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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言为心声

王盛泽，钟兆云

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 　　抗战八年终于迎来了胜利，毛泽东、周恩来亲赴重庆谈判，并签订国共两党停战协议。但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1946年，蒋介石撕毁协议，悍然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蒋介石军队损失惨重。到1947年，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采取“重点进攻”，对陕北和山东根据地发动进攻。 　　当时陕北的形势极为严峻，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部20个旅，担任对延安的主攻，还调集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等部14个旅共23万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全面进攻。敌军来势汹汹，胡宗南狂妄地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 　　为了激励根据地军民的斗志，指挥解放战争，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不过黄河。 　　根据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开展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中央决定洛杉矶托儿所提前撤离延安。 　　当大家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有点吃惊。为什么要走?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回来?这些孩子怎么办?一大堆的问题摆在众人面前。 　　傅连暲理解大家的心情。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留下了他们太多的记忆，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大家都不愿意离开。但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形势所迫。 　　在托儿所大礼堂，傅连暲给全体工作人员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暂时撤退是必要的，以前在中央苏区也有过这种事，最后总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让胡宗南来吧，等我们撤完了，敞开延安的大门，让他们进来，然后再扎起口袋狠狠地揍他。当务之急，是我们千万不要拖部队的后腿。”傅连暲的报告给人以鼓舞和激励。 　　傅连暲指示托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保证这些孩子的安全，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流血牺牲，所以，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出事。 　　托儿所离开延安后，辗转陕、晋、冀三省地区，过上了马背上的摇篮生活，数年后，终于“摇”到了北京。 　　在毛泽东等率领昆仑纵队开始转战陕北时，傅连暲跟随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辗转迁移。此前，中央总卫生处与军委卫生部合并组成军委总卫生部，傅连暲任副部长。 　　1946年冬，军委总卫生部机关由陕西子长县向山西临县转移的途中，行军队伍里混进了一头失散的无主毛驴。当时因为缺少运输力，一些同志就自作主张把这头毛驴带到山西了。中直党委知道后，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违反了群众纪律。事前不知此事的傅连暲毫不推诿，多次在大小会上进行自我批评，说作为副部长，对干部教育不够，负有领导责任。这还不够，他还派专人将无主毛驴送回陕西子长县，交当地政府处理。 　　1947年，军委总卫生部驻在山西临县三交镇。10月初，叶剑英、陈毅先后来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傅连暲听后，心情非常激动，为中国革命即将进入新的高潮，全国胜利在望而高兴。 　　这两年多时间来，傅连暲虽然主要还是担负自己的医生职责，但他耳濡目染，对党的一些政策也有了独到的看法。1947年10月17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坦率地谈到： 　　去年土地改革方针是正确的而且有成绩的，但某些地方，某些干部，执行时又犯了“左”的错误，伤人不少，死人亦不少。真正恶霸死伤个把情有可原，若侵犯了中农甚至伤害了贫农，以及少数的干部，那是不应该的，尤其是一脚踢开更要不得。比如某某(指刘少白——傅连暲另有说明)，在“三三制”时代对我党有功，其子女又是党员，应该当作别论，决不能“过河抽板”。 　　刘少白何许人也?为什么傅连暲要为他打抱不平，致信中央最高领导人?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简要历史。 　　刘少白出身于山西省兴县一个地主家庭，受过大学教育，获法学学士学位，思想比较开明。曾被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担任过河北省建设厅科长、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局长。由于女儿刘亚雄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本人也倾向进步，他在北京的公馆成为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联络点。他还帮助我们，出力出钱，屡次出面营救被敌人抓捕的地下党同志。我党还通过他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如傅作义等。1937年，50岁的刘少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少白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崇敬之情，总是心向往之。他曾于1938年、1942年和1945年共三次赴延安参观访问，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伯渠、李维汉等人有过不少接触，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央民族学院、中央医院、日本反战工农学校、解放日报社等。他大开眼界之余，深为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所鼓舞。他把自己的小女儿刘平送到延安公学学习，还把幼子、侄儿和小外孙也送到延安保育小学和抗属子弟学校学习。 　　在1942年11月召开的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上，刘少白当选为副议长，积极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为团结抗战做了不少工作。 　　