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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革命圣地 |
| 王盛泽，钟兆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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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黑衣，一匹黑骡
在延安，傅连暲也许是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外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中央领导知名度高，但许多下层群众是只听其名未见其人，而傅连暲却不一样，他是医生，接触的人多得数不胜数。他是当年延安人人尊敬、人人喜欢的大好人。傅连暲为人看病从不分贵贱，只要找到他，不管多累，他都二话没说，立即提起药箱跟你走。
凡是见过傅连暲的人，都忘不了他那明显的标志：喜欢穿黑衣服，戴黑帽子，骑着一匹黑骡子。人们只要看到黑衣人骑着黑骡远远而来，不用说，“那准是傅医生”。
陈真仁回忆说：“傅连暲非常喜欢黑色，在延安，他一年四季都爱穿黑衣服，冬天是黑棉衣，夏天是黑单衣。不仅如此，连他戴的帽子，穿的布鞋、袜子也大部分是黑色的。”
也许是黑色布容易染，也许是他自小曾是个基督教徒，也许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许兼而有之。
傅连暲总是骑着黑骡子，带着药箱子，穿行在延安的沟沟坎坎，出入于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之家。那时住得很分散，机关单位与单位之间相距近的有几里路，远的有二三十里之遥，且都要跋山涉水。傅连暲不辞劳苦，时常从兰家坪出发，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和中央医院等地来回巡诊，探望病人。有时辛苦了一天刚回来躺在床上休息，又有人请他去看病，他便又毫不犹豫地骑上那匹老骡子就走。一天到晚，人们看到的都是他忙忙碌碌的身影。
身为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傅连暲肩上的担子自然不轻。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万无一失，傅连暲在他的住处隔壁窑洞里特地设立了一个小药房，精心为中央领导同志配方，司药由陈真仁担任，一切慎之又慎，配好的药无论纸包或瓶装均严密封口，外盖陈真仁的私章才放心交给首长们服用(这种作风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受傅连暲指派担任陈云、凯丰、王稼祥特别护理的孙维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作为中央总卫生处长，傅连暲同志为保障中央首长健康，认真组织，周密策划，费尽了心血。”新中国建立后担任过福建省卫生厅厅长、国家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等职的黄开云说：“傅连暲每天工作十分繁忙，亲自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每天都要巡视了解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状况，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并定期组织各科医学专家为全体中央同志做健康检查。如发现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健康状况有点异常，他必亲自组织专家会诊，及时诊治，并亲自起草向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及时了解患病同志的病情，并对医疗工作给予指导。”
1940年5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完报告后，骑马回驻地。后边的江青想炫示一下自己，突然把马缰绳向左边一提，抽马两鞭子，坐骑立刻奋起四蹄，飞快地从周恩来左侧窜了过去。
这时，只见周恩来骑的马一惊，急速向右一闪，把一点防备也没有的周恩来甩了下来，摔到地上。
这一跤摔得不轻，只见周恩来脸色苍白，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胳膊痛得厉害，右胳膊肘关节一动也不能动。
接到从杨家岭挂来的电话后，傅连暲马上从中央医院叫上骨科医生，气喘吁吁地赶到周恩来的窑洞，给周恩来检查。最后确诊右肘关节严重骨折，采取了一些固定措施，开了一些药。“注意保护，按时吃药，明天再确诊一下。”傅连暲小心地交待说。
当晚，周恩来的胳膊肿得碗口一般租，疼得一夜没有入眠。
第二天，傅连暲叫中央医院的医生给周恩来拍了片，片子显示，傅连暲他们的诊断是对的，但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严重，必须尽快确定手术方案。
毛泽东闻听周恩来摔伤的情况，非常关心。当他得知真相后，把江青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尔后把傅连暲找去，了解周恩来的伤势。
“傅医生，周副主席的手怎么样?”毛泽东一脸焦急。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必须马上做手术，越快越好。问题是，我们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手术恐怕难以成功。”傅连暲显得忧心忡忡。
“到底有多少把握?”毛泽东一看傅连暲这个样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很难说，所以手术方案一直没有办法定下来。”傅连暲只得实说。
“一定要慎重，做到有绝对把握。”毛泽东指示。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所以暂时只有采取保守疗法。”傅连暲汇报道。
“主要是什么问题?”毛泽东问。
“主要是医疗设备跟不上，做手术没有把握，而且短期内都不可能做到。如果可能，是不是可以送到苏联治疗。”傅连暲提出建议。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疗。但周恩来最终还是落下了残疾。
1941年初，毛泽东患了肩周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傅连暲决定采用物理疗法如热敷、晒太阳、按摩等。他特地将中央医院护士长何奇派往杨家岭为毛泽东治疗。
毛泽东接受理疗的时候，喜欢聊天。一次和何奇讲到傅连暲，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傅医生是个大好人，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虽然入党比较晚，但他在党外早就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作了无私的奉献，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医生啊!”
傅连暲的故事深深感动了何奇。
有一次，我军从敌占区搞来一大瓶安眠药，是美国出产的巴比妥。这药很快送到傅连暲的手中，周恩来指示傅连暲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叫任何人随便动用，不能多给毛主席，也不能毛主席一要就给，只能用在关键时刻。”
傅连暲深知这“关键时刻”指的是什么。他像护命一样地护着这瓶来之不易的药，一粒也不敢浪费，只有关键时刻才取几粒送给毛泽东服下，让他睡个好觉。往往一个好觉之后，毛泽东能连续工作几天，能正确及时地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甚至做出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所以，傅连暲后来常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瓶‘巴比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哩!”
身在前方的抗日将领，每当患上重病，也少不了找傅连暲诊治。
也就在这一年，战斗在晋西北抗日前线的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因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得了肺病，不得不回到延安疗养。
关向应被安排到傅连暲任院长的中央医院检查。就在关向应住进医院的前两天，医院刚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弄回一台小型X光机，正好给关向应用上。经过医生认真检查，确诊关向应患有严重的肺病，而且痰中还带有血丝、血块。
傅连暲深知此病不能再拖，于是劝说关向应：“看来你需要住院一段时间。”傅连暲还不敢把真正的病情告诉他。
但关向应不同意：“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作为一个指挥员，怎么能离开战场呢!”
