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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国为民

王盛泽，钟兆云

使人一百个放心的“保护神” 　　新中国建立后，傅连暲担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后来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身兼数任，有时上午在这里办公，下午又到另外的地方办公。但他主要是负责中华医学会和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 　　经党中央批准，建立了由傅连暲等领导的中央保健办公室，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傅连暲忠心耿耿，对保健工作的管理非常认真、具体、细致。医生除定期向他汇报外，遇事可以随时向他汇报，甚至医生开的处方他也要亲自过目。一种新药开用之前，他都要亲自尝尝，针药也要先给自己打，经过他亲自试验观察，确认无副作用后，才给中央领导人使用。由于他工作一丝不苟，所以自从他负责建立中央保健办公室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医疗事故。中央领导人对他非常信任，只要是傅连暲给的药，没有谁不放心的。 　　1949年8月至1953年10月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几十年后回忆说：“中央确定我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后，办公厅行政处负责人叫我直接找傅连暲，由他具体交代任务。傅连暲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延安时期他在军委总卫生部任副部长，兼管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1945年9月，我被调到军委总卫生部医政科作科员，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便常常跟随傅连暲去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眼病，这样我就成了非专职的、不固定的保健医生，傅连暲也就成了我的业务上的直接领导和朋友。” 　　王鹤滨来到傅连暲办公和居住的弓弦胡同2号，当他走进傅连暲的办公室时，傅连暲高兴地站起来，叫他坐在自己写字台的对面。因为彼此都很熟，也就少了寒暄。傅连暲微笑着对他说：“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得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备人员。” 　　这已经是傅连暲第三次为毛泽东选派医生了，第一位就是成为他女婿的陈炳辉，但已经牺牲了；第二位是周毅胜，当时担任一个旅的卫生部长。他还选派过像钟福昌这样的卫生员。对每位拟选派到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护士，傅连暲首先要考察他们的技能，以自己作“病体”，让他们在自己身上进行肌肉静脉注射，或理疗按摩，放心了才介绍给中央首长。 　　傅连暲对王鹤滨作了详细的交待后，带着他去中南海，正式介绍给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傅连暲总是心细如发，一点一滴都要关照到。 　　1950年秋，任弼时因长期劳累，终于又病倒了。傅连暲忧心如焚，想尽各种办法。中央决定任弼时先放下工作，并搬到西山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全家搬去，以便静养。傅连暲专门派黄树则担任主治医生，并派刘桂武医生日夜看护任弼时。 　　任弼时的病非常重，虽经精心医治仍不见好转。情况万分危急，傅连暲和保健局的同志们为此绞尽了脑汁。 　　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热带病学专家、时任北京中和医院院长的钟惠澜清楚地记得：一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和人谈话，突然，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局局长傅连暲匆匆来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地从书包里拿出一张信笺。钟惠澜一看，上面是遒劲有力的两行毛笔字： 　　要找最好的医生会诊 　　毛泽东 　　原来是毛泽东的批示! 　　傅连暲收起毛泽东的批示后，急切地说：“任弼时同志突然发病，很重。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卫生部几位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并经过毛主席同意，决定请你去会诊，现在就走!” 　　钟惠澜预感情况不妙，急忙跟着傅连暲来到任弼时住处。 　　任弼时已经不能说话了。病床周围已经有了好几位北京医学界的名流，除金茂岳、王鹤滨、力伯畏等人外，还有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张孝骞、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 　　这些专家也是傅连暲一个一个地请来的。专家们经过认真细致的会诊，确诊任弼时患的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室出血症。后来由王鹤滨和金茂岳具体执行治疗。但最后任弼时还是走了，傅连暲极为难过。 　　任弼时的过早辞世，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了保健科，给中央主要领导都配备了专职保健医生，结束了松散的、靠王鹤滨一个人奔波的局面。徐福静担任保健科长，王力平和王鹤滨任副科长。其中，王鹤滨仍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周尚珏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王力平做刘少奇的保健医生，翁永庆做朱德的保健医生，徐福静还兼做陈云的保健医生，林伯渠的保健医生是李天庆。 　　傅连暲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为了中央领导人的健康，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爱好，以至于有人说他不会生活，生活过于单调。这一点在黄树则的一篇回忆录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黄树则充满感情地写道： 　　确实，在我和他相处的2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给自己安排过什么娱乐的时间，他没有享受过假日，没有游览过风景。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在他的生活里，容不下什么闲情逸致。你随时可以找他谈工作，他从没有表露过一点厌烦。他的工作室也是卧室。他把这个习惯从延安带到了北京。当他的身体支持不住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办公。他时时不能忘怀的是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他多次给他们写报告，请他们注意劳逸结合。他常常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傅连暲身体很瘦弱，却长期抱病坚持工作，工作起来没有昼夜和节假日之分，也没有上下班的讲究，总是随叫随到，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健工作上。 　　