起延安来好多了，但徐老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爱吃粗粮，蔬菜。我见他的衣服烂了，想替他添置几件新衣，但他老一直坚持不同意，说破烂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八十岁那年，一些老同志、老朋友和老学生想给他祝寿，庆贺一番。但他怕大家破费，就趁开会的机会，提前去湖南和广州，在火车上度过了生日。“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徐老为《长沙日报》的这几句题词，正可谓他自己一生勤俭作风的写照。 　　徐老刻苦学习的精神，最为人所知。他少年时代只上了六年私塾，没有进过学校。他的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刻苦自学而得到的。徐老从来就是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说这叫做“水涨船高”。徐老最爱讲《三国志》上的“学足三余”的故事。他说：“只有得闲多余的时候读书，读得久了，学问也就会丰富起来。”古人云“不耻下问”，“圣人无常师”，说的是向一切人学习。这对一般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徐老却做得很好。他在长沙入宁乡速成师范时，科学知识在教员之上；他入江苏小学教师训练班，年纪比教师还大；他到法国留学，法文一字不识，向学生的儿子求教，人们讥笑他连降了三级，他也毫不以为然；在苏区，在延安，他常下乡，和农民谈天，向农民请教农事。一九四五年，徐老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他老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徐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则是诲人不倦。他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而且喜欢帮助别人读书。有朋友或学生向他请教时，不管怎样忙碌，都要挤出时间来讲解，在他面前受益的人是很多的。他的一个学生，在长沙时要习字，他就送给了许多碑帖和很好的浏阳丁贡纸，要学诗，他就赠一巨册全唐诗抄一百二十本；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这个学生要读《资本论》，看不懂。徐老就为之提一纲，立一表，作过细的讲解。至于我自己得徐老的教诲就更多了。我小时候只读二年半书，以后都是老人家督促我，指导我读书。徐老的知识很渊博。一九五〇年时，他每天抽时间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当时我们听了作了许多笔记，从尚保存下来的几本中，可看到徐老对马列主义理论，文、史、哲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今天重温感到格外亲切。 　　徐老一辈子以“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生活、学习、工作的准则。他认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作风，是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我们全党的作风。徐老常在给一师的信中精辟地阐述说：“这种作风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需要的，是学习和工作都需要的。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如果我们没有实事求是和不自以为是的这种作风，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产生偏差，走上邪路的。”徐老还在辛亥革命后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开除了一个学生。后来那个学生申述理由，觉得处理过重，他听了认为说得有道理，立即取消了这个不当的决定。徐老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在编写教材和学术讨论中，常与一些同志发生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他老从不以势压人，总是以平等的态度，让人讲话。他认为只有争论才会有新的理论产生出来，思想才不会僵化。 　　一九四七年，我们的总司令赞扬徐老是“当今一圣人”。说的是徐老德高望重，品质高尚，并不意味着徐老没有缺点错误。徐老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但一经发现，就改正补救，从不坚持和隐讳缺点错误。大革命时，徐老深刻地总结了自己辛勤办学几十年，实际上是教育救国行不通，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救国运，最后终于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九二八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读联共 (布)党史，联系实际，发现自己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特立独行，高洁自守”的清高思想。他写给吴老玉章同志的诗说：“再会在苏京，从事学马列，批评之武器，用来自检阅。今是和昨非，了解更清彻。”徐老一辈子始终是进步的，革命的，就是因为他能和许多革命名前辈一样，坚持“事实求是”，“不自以为是”。革命老前辈的这种好传统，我们应该好好地继承下来。 　　三 　　徐老热爱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徐老一生中同家里的亲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怎样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徐老常说：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听过我讲的课。但我只是他的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终身之师。 　　