“人们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病治好了，才能更好地为抗战出力。你的病不能再拖。”傅连暲出于一个医生的责任，耐心地做说服工作。
但关向应非常固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疗养一段，你再开点药给我，我带回去吃就可以了。”
没有办法，傅连暲和有关医务人员只得把拍的片子给他看：“你的病情确实比较严重，我是医生，我们要对你的身体负责，也要对中央负责。”
见傅连暲这样说，关向应这才无可奈何地住进了医院。
关向应虽然住进了医院，心里却老惦记着抗战前线，不安心治疗。是啊，他和师长贺龙一直战友情深，从来没有分开过，在这个紧要关头，他怎能忍心让贺龙一个人担这副重担，他更不忍心离开战士们，离开战火纷飞的前线。
得知关向应得病住院，毛泽东很着急，马上让人挂电话把傅连暲找去，详细询问关向应的病情。
“关政委的病情很重，痰里带有血丝，必须住院治疗，还要长期静养，才有可能恢复。”
毛泽东一听，眉头重重地皱了起来，面露焦急之色：“一定要尽全力，拿最好的药，把他的病治好!”
“现在这种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关键是要调理好，特别是要静养。但关政委老是想着回前线，不安心养病。”尽管关向应一再交代傅连暲，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毛泽东，但傅连暲面对毛泽东却不敢隐瞒。
“我下午去医院看看他。”毛泽东想了想，说。
“那太好了，请主席帮我们劝劝他吧，让他安心配合我们治疗。”
下午3时，毛泽东来到中央医院，傅连暲等人早已在院门口等候，把他迎进了办公室，接着详细汇报了关向应的治疗情况和安排。
“关政委的病情现在得到了控制，但他总是归心似箭，这不利于养病。主席，您一定要劝劝他。”傅连暲话末还不忘记提醒毛泽东。
“好，我来做这个工作。”毛泽东答应着，向关向应的病房走去。
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医院看望自己，关向应激动而吃惊。毛泽东紧走两步，把关向应扶起来坐好，认真地询问他感觉如何。
“向应呀，听说你的心老是飞回前线，这可不行呀。你要听话，安心养病，服从医院的治疗。你患的是慢性病，必须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治疗，才能恢复健康，莫要性急呀。前方来的电报都送给你看过了，情况你也知道了，就别惦着，目前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心养病，病养好了就是最大的胜利。”
关向应满怀感激之情：“主席，谢谢您的关心，我听你的，安心养病。”
听到这样的话，傅连暲和众医护人员才放下心来。
医院对关向应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手头事情比较松的时候，傅连暲就到关向应的病床前，跟他聊天解闷。
尽管关向应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但他始终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关政委，你的病虽然挺重，但是只要疗养好，还是可以治好的。”傅连暲安慰道。
“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枪林弹雨都不怕，艰苦的长征也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困难呢!”关向应敢于蔑视一切拦路虎。
“你这种精神很好，我曾经在40年前得过严重的肺结核，病卧了两年，以为没治了，但参加革命以后，抱着把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的决心，眼光扩大了，抛弃了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包袱，把生死置之度外，身体反而健康起来了。是革命解救了我，使我获得了新生。”傅连暲讲起了自己的事情，目的就是要传授跟疾病作斗争的经验。
“我同意你的观点。很多事情书本上是没有的，看病也一样，不然还谈什么发挥创造呢。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创造出奇迹!”关向应无比坚定地说。
“不过，凭我的经验，这种病，除了意志和信心外，疗养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静卧，经常晒太阳，要有充足的睡眠，必要时可以吃点安眠药。”傅连暲忘不了因势利导。
听着傅连暲真诚的劝告，关向应很感动：“傅医生，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养病，以后还要回到战场杀敌呢!”
身在医院，关向应少不了要关心医学上的事情。一次，他问起医学上的派别现象时，傅连暲如实汇报了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学说不同，争论是难免的，有争论才会有进步。可是如果我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的一套完全对，你从日本回来，就说日本的一套完全对，学生总是跳不出老师的圈子，这无形中是老在给人家做奴隶，做义务宣传，建立不起自己的一套。”关向应说。
“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还有西医与中医之间也有些争论。”傅连暲很佩服关向应看问题的深刻。
“中医、针灸，这里面有好东西，整理和研究很必要，可是目的是往前走。如果光是盲从，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百病都灵的验方，那就不对了。”
“你这番话使我深受教育，今后工作应该站得更高，我倒要谢谢你呢。”傅连暲说完，又不忘安慰鼓励关向应一句，“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祝你早日健康，重返前线。”
虽经傅连暲和医生们的努力，但关向应的病情实在是回天无力，在与病魔抗争几年之后，终于沉疴不起，为革命献出了年仅44岁的生命。
朱德题词相赠
到达陕北后，傅连暲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妇女和孩子。在长征路上，有多少女同志得了各种各样的妇女病，又有多少刚出生的婴儿不得不送给群众抚养，这是傅连暲耳闻目睹的。
在陕北，慢慢也汇聚了一些小孩，其中有的就是傅连暲亲手接生的。这些小孩，有的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有的是正浴血抗日疆场的前线指战员的，有的是组织上通过种种办法帮助找回来的革命烈士的遗孤。
当时作为过渡办法，许多小孩被寄养在老百姓的家中。但老乡们自己生活就很艰苦，加上不懂得科学喂养，卫生条件又差，这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不少小娃娃夭折了。
一想到这些，傅连暲就难过，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也是革命的未来，如何把他们带大培养好，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这天，傅连暲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延安卫生工作的情况，顺便也提到小孩子的问题：“主席，现在延安的小孩也不少了，有的是前线抗战将士的孩子。他们在前线与日军作战，小孩无人照管，只好送到老乡家，或者送到亲戚家，但效果很不好，病死的、丢失的，屡见不鲜，我看这样不是个长久之计。”
“是呀，我们在后方的还好，但前方将士怎么能安心呢?不管怎样，我们要想个办法，统一考虑，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是啊，毛泽东本人对此就有亲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他和贺子珍的亲骨肉，就在出生后送给老百姓去养，后来毫无消息，生死不明。现在身边又有了娇娇(李敏)，不也是送到老乡家喂养的吗?自己还好，离得近，有时间还可以去看一看，但前方将士呢?想到这里，毛泽东很关心地问：“现在都有哪些人的孩子在老乡家中?”
“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有李维汉的儿子，贾拓夫的女儿，陈正人的小孩，谢觉哉谢老的小孩，王首道的女儿，还有你的女儿娇娇和我的女儿维芳。”傅连暲一口气说出一串人头，“此外还有一些前线将领的小孩寄养在当地的老乡家，其中有刘伯承同志的小孩。”
“是呀，怎么办好呢?”毛泽东陷入沉思。一会儿，他抬眼看了看傅连暲，眼睛一亮：“傅医生，看来你考虑过这个事情，你看有什么好办法?”毛泽东深知傅连暲对工作的负责，只要是他提出来的，一定会想些办法。
傅连暲见毛泽东问到，笑了笑说：“我想是想过，但不一定周全，提出来请主席斟酌。我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搞一个保育院，将这些孩子集中收养起来，这样便于照看，也有利于教育。”
“哎，办个保育院，这是个办法。”毛泽东很感兴趣，“你说说如何办呢?”