后来接替王鹤滨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徐涛，和傅连暲是忘年之交。有一天，傅连暲认真地对他说：“徐涛，我推荐你到主席的身边工作，你看怎么样?” 　　徐涛当时虽然年纪不算大，但医术精湛，特别是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这是傅连暲一直注重的，也是他选人的标准。 　　徐涛一听，当然是意料之外，但心中是求之不得：“愿意是愿意，就怕做不好，而影响了主席的工作。” 　　“没关系，主席我了解，他不会要求很高，只要你稍加注意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来找我。” 　　傅连暲又给徐涛讲了不少毛泽东以前的事情，特别交待了要注意的事项。徐涛都认真地记在心里。傅连暲所讲延安时期毛泽东服安眠药的事情，徐涛印象最深，在以后的保健工作中有了更深的体会。 　　徐涛经过对毛泽东的全面检查，发现毛泽东的白细胞偏高，但一直不知是什么原因。经过详细的会诊，初步断定是因为牙齿的毛病所引起。于是，徐涛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傅连暲，傅连暲又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作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经中央同意，采取了治疗措施。 　　徐涛有什么问题，总是经常请教傅连暲，傅连暲也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在工作中，徐涛屡受毛泽东的赞扬。一直到1957年5月，才换成李志绥。 　　毛泽东曾对李志绥谈起傅连暲的往事：“在江西反‘AB团’、打‘AB团’的时候，傅连暲一家5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AB团’打死了。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 　　正是鉴于傅连暲在我军卫生创建史上的突出贡献以及在革命时期所做的大量工作，1955年9月，傅连暲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傅连暲从一位基督徒到共产党员，从一位旧知识分子到我党我军卫生战线的高级领导人的传奇经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并不容易，许多时候是要承受冤屈的。徐涛是傅连暲挑选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但毛泽东认为自己身体好，平常医务上的事不多，因此把他派给了经常闹病的江青。但江青非常难伺候，还经常借故寻事整人。后来在中南海发生的对保健医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徐涛成为众矢之的，他和其他一些人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有的被调离。 　　为了使中央保健工作后继有人，从1957年开始，傅连暲让计苏华担任自己的助手，并由此培养出了人称的“第二个傅连暲”。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计苏华于1938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前后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后被派到美国留学，在华盛顿必士林医院进修胸外科，做了不少团结爱国人士的工作。1949年奉命回国，开始在山东工作，后经傅连暲提议，调到北京。 　　傅连暲向计苏华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多研究老年人易患的疾病，努力做好老年人的保健工作。 　　周恩来也曾当面嘱咐计苏华：“你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毛主席的健康。傅连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你要好好学习。 　　傅连暲对计苏华爱护有加，多方培养，毫无保留地把保健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并引导和大力支持他的工作，使他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走上正轨。此后，傅连暲因身体越来越差，工作量逐渐减少，甚至不得不半休，大量的工作则由计苏华负责。 　　计苏华的工作精神和作风受到大家的普遍好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傅连暲一样，也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摧残。尽管受到周恩来、王震等的保护，仍然没有逃过厄运。就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前夕被迫害致死。在计苏华的追悼会上，王震曾痛心地说：“计苏华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他是第二个傅连暲!”这是对计苏华、也是对傅连暲的肯定和好评。 　　抗美援朝的另一条战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建了强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 　　傅连暲领导的中华医学会，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决定组织实际行动委员会。11月15日，学会邀请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医药卫生联合会等，组成了北京市战伤救治训练委员会，开办战伤救治训练班，报名的人非常踊跃。28日，以中华医学会会员陈景云教授为领队的首都第一个志愿手术队离京赴朝，此后各地也响应号召，纷纷组织医疗手术队、公共卫生队、防疫服务队等奔赴朝鲜战场。 　　中华医学会以特殊的方式全方位参与抗美援朝。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地会虽都热烈响应。总会在经费少的情况下，捐献了1000万元。上海分会除捐款外还捐献了“白求恩大夫号”战斗机1架。 　　从1952年1月下旬开始，美国连续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和青岛等地进行细菌战，利用飞机掷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等带菌昆虫30多种，此外还投下老鼠、青蛙、死狐狸、猪肉、烂鱼、树叶、棉花等媒介物。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人民发出一个新的战斗号令：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运动。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 　　可笑可鄙的是，西方国家矢口否认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光否认是没有用的，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最能说明一切的是事实。 　　“对此我们有责任搞清楚，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密切关注细菌战的傅连暲，对美帝的丑恶伎俩深恶痛绝，他的语气中带着万分的激愤。 　　在傅连暲主持下，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务之急。