但是，1946年冬，康生来到晋绥，在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许多党员、干部惨遭迫害。刘少白对康生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于是受到康生的嫉恨，无端的指责和批斗接踵而来。康生在1947年1月到党校的讲话中，指名道姓地说：“刘少白是假开明，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刘少白献地是为了收买群众”。这个讲话，导致刘少白遭受错误批斗，身陷囹圄，并被撤销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职务，就连家属也被扫地出门。 　　傅连暲与刘少白也没有很深的交往，原来只是听说有刘少白这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42年刘少白第二次到延安参观中央医院的时候，傅连暲专门为他检查身体，相互有了交谈。当时刘少白已经55岁，傅连暲对他更增添了知音和同路人的感觉。随着对刘少白的了解逐渐增多，傅连暲越来越佩服刘老先生的为人和他那革命不分先后、至死不回头的劲头。 　　傅连暲在延安时期，就对康生搞的“抢救运动”深有抵触，因而受到无端怀疑和审查，所以对康生那一套“左”的东西是再清楚不过。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锤炼，傅连暲的政治敏感性也得到显著提高，他已经能够分辨出康生推行的土改中的“左”的色彩。 　　出于对刘少白老先生的敬重，也是对穷苦百姓特别是广大贫农、中农的利益的维护，耿直的傅连暲认为不能不说，于是大胆地向毛泽东进言。 　　毛泽东收到傅连暲的信，同时也看到了有关斗争刘少白的报道，他非常生气，立即指示晋绥分局负责同志：“你们犯了错误，不该斗刘少白先生，回去赶快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会上批评了土改中“左”的错误。晋绥边区土改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很快得到纠正。刘少白也恢复了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职务。 　　“十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连续为中央起草了有关方针政策的重要指示： 　　1948年1月18日，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2月3日，起草《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月11日，起草《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2月15日，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3月1日，起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中央这些政策和精神的相继出台，从实际上证明了傅连暲在信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这件事情体现了傅连暲敢于仗义执言的品格和勇气。但却得罪了康生。“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傅连暲进行迫害，根源主要也就在此。 　　上书言志，再作“遗嘱” 　　为刘少白鸣冤，仅是傅连暲给毛泽东长信中的一点内容。这封信还包括其他两个内容。 　　由于傅连暲曾经得过肺结核病，身体虚弱。这种病又特别要注意休息和营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连续辗转迁徙，工作连轴转，不仅谈不上休息，更因为生活艰苦，营养严重缺乏，傅连暲的身体每况愈下，并终于病倒了。本来他是闲不住的人，只要身体能够撑得起来，他就不让自己倒下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是抱病为别人看病的。但这次却不行了，他多次想帮人看看病，但就是起不来。 　　这期间，延安时期傅连暲的老部下马兴惠奉令调一野前方工作，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总卫生部所在地时，专程探望了傅连暲。傅连暲鼓励他说：“前方病号很多，一些首长亲临作战，调你到前方，就是为了很好地开展卫生保健工作”(傅连暲的鼓励增加了马兴惠的信心。他到前线后，开展了一系列卓见成效的卫生工作，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通令嘉奖。傅连暲在报纸和广播上得知他的事迹后，十分高兴，又给他写信鼓励)。 　　送走马兴惠后，傅连暲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医生而不能给人看病，这是傅连暲最感痛苦的事情。陈真仁看他心急如焚，既替他着急，又很心疼他。 　　“我难道真的不行了?”傅连暲无奈地问陈真仁。 　　“你会好起来的，但不能急。”陈真仁理解傅连暲的心情。 　　“我真害怕什么时候双眼一闭，就再不能为革命做工作了。现在多少事需要我去做呀!”傅连暲念叨着。 　　“先把身体治好，才能更多地、更好地做工作。”陈真仁尽力安慰他。 　　但傅连暲闲不下来。身体不好，不能为大家治病，但他的大脑却没有停止思考。 　　傅连暲甚至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想到了百年之后的事情。他想：如果我真的死了，但能够碰上这么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中共领导人，并且受他们的影响参加了革命，为革命、为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一辈子也该知足了。遗憾的是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看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是的，傅连暲坚信革命有胜利的一天。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了第二年，国民党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尽管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变得对我们很有利。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正确方针，大军挺进东北，建立了立足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拉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这些，都使傅连暲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10月中旬，陕北的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率领部队转移到了陕北的神泉堡。江青来到了军委总卫生部驻地，准备接李讷与毛泽东团聚。但负责照看李讷的李若要调走了，李讷没有人带。傅连暲想来想去，找到了韩桂馨，对她说：“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准备派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去?” 　　