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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徐老的教育思想

姜国仁

徐老是我的老师。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我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习。那时，徐老教过我们的教育学、教学法，是我们当时最为崇敬的一位先生。一九四〇年，我到了延安，曾亲耳聆听过徐老有关教育方面的教导。解放后，我从北京回湖南，在徐老创办的长沙师范工作。徐老非常关心这所学校，每来湖南视察，必到校作指导。这些年来，我受他的教诲颇多，但对他的教育思想体会却不深，贯彻不够，思之深感惭愧。 　　徐老生活的前七十年，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英勇斗争的时期。外力的压迫，内政的腐败，革命思想的影响，激发了徐老这位穷苦知识分子的爱国的思想感情。辛亥革命时，他为了救国救民，便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我还记得“五四”运动时期，他是湖南人民驱张运动的急先锋，社会活动很多。他到我们学校上课，经常是跑得满头大汗，走上讲台，就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好象要把他那满肚子的学问和革命的思想都灌输给我们。下课后，还要告诉我们一些政治形势新闻，激起我们的斗争精神。 　　徐老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新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旧的爱国主义。一开始，他就主张把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实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徐老的这种革命思想，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就成为他办教育的指导思想。他多次说：“我办学是为革命。人家以办学为目的，我以办学为手段。”一九〇五年，他创办梨江小学时，明确表示办学校是“以开民智”。“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知识和革命思想。这只要看看他办的小学和师范，不但重视科学知识的讲授，而且还注意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民”何所指呢?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他一贯关心劳动人民受教育的问题，总想使他们的子弟得到读书的机会。他一生除了办正规学校外，还办了许多夜校和识字班。他的这种革命教育思想，还表现在提倡女子教育。长沙的周南女校，是湖南最早的女子学校。而这一个女校，徐老是其创建人之一。以后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又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同时当了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他在苏区、在延安，一直都很重视女子教育。可以说，徐老是我国女子教育的有力提倡者。他特别关心女学生的学习、生活，支持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因此，女同学在校时都称他“徐外婆”，出校后永远怀念他。 　　徐老教育思想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有高度民主精神。在他办的学校里废除一切奴化学生的反动教育制度和方法；尊重学生人格。提倡学生自觉遵守制度和纪律。比如他废除体罚，提倡说服的教育方法，他的“诗教”很感动人，至今我们还记得很多。他实行民主治校，组织校务委员会、学生自治会，共同管理和参预校政。他同教师、学生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尊重他们的意见。总之，在他办的学校里，民主空气非常浓厚。徐老对我们说过：“从前我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学习总结过教员实习批评会的经验，我发现许多人常因某一点错误，就把全部否定，某一处不适用，就认为在他处都不适用。由大家讨论，互相批评，补充，才表现出各有是非，没有绝对是非。独裁总是落后的，民主总是进步的。我对人家的意见，从来没有全部否定的。”徐老的群众观点强，办学治校总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群众受了他的人格感染，敬佩他，信任他，愿意服从他的领导，帮助他工作。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时，许多人甘愿为之尽义务。有的教员在别校薪水高些，在他这儿教课，要减少一半，然而他所聘请的人都愿舍高薪来求低薪。那些教师说：别校的校长是老爷，高不可攀；徐特立和我们是朋友，毫无隔阂，和他一块做事，精神非常畅快，我们愿为之效劳。一九二六年他在担任第一女师校长时，我们东南大学好几个毕业回来的同学被他聘为教员，当时我就知道没有一个不敬佩他的。另外，他也很尊重信任教师。他把青、老教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与反动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做了许多改革工作，使学校面貌一新。他是为了教好学生而团结老师的。他对学生要求政治上，文化科学上，身体健康上的全面发展。当时有些教师有兼课多，缺课多的现象，徐老经常替缺课的教师去上课。对于他的代课，我认为有两种意义。从学生方面说，他以为缺一小时课，几十个学生加起来，就有几十个小时课。