就在中国政府2月24日发表声明后的第三天，26日，中华医学会总会发出组织抗美援朝防疫检验队的号召和通知，立即得到全国各级卫生部门、医务工作者的响应：北京大学医学院200多名师生，联名要求赴朝鲜前线；上海医学院细菌系全体同学，在系主任林飞卿教授率领下，召开大会抗议美国的行为，通过了“随时响应祖国号召，与危害人类的阴谋者斗争到底”的决议。 　　于是，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中华医学会总会组成了首批抗美援朝志愿防疫检验队。 　　29日，由细菌专家杨叔雅教授、方亮副教授、郭成周教授、谢知母教授，寄生虫学专家吴光教授，昆虫学专家柳支英教授，流行病学专家俞焕文教授，病理学专家严家贵教授，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地医科学校的讲师助教、技术人员数十人组成的首批抗美援朝志愿防疫检验队，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乘飞机自北京起程，赴朝鲜进行防疫工作。 　　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的同时，傅连暲以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的身份，向全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发出号召： 　　我们要警告美国侵略者，任凭你采取怎样残暴的罪行，也挽救不了你无法挽救的惨败。 　　我们中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已经化愤怒为力量，和其他生物科学者一起走上反细菌战争的最前列。 　　第一批志愿防疫检验队已经到达前线；自中华医学会总会以下，各地均纷纷成立了细菌防疫专门委员会；自动报名要求参加防疫队的更是络绎不绝，防疫药品疫苗正大量赶造，源源供应，我们完全有信心粉碎敌人的恶毒阴谋。 　　我代表中华医学会再次号召全国医药卫生工作者，更加积极行动起来，加强研究工作，开展防疫宣传，提高防疫技术，增产防疫药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力量，并随时准备走上前线，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细菌战而斗争。 　　发表讲话的当天，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中华医学会细菌战防疫专门委员会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全国著名的细菌学、昆虫学、生物学等专家共80多人。 　　傅连暲到会讲话，他说：“对于美国的滔天罪行，我们不能坐视。我号召到会的专家和全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应更加积极行动起来。” 　　3月12日，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傅连暲作为人民团体和医学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会议决议组织调查团前往东北和朝鲜调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 　　14日，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以廖承志、陈其瑗、宫乃泉等为副团长，包括团员、专家等70多人的调查团组成。15日下午，傅连暲和有关人员一起到机场欢送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中华医学会总会专门委员会派出20多名委员参加调查团。 　　与此同时，傅连暲指示中华医学会总会，大力开展防疫细菌战的宣传工作。为配合《人民日报》的专栏宣传，傅连暲交代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防御细菌战的常识》。文章初稿写好后，傅连暲亲自阅看，并作一个字一个字斟酌、修改，然后送《人民日报》发表。 　　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指出了什么叫细菌战，侵略者是怎样准备细菌战的，细菌战是可以防御的。文章最后提出了应该做的工作：第一要广泛宣传，第二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提高警惕，第三要加强防御机构，组织训练班，第四要做好预防注射工作，第五要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工作。这样才能粉碎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 　　这篇文章适时地解答了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了防御的办法，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世界进步势力先后组织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委员会前来中国进行调查。中国政府成立了以李德全为主席的接待委员会，协助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展调查工作。 　　傅连暲作为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积极配合调查团的工作，与大家一起，及时地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原始记录、备忘录、昆虫和细菌鉴定书、病理解剖报告书、各种调查表等大量确凿的证据，从而使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短短两个月时间的调查，及时写出了调查报告及附件，向全世界公布了关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这部报告书及附件(即黑皮书)，长达495页，50多万字，内有大量图表，用8种文字写成。它向全世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使其阴谋大白于天下。 　　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中华医学会总会还举办了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制作了有关反细菌战的电影、幻灯、书画等。展览会址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内。展览会通过大量确凿并经过验证的科学材料及实物，揭露了美军在朝鲜北部及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展览会正式展出前一天，半夜，傅连暲陪同周恩来、陆定一等人到展览现场观看并检查展出内容。 　　“展览会的内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就是应该用事实，用科学让人家信服。”周恩来看了展览并听取汇报后，满意地说。 　　这个展览吸引了大批中外观众，一位法国记者参观之后，在留言中写道：“展览会使我完全相信美军在朝鲜北部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傅连暲还派出一部分会员到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展览美帝实施细菌战的材料，把美国的罪行昭告天下。 　　这些工作，对于粉碎美国细菌战起了极大的作用。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但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全国各地传染病流行甚广，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建设一个新社会，任务相当繁重。