“可以从小到大，先请几个保育员，把孩子看起来，吃饭、睡觉、卫生检查等都可以统一起来。”傅连暲很有把握地说。
“好，我看行。你赶快与有关部门商量一下。”
这件事情落到了傅连暲的肩上。几天后，傅连暲又找到毛泽东。
“主席，我已与有关部门商量了，大家都很同意这个设想，并商定了一个意见，成立一个中央托儿所，先把在延安的孩子看起来，以后再陆续把送到外面老乡家的孩子接回来。”傅连暲汇报时充满了兴奋的神色，憧憬着托儿所的未来。
“好哇，真是一件大好事。这件事要尽快办，我的小娇娇第一个报名。”毛泽东也很高兴，吸一口烟，又问，“要找个好的当家人，托儿所的所长选好了没有?”
“已经有了初步的人选，她叫丑子冈，是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好同志。丈夫牺牲了，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延安，曾在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担任过护士，还做过合作社主任。工作积极，有吃苦精神，特别是她对孩子很有爱心……”傅连暲介绍说。
“嗯，看来是个不错的人选。”毛泽东边听边点头。
“另外再派几个年轻的女同志协助丑子冈同志工作，还要请一位有经验的炊事员给孩子们做饭。”傅连暲考虑得很周到。
“就照你说的去办，这件事要办得既妥又快。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一定要把他们养育好。”毛泽东加重了语气。
“是，一定尽力办好。”傅连暲也感受到这个担子的重量。
当年的托儿所所长、后来一直从事幼儿教育的丑子冈，忘不了傅连暲找她谈话时那满含希望的目光，那语重心长的话语：“丑子冈同志，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想想前方那些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将士，我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把托儿所办起来，办好，让孩子们有个安稳的家，让他们的父母在前线安心战斗。”
经过努力，大家白手起家，把托儿所建起来了，并迎来了第一批7位小主人。他们是：李维汉的小孩罗小金(即李铁映)、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即李敏)、贾拓夫的女儿贾丽丽、谢觉哉的小孩谢定定、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陈正人的小孩小胖以及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芳。
此后不久，托儿所很快扩大，从最初的7个孩子增到几十个，从6间窑洞发展到20多间。大批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抗日将领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延安来。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邓小平的女儿邓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黄镇的女儿黄文和黄浩，以及后来杨勇的儿子杨小平、白坚的儿子白克明等等。
中央托儿所归傅连暲具体负责。自建所那天起，他就主动承担了托儿所全体人员的医疗卫生保健指导。傅连暲非常爱孩子，孩子们也都喜欢他。在托儿所留下的一张最为珍贵的照片里，一袭黑衣的傅连暲与保育员们在孩子们中间，他左手抱着罗小金，右手搂着娇娇，笑得非常的开心。这两个小孩的妈妈都不在延安，傅连暲特别心疼他们。尽管傅连暲自己的女儿维芳也在托儿所中，可他却没有表现出溺爱，更不多接女儿回家，即使有时接女儿回家，他也总要带上几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让他们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
一次，看护小华北和邓林的保育员吃饭去了，把两人锁在窑洞里。没想到小孩子爱玩，竟然把火盆里烧红的木炭拿出来玩，引起大火。于是小华北的脸、邓林的胳膊都烧得不轻，吃饭回来的保育员面对这幅惨景，吓呆了。在傅连暲的及时抢救和精心治疗下，孩子们性命无恙，但都落下了疤痕。傅连暲以此为教训，对保育员们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教育。
1944年9月，洛杉矶托儿所(由中央托儿所改名)爆发了一场来势凶猛的百日咳，一下子传染了二三十个孩子，有些工作人员也相继被传染。
傅连暲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在他的眼里，这些托儿所的孩子也都像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一寒一暖、一痛一病都放在他的心上。
傅连暲马上赶到托儿所，指示丑子冈等保育院负责人：“马上将生病的小孩隔离。”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急救措施，现在病孩已与别的孩子隔离开了。”丑子冈连忙回答。
“孩子们的情况怎么样?”傅连暲又焦急地问。
“基本上都是百日咳的症状，不停地咳嗽、干咳，有的甚至咳血了。”丑子冈说，“有几个孩子情况比较严重，都已送到医院，有专人护理。”
“看来这次传染面挺大的，必须坚决制止传染蔓延，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孩子们。”傅连暲的眉峰紧蹙着。
傅连暲心里丝毫不敢轻松。这时的延安，药品奇缺。一下子这么多小孩染上百日咳，就是因为孩子们都没有注射过百日咳预防药剂，才酿成如此局面，现在又哪里去找治疗此病的特效药呢?
大家都愁眉不展，目光纷纷转向了傅连暲。
“这样吧，在目前缺乏药品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利用一些民间偏方、土药，看能不能对百日咳有效。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的办法。”傅连暲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
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对于傅连暲，大家历来是非常信赖的。
傅连暲顾不得去看一眼也染病的女儿，马上投入制定治疗方案的工作中。他一连几天没有回家，扎在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寻找中草药方，请教民间医生。
听说民间流传给患百日咳的孩子注射人血这一做法，傅连暲果断地说：“尽管有危险，但可以一试，再拖下去就更危险了!”
傅连暲从患过百日咳的人身上抽出一些血，注射到患百日咳的病孩身上。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收到成效，加上适当的营养和睡眠，一些孩子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遗憾的是，傅连暲的女儿维芳，在这场传染病中，由于治疗不及时导致了耳聋。
在这场与百日咳的战斗中，身体原本虚弱的傅连暲，由于劳累过度，终于也染上了此病，倒下了。
孩子们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而傅连暲却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日夜久咳不停，有时吐出的痰中还带有血，但他还是坚持亲自过问各个医务人员的工作情况。当他终于挺过来，能下床走动时，他又回到了病人身边。人们都额手称庆，因为“傅医生又能为大家治病了!”