韩桂馨听后，显得很激动，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是大家都求之不得的。但是，她担心做不好，心里又有些顾虑。 　　傅连暲看出了她的犹豫，就开导她：“你看，主席他们都忙于工作，李讷没有人照顾，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又粗通卫生工作，派你去比较合适。” 　　韩桂馨于是愉快地答应了。 　　“那好，你收拾一下，随江青同志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是高小毕业，要帮助她识字读书。”说完，傅连暲拿出笔，写了几页纸的“注意事项”。末了，又交代韩桂馨说：“江青同志是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要注意搞好关系。” 　　韩桂馨郑重地点头答应。 　　江青返回陕北神泉堡前夕，傅连暲又连夜修书一封，请她转交毛泽东。 　　毛泽东是在转战陕北的间隙收到傅连暲的信。在这封长信中，傅连暲除为前文所说的刘少白“申冤”外，还关心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傅连暲认为党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建议全国胜利时建都北平为首选，并说因北平在地理上、战略上，与蒙古、北朝鲜、苏联联系上都较合适。谅主席早已胸有成竹了。至于南京、西京、瑞京(瑞金)，作为历史上的纪念区各有它的意义。 　　这个建议，与后来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充分说明傅连暲在革命的熏陶下，已经具备了战略眼光。 　　傅连暲觉得没有太多的遗憾，自己既然不能再为革命工作，那至死也要作出贡献。于是，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惟一可以留下的身体。 　　早在1940年，傅连暲就曾向中央正式写过“遗嘱”，其中写道： 　　……我不但生前坚决干革命，即死后亦要为人民服务，我死后把我的骨头作标本教医学生之用，更可以看出我的骨头之坚固，亦就答复了有人怀疑我政治动摇的无稽了。所以要求中央把我的骨头留下，并命名为“傅连暲之骨骼”。 　　没想到，那次傅连暲并未向马克思报到，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遗嘱”虽然没有兑现，但说明了傅连暲的革命意志。这次，傅连暲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而机关还将从山西转移到河北，长途跋涉，实难预料，他想最后再为人民作点贡献——让自己不能再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躯体，能继续为医学作出贡献，于是在信中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恳切的要求： 　　我年纪虽不算大，但近来日见衰弱，这是病体必然的变化，若活不了的话，请批准将我的骨骼留交医大(或将来我们的中央医学院)学生学习之用。因我这副骨头在革命医生中是有革命意义的，经过反革命严格考验的……废物利用，作为学生学习解剖与实习之用，较之买一副普通骨骼作标本，其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此种要求如蒙批准，请命名“傅连暲之骨骼”，那么我心愿已足，感激万分了。 　　傅连暲早已下定了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的决心，只要对革命有利，对百姓有用，他都可以义无反顾地贡献出来。他作此安排，实在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当秘书为傅连暲抄存底稿时，发现他将骨骼写作“骨格”，以为是笔误。傅连暲说他是有意这样写的。他没有多作解释，却让秘书体会这不是一副普通的骨骼，而是体现了傅连暲的人格、品格、风格，有着很深的寓意。 　　毛泽东展示来信，深为傅连暲的精神和赤胆忠心所感动。这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住处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提笔给傅连暲写了一封回信： 　　连暲同志： 　　来示悉，很感激，我身体近还更好些。 　　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保重。此祝，健康! 　　毛泽东 　　收到毛泽东的信，傅连暲激动万分，竟觉病好了大半。在陈真仁的精心关照下，他那虚弱的身体后来又挺了过来。想到自己又有了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傅连暲自是更加珍惜。 　　傅连暲跟随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辗转迁移，最后到达河北省建屏县(抗战期间由平山县的西半部分出来建立)的西柏坡，傅连暲组织在这里筹建了建屏医院(惯称朱壕医院)，开展了大量的卫生医疗工作。 　　1948年中秋节，傅连暲55岁生日，谢觉哉亲笔题写一首长诗为他祝寿，其中“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一句，被广为传诵。 　　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作准备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胜负初见分晓的一年，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局已定。 　　傅连暲对革命的胜利是坚信不移的。正因为如此，他于抗日战争一结束，马上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心中早已酝酿的长远规划，积极准备接管大、中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缺乏管理大城市卫生工作和大医院的经验，在国共和谈并拉开争夺东北序幕的时候，傅连暲就曾积极建议，在向东北派出干部时，应该考虑到卫生部门的需要。 　　傅连暲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批优秀的卫生干部被派去东北工作。 　　后来在抽调干部到东北工作时，光从晋察冀解放区就抽调了30多名卫生干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负责人张汝光，奉命带领这些干部，随同从延安派赴东北的上千名干部，编为东北支队，于1945年9月初从山西兴县出发，挺进东北。这些医务人员一方面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学到了大城市卫生工作和大医院的管理经验。1956年，张汝光调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1966年后任部长。 　　朱仲丽陪同王稼祥到苏联治病回到国内后，到了哈尔滨。东北正处用人之时，但各方面的干部又极缺乏。于是，王稼祥被留了下来，朱仲丽也被分配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担任院长。那时，哈尔滨是中共所接管和掌握的最大的一座城市。第一医院有500多张床位，其规模使许多入城的同志感到兴奋。 　　