卫生工作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中央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早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就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后来又加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傅连暲与卫生部负责人李德全、贺诚、苏井宽等人一起，积极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 　　卫生部除指导各地迅速建立健全海关、疫区的检疫所、站外，还派出防疫队、医疗队，奔赴灾区、疫区，帮助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仅1950年，中央、各大区、各省市组织的防疫队就达到125支，队员有5400余人。 　　南方是各种疫病多发的地区，福建又是鼠疫流行的重灾区，鼠疫一来，受害时间长，范围广，死亡枕藉，人人“谈虎色变”。 　　中央确定张鼎丞担任第一任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后，有一次开会，他刚好碰到福建老乡傅连暲。其实，他们两个是老交情了，早在闽西时期，傅连暲对张鼎丞发动“永定暴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又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事迹就已熟知，并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在延安时期，也曾经给张鼎丞检查过身体，并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详谈。 　　张鼎丞深知福建人民受流行病残害之苦，并想到了福建的鼠疫和其他疾病，他满怀希望地说：“傅医生，福建人民深受其苦，你这位大部长，要想办法帮助一下，使福建早日消灭疫患。” 　　当时傅连暲是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他不仅知道福建群众受鼠疫之苦，也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南方水网地区后同样受到疟疾、血吸虫病等的严重影响，这是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只不过现在力量有限，主要还是靠地方和军队自身，我们只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福建这个重灾区，我们可以派人去。”傅连暲说。 　　1950年2月，鉴于鼠疫又在福建流行的严重情况，卫生部特将富有鼠疫防治经验的内蒙古防疫队队长、专家萨木勒和他的助手超古浪派到福建，指导防治鼠疫的工作。 　　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疫区，现场指导福建各地的防疫灭鼠工作。张鼎丞对他们非常关心，交代人努力配合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 　　经过数月的工作，福建鼠疫基本得到控制，取得成效。但是，萨木勒和超古浪却在回北京途中，在福建的建瓯遭到土匪的劫掠，因不愿为土匪利用，惨遭杀害。 　　中央卫生部成为防疫的总指挥中心，哪里出现疫情，哪里的情况就及时地反映到这里，卫生部立即派出人员前往，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濂江、遂溪等地发生鼠疫，傅连暲和李德全、贺诚等卫生部领导研究决定，立即组织赶制鼠疫生疫苗100万人份送去，接着，又派东北防疫人员154名，携带药械及宣传品，赶赴疫区协助防治。不久，浙江温州也发生鼠疫，卫生部又忙乎起来，赶紧调派上海检疫所一部分人员前往协助，并寄去大批鼠疫生疫苗。 　　此外，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急性流行病，如脑膜炎、白喉、伤寒等，卫生部也分别派遣医务人员和调拨药品协助当地防治。为了充实防疫力量，卫生部在大连卫生研究所和北京天坛防疫处订制了大量血清与疫苗，并计划筹建黑热病防治所，分驻黄河两岸疫病流行地带，开展预防工作。中央卫生部还多次组织卫生大队，包括医师、护士、化验员、药剂员和助产士等人员，赴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卫生保健工作。 　　特别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之后，中华大地更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全体人民齐动员，大搞室内外卫生，清理垃圾，疏浚阴沟，消灭鼠、蝇、蟑螂等病媒传播体。昔日杂草丛生、臭水横溢、蚊蝇麇集的农村也旧貌换新颜。 　　在这一运动中，中央卫生部门不仅是指挥机关，而且进行了技术方法的指导，还开展了督促检查，先后组织了两次全国各地的大检查，并组织各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互相参观，互相学习，将发现的模范典型和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时推广到全国。 　　1952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一律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逐渐转为卫生部门的经常性工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医学大会上，由16位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医学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在会上介绍了新中国在短短三年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工作上，全国已组织了17835处接生站，训练改造旧接生婆约12.7万人；全部县、区都建立了卫生基层组织，初步形成了农村卫生工作网；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级的、中级的、初级的医药卫生人员，医药院校、专修科、医学技术训练班等有了很大发展；在工矿卫生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代表团的报告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958年11月，鉴于全国防疫工作的状况，傅连暲领导的中华医学会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全国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我国寄生虫病防治的学术成就和有效方法，确定了此后的研究方向，专家们踊跃发言，出谋划策，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为在我国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等五大寄生虫病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天，钟惠澜的办公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喂，我找钟惠澜院长听电话。”话筒中传来略显焦急的声音。 　　“我就是钟惠澜!” 　　“喂，我是傅连暲。”傅连暲对着话筒大声说。 　　