为了表彰傅连暲的突出贡献，朱德亲笔给他题写了“模范妇孺工作者”的横幅。这是对傅连暲工作的最好褒扬。
美国外科专家艾乐思博士到延安访问时，专门参观过托儿所，他对这里的卫生和保育工作赞不绝口，高高地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夸奖：“这是我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所托儿所。”
回到美国后，艾乐思博士写了一篇《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报道，文中说：
虽然这个托儿所是在一种简朴的条件下工作着，但这是我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疾病的预防不只是给儿童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并且给探望者也穿戴上。当探望者离去后，他们和儿童的隔离衣及口罩，都收集起来拿去消毒。
保育院院长丑子冈的儿子丑松亮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妈妈去世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逢年过节一定要去看傅连暲夫妇。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能健康地生存下来，傅连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丑松亮牢记妈妈的嘱托，经常到傅连暲家中探望。
毛泽东说：他不是走上层路线
在延安，傅连暲被委任为中央总卫生处长，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边区医院坐落在宝塔山下，是傅连暲发动全体医务人员，自力更生，挖出两排窑洞建立起来的。
作为一院之长，傅连暲整天要忙于医院的事务，非常劳累。医院条件差，碰到的问题自然也多。
首先是在医务人员少的情况下，医院要不要分科、怎样分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争执，有人赞成分科，有人赞成不分科。后者认为，分科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办法，往往会造成看内科的开不了刀、外科大夫治不了伤寒的现象。这在延安还可以对付，可是到了前线，岂不要发生事故，而且是人命关天。
傅连暲主张分科，他说明自己的理由：“这样有利于治病，也有利于医生们提高医术。”他本人是内科医生，但他外科、妇科、小儿科一揽子都要干，美国医生马海德笑说他是“通才”。
针对反对分科的意见，傅连暲以自己为例，进行解释：“我这个内科大夫，只要需要，什么外科的开刀、拔牙等手术，甚至妇产科的接生小孩的事，都可以做。但这不等于必须样样全，一个人精力有限，爱好不同，擅长也不一样，要做到百科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当时的困难时期，医生紧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也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特别是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更需要多面型的医务人员，这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傅连暲认为：当此非常时期，确实要求我们的医生是个多面手，样样都能够拿得起来。但是，这不等于不要专业。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当分科的基础上，使医务人员专一门之外，能尽量熟悉其他科，以便在需要时使用。
对于这个问题，傅连暲还怕不踏实。于是他又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换了意见。
“专业分工是科学的需要，恐怕只有巫师才敢说包治百病。这是骗人的鬼话，封建社会的产物。驱神弄鬼搞了半天，结果往往把小病误成大病，把好好的人活活折腾死掉。”周恩来赞同傅连暲的意见，并严肃地指出，“我看不论干什么，都要讲究点专业技术。”
周恩来的明确肯定，使傅连暲更有了信心。
一次，傅连暲去看毛泽东，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当时正在吸烟，他把香烟拿在手上把玩一会儿，对傅连暲说：“天底下哪有万事不求人的事，这根烟，就不知要经过多少人手，经过多少工序才生产出来的。一个人全包下来，那是农村里的人卷喇叭筒，就不叫香烟了。所以我支持你的意见，还是要有适当的专业分工。”毛泽东以浅显的事物作比喻，阐明了一个道理。
这样，边区医院分了科。傅连暲也并非机械地一分了事，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根据医生少、专业人才不够的状况，先分了内外两科，同时强调要兼顾其他科的医疗事务。以后慢慢地根据需要和可能陆续设立其他科。
1942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傅连暲由于生性耿直，平时较少主动与其他人接触，所以总是给人以不好相处的感觉。每到有什么事时，他总是第一个受到人们的质疑，不被人们所理解。
这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人们虽然没有再怀疑傅连暲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没有诬陷他为“改组派”、“AB团”，但对他还是揪住不放。要说一个人如何有毛病，总是可以抓到他的一些小辫子的，更不要说是曾为基督教徒、又是如此刻板的傅连暲了。
在整风之前，一些人就曾抓住他与张国焘的一些正常交往作文章。这一次，又有一些人找到傅连暲的所谓问题，在会前会后整他，要他交代自己工作中的问题，说他老是围着领导人转，是专走“上层路线”的典型。这事一直纠缠了很长时间。
傅连暲极力为自己申辩，因为他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必须“围着领导人转”，否则有什么问题就是他的失职，对此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这些人的指责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傅连暲专走“上层路线”，这也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傅连暲作为中央医院的院长，事务繁忙，但他仍然尽可能抽出时间，骑着一匹骡子，穿行在延安地区的乡下，为老百姓们治病。这难道不是接触群众吗?
这件事情不知如何也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郑重地指示：“什么上层路线?这是他的工作。有的同志掌握了很多很多机密，你要问么?对不起，一句也不告诉你。是他架子大，瞧不起人?也不是，这是工作需要。对于傅医生，你们不要再搞了!”
毛泽东的讲话，是建立在对傅连暲的充分了解和极端信任的基础之上。傅连暲听说后，心里大感宽慰，也非常感激。自此，对傅连暲的纠缠才得以停止。
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傅连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革命坚定性。毛泽东对傅连暲的评价，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说明。
外科专家周泽昭医生经过李克农的介绍，冒着危险，历经波折，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不久，毛泽东要见他。那天，黄树则陪同周泽昭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还招待他们吃饭。吃饭时，周泽昭充满敬意地说：“我能够来到延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光荣。”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一笑：“为革命人民工作，大家都光荣。”随后充满关切地问他：“你来延安，各方面习惯吗?”
“习惯，在国民党统治区，矛盾重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延安就不同了，大家彼此之间一点矛盾也没有。”
毛泽东联想到傅连暲的事情，立刻接过话道：“你刚来，还不完全了解。但你要记住，矛盾到处都有，不过这里的矛盾和国统区的矛盾完全不一样就是了。”
“是的，为人民工作是自愿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周泽昭说。
“你能冲破阻力，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这一路长了不少见识吧?”毛泽东又问。
