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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伟大的革命一生

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同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徐老，生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逝世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九十一岁有余。徐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们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他光辉一生的最大特点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徐老是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现为五美公社)人。从小家里很穷困，四岁丧母，父兄种田，虽终年劳作，一家仍不得温饱。九岁始入蒙馆，读过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和杨椒山的《遗嘱》，徐老曾回忆说：“使我对读书发生兴趣的，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论语》。”十五岁时，其师是个和尚，除教八股文外，还教读佛家的禅宗语录，使徐老初步了解一些唯心派的哲学。十六岁那年，因过继的祖母逝世，家境愈趋贫困，辍学在家，自学祖父遗留的医学一类的书籍，拟以医为职业。后来又改习科举，学写过十多篇八股文。这样“乱撞一顿，毫无成就”，但也养成了他“过复杂生活的习惯，破坏了固定不变的思想”。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徐老时年十八岁，迫于生活，开始在乡村教蒙馆。教蒙馆的头一年，只得了三串钱，合银元约四元，还不够买一部《十三经注疏》。后来一直教了十年蒙馆，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实施他所制订的“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那时贫穷落后的乡村里，没有可以互相讲习的朋友，更少可以质疑问难的先生。如《尚书》注中有“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为一年”。“四分日之一’是怎么回事?他遍访名儒，皆不知其所云，只好自己去苦思力索。学数学，遇到的困难更多。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都靠自己找书进行钻研。他外出时，常把一本数学表解放在口袋里，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过一段路之后，想通了，记熟了，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功，他也就找出一些门径来了。 　　一九〇五年，徐老二十八岁，旧的学问已远胜于一般蒙馆教师。但他决心求得更多的新知识，就来到长沙城的望麓园，考入了宁乡速成师范班。校长周震鳞先生是个同盟会会员，在教师和学生间时常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徐老在这里做了四个月的学生，虽然他的“科学知识在教员之上，但在这里所学的是新的，特别是革命学说方面”。因此，“走上了反对康梁而信孙文的道路”。 　　宁乡师范毕业后，徐老为了“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提高乡村中的文化，就和他的朋友何雨农、姜济寰一起，在离长沙城三十里的*(上朗下木)梨，创办了梨江高小。何、姜两人是比较有钱的，就自认出钱；徐老没有钱，就自认出力，不要工资，只吃饭，教了好几门课，一天忙到晚。 　　一九〇六年春天，徐老应老朋友朱剑凡先生的邀请，到城里的周南女学任教。由于知识渊博，兼教了地理、历史、国文、数学等几门课程，教学又极认真负责，因此，特别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爱。在此期间，由于有机会阅读更多的鼓吹民主革命的书刊，特别是《民报》在湖南发行和浏醴事变后，他民主革命的思想意识更强烈了。他教课时，常向学生宣传民族革命的意义，在“反对割闽换辽”、“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中，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印发传单，进行鼓动，并发动周南学生罢课，形成了长沙学校早期的罢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南长沙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湖南辰州发生教案后，接着又发生了江西南昌教案，这时正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的徐老，立即召集全校学生作时事报告。当他讲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凌辱，以及清王朝腐败无能的时候，声泪俱下，激昂、悲愤至极，竟断指血书，以激发青年起来爱国和反对帝国主义。 　　一九一〇年，徐老三十三岁，已在中学任教五年，成了长沙各校争聘的名教师。但他看到“小学教育办不好”，就决心弃职去研究小学教育。他到江苏入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做了年龄比他轻的俞子夷和杨月如两位先生的学生。四个月之内，边学习，边考察了上海等地的许多小学校。不久，又东渡日本参观小学教育。回国后，仍到长沙周南女学任校长兼教员。为了介绍经验，改进教学，提高小学教育的工作质量，他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这是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它吸引了许多小学教师和学校的行政负责人。这个刊物，对于当时的教育界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徐老积极响应，并直接参加了湖南新军的起义运动，被选为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当时，从议长到议员，关心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追逐的是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不久，封建官僚势力的代表谭延闿又阴谋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徐老愤懑之余，决然辞掉了这个副议长的职务。其后，他又应邀到省教育司任科长。他主张大力发展平民教育，招收城市贫苦孩子入学，竟遭到当权者的反对，于是也只做了几个月的科长，就交还了委任状，去善化高小(后为长沙县第一高小)任校长，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 　　一九一二年，徐老为了培养城乡迫切需要的小学教师，克服重重困难，在长沙市的荷花池泐潭寺，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一九一三年，感到家乡缺少小学，农民子弟没有上学的地方，即用自己的旧居创办了五美高级小学。