记得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徐老带着我从杨家岭出发到枣园去看望毛泽东同志。徐老边走边和我讲毛泽东同志同王明路线斗争的情况。讲到王明路线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时，徐老咽喉梗梗，说不出话来。停了片刻，他又接着说：“毛主席为革命善于诱导，在实践中善于等待，不怕打击和短期停止工作。由于毛主席正确路线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和拥护，遵义会议选举毛主席为党的领袖，从此革命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讲到这里，老人又爽朗地笑了，还要我背诵毛主席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几十年过去了，我总记得这个明朗春天的早晨。我们到了枣园，毛泽东同志和徐老亲切握手，热情畅谈。徐老每次去，毛泽东同志总是在门前迎接，走的时候，总要叫警卫员护送，并且嘱咐路上要照顾老人慢慢走。 　　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在撤离的前几天，毛泽东同志来到杨家岭徐老住的窑洞，叫徐老早一步走，问徐老需要什么东西?我想着为照顾老人在路上喝点热水，就脱口而出向他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同志笑着点点头。他走后，徐老很生气，批评我说：“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我在老人身边挨批评，这是头一次，而且那么严厉，我既后悔又感到有点委屈。不一会儿，毛泽东同志亲自捧着一个热水瓶来了。我说：“我不要这个热水瓶了，我不懂事，老人家批评我了。”我毫无拘束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毛泽东同志一听，笑了，说：“你对嘛，应该很好地照顾老人。”毛泽东同志怕徐老不接受，又进窑洞对徐老说：“你批评她，我还要表扬表扬她哩。”毛泽东同志这样爱护徐老，我不禁流下热泪。他还特别嘱咐徐老：“年纪大了，沿途要骑牲口，少走点路。”因为毛泽东同志知道在长征时，徐老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自己走路，所以嘱咐了又嘱咐。这是领袖对老干部的感情，是同志对同志的感情，是革命师生之间的感情呵! 　　大概是一九五一年。一次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前门一家剧场举行文娱晚会。演出结束时，下着蒙蒙细雨。徐老走出剧场，在门口正遇着周恩来同志。因徐老的汽车停放得较远，一时还没有调过来，周恩来同志就陪着徐老在雨中等待。徐老很着急，连忙请总理先走。周恩来同志说：“老人家能淋雨，我们后生怎能不管就先走了呢?”他和好多负责同志一起送徐老上车以后才走。还有一次，徐老的车子坏了，周恩来同志知道后，一定要徐老乘坐他的车，徐老一再婉言谢绝。徐老对我说：“总理管理国家大事，事情很忙，我们不能麻烦他。总理是最关心同志的。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件，总理去西安谈判，还打听我们家老老小小的情况，知道我们家里没有劳动力，生活非常困难，托人给我捎来一百元，我一直记住这件事情。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怕给总理知道了，怕给总理添麻烦。总理是个最细心的人啊!”徐老总是怀着极大的尊敬常常提起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 　　徐老跟朱德同志从参加南昌起义，东征到中央苏区，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都在一起。他们来往频繁，经常一起写诗填词，交换学习心得。他们喜欢一起登高散步，锻炼身体。两位老人有时手挽着手，有时席地而坐，纵观时局，畅谈未来。两位老人，两颗童心。 　　一九四五年，徐老在延安写了一篇《学习朱总司令》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崇敬的感情。徐老写道：“总司令之伟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没有亲见过他的人们，或见过而没有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必然以为他是一个超人的人，是可望不可近的人；若是常与他接近的人，就觉得总司令是一个极近人情的人，他的奇行，即是他的庸行。我以为他生平的一切，我们都是应该学的。尤其是他对于国家民族，对于人民的热忱，应该作为我们的党员、干部前进的旗帜。” 　　徐老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情谊，有些场面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一次，我们家磨豆子做豆腐脑，邀请朱德同志来吃饭。后来得知他有外事活动，以为不会来了。正说着，朱德同志徒步来了，徐老迎上前去说：“今天您有外事活动，以为不能来了。”朱德同志笑咪咪地说：“那还早嘛，吃了去不晚。”于是，朱德同志、徐老、徐老太太和我们一起吃家常饭——豆腐脑，边吃边谈，亲如一家。饭后，徐老送走朱德同志，对我们说：“总司令就象普通一兵，总在人民群众中间。有一次战士打篮球，总司令也参加了。一个战士在争球的时候把总司令撞了一跤。有同志说：‘这是总司令。’争球的同志蹬大眼睛说：‘什么总司令!’他还不相信呢。” 　　一九六三年，朱德同志和徐老等老同志相邀登桂林叠彩山明月峰。是年徐老八十六岁，健步登高，不用拐杖，上山后将帽子脱去，任山风吹拂。朱德同志见了欣然作诗，写道：“徐老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徐老立即和了一首：“朱总更英雄，同行先登峰，拿云亭上望，漓水来春风。” 　　徐老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老一辈革命家之间那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平凡而又高尚的革命友谊，充分表现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发扬光大。 　　一九七九年一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