“是啊，投奔革命圣地，总是要付出代价、战胜困难的。”
周医生讲了自己从重庆到延安的经过后，毛泽东又说：“你们的傅院长，就是一个榜样。当年红军路过他的家乡，他带着他那个医院和全部家当参加了红军。长征那么艰苦，他跟着过来了，没有叫一声苦。那时候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他下了这个决心，就再不动摇。他对红军的卫生事业是有功的。”
群众心目中的“活菩萨”
傅连暲虽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但他并不是只管中央领导，更不会只走“上层路线”。延安周围的许多村庄，老百姓的屋里、炕头，都留下过傅连暲那不知疲倦的身影。找傅连暲看病，一般都是药到病除，至少也是很快好转，于是他成为当地老乡们极为尊敬的大好人。老百姓甚至说，得了病有傅医生看，死了也不冤枉。
有一次，中央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子，有一家农民的小孩得了急性病。家里穷，又迷信，就请了本村的一个巫婆做法术，折腾了一整天，小孩的病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
傅连暲知道了，立即赶到这位老乡家，为小孩作了诊治，药到病除，老乡全家都非常感谢傅连暲不收钱为孩子治好了病。在事实面前，他们也认清了巫婆那一套是骗人的把戏。
“以后不要信巫婆神汉，大人小孩得了病都要尽快送到医院来看。”傅连暲趁机开导说。
“一定记住你的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全家人千恩万谢，一定要留傅连暲吃饭。但傅连暲婉言谢绝了，骑着他心爱的黑骡子回到了医院。
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傅连暲来说，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从来不生孩子，这不知给多少家庭带来了痛苦。“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决非小事。”傅连暲得知情况后，带着一位医生，亲自到侯家沟去检查。
经过实地察看，傅连暲怀疑这个村的饮用水有问题。后来对水质进行了化验，果然水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问题找到了，傅连暲又调动医院的力量，帮助群众对水进行处理，并给村里的群众治病。后来，那两个村庄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人们破涕为笑，庆幸有了共产党的好医生。
傅连暲成为延安群众广为称颂的人，人们都把他当成妙手回春、有求必应、药到病除的“活菩萨”。
但这位“活菩萨”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在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修筑了绵亘数省的五道封锁线，造成边区物资严重匮乏，连纸张都缺乏，更不要说用于治病救人的药品了。边区缺医少药，有时傅连暲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把活生生的生命吞噬。
面对如些严峻的局面，傅连暲和医护人员没被困难吓倒，他们想出了种种补救办法。譬如自行酿造酒精，泡制陈皮、远志和当归等酊剂，以供药用。此外坚持就地取材，收集民间验方，用中草药来治病防病。人多力量大，经过大家的努力，收集了许多土方、验方，其中许多都收到了显著的治疗效果，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用烟叶水治下腿溃疡等。同时推广医疗器械代用品，用普通锅代替消毒锅，煮开消毒；用笼屉蒸敷料；用竹子做镊子；用罐头盒做腰盆、洗眼漏斗；自制手术床等。这些看似“土里土气”的家伙，在当时可解决了大问题。傅连暲还在延安筹办了制药厂，生产出一些军民急需的药品，解了燃眉之急。
但这只能起一些补救作用，有些疾病必须有特效药。傅连暲为此求助于毛泽东。
“目前，延安药品奇缺，不仅没有盘尼西林这样的好药，就连奎宁、碘酒、麻醉药、黄连素这样的常用药也十分缺乏。中央医院每天都能收到痢疾、打摆子、百日咳这样的病人，然而却无药给他们治疗，甚至有的伤员做手术都没有麻药。虽说动员医护人员上山挖了不少草药，但有些病症光吃草药也不行，本来有许多伤病员都可以治好，就是因为没有药而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傅连暲带着深深的内疚说。
毛泽东也知道，不光延安，每块根据地都是如此。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在与日军浴血奋战时，不少战士就因为缺医少药而致残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对傅连暲说：“关于药品的问题，除了你们采取的办法还要继续做外，你是否同周副主席联系一下，请他同孙夫人(宋庆龄)通通信，把我们的困难讲一讲，求求援。孙夫人在海外关系多，香港的位置也比较好，活动起来更方便一些。”
“好，我尽快联系。”傅连暲说。
后来，宋庆龄克服了重重困难，真的把药品及其他物资辗转送到了延安，解决了大问题。
既然缺医少药，那么，能不能做到不生病或少生病呢?傅连暲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延安地区老百姓卫生状况之差令人触目惊心。
傅连暲在给老乡们治病当中了解到，老百姓根本没有讲卫生的概念，平时很少洗澡、洗手，衣服总是穿得油光发亮，脖颈也是黑油油的。边区百姓喜欢喝生水，生了病也不去找医生，而是找巫神。妇女生小孩也是由接生婆用旧的办法接生，新生儿成活率仅40％左右。这样的卫生状况，要获得健康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减少疾病入手，做好预防工作。
为推动边区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1940年，由李富春、傅连暲、李景林、饶正锡等共同发起，在延安各界组织了延安防疫委员会，掀起了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
这年冬天，受寒流影响，延安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冷天气，引发大范围的流行性伤风感冒。傅连暲积极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军民中做好预防宣传工作。他自己更是不辞辛劳，到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去作报告，讲解感冒的危害及防治方法。傅连暲所到之处，都受到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次傅连暲到陕北公学宣讲，山上几个班的学员因故迟来。他们赶到山下会场时，傅连暲的报告快要结束了。后到的同学不满意，高声呼喊要求傅连暲继续作报告。此时太阳快落山了。傅连暲见大家热情这么高，就继续讲了起来，并给大家介绍了不少防治感冒的办法，如用盐开水漱喉，喝辣椒汤、姜汤，自我按摩风池、迎香穴位等。
傅连暲还解答了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最后他风趣地说：“我治感冒的办法还有一条，叫多喝开水。有人不信，还送给我一个绰号叫‘开水医生’。(众大笑)同学们可不要笑，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也是实践证明有效的，喝开水不仅有益于防治感冒，还能防止其他疾病呢，比如不爱喝开水的人容易便秘，便秘容易引起肛裂和痔疮……”
天已全黑，校首长担心傅连暲太累，再三请他休息，傅连暲这才结束了报告。大伙怀着激动和感激的心情，排成长队目送他离开会场，有人还带头高呼：“感谢傅医生，欢迎常来做报告!”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与会者对这一幕仍然记忆犹新，深为傅连暲倡导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精神所感动。
距中共中央驻地杨家岭两里路有个杨家湾，这里鸡猪不圈，人畜共居，没有厕所和垃圾坑，虱子苍蝇老鼠多，肠道病、虱媒病、婴儿脐带风、妇女产后风等发病率都很高，得病就烧香许愿求巫神……面对这些情况，傅连暲领导的中央总卫生处决定在杨家湾设立卫生点，摸索做好群众性卫生工作的办法。
新来中央总卫生处的马兴惠学过公共卫生，热情能干，傅连暲决定派他去杨家湾。他专门和马兴惠谈了开设卫生点的重要性，并说：“这个村就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距咱们处和中央医院也很近，我们应该首先搞好这里的卫生工作。中央妇委已派陶端予同志去办小学校，想叫你也去给群众讲点卫生课，配合乡里抓好这个点。”
听了傅连暲的话，马兴惠表示：“可以，我一定努力做好!”