徐老节衣缩食，并一直把家眷留在农村，让徐师母种菜养猪，维持家用，这样把钱一点一滴地节省下来，用到为劳苦大众办学的事业中去。他的这种关心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思想行动是一贯的。早在周南任教时，就举办过平民夜校。他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竟破格录取刻字工、铁匠和退伍兵一类青年入学，还经常用自己的薪俸资助贫困学生。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徐老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员。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正在第一师范从事学习和早期的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对徐老很尊重。徐老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崇敬和钦佩。在毛泽东同志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徐老参加了当时的许多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他积极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和杨昌济(杨开慧烈士的父亲)、王季范等先生一起，写信斥责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师，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一九一九年，在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大规模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徐老成了急先锋。他在校内外，深刻揭露了张氏兄弟“尧舜禹汤”的“虎豹豺狼”罪行，启发学生和社会民众的觉悟，号召大家积极起来参加“驱张运动”。徐老在第一师范工作多年，一贯主持正义，勇于和腐朽势力作斗争。他教学认真负责，作风勤恳朴实。平时最爱讲古往今来先进人物的言行启发学生，并以身教重于言教，每每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一九一九年，徐老已经四十三岁，教了二十年的中小学和高等师范的刻，在湖南的教育界有很高声誉和地位了。但他却积极地支持和参加毛泽东同志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在长沙动身的时候，有人劝他“年纪这么大了，还学得什么?何必一定要做扶拐棍的学生呢?”徐老却谦逊地说：“我今年四十三岁，……一混六十岁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一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一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他毅然到了法国，先在五金工厂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并在木兰公学补习法文。一年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 　　徐老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后，又到比利时和德国参观考察了十个月。在海外的几年间，他结交了许多共产党员做朋友，接触了很多新事物、新思想，他热忱地、迫切地想为祖国贡献力量，改造祖国落后的面貌。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他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祖国。但在昏天黑地的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竟以冷淡、轻侮和弃置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满怀热望、高高兴兴踏上故乡土地的老留学生。 　　徐老不向腐朽势力屈服。他热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他又白手起家，借荷花池长沙师范里的杂屋，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招收乡下未考上学校的女学生。徐老一身兼任校长、教员和校工，每天除了教课，还要摇铃扫地。 　　这一时期的徐老，虽然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他最信任的教师中就有好几个是共产党员，陈昌、罗学瓒、周以粟、熊瑾玎等同志，都在徐老办的学校里担任过领导和教学工作。在党组织和徐老的教育影响下，长沙师范和长沙女师的很多师生思想倾向革命，有一部分还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在大革命中成了勇敢的战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徐老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俗称稻田师范)校长。 　　从清朝末年起，湖南长沙私人办学很盛行，相继创办了许多私立学校。徐老这时也创办了几所小学和师范。但当时办学的人的动机和态度却是很不相同的。徐老反对把学校当作个人政治活动的资本，投靠反动政府；也反对把学校看作私人产业，从办学中牟利肥私，或者是“教书吃饭”。他是坚持为革命办学的代表。他有一个明确的办学主张，不受反动政府和恶劣势力的支配，“宁肯牺牲学校，但决不牺牲自己的主张”。当年汤芗铭要摧毁的长沙师范，张敬尧要封闭的五美高小，何键在“马日事变”后一度解散的周南和停办的长沙女师，都是徐老创办的或协助朋友创办的。这些学校在徐老的领导与影响下，与反动派展开斗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徐老办教育，重实际，重创造，常讲“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他办学不拘泥于形式，也不太注重学科成绩，考试分数，主张学生在校内有较多的自由活动时间，并提倡要多接触社会。他热爱学生，诲人不倦，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缺点和弱点，教育者要善于发现，善于因势利导，使长处得到发展，缺点得到克服，就都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材。他主张说服，反对体罚和无理压制学生，一切的教育，都应在和学生平等的讨论中进行，而不是单方面的强加于人。比如，他在稻田女子师范任校长时，发现一个学生因对伙食有意见，把厨房里的碗打烂了，就写黑板诗进行教育：“我愿诸生青出蓝，人财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词意委婉，态度恳切，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徐老对女子教育尤为重视，一贯反对孔孟之道和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深切关心妇女的解放，大力提倡女自教育。从一九〇五年起，他就自办或协助朋友创办了几所女子学校。