他是最爱惜光阴的，他经常对我们说：“古时候有一句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觉得光阴不是金钱，而是生命。”因此，他去代课，是珍惜学生的光阴。另一个方面，教师无故缺课，是道德问题，也是责任问题，是不应该的，应提出批评。但徐老的批评，是以身教，希望他自觉。 　　徐老一生重实际，重创造。他是湖南早期研究现代学校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最著成效者。辛亥革命前，他即有十余年之教学经验，又曾赴南京、上海，并东渡日本，考察国内外教育，把古代的、近代的、外因的教授法，进行分析、比较，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湖南省最早的一套教育学、教学法，作为全省师范学校最早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材。可惜我们没有保存下来，现在都失传了。我只记得他在上我们的课时，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想下课。 　　徐老主张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主张给学生多一些自学的时间，反对把无用的累赘的东西去困累学生，加重学生的负担。在考试问题上，徐老也有很好的见解和办法。他指出考试的目的是了解教师教的情况与学生学的情况，检查教材深浅的程度是否适当，不只是对学生的。因此，考试的办法不要繁难，繁难是困累学生头脑或故意叫很多的人考不起。 　　徐老考试的办法是：期终投完了课，即择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内容，出一张纸的题目，供大家复习时思考讨论，然后在这个复习的范围内考试。考试优良者表扬，不及格者，假期举办补习班，或者个别指导，待新学期入学再补考，不让学生失掉自信心，尽可能使学生跟上班。 　　解放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把苏联的办法和教材原封不动地搬来用，徐老不同意，很有意见。有一次，我拿一本苏联教材同他研究，他说：“要删掉三分之二，加进我们国家的实际基础知识。”他老人家还答应愿意来做这个工作。我们看他年纪大，怕影响他的健康，当然没有请他做。又有一次，他来到我们学校，我向他汇报学生实习中的问题，我不大同意苏联的搞法，师范学生从一年级起就进行实习，把实习时间占得太多。徐老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学师范的人，要干一辈子教学工作，教学方法，技能技巧，是在实际中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也是不断改进的，何必实习那么多时间、影响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呢?告诉你吧，要紧的是学生基础知识，要在学生的基础知识上下功夫。” 　　从徐老的意见看来，徐老重实际，重创造，并不是说，他反对读书，他只是说“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他是主张学生要认真读书的。而他自己就是认真读书的典范。他精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他所掌握的知识，有很多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但是他谆谆地教导我们，要继承人类的全部知识遗产，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而且要联系得自然。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和发明。 　　徐老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我在延安边区教过一个时期在职干部的文化课。接受任务时，很感苦恼，不知如何教法，请教徐老。徐老说：“他们都是成年人，老干部、党的政策方针都懂得，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只是缺乏文化，不能用小学的教科书教他们，必须编一套适合他们的讲义。”我说：“拿什么东西编呢?在这种条件下连书籍也没有。”他说：“我来帮助你。”因此，他经常从杨家岭跑十几里路到边区政府来帮助我写讲义。大部分材料是出自他的腹稿，他口述，我记录。这样解决了我在教学上的困难。老干部学习这些材料很有兴趣，反映很好。令人惋惜的是，后来我离开延安去太行工作，过封锁线时，把这些讲义都烧掉了。最近从书本中间找出一课地理——我国位置及疆域的草稿。现在看，这篇文章，把中国地理环境说清楚了，政治形势也说得非常明确，完全符合当时学员学习的要求。 　　在边区，徐老不满意学校用国民党的那套教科书，要自己编一套合乎边区政治、教育实际的教科书，中央同意了。一九四六年春，徐老就调配干部到杨家岭，进行编写工作。当时他藏的书不少，他除开会以外，整天不讲就写。中外古今的书籍，他都把紧要处用红笔划出来，然后分类抄写。编写时，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遇到问题，也开展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又争得拍掌大笑。写成的东西，经他审阅，如不满意，就否定，又重来，水平一次比一次提高。参加编辑的几个干部都很敬佩他的学识渊博。当时谢觉哉同志说：“你们如果能把徐老所说的都记下来，就是经典著作。”我认为说得很对。 　　徐老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学习和继承徐老的教育思想，使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能为“四化”作出新贡献。 　　一九七九年二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