傅连暲高兴地说：“那好，就这么定了，乡里已通知明天上午在我们这里召开卫生动员大会，每户来一人，到时候由你主持，我动员。”
第二天上午，杨家湾乡里男女老少来了上百人，傅连暲在大会上作了动员：“快过春节了，请大家齐动手，搞个卫生运动，各家把窑洞里和院内外都好好打扫一下，家家建立厕所、猪圈，鸡也要圈起来，做到干干净净过春节。为帮助大家搞好卫生，我派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马兴惠给大家当参谋。如果乡里有重病号，他还可以介绍去中央医院看病。”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老百姓们都感到很稀奇，共产党还管我们做卫生?卫生试点刚开始，困难重重。也难怪，移风易俗说来容易做来难。傅连暲亲自抓这个点，发动总部机关干部为群众打扫卫生，并修建厕所、猪圈、垃圾坑等，卫生处门诊部还经常到各村出诊、巡诊，帮助重病号住院治疗。
看到自己家多年没有扫过的黑乎乎的窑洞被扫得窗明几净，家家都建起了厕所，把牲畜也都圈养起来了，老百姓开始感觉到了生活的舒适。更因为机关干部带头，军民关系日益密切，老百姓也就自发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运动。一时，家家都在做卫生，个人卫生也受到重视。
傅连暲带领医务人员，一家一户进行检查，哪家不符合要求，就督促他们重新做，并帮助他们达到要求。每到一家，他总要说：“老乡们，我劝大家有病要找医生，不要求神信巫，讲迷信会上当误事的。据我们调查，好多病都是不讲卫生引起的，而靠巫神治病就越治越糟。我们要相信科学，靠讲卫生来防病。眼下大家还很穷，看病买药有困难，就是将来富了，也要讲卫生，才能少生病，用我们的行话讲，这叫‘预防第一’。”
杨家湾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开展起来后，卫生面貌大为改观。通过多次检查评比，边区政府给杨家湾颁发“卫生模范乡”的红旗。经《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宣传，杨家湾的“典型”轰动了整个解放区，远近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随着毛泽东号召开展群众卫生工作，中央各单位也闻风而动，发动群众大搞卫生。卫生运动收到很好效果，但也出现了诸如发动群众普遍戴口罩、一年洗四次被子等主观主义、不切实际的做法。群众对此颇有意见，说：“耕地时戴口罩喘不过气来。被子一洗就破，损失太大。这样的卫生实在不好讲究。”有的地方发动群众打苍蝇，却没有告诉其目的在于防止传染病。结果许多群众只知道打了苍蝇能卖钱，用手拨拉着苍蝇数来数去，反而易受传染。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注意实效，农村挖了许多厕所，但大小便却不到厕所拉。更有甚者，有的单位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提出要给杨家湾老百姓来一次详细的体格检查。傅连暲当即冷静地指出：“延安缺医少药，连急性病的治疗还感到力量不足，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通过调查研究，傅连暲发现了开展群众卫生工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各单位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指导群众运动的健康开展。
在实践中，傅连暲领导的中央总卫生处摸索出了开展边区群众性卫生工作的经验，总结出“预防第一，减少疾病，掌握技术，减少死亡，增强生产中的劳动力”的卫生工作方针。“预防为主”的提法，到新中国建立后仍然被沿用下来，成为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
党中央为“郎中”贺寿
傅连暲历来信奉的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对待任何人，他都没有成见，都是按自己的职业道德去做。但因为他直接负责中央首长们的保健工作，所以地位比较特殊，经常被无端卷入一些是是非非的旋涡之中，有时他自己都被搞得摸不着头脑。
1944年秋的一天，傅连暲办公室的门“咚”的一声被撞开了。挟着一团寒气闯进来一个人，横眉怒目地冲着傅连暲嚷道：“傅连暲，你安的什么心，为什么要害死王明?”
傅连暲定睛一看，原来是王明的老婆孟庆树。对于她的责问，傅连暲不明所以，不禁一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急，慢慢讲。”
“还不急，都快出人命了。”孟庆树一副不饶人的架势，简直要咆哮起来。
“不会吧，他服药以后，情形听说挺好。”傅连暲小心地说。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孟庆树推了傅连暲一把，傅连暲差点被东西绊倒。
傅连暲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想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化，急步随她赶到王明的病房。
王明这次住院，据说是因为长期失眠。党中央、毛泽东对王明是非常关心的。为了王明住院的事，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找到院长傅连暲，嘱咐傅连暲要认真诊治。
傅连暲亲自交待主任医师金茂岳给王明检查了身体，并确定由金大夫负责王明的诊治。傅连暲多少也明白，王明的病除了生理上的外，还主要是心里有病，是思想病。傅连暲根据自己为领导人保健的经验，特意嘱咐金医师，可以给王明服用一些安眠药。
王明住院后，经检查又发现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金茂岳依据传统疗法，用甘汞进行治疗。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因为事情多，又忙于科里的整风，金茂岳只通知了白班护士，忘了通知夜班护士，对病人的护理记录也疏忽了检查。真是阴差阳错，夜班护士照样给王明服用甘汞，使病情开始加重，牙齿也掉了一颗。经西医治疗不见好转，于是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诊治，服用几剂中药后才好。
不久化验查出王明尿液中含汞，于是才发生前面孟庆树责问傅连暲的场面。
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自从王明失去以前的地位后，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别人也会运用他对付同志的手段，对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但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于是又怀疑人家会暗中害他。这次，孟庆树把化验结果与前段王明掉了一颗牙齿的事情联系起来，更认定有人有意要暗害王明。因为傅连暲既是院长，又是保健方面的负责人，所以孟庆树就直接冲到了傅连暲的办公室，把压抑多时的气都一起发泄到傅连暲身上。
这件事一下子闹大了，连中央也知道傅连暲出了“医疗事故”，王明性命“危在旦夕”。真是非同小可，中央立即指示组织人员会诊，并派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解会。
医生介绍了王明的病情、用药量之后，会诊人员进行了会诊。这时却有人不怀好意地攻击负责中央首长保健的傅连暲，指责他工作不负责任，骄傲自大，玩忽人命，竟然发生了这样大的问题。
在调解会上，孟庆树又哭又叫，硬要傅连暲承认是他指使医生谋害王明的，并且要他说出谁是幕后主谋。孟庆树用意明显，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
傅连暲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他知道，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金茂岳，都不可能去谋害王明，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医疗事故。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中央医院任外科和妇产科主任。在当时的延安，金茂岳的医疗技术很有名，而且上下人际关系都不错。傅连暲正是从这一点考虑，才把这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当时他还不太愿意接受，经傅连暲做思想工作后才同意。
根据中央的意见，傅连暲组织了延安各所医院的主要医生进行会诊，外国医生马海德也参加了。经过会诊，一致认为，金茂岳在治疗中让王明服用甘汞是可以的，但服用时间过长，导致病情加重。在这件事情上，金茂岳有责任，是失职，但只是一次医疗事故，不存在“暗害”的问题。
但王明和孟庆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说此事有人指使，要追查幕后人物。金茂岳也当面向王明作了检讨，但他们就是不罢休。
“应该追查动机，叫他蹲监狱。”孟庆树一蹦三尺高，借题发挥。
开始傅连暲也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即使挨了骂也忍了下来。可是，孟庆树越来越不像话，硬是不肯罢休。“你，傅连暲，没安好心，要害死王明同志。你说你到底受谁的指使?”