以后在苏区、延安更是如此。徐老从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观念出发，坚决反对压迫、歧视妇女的社会现象，积极支持女学生参加社会政治实践斗争，对女学生寄予如男学生一样的希望。有一次，徐老看见女学生邱伯箴在体育活动中，一纵身便跃上了学校的围墙，就深有感慨地写诗赞许；“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墙。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 　　徐老坚持勤俭办学，爱惜人财物力，反对一切浪费，不管办什么事都精打细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历来配有勤务员为校长服务。徐老任校长后，认为这是“浪费”，就坚决反对，取消了这一惯例。他还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制作教具和标本，开辟理化实验室等。他每天巡视学校，象勤杂工一样，看见家具安放不好，花木保护不周，都亲自动手收拾和整理。风雨时，不论白天黑夜，必率学生和工友关好门窗，扣好风钩。学校购置的报纸、图书，必指导职工逐月装订和编目，防止散失。他又常把别的教师用后扔掉的粉笔头，拣起来使用。他在稻田师范的几年间，差不多没有用过一支新粉笔。学生曾问他，为什么要把粉笔头拾起来装满一口袋?也有学生嘲笑他算细，徐老就用黑板诗回答说：“斗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学生传诵，经久不忘。 　　一九二七年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天徐老下乡，看到农村变了样，感到特别新鲜，特别惊奇，特别兴奋。他这个已教了三十年书，曾考察日本，留学欧州的高等知识分子深有感触地说，在书本上和实际生活中，“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农民及妇女、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的革命渺乎小矣!这时我作了农民的小学生。”不久，徐老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加心明眼亮，决心跳出几十年从未脱离过的学校，摒弃“教育救国论”，投身到火热的工人、农民运动的革命浪潮中去。他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的工作，担任教育科长，并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全力以赴来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从此，徐老深刻地认识了工人、农民的力量，也明确地看出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他英勇无畏地参加了革命的行列。 　　一九二七年夏，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湖南“马日事变”的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长沙城。就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徐老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徐老十分感奋地说：“我没有意想到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党，还允许年已五十一岁的老朽加入组织，从此我真正获得了新生!”徐老离开辛勤工作过几十年的长沙，辗转到武汉。在武汉，有人对他说：“现在革命失败了，你还来干什么?”并给他一笔钱，叫他迅速离开，徐老认为当逃兵是可耻的，把钱摔了一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七月底，徐老亦星夜赶赴南昌，参加了这次起义，并担任二十军第三师的党代表，师长是周逸群同志。八月五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转战赣南、粤东。徐老的三师是先头部队，到长汀的时候，他已身患重病，住在长汀城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他烧得很厉害，身体很虚弱，但是，那坚定乐观的精神，却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重病的老人。当医生傅连璋同志知道他已年过半百，而感到惊异时，徐老就说：“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不久，起义部队继续南下。徐老也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和身负重伤的陈赓同志一起，向广东的潮州和汕头进击。九月底，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了。徐老经过无数艰危，才从广州脱险到了上海。不久，党中央派他和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等同志到湘鄂西组织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不料到武汉后，徐老又患了肠胃病，病得很历害，半年之内灌肠十五次，只得留武汉和上海长期治疗。 　　一九二八年，徐老病愈后，党组织即派他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十二岁的徐老，在学习中特别有劲头，他坚信“革命有前途，国家有前途”。他说：“我纵然六十岁就入棺材，也还可以干上八、九年!”这种精神，使同志们莫不感奋。他在四年的学习中，认真地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经典著作。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容情。他读联共(布)党史，读到民粹派一章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思想，感觉他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头脑，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开始检查自己的历史，发现自己的名字叫“特立”，就取得不对头。因为“特立”二字，是表示“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意思。他说：“真正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为了要改造污浊的社会，必须深入社会，只应该要求自己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 　　一九三〇年，徐老从苏联回国，冲破重重困难，来到了江西苏区，担任苏区教育部长。那时，苏区正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反“围剿”。但就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敌人层层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徐老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发展了苏区的教育事业。