钟惠澜与傅连暲有过不少接触，但在他的印象中，傅连暲声音总是很沉稳的，今天肯定有什么急事，他忙问：“噢，是傅部长，有急事?” 　　“是这样，云南思茅地区发现恶性流行病，已有人死亡，当地医务人员说法不一，难以确定，病情正在蔓延，情况比较危急，想请你这位专家出马，帮助治一治。” 　　“好的，我马上准备。” 　　“有你去我就放心了，祝你马到成功。”傅连暲寄予希望。 　　钟惠澜是我国著名的黑热病专家，傅连暲算是找对了人。钟惠澜带上助手，赶到云南思茅后，当地群众奔走相告：“北京的大专家来了，我们的病有救了。” 　　钟惠澜会同当地医务人员，冒着受感染的危险，深入疫区检验，确诊属于恶性疟疾流行，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控制了病情的蔓延。 　　新中国，在广大卫生战线医务人员的努力下，人民过上了安康幸福的生活。1958年7月，毛泽东作《七律·送瘟神》诗二首，赞扬6亿人民消灭危害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很多省份广大人民的血吸虫病的行动。这也是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最好的勉励。 　　中西合璧，越老越好 　　新中国百废待兴，卫生事业也是如此。要接管城市的大医院，要将它改造成人民的医院，医务人员紧缺成为一个大问题。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毛泽东为卫生工作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务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毛泽东的题词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傅连暲和卫生部门的领导同志们一起，努力贯彻这个指示精神，争取国民党时期的老医务人员为我所用，团结中西医，以最快速度把医院接管、改造好，并建成自己的卫生体系。 　　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之后，中华医学会随即召开了第十六届大会，周恩来亲自到会作报告。会议就团结全国医学工作者、整顿医院和大量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选举李德全、贺诚为荣誉理事长，傅连暲任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能很快从旧中国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很快改造成为新中国卫生行政部门得力助手，与党的得力政策有关，也离不开傅连暲倾注的心血。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新老中西医方面，傅连暲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当时北京有许多著名的医学专家，他们本来完全有条件随国民党到台湾或到国外去，但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共产党的信任，他们留了下来。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是极为倚重的，周恩来还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给他们作报告，进行宣传工作。 　　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出身于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就学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造，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和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在北京协和医院(后改中和医院)，与钟惠澜、吴阶平、曾宪九、胡懋华等一起工作，成为知名专家。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后，由于涉及人工流产措施，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的林巧稚极不理解。一天，一辆小车把林巧稚和她的学生接到得到她治疗的病人家去做客，这种事在当时是比较平常的。但下了车后，她才发现原来这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在座。 　　林巧稚听过彭真作报告，傅连暲在开会时也见过，她一下子正不知说什么好时，只见彭真笑嘻嘻地伸出了手：“林大夫，欢迎你来做客。”然后又指了指傅连暲，“你看，还请了一位专家作陪呢!” 　　“听说林大夫是厦门人，我们还是福建老乡呢。”傅连暲笑着说。虽然傅连暲当时是她们的“顶头上司”，但除了开会见个面，平时接触交谈也极少。 　　“我的家在厦门鼓浪屿。”林巧稚回答。 　　“真是老乡见老乡，大家喜洋洋。”彭真一说，引来一阵笑声。 　　林巧稚一看他们和蔼的笑脸，心中的拘束感马上就消失了。 　　饭桌上，大家轻松愉快地边吃边谈。 　　“听说，你最近心里不太愉快，有些想不通的问题，能不能说出来听听呀?”彭真看着林巧稚，关心地问。 　　林巧稚没有想到彭真会一下子问到这个问题，脸唰地红起来，同时感到有点惊奇：“您怎么知道的，是谁向您汇报的?” 　　彭真笑了笑：“你别管是谁说的，只要回答有没有这么回事呀?” 　　林巧稚点了点头，道：“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他们让我站出来划清界限，开头我是怎么也想不通!” 　　原来，这些医学专家或多或少地受旧思想影响，对新中国还存在一些疑问，再加上在做他们的争取工作时，我们有些同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从而引起一些专家的不满。 　　“林大夫真是心直口快，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是很可贵的品质。至于有想不通的问题，可以慢慢去想。”彭真和蔼地说。 　　“一些事逼着我不得不想，但我不像她们这些年轻人，”林巧稚指指一旁的学生叶惠芳，“她们接受得快，我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 　　“是啊，要一下子适应这么大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程。我那时参加革命，也有许多事情感到新奇，只是后来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才慢慢明白了。”傅连暲用自己的亲自经历，开导林巧稚。 　　“傅医生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这个转变也是够大的了，你们可以多交谈交谈。”彭真说。 　　“什么，傅医生是基督徒?”林巧稚吃惊地看着傅连暲。 　　“是的。我原来是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路。”傅连暲点点头。 　　“我也是出生于基督教之家呀。看来这两者是可以相容的啰!”林巧稚脸上渐呈兴奋之色，“最近听了多次的报告，慢慢的感到思想有点转弯了。” 　　“想通了一点，就有一分进步嘛!”彭真接着说，“都想通了，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林巧稚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次会面后，傅连暲又跟林巧稚聊过多次，做她的工作，使她的思想有了转变。不久，林巧稚走上了协和医院的讲台，她解剖了自己，解剖了协和，讲了青年时期纯真的理想，讲了在旧社会里见到的妇女悲惨的命运。 　　“我现在是看清楚了，新出来的太阳比什么都好。我爱这明朗的天空和在这明朗天空下边的生活。”