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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

柯仲平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为什么今天要提起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一问题呢?我想，是因为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要求文学、艺术为它服务，而文学、艺术也自觉地起来为它服务了。但是在服务的实际工作中，文学和艺术碰了很多钉子，尤其是当文学和艺术要深入到广大民众和兵士中去的时候，它们——文学和艺术碰的钉子更不少。仔细检查这些碰钉子的原因，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被确认了，这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正缺乏中国多数人所熟悉的，或容易接受的那种民族形式。更说得圆满恰当些，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参加抗战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尚不能进一步去创造出中国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文学艺术来。 　　有人问：从“五四”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新文艺形式，那不能算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吗?我回答：那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艺运动，只能展开在一部分新兴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众中。从它在这些阶层中的势力来看，它已经或多或少地变为中国文艺上的一时期的民族形式了。但它还不是，还不能成为中国大众的民族形式。因此，在必须使文艺深入大众去提高大众文化教育的今天，它差不多是处处要碰钉子的。“五四”文艺运动的缺点是：当时未能批判地接受外来的文艺遗产，未能接受中国文艺传统上的优点——最主要的尤其是未能吸收中国大众中流传着的一部分较生动的民间文艺的优点，尤其尤其是虽然主张白话文，而未能运用大众的生动的口语。到今天，我们还不肯努力克服这些缺点呢。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五四”时期的那些文艺形式，也可以叫做一种民族形式，但那已经不是主要的民族形式了。 　　有人问：只有中国旧文艺形式才能算是真正的民族形式吗?我答：这里面应该严格分别。例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和民间的一部分山歌、土调、戏曲，就可以说是真正多数人的民族形式；但象《文选》那一流东西，就是最少数人的，而且是相当腐朽了的。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后再也不能创造出比《水浒》等更优秀的民族形式了。我说，比这更好更好的都能创造。在今天谈民族形式，我们应该不但要了解这民族形成的历史，还应该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是生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民族，是生长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时代的中国民族，是在进行着空前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国民族，同时也是尚未脱离半封建性的中国民族。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中国民族不是孤立的，中国民族形式也不是孤立的，它会，而且是一定能够吸收外来的，适于我们运用的许多优秀的内容形式，使自己本身更加丰富起来。同时，中国旧形式中不值得使用的，也必然会遭受无情的撇弃。更应该注意到，在这抗战中，已经不断地产生了强大的，非常丰富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毫无可疑的，它自然会要求着适合于表现它本身的新形式。因此，说到今天的中国的民族形式，那是更高级、更进步、更复杂的。它既不能把中国那些较优秀的旧的和半新半旧的形式除外，也不能把外来的、优秀可用的形式除外。更不能把抗战时期才产生的某些从未见过的新形式的萌芽除外。而且还要把以上的这些形式上的特点融化了，创造出使这一时代的新内容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才能称为今天的、中国民族的真正的民族形式。但是，应该请文艺家们注意呵：这样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你非把握住大众的方向不可。假使没有这一个主导的方向，那就会使你掉在泥坑里，让你不容易爬出来。 　　又有人问：那么你说的文艺的大众方向是什么呢?我答：大众，就是指广大的群众。在中国，是指这民族中的绝对多数，在世界，是指全人类中的绝对多数。大众的方向，必须包含着以下的几个特质：一，在意识、思想上，它是为拥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工作的；在基本情调上、他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积极情绪的；在教育意义上，它既不做群众的尾巴，同时不远离群众，是能提高今日的群众教育，在将来也还有教育群众的能力存在的。二，它能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战斗经验。在必须反映少数人的生活经验时，它的意识也必须是大众的，而且，它必须使它的表现方法及方式容易得到大众的了解。三，它敢于大胆地创造最进步的表现方法，最进步的形式，同时，也敢于大胆地运用旧的、半旧的优良技巧，但它必须常常考验它的表现方法和它运用着的各种形式，是否能使群众爱好。而且要考察那群众的爱好，看那爱好是不是一种恶劣趣味，或者是不是因满足了群众的落后思想而得到群众的爱好。它要从考验中、实践中去求表现方法上的进步。要求每一点都能被群众立刻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但它相信群众是能进步的，并且是在进步着，只要提高群众的教育，群众就能够完全了解它。文学艺术和理论文章的不同，就是因为它是与现实生活最接近的，最具体的，是可以直接诉诸情绪的。它比较地易于使群众了解、接受和爱好。——不要以为我们把通俗和庸俗混淆不清，不要以为我们把通俗认为是大众文学艺术的全部，不要以为我们主张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文艺，这只不过是为了宣传老百姓而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把我上面讲的，大众的方向所应包含的几个特质看清楚，那就必定会有以下的一个认识出现，这就是：能实践这样的大众方向，那就不仅是为了宣传、为了抗战的政治任务，而且同时是为了大众文学艺术的伟大的发展——我相信，这是的的确确能够发展的。 　　关于利用旧形式，我们主要应该利用存在于民间的活着的旧形式，及比较能接近民间的旧形式。这些旧形式，原是封建期及半封建期的产物，它所受到的欧洲文化的影响还是非常微薄的。其次便是“五四”时期所产生的一部分，说新已经不算新，说旧述不十分旧的形式。对前者，我们要克服传统上的守旧性；对后者，要克服那远离中国大众的、不适当的“欧化”。我们要求发展，而且是高度的发展。利用旧形式，其结果是否定旧形式，但不是盲目的否定。我们相信(这方面，我们已有了部分的实践)，利用或运用得不适当，这并不是利用或运用本身的罪过。不可以因为看见几次运用得不适当，就连“应该运用”、“能够发展”的基本认识，也给摧毁了。在为了宣传教育，同时也为了执行大众的方向时，对这基本认识是不应动摇的。运用旧形式，其实是一个创造意义很大的工作，你不了解它，你没有强大的新内容，你没有创造力，你不但不能充分发展它，还会成为它的俘虏呢。运用优良的旧的及半旧的民族形式，是创造优良的新民族形式的主要条件之一。 　　“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文艺运动，是对于中国旧文化、旧文艺传统的一个否定。因这否定。使中国文化、文艺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形式更加复杂了。今天的民族抗战的大众文化运动、大众文艺运动，是对于“五四”时期的一个否定之否定。因这否定之否定，能使中国文化、文艺，达到了一个更高阶段的综合。今天才只是综合过程的最初一阶段，在民族形式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应该从这发展的规律上去观察，并且去求实际的解决。最进步的科学的世界思想，它也有采取中国作风而出现的必要；产生于中国的抗战内容，它若不顾及中国民族的特殊历史及习惯，它也就不能找到最适当的形式来表现它。因此，问题便落在：从创造进步的、伟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上，尤其是从大众的中国作风这个立场上，去融和中国的、外来的各种适用的优良形式，使它达到最高的综合，用以表现我们的强大的丰富的内容，并且是要使它恰好的表现出来，这便是关于解决形式问题的总任务。应该很切实的去做。 　　*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延安《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期。 　　 柯仲平诗文集四：文论/王琳,刘锦满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