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到全国广大城镇的和平建设，这对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来说，对于长期身居领导职位的傅连暲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傅连暲认识到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去做，而长期内战、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思想的影响使城市的某些医务工作者、专家、教授等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共产党的干部对他们也是陌生的，所以要团结他们一起搞建设，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又必须做好的工作。 　　1948年，朱仲丽因公事到西柏坡。傅连暲知道后，马上找到她，向她了解工作情况。朱仲丽是当时延安少有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她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延安，分配到边区中央医院当外科大夫，后来又调到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枣园以及中央军委总部王家坪等地医务所，担任所长兼医生，又兼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才使她更能有比较地讲解一些新鲜、实用的经验。 　　傅连暲听了朱仲丽的情况介绍，认为很有典型意义，应该让更多的同志听一听。于是，他又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朱仲丽在会上介绍管理大医院的工作经验，以及如何团结老专家、教授，与他们一道工作等问题。最后，傅连暲发表了讲话：“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夺取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大批干部将进入城市。我们从山沟走进城市，正如毛主席讲的，将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所以一定要加紧学习。从卫生工作来说，一是环境新，二是工作对象新，三是经验少。”“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自己是革命的，对老专家、老教授看不惯，不信任，那样工作是做不好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和争取老知识分子，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傅连暲的讲话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平津战役，很快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及塘沽的包围。一天，周恩来把傅连暲找去。 　　“周副主席，你找我?”前脚刚走进那暖烘烘的农家土屋，傅连暲就迫不及待地问。 　　“啊，傅医生，你来得正好。刚才主席和少奇刚走。”周恩来脸上还显得很兴奋。 　　“肯定有什么喜事吧!” 　　“是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真是时间不等人，千头万绪。”周恩来兴奋之中透出焦急。 　　“但还是要注意身体，不能太过疲劳。”傅连暲虽然被周恩来的兴奋情绪所感染，但仍然没有忘记医生的职责。 　　“傅医生，全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周恩来看着傅连暲，亲切地问。 　　“我还是当我的医生。”傅连暲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有，我想办一所医学院，培养更多的医生。” 　　“还有呢?”周恩来又问。 　　“还有?”傅连暲不知周恩来到底要问什么，想了一下说，“军队应该有军医学院。” 　　“你有没有想过更重要的工作，我们想让你担任一些领导工作。” 　　“可是，我还是想当医生。”傅连暲道。 　　“领导工作更重要，中央考虑让你担任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部长。” 　　傅连暲没有想到党安排他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一时不知所措，想了想，诚恳地表示：“还是让贺诚同志回来当吧，他比我合适。比起做官，我更喜爱医生这个职业。” 　　贺诚可以说是傅连暲的老领导，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卫生部长，傅连暲对其医疗技术和为人都很敬佩。后来一起参加了长征，两人都经受了长征的考验。到延安后，贺诚陪同王稼祥赴苏联治病，一呆就是六七年，直到1944年9月间才回到国内，被留在东北担任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在东北期间，贺诚在接管大城市医院、团结旧有医务人员、做好军民卫生工作、保证前线将士的身体健康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所以他认为由贺诚来当这个部长更合适，他宁愿做些具体工作。 　　周恩来想了想，道：“贺诚同志我们也会考虑，现在是说你自己。” 　　“中央实在要我当，我就当个副部长吧，部长一职还是留给贺诚同志。”傅连暲坚持说。 　　周恩来见傅连暲态度坚决，也就不多说了，转而郑重地嘱他多考虑建立卫生部、设立卫生机构以及建立医学院等一系列工作。 　　从此，傅连暲就一直考虑着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卫生部的问题。“看来，还是毛主席说得对，要从头学起呀!”他心里经常这样想。 　　此时，陈真仁担任总卫生部药材科副科长职务。由于科长李维珍经常外出，不久又调到华北军区任职，所以药材科的工作主要由陈真仁负责。 　　那时，各解放区的药材、药品供应都比较紧张。西北战场更为困难。陈真仁带领药材科的同志们，想尽各种办法，利用土法制药，筹集药材、药品，调剂余缺，大力支援西北战场。 　　1948年底，军委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军第一次药材工作会议。针对过去药材工作由于分散管理存在的各自为政、苦乐不均的问题，会议进行了认真检讨和总结，确定全军药材工作要实现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调拨、统一管理。 　　为了使会议的召开达到预期目标，收到好的效果，陈真仁带领大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军队药材管理和供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军队医药工作的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毛泽东特地请与会同志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观看了文艺晚会。傅连暲和陈真仁都观看了这场精彩的演出。 　　会议将要结束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和平解放! 　　之后，傅连暲和陈真仁就开始忙碌起来。作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马上调派了大批医生，准备奔赴北京“赶考”。陈真仁的药材科也派出一些干部，加入到了接管城市卫生工作的行列中。 　　 从基督徒到红御医：傅连暲传奇/王盛泽，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