林巧稚充满感情的话语和真情，感动了台下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林大夫，感谢你为我们作了一场非常生动的报告。”正在台下听讲的著名剧作家曹禺，激动地奔上讲台，拉着林巧稚的手说。后来曹禺以林巧稚报告内容作为素材，写了一个有名的剧本叫《明朗的天》，影响很大。 　　经过各方面做工作，中华医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医学卫生专家。傅连暲关心专家教授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些专家教授也都视傅连暲为挚友，推心置腹地与傅连暲谈心，一些不愿与本单位领导谈的话也都能与他诉说。逢年过节或傅连暲的生日，他们也总要到傅家去看望他。 　　每逢节假日，或有些专家患病了，傅连暲也经常亲启登门探望，有时委托学会副秘书长傅一诚代表前往慰问。据傅一诚介绍：傅连暲与医学界许多专家教授，如钟惠澜、林巧稚、张庆松、张孝骞、诸福棠、黄家驷、吴阶平、宋儒耀等等都有广泛的交往，并建立了深深的友谊。 　　傅连暲也非常重视与老中医的交往。“团结老中医”，是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卫生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在根据地，这是十分行之有效的经验。傅连暲利用自己既是卫生部门领导又是医生的特殊身份，广交中西医朋友，广泛进行中西医团结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吸收中医专家参加中华医学会，积极开展中西医交流。 　　早在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了团结中医，提高中医的科学技术水平，特邀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人士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中医师赵树屏、于道济、潘兆鹏等28人，以及对中医学术素有研究的医师孟昭威、李涛、力嘉禾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泽民亦应邀出席指导。 　　但一些中医人士因为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对我们的政策知之甚少，并且抱着些许怀疑，因此没有接受我们的邀请，不参加这次座谈会。其中有一位是知名的老中医，过去经常给国民党高层人士看病，与一些国民党要人有密切的往来。 　　对于这位老中医没有参加座谈会的事，也有不同的反映。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看来挺反动，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架子很大，我们也不要买他的账，俗话说得好，“缺一味甘草照样下得了方子”。 　　傅连暲在参加革命之前，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医生，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所了解，参加革命后，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经过学习和自我思想改造，更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他觉得这位老中医没来参加座谈会事出有因，不应过早地下结论。他打听了这位老中医的住处后，轻车简从，登门拜访。 　　当傅连暲敲开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后，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专家心中一阵忐忑不安。虽然他近来很少出门，但他对新中国的卫生工作还是了解一些，也听别的医生讲过。他知道傅连暲刚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也可以说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了。现在傅连暲突然来到自己的住处，他既感到吃惊又有点惶恐，生怕出什么事情。 　　“部长光临寒舍，未能远迎，请……”他一下子来了一句过去的熟套套。 　　傅连暲不等他说完，就摆了摆手，接过他的话，亲切地说：“不要客气，我今天不请自来，做了不速之客，还请先生海涵。”说话间，傅连暲也学他的样子，把双手在胸前拱了拱。 　　两人落座后，老先生又问：“不知部长今天登门所为何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慕老先生的大名，想拜访拜访，随便聊聊。” 　　听到这里，老先生心里才安定下来，知道他不是“兴师问罪”而来。 　　闲聊了一会之后，傅连暲切入了正题：“北京刚解放，新中国成立不久，现在千头万绪，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希望老先生能够出来帮助工作。” 　　“我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朽了，没有什么用了。”老先生似有顾虑。 　　“先生身体还康健，正可以发挥你的影响，为新中国，为百姓出力。我们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了解一些，就是要团结所有的力量，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包括一切愿意贡献力量的人士。”傅连暲恳切地动员。 　　“我为许多国民党高级人士看过病，难道你们也放心吗?”老先生见傅连暲没有一点架子，说话也诚恳，终于把内心的顾虑说了出来。 　　“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知道你的情况，不然就不会找你了，共产党是信任你的。不管过去如何，只要今后为人民做事，就站在人民的一边了。我在参加革命以前，也曾经给国民党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治过病，但一直都受到党的信任。我们希望你能把高超的医术贡献给人民。” 　　傅连暲的诚意，使这位老中医慢慢化解了心中的结，消除了顾虑，终于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傅连暲从一个享有名誉、地位和优裕生活的教会医院院长，甘冒风险献身于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确实是鲜见的。医学界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傅连暲的经历都很感兴趣，很多人喜欢倾听他的体验，希望从中得到启发。而傅连暲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又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得他周围更是团结了许多医生专家、学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经过傅连暲等卫生部门领导的工作，许多著名的老中医都焕发了青春，参加到建设祖国的卫生事业之中。北京中医界的四大名医肖龙友、施今墨、孔伯华、蒲辅周都相继出山，并且与傅连暲交往日深，成为好友。当时，肖龙友因对旧社会不满，借医为隐，把自己的住所取名为“息园”，别号“息翁”。新中国建立后，他有感于共产党的政策和诚意，又出来工作，并改别号为“不息翁”，虽然年已八旬，但老当益壮。他们都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借以推动中西医学术交流和提高。傅连暲在会上说：“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人数很多，与群众联系密切，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解决了许多疾病问题。