他苦心筹划，用因陋就简的办法，创设了地方识字班、训练班，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号召，展开了扫盲运动。在普及的基础上，他又办了农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培养了一批批的农业技术人材和小学教师。在他办的师范学校里，他还亲手写剧本，进行导演，培养了一批搞话剧的青年干部和能单独演出的话剧力量。徐老兼任教学工作，还亲自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和革命师生同生活共艰苦。 　　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危害革命的时候，徐老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坚信毛泽东同志正确的领导，以五十八岁的高龄，参加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队伍中最年长的，编入中央工作团，董必武同志担任主任。他担任副主任。组织上因他年高，给了他一匹马，但徐老常把这匹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去骑，自己走路。从江西到延安，步行了多半的路程。衣服破了，自己缝补；鞋子坏了，自己制作。没有吃的东西，就以草根树皮充饥，一路上他笑着对人说：“长征虽然辛苦，但我在路上学好了一门手艺，今后如果请不到缝纫工人，也不愁没有衣穿了。”在行军途中，他忘了年老，忘了饥疲，忘了路途的遥远和艰险。困难不能使他低头，他的生命反在困难中发出更大的光辉，显出更坚强的力量。徐老曾经自己分析这个时期特别感到奋发的原因：“在长征途中，我们已经看出了革命前途的光明、胜利，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个人的艰危困难，又算得什么!”这是长征老英雄的精神，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和骄傲。 　　长征胜利完成以后，徐老到达陕北，继续担任教育部长。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红区，对徐老很钦佩，为其摄影甚多，并写文章向世界介绍这位老革命家、老教育家。文章写道：“他有着轩昂有力的步态，明亮而愉悦的眼睛，和一双曾在长征中使他渡过中国许多高山大河的健足……由于他富有各色各样的经验——在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下生活与教授的经验!使他特别适宜于担任现在这种工作。他的确需要所有这些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如此繁重的、任何一个西方的教育家都踌躇失望、不敢接近的工作，使他更加需要。徐老是过分年青的，他始终不沮丧。”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延安各界为徐老的六十大寿举行庆祝。毛泽东同志在前一天写信给徐老，怀着敬佩的感情，高度赞扬徐老。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指出：“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在庆祝会上，毛泽东同志还讲了话。他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许多徐老的战友、学生，以徐老几十年来致力于教育事业，坚持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有用的经验，要求他写出他的奋斗历史，便于大家向他学习。徐老为大家的热情所感，用三千多字写了一份简单朴素的《六十自传》。文中这样概括了他六十年的生活：“我的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的确，徐老从教育救国论者，变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战士，从康梁、孙中山的信徒，跃进为共产主义者，都是配合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的，都是随着时代的车轮前进的。 　　“西安事变”以后，我党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特派徐老于一九三七年冬天回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抗日的一切力量。办事处开始设在长沙市蔡锷路的徐家祠，后移至寿星街。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以及爱国进步人士，来办事处访问徐老的日不暇接。他第一次在长沙银宫电影院(现新华电影院)讲演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群众闻息而至者达三、四千人，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外县各地要求徐老或派人去作讲演者，更是络绎不绝。徐老亲自接待一切来访的人，答复各种问题，畅谈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指示革命青年奋斗的方向，口讲指划，滔滔不绝。从清晨到深夜，不得片刻休息。徐老还经常在《抗战周刊》和《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我党的主张。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徐老曾写了《抗战给我的机会》这篇文章，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最近三月，我离陕北来到长沙，正是上海失陷以后，南京行将失陷的时候，国家存亡，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以致人心空前的浮动”……因此，与我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其中爱国的志士，却把我当作了预言家，而政治间谍也就把我当作了他进攻的目标。因为我不是以个人的资格来湘，而是八路军的代表兼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因为革命的空前发展，帮助了我个人的空前发展。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当然也不会例外。”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武汉失陷后，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率武汉办事处的同志来到长沙，也住到寿星街办事处。国民党借口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前一天，城里一片混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办事处做好了撤退工作。不久，徐老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到湖南，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迫，将办事处一度迁到邵阳、湘潭和衡阳等地坚持工作。一九三九年，办事处撤销，徐老才奉命经桂林和重庆，回延安工作。