傅连暲即使脾气再好，也被逼得忍无可忍，他腾地一下站起来，面向孟庆树，大声申辩道：“我受谁的指使?用的什么毒药?你说话要负责任，要拿出根据来!平白无故地胡乱诬陷人，这是不允许的。”
连党中央负责人也不看在眼里的孟庆树，哪里受得了这种气，在她看来只是一位“郎中”的傅连暲，竟敢当面顶撞她，更使她气急败坏。“我就是这样说，你敢怎么样?!”她的声音大得惊人。
傅连暲毫不示弱，义正辞严：“诬陷人就不行，我要求党进行追查!”
孟庆树被傅连暲的正气所逼，一时张口结舌，下不了台，恼怒之中操起一把椅子要砸傅连暲，旁人急忙夺下。孟庆树索性耍泼，连叫带嚎：“王明同志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你傅连暲要偿命。”
傅连暲知道再跟孟庆树纠缠也不会有结果，气愤地离开了会场。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办一位领导把傅连暲、金茂岳找去，大发脾气，质问他们为何要害王明。金茂岳当场被抓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4年。这次问话后不久，傅连暲家的电话也被撤了。这是傅连暲遭受的又一磨难。
后来，在事实面前，傅连暲才脱离了是非干系。金茂岳也被洗刷了“特务”的罪名，认定此事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而是一次医疗事故。
傅连暲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真心真意地治病救人，却会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但他深感安慰的是，党和人民对他是信任的，是尊重的，对他作出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也就在这年，傅连暲刚好五十大寿，中共中央特批为他开了个祝寿会。为什么说是“特批”呢，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言在先，不许给党内个人做寿。
这天，天空格外的晴朗，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来到了兰家坪中央总卫生处驻地。外国医师马海德、柯棣华也应邀参加。
傅连暲住的窑洞里里外外热闹非凡，他和陈真仁忙着接待客人们。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颖超、陈毅、任弼时、聂荣臻、邓发、杨尚昆、蔡畅、李富春等中央领导联名送上“连暲同志五十大寿——治病救人，长命百岁”的寿幛，许多同志和单位也都赠送了贺词、寿幛。
在便餐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傅连暲祝寿。他说：“今天，是傅医生的五十大寿，又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祝贺傅医生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傅医生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这是党的胜利。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
周恩来的讲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这次祝寿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还有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董必武等几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参加。他们的兴致更高。徐特立用龟兔赛跑作比喻，说有人开始似乎进步快，但中途骄傲了，不听党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比如张国焘，对党闹独立，闹分裂，最后当了可耻的叛徒!傅连暲虽然入党晚，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怎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始终如一地兢兢业业地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徐特立还当即赋了一首长诗《祝连暲同志五十大寿》，以示庆贺。诗云：
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
以此寿连暲，提笔写诗草。莫谓进步慢，老更进步快。
有些少年们，始奋终反怠。我亦等龟蜗，爬行在人后。
日日行不息，一生未曾够。我俩入党迟，也几同一律。
年老不足耻，所耻在自足。我辈徒步行，时代飞机速。
年老党龄老，经验更丰富。在这基础上，更便求进步。
同时易自骄，堕落成顽固。我们不警惕，误党兼自误。
年轻党员们，入党在战后。党政军工作，一一经苦斗。
教训从血来，党性根柢厚。具此典型者，模范标准够。
只有马齿长，未必即可寿。今日寿连暲，所寿也在此。
南昌暴动时，连暲工作始。至今十八年，服务未终止。
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驰。党外拥护党，连暲是典型。
入党十年来，前后等殷勤。精神在实际，作风师列宁。
虽无赫赫功，积累等长城。医药关生命，忌粗枝大叶。
勿谓点滴功，非属革命业。连暲守此训，光焰长烨烨。
听着徐特立情真意切的诗句，傅连暲真有点泪眼婆娑了。他想，没有党，没有毛泽东，没有大家的帮助，哪有自己的进步，哪有自己的今天。“我应该感谢大家!”他发自内心地说。他特别想起了徐特立在自己参加革命时说的话。
那也是在傅连暲为南昌起义军的伤员治病的时候，时任起义军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徐特立，因为身患重病，被安置在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治病。
当时的傅连暲才33岁，但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特别是身染肺结核，又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难免有所彷徨。随着与徐特立交往的加深，在思想上透露了一些想法。徐特立没有因此而看轻他，而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开导启发他：“我虽然已经51岁了，却刚刚加入共产党。51岁不算老。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
傅连暲听了，既感到十分惊异，又深受激励。从此对共产党更加同情和赞赏，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徐特立就曾预言：“像傅连暲这样的人，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果然不出他所料。
傅连暲能在革命圣地庆祝这个五十寿辰，意义可不一般。革命不分先后，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什么时候都能为党、为人民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继气氛热烈的便餐后，还有一个晚会，演出了歌舞、杂耍。众人一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毛泽东来看傅连暲，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五十大寿!”
这一天，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专门刊发了中共中央为傅连暲50岁生日祝寿的消息。
老百姓看了西洋镜
傅连暲经常下乡为老百姓巡诊治病，对延安农村的卫生状况深有感触。他一门心思地考虑应该为老百姓做点什么。他觉得，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应该发动所有医务工作者来做，发动广大群众自己来做。
1944年春节，傅连暲亲自组织指导中央总卫生处排演了《护士拜年》、《全家欢喜》等小型秧歌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军民宣传卫生知识，宣传做好全民卫生工作。演出后，当地部队、群众反映都很好。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都曾出席观看，还指示：“卫生秧歌，方向对，内容好，形式新，群众喜闻乐见，应到周围农村去宣传。”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傅连暲让演出队先后到周围几十个乡镇作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演出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观众被曲折变化的剧情深深打动，有些姑娘媳妇竟三五成群追随秧歌队，赶了几个村庄，连看数场。