中西医不仅在政治工作上团结，在学术上也要交流，互相帮助提高，取长补短，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傅连暲支持选举著名中医彭泽民当委员会主任，身为卫生部副部长的他，和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担任副主任。 　　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多次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座谈会一般由中医主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讨论了大黄、半夏、黄连、常山、当归、益母草、枯痔散等中药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以及各种中医疗法，取得很好的效果。 　　傅连暲对待医学专家、知识分子，总是信任有加，尽力保护，大胆任用。 　　有一位医学博士，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官，为我所用后，出了一起医疗事故，因此公安部门认定他是钻入革命队伍，肆意搞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事情反映到傅连暲那里，他主张具体分析。傅连暲曾经和这个人谈过话，了解到他原来出身清苦，在日本学医时受尽歧视，是靠个人努力奋斗，苦心钻研，才取得博士学位的。他在国民党军队医院工作，一直当医生，只是埋头治病，没参与过任何带有反动政治色彩的活动。 　　因此，傅连暲认为，这样的人应该保护，让他发挥专长，不应该定为反革命分子。至于医疗事故，确实与他有关，但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应该受到批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个人后来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傅连暲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文章，把团结中西医提高到“是关系到人民健康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医学发展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对全世界人民的科学贡献的问题”这一高度来认识。 　　对外交流不是崇洋媚外 　　1950年8月的一天，北京的天气正值炎热，但中华医学会全国总会在京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的气氛更加炽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第一次重要的会议，许多问题都要作出决定。数十位的医学界名流会聚一堂，热烈地出谋划策。 　　傅连暲主持了大会。他宣布了会议的主要议程：一是学会地址是否从上海迁到北京；二是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安排。 　　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将学会迁到首都北京办公，同时决定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的卫生工作方针也就是医学会的方针。最后讨论了医学会迁京后的善后事宜，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意见。但在学会外文刊物《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要不要继续出版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是当时国内医疗战线惟一的综合性外文刊物。它的历史悠久，由中华医学会的前身博医学会创办于1887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虽饱经政治风云变幻，战争炮火洗礼，但它还是走过来了，且越办越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新中国建立后，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许多英美的东西被作为崇洋媚外而丢弃，连外语也是全国人民齐学俄语。在这种形势下，《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忧。 　　会上有人提出：“现在都在反对崇洋媚外思想，这英文版杂志就算了吧!” 　　有人马上附议：“对!我看还是不出为好，科技领域里有好几个英文杂志都停刊了。” 　　“我也同意。我听说有的学校已经停开英文课了。我们就借这次搬迁的机会停了吧。”显然，有不少人同意这个意见。 　　这时，钟惠澜站起来发言，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不同意刚才有些同志的意见。我认为不能把办英文版杂志和崇洋媚外等同起来，相反，正因为我们要反对崇洋媚外思想，更要办好这个英文杂志，以便向国外广大读者宣传新中国的医学科学成就。” 　　钟惠澜是一代名医，毕生从事内科、热带病及寄生虫病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是我国热带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意见虽然很权威，也很有道理，但一下子也不好接受，许多人还顾虑重重：这可是政治立场问题哟!将来出了问题，谁负责? 　　但也有人说：“我看这是学术刊物，不要压政治问题的大帽子。” 　　会下，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傅连暲坐在位置上，耐心地听着各位会员有代表性的发言，听到好的意见，他就微笑地点头首肯。让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是很有好处的，他想。 　　在两种意见争论得难分难解时，傅连暲站立起来，环视一下会场，说：“我也说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要让人家了解我们的医学成就，这怎么能说是崇洋媚外呢?我认为我们不但要继续办，还要办得更好，办得内容更丰富，才能扩大影响。” 　　听了傅连暲的话，大家也就没有再争论，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继续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办下去。 　　傅连暲赞赏钟惠澜的胆识，于是他提议由钟惠澜担任该杂志的业余总编辑，并且亲自找他交谈办刊设想。 　　“杂志继续出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我们也要估计到困难不少，要下大功夫，现在把这个重任交给你，请你大胆干，我将全力支持你。”傅连暲眼中充满了信任。 　　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缺乏。中华医学会全国总会迁京以后，原在上海的中华医学会全国总会便改成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学会的大部分干部都留在了上海，《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全套人马也一个不落地留在了上海。所以，钟惠澜虽然有总编辑的头衔，但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而且还带着业余的标签。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人手，特别是有专门研究的专家。”