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徐老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年多的努力，恢复和发展了湖南的党组织，领导湖南人民广泛开展了抗日活动，并介绍了大批革命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 　　徐老回到延安，继续从事党的教育和宣传事业。开始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以后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然科学院是一九四〇年后，在缺乏人员、缺乏科研资料和物资设备的情况下创立起来的。徐老遵照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的指示，把发展自然科学的工作一件一件从头做起。他亲自编写教科书，亲自为学生讲课；为了搜集材料，研究问题，常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一九四一年，徐老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论述“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徐老指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应该如此。”他极力主张“发展科学必须有周密完整的计划”。他与各方面仔细商量，制定了既照顾历史，又照顾将来，既抓中心，又抓全面的发展科学的计划。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抱着最大的决心，经过最大的努力，终于把自然科学这株幼苗在瘠土荒山上培植起来了，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打下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六十多岁的徐老却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他出门开会，讲演，很少骑马，一走就是几里或几十里。延安的同志，曾写打油诗歌颂他：“衣服自己缝，马几牵着走。”下农村视察和检查工作时，徐老的穿着、形貌完全象一个乡下人。他和农民、木匠等坐在草地上，聊天、讲家常、谈时事、谈革命道理。他用沙盘教他们识字，用算盘教他们算账。大家围绕着他，问这样，讲那样，亲切象一家人，不愿离开。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徐老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大闭幕的时候，徐老发表了讲话，他说：“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国是一定要爱的!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反对到底的!” 　　一九四七年，徐老七十大寿。一月十日，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大字送给徐老。周恩来同志写了“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同志写了“当今一圣人”的题词送给徐老，表示祝贺。党中央给徐老写了祝贺信，信中指出：“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党中央赞扬徐老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扬徐老的一切优良品质。当时胡宗南匪军正进攻延安，徐老客居黄河沿岸的绥德，他写下了《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这一首长诗。诗中严厉地谴责了“蒋阎肆虐政”，致使“灾民遍吕梁”的罪行。他把敌占区人民“败絮不蔽体，充饥惟秕糠，老弱转沟壑，少壮半逃亡”的悲惨情景，与解放区“家家有余粮”的兴旺景象进行对比，体现了他热爱新社会、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高尚品质。他谦虚谨慎，坚持移风易俗，不铺张浪费：“瓜果代鸡豚，清茶代酒浆，题字代寿联，词短意更长，诗文写性情，所贵非颂扬……祝寿破常例，推广到婚丧”。感情极为真切，教育意义至为深长。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徐老到北京，已经是七十二岁的人了，但他仍是那样精神焕发，每天都要坚持八小时以上的工作，并订出了二十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徐老住在北京，一切条件比延安时好得多了，但他过的生活还和在延安的差不多。他爱吃粗粮，几块白薯，一碗青菜，就是他经常的伙食。衣服穿得很朴素，几套延安穿过的破旧衣服，总是舍不得换掉，一件呢大衣加了几处补钉。家人要给他缝制新衣，还挨了他许多批评。在生活上低标准，但他的工作热情和劲头却很高。他一天从早到晚，开会、讲课、写文章、看书学习，忙个不停。建同初期那几年，就写了大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曾领导一些历史专家和党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从事《中国通史》的编辑。每天商讨问题，审阅文稿，反复推敲，期于至当。有时研究某一个问题，常常苦思力索，日中如果没有得出结论，晚上睡醒后还在思考。道理想通了，问题解决了，又怕过时忘却，虽在半夜，必起床把刚才想到的东西详细写入笔记本。他为了写一篇文章，或草拟一段讲稿，常常参考几本或几十种书刊，甚至下决心从头学习。他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读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谢觉哉同志赞颂徐老：“你精教育学，尤深研数理。哲学政治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 　　一九五〇年，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给湖南第一师范写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光辉题词。毛泽东同志对徐老说，你是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你也写几句话吧!徐老就针对当时第一师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一师提出培养“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校风的希望。他给一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对一切人、对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常、极平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与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恶风的危险。……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老老实实的作风，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特立希望第一师范以毛主席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 　　一九五二年，徐老回到了离别十多年的长沙。