看到讲卫生讲科学的宣传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傅连暲高兴之余，建议在卫生秧歌剧的基础上，搞个大型卫生展览，用实物、图表、漫画等展出正反两面的典型事例，向全体老百姓宣传。这个设想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和响应。于是，由中央卫生处、边区卫生处、医校、中央医院、和平医院等单位出面，共同筹备这次大型展览会。
在此之前，小型的卫生展览倒也搞过一些，但都是为了纪念医院或医校的创办而举行的，规模都比较小，面也较窄。不过，这些小型的活动也为这次展览的筹备积累了一些经验。
傅连暲对这个展览非常重视，多次召集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商定整个展览会的设想。
“必须全面、完整地展现延安的整个卫生状况，宣传我们医务系统所做的努力，对比在此前后的成果。”傅连暲提出了一个总的思想。
为此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傅连暲要求总卫生处和中央医院要积极配合搞好这次展览，抽调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筹展过程中，傅连暲带领有关人员，来到展厅检查，看内容选择合适不合适，编排恰当不恰当，对一些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部分应该增加一些数字对比，让人一看就有个强烈的印象。”在观看延安成为革命根据地前后部分卫生情况的展示内容时，傅连暲提出。
“这部分要更形象一些，可以运用夸张的手法，把一些危害人类的害虫做成放大的模型，还可以放一些实物和用具。”看了卫生防疫的陈列部分后，傅连暲又提示说。
工作人员在旁边记下了他的这些意见。
傅连暲做事认真，责任心也极强。他看着大家，诚恳地说：“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请提出来，这样才能共同把这件事做好。搞不好大家都有责任。”
“批判封建迷信这部分，也可以现身说法，这样教育意义可能会更大些。”旁边一位同志提议说。
“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可行。”傅连暲想了一下回答道。
最后大家回到会议室，对展示内容进行筛选，一项一项地讨论确定。
1944年7月17日，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筹备，延安卫生展览会终于在杨家岭大礼堂揭幕。
这天，被各式彩旗和标语装点得焕然一新的大礼堂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像过节一样的高兴，杨家岭热闹非凡。一进入礼堂，巨幅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便扑入人们的眼帘，这是毛泽东专门为展览会题写的。礼堂两旁悬挂着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模范医生阿洛夫的画像。
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邓颖超、徐特立等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整个卫生展览，给予了热情赞扬，并作了重要指示。
对此医务界的盛会，当时的《解放日报》记者张铁夫作了详细的报道：
这两天各处通往杨家岭的大路和叫小路上，空前地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机关人员和老百姓，带着希望的心情走进去，又带着满足的喜悦的面色走出来，因为在那里，他(她)们得到了保护自己生命和健康的宝贵知识。
第一部分展览品，是一些惊人的数字。
第一个表：群众因不注意卫生得传染病而致死的，光是延安市，每年平均在528人。病死者平均寿命只10岁。这样劳动力减少了，粮食白白消耗掉了。
边区人口的出生率很高，但死亡率也不低。从1943年至当时的延安13个村庄的统计，出生率为82‰，死亡率也达59‰；而在人口的死亡中，传染病致死占47％。从群众1943年死亡率比中直各机关高30倍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老百姓的死亡大部分是由不讲卫生所致。在人口的死亡中，婴儿的死亡又占大多数，在59人中，1岁以下的婴儿占19人，其死亡原因又不能不归罪于旧式接生不讲卫生以及早婚的危害。
死人已矣，而活着的人的健康也令人担忧。延安13个村庄992人中，患病者占22.4％，严重的村庄，患轻重疾病者竟占65％。
这一组组数字，警醒着人们，提醒着人们。
妇婴卫生部分最引起观众的注意，特别是那些婆姨们在这里占去了她们参观的大部分时间，总是驻足而不愿离开。这里展示的是从怀孕、生产到婴儿长大的全过程。
这里提供了一个旧法与新法接生的鲜明对比。旧法接生，坐在肮脏的土和灰上，剪脐带用的是高粱秆皮、瓦片或剪子，也不用水煮，不消毒。产妇产后不能躺下，要坐3天，不能吃东西只喝稀米汤，婴儿用脏布包起来，不洗澡，因此极易得脐风死去。新法接生则一切用具经过消毒，产妇产后要躺下，要吃有营养的东西，婴儿要洗脸、洗澡，这样婴儿才能长得活泼且健康。
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光8月1日(天下着小雨)，前来观看的人就多达3000多人。卫生处只好组织男女民兵维持场内外秩序，招待所、旅店都被前来参观的人住满了，不少人竟在路边过夜，边区政府除将大礼堂开放外，又在南门内空地上搭起一些席棚，还开设了很多饭摊和开水站。
白家坪一位殷姓妇女，拄着一根拐杖，冒雨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前来观看，在妇婴部分她看了又看，唏嘘不已：“我活到现在50多岁，生了13个娃，只活了2个，要是现在的话，我那13个娃都可以长大了。”回去以后，她立即骑着毛驴赶到已出嫁的女儿家，接女儿回来看展览，并对接待员说：“这是我的女娃，今后就是再穷我也要送她去医院接生。”
在卫生防疫部分，通过那些被放大画在纸上的蚊子、苍蝇等疾病媒介物生动逼真的图画，告诉人们：蚊子造成了出水病和出斑病，苍蝇造成了伤寒、痢疾等，同时也告知了怎样捕灭它们的方法。
这里还陈列着李家湾百姓家用半截皮鞋做成的已打死1万只苍蝇的蝇拍，每个观众都会拿在手里欣赏很久。那些猪圈、水井、厕所、厨房的设计图形，无声胜有声地告诉人们该怎样注意环境卫生。
“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平时多加注意，自己动手，做好清洁卫生，许多疾病就奈何不了我们。”傅连暲有时也在旁边向观看的群众宣传。
有一个地方，放着三山刀、铃子、麻鞭、升子、斗、神牌位。对这些东西延安老百姓可不陌生，这就是曾经拿在巫婆神棍手里骗人害人的玩意儿，恐怕没有人没受过这类人的骗。在这些东西旁边，一位曾经做过巫神、后来被教育过来的东郊乡乡民白从海，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进行解说：
“老乡们，慢点走，站下听我说一说。我当了15年的巫神，全是靠说瞎话骗人挣钱，不仅骗了人家的钱，还耽误了人家的病，害了人的命……劝你们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们看一看。”他边说边表演起来。
这些痛心疾首的现身宣传，对老百姓更有教育意义。许多观众听了以后，悄悄地把系在腰上避邪的红布条扯下扔掉了。
踏进显微镜室，老乡们看到了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一滴生水中，竟然飘游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微生虫，并且还在乱动。看似干净的物品上面，脏东西数也数不清。内墙上的标语告诫人们，不要喝生水，要积极消灭苍蝇等害虫。
“真是没想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老百姓看到这些，都惊奇地说。
看过的人回去添油加醋一说，有些村里就流传起一个传说：展览会里关着一只绿头苍蝇，拳头那么大，会说人话，全身长着毛毛，可厉害了，它飞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越传越奇，引得更多的人前往观看。虽然没有看到这样一只苍蝇，但大家看到了西洋镜下到处乱爬的苍蝇卵和水下浮动的微生虫，从此，促使他们注意卫生，喝了千百年生水的陕北人再不喝生水了。
对比是强烈的，对老百姓的触动也是极大的。一位来赶集的大嫂怀着好奇心进去参观后，又回家动员她的媳妇、女儿和亲朋、邻居来参观。
卫生展览展期一延再延，直到9月26日才结束，参观者达万余人，反映空前良好。在广大老百姓的要求下，展览又移到延安大学继续举办，从9月31日起，又历时8天，参观者又达1万余人，光老百姓就有4300多人，几乎占了一半。
这个展览在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边区各县都开办了“老婆娘”(即助产老太太)训练班，训练新法接生，对提高接生质量、降低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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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督徒到红御医：傅连暲传奇/王盛泽，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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