钟惠澜说。 　　“人是有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去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北京的医学专家不少，你看能不能把有专长的人都调动起来，共同办好这本杂志。”傅连暲指点迷津。 　　“可以，我考虑，编辑部找个把专职的秘书，负责稿件的收发和具体编发，其他再设立兼职编委，注意把关审稿。”钟惠澜提出设想。 　　“这个主意很好，我看可行。具体事情由你操办，争取尽快走上正轨。” 　　后来，钟惠澜从协和医院物色到一位自学英语成才的人，名叫乔石生，经过考试后，确认合格，得到傅连暲的同意，成为杂志第一位专职工作人员，既当编辑、记者，又做校对，有时还要管排版、发行。 　　协和医院教务长林宗扬是南洋华侨，受洋教育的影响很深，脾气古怪。他来学会工作后，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可傅连暲照样团结好了他，并请他出任《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副总编。果然是慧眼识才，林宗扬对学会和杂志工作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 　　随后，学会延聘各学科的第一流专家组成《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委员会，如内科学专家李宗恩、张孝骞，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内分泌专家刘士豪，寄生虫学科专家冯兰洲，免疫学科专家谢少文，妇产学科专家林巧稚，骨科学专家孟继懋等。 　　强大的阵容，保证了刊物的学术质量，使这本杂志有了很大影响。对此，傅连暲极为高兴。贺诚看了也赞扬说：现在许多英文刊物都停刊了，这本杂志却能越办越好，实在难得，可见做了不少艰苦的工作。 　　傅连暲注意发挥中华医学会这个学术团体的作用，按照其基本任务，即“团结全国医学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共谋医学之普及与提高”，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他在1953年3月的一次专家会议上提出：“临床上迫切需要好好地座谈的疾病很多，我们应该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把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起来，选题定期按序座谈，必然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我们还要邀请中医参加这个座谈会，团结中西医，更好地为人民保健服务。” 　　这个提案当即获得一致赞成，会议决定成立综合选题学术座谈会委员会，进行定期的学术座谈。 　　傅连暲对每次学术报告活动都要亲自过问。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傅连暲亲自安排，亲自主持了“高血压症座谈会”、“糖尿病座谈会”、“胃十二指肠溃疡病”、“肺结核”等的学术活动。并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进行大力宣传。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更是傅连暲所极力倡导的。1952年就有英国访华代表团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中的医务工作者访问中国，召开了数场座谈会。1953年，中华医学会派出以方石珊秘书长兼副理事长为首的中国医学工作者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参加世界医学会议，归途中又访问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方石珊早年留学日本，曾在北洋军阀机构与国民党政府工作，受旧思想影响较深，新中国建立后受到党的政策教育，把他私人的医院捐给北京市政府，而且在学会工作不拿薪金。傅连暲对他极为信任，充分发挥他的长处。 　　这种双向交流是活跃的，也是很有效果的。仅1955年，中华医学会就与20个国家的医学工作者发生过接触，如法国医学代表团、日本医学代表团、阿根廷医学代表团等。我们也派医学代表团到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瑞士、日本、瑞典、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参加国际性的医学会议。许多医学专家被国际医学组织选为会员，加强了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国外医学界重要贵宾来华，傅连暲都要写报告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1955年10月底，应中华医学会邀请，阿部胜马率领日本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特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这期间，日本友人同北京医药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举行了报告会、座谈会，交流了医学经验。经过傅连暲等同日本代表的多次交谈协商，终于达成了中华医学会和日本医学代表团的友好协议： 　　一、中日双方交换医学专家或教授到对方所指定的医院、研究所、学校或地方进行研究或讲学，交流以对等互利为原则； 　　二、中华医学会总会对应邀前来中国进行研究和讲学的日本医学界人员提供有关研究和讲学的各种便利； 　　中华医学会商定在寄生虫病、癌肿、病毒学和细菌学、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抗生物质及其他药品的应用等方面邀请日本医学专家前来中国参加研究和讲学。 　　11月7日，傅连暲、方石珊、崔义田代表中华医学会总会与日本医学代表团名誉团长阿部胜马、团长堂森芳夫、副团长太田清一在协议上签字。首都医药学界知名人士沈其震、吴英恺、林巧稚、胡传揆、李宗恩等人也参加了隆重的签字仪式。这在新中国的医药界还是第一次。受此影响，日本民主医疗机关联合会也派出代表团访华，与中方签订协议书。毛泽东接见了该代表团，使中华医学会的声望在国内外进一步提高。 　　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大会即将召开，6月13日，傅连暲向《健康报》记者发表了谈话： 　　“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为了除灭四害、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十届大会将进一步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大会还要讨论继续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和友好合作的问题。除了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外，我们还要学习其他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医学科学上的成就，使我国医学科学迎头赶上国际水平。 　　最后报告一个好消息，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医学专家，纷纷来电要求参加大会。我们中华医学会已回电表示欢迎。” 　　傅连暲的谈话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医学科学不断发展的光明前景。 　　 从基督徒到红御医：傅连暲传奇/王盛泽，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