学校、医院、工厂和机关等许多单位的同志请他作报告。讲话的题目虽不同，但他常提出：“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开路先锋，也是建设祖国各种战斗中打头阵的人，责任很大，困难很多，我们必须多吃苦。”勉励大家搞好工作与学习。 　　一九五三年五月，徐老曾偕徐师母回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五美乡和五美小学。当他看到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时，就很高兴地说：“我的家乡进步真快，解放还只有五六年，已经完全变了样。”徐老每次来湖南视察工作，总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第一师范和长沙师范(原湖南幼师)指导工作，接见师生，谆谆告诫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给予广大革命师生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一九五六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徐老约了长沙的几个老学生游岳麓山。汽车开不上山，大家由山麓走到白鹤泉，由白鹤泉走回爱晚亭。上下陡坡时，旁人怕他跌倒，近前扶掖，他都拒绝了。他行动稳重敏捷，气也不喘，色也不变，好象年轻人。近八十岁的老人，身体还这么好，这是与他长期坚持在晨光曦微中跑步，坚持走路，坚持用冷水洗脸，以及进行其他体育锻炼分不开的。 　　一九五七年，徐老八十大寿，他为了避免北京方面同志们的祝贺，借着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提早离京来湘。但长沙方面知道他生日的学生也很多，建议设宴、茶叙，以表欢庆，都被拒绝。他说：“去年有些地方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困难的还多；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财物呢!”在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每次小组讨论时他都按时到会，认真参加讨论。有一天，伤风感冒了，也不肯请假。爱惜时间，遵守制度，这是他一辈子始终如一的好作风。 　　一九五八年，徐老满怀喜悦地为《陕西日报》读者题了词：“勤工俭学，是具体体现学习和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要途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合于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方法。”一九六二年冬天，徐老来湖南，给《长沙日报》作了教育意义很深刻的题词：“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为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这是徐老自己一生始终坚持的伟大精神的写照。联系他生前勤俭朴素的生活，艰苦创业的精神，我们重温这个教导，真是言犹在耳，倍觉亲切。一九六三年六月，长沙师范建校五十周年，徐老亲笔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雷锋事迹为榜样，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而奋斗!”同年三月，徐老还在上海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青年饱经锻炼，老来不畏风霜。”这一些题词再一次体现了徐老对青年一代的一贯的关怀和爱护。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徐老八十九岁了，最后一次回湖南，专程去瞻仰了韶山，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摄影留念。旋去南昌，参观了南昌起义的旧址，并挥笔写了一首诗：“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 　　徐老逝世后，中共中央为徐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献了花圈，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委员滕代远同志致悼词，悼词说： 　　“徐特立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护。他的逝世，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徐特立同志很早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提倡并亲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中国革命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在中央红区工作。一九三四年他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红军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从事革命的教育宣传事业。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徐特立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徐特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老战士。他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在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对我们的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不怕困难，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处处表现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他对革命事业有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徐特立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重大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学习徐特立同志无限忠于党和革命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徐特立同志永垂不朽!” 　　徐老逝世多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一九七三年，华国锋同志主持湖南省委工作期间，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同意恢复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以纪念徐老。 　　一九七七年二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