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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傅连暲和曹国煌

穆靜

一 　　傅连暲是个热心肠的人，有谁求他，只要他能做到，就一定答应。 　　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又收了一个学生，这个人就是曹国煌。 　　曹国煌是福建省立第七中学的学生。回乡度暑假的时候，腿给民团打伤，由他父亲送到福音医院治疗。入院时，是十八岁的陈炳辉接待的。陈炳辉发现，大腿部贯通枪伤，伤口已经化脓，而且伤着了骨头。 　　曹国煌父亲小小的个子，长得鼠目猴腮，大热天，穿了一身长衫，让人一看就感到不舒服。他一边哗哗摇着大扇子，一边催促快换药，说是要赶快出城，怕在半路上碰着红军。陈炳辉看他那猥琐、讨厌的样子说：“需要住院，不能走!” 　　“哎呀，那可不行，”他连连摇头，“要花很多钱啊!” 　　“看你，你也是个财主，能没钱?”陈炳辉轻蔑地盯了他一眼，“再说，他的腿伤了骨头，日后成了残废，你不心疼?” 　　“这……唉!”他无言以对，只是不住地叹气，不知是心疼儿子，还是心疼那几个钱。 　　换药的时候，曹国煌一直咬牙坚持着，疼得头上冒虚汗，他也没有哼过一声。陈炳辉心想：老子是个讨厌的家伙，儿子倒还坚强。再端详一下曹国煌的脸，小伙子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对明亮的眼睛，高鼻梁，方脸，虽然脸色有点苍白，可是总挂着一丝笑意，倒不惹人讨厌，只是可惜有个这样的父亲。 　　就这样确定住院了。 　　那土财佬临走时，一再叮嘱说：“煌，少花点钱，省着点。” 　　曹国煌偏过脸去，嗯了一声。 　　“吃不了的东西，留着，下顿叫他们热热再吃，也能省几个。” 　　曹国煌生气地没吱声。 　　眼看他下了台阶，要出小套院了，又挂着一脸汗珠子回来，神情严肃，好象遗忘了什么大事一样，说：“还忘了一件事，治好病一天别多住，住一天就是不少钱，还有，吃饭省着点，吃药也——” 　　这回该轮着曹国煌说话了，他猛地瞪大眼睛说：“走你的吧，我一天饭三天吃完，一天的药五天吃光，行了吧!” 　　他终于走了。到大门口，又整整衣襟，拿出一种土财主的派头，咀里嘀咕着：“哎呀，少买二亩地。” 　　当晚，陈炳辉把这事告诉了傅连暲。傅连暲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凡是财主生财都有一条秘诀：抠!一毛不拔，铁公鸡，琉璃猫。不抠不富，不抠不发财。” 　　本来，因为有了这个印象，他们对曹国煌没什么更多的好感，治病就是了。 　　可是，过了几天，他们发现，这个小伙子住在红军伤员大病房里，总央求红军给他讲革命道理，革命故事，讲共产主义ABC是怎样的书。说也怪，他身上却没有土财主那种让人讨厌的气味，倒还是一个正直的青年。随伤势好转，人也显得秀气、精神了，而且，他受伤的经过，也让人尊敬。事情的经过是：反动的民团经常下乡抡粮抡东西，随便打人，谁稍有不从，就说你是共产党。曹国煌在学校唸书，也多少接触到一点革命道理，再加上他为人主持正义，看到民团的暴行，十分不满。一天，几个民团的家伙抢一个老太太的母鸡，老太太哭叫着和他们讲理，这帮家伙竟又打又骂，说老太太通共产党。曹国煌看不下去了，他不顾父亲的严厉管束，跑过去和他们辩理。民团理屈词穷，耍耍野蛮，说他就是共产党，一枪打在腿上，他当即昏过去了。 　　傅连暲心想：看来，这是个有血性的青年。 　　三个月后，曹国煌骨折和伤口都长好了，只是走路有点跛。他在医院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常常帮红军伤员端水盛饭，或扶着他们上厕所。也时常跑到办公室去，和傅连暲谈谈当时形势，谈谈医道。 　　有一天，傅连暲走过病房，看见他两手端两碗饭，正往病房里走。傅连暲开玩笑地说：“怎么，怕饭没了?还用两个碗盛。” 　　他笑了笑说：“不是我的，是给红军同志盛的，他们走路还不方便。” 　　“哦，好哇，你在帮别人做事。”傅连暲夸了一句，随即问，“你的腿怎么样了?可以出院了吧?” 　　他脸色庄重地恳求说：“傅院长，你等一下，我把饭送进去，和你说一件事。” 　　果然，他匆匆把饭端进屋里，就走出来，说：“傅院长，我不想走了。” 　　“不走了?”傅连暲感到奇怪。 　　“我不走了，傅院长，我想跟你学医，将来当医生，你说行吗?”他恳切地请求。 　　“你怎么想起学医来了，你不是在学校唸书吗?”傅连暲领他向办公室走去。 　　“不去唸书了。”他走到柚子树下，深情地望望，他记得陈炳辉告诉过他，毛委员、朱军长在这里和傅连暲谈过话。“我想学医，象你们一样，给红军伤员看病，这工作多有意思，多实际。” 　　在办公室里，傅连暲又告诉他，学医和做其他事情一样，不是为了好玩或别的什么目的，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曹国煌听了，忽然站起来，脸红红地，象受了侮辱一样，坚决地说：“傅院长，你放心，我决不是那种人。” 　　“那好，”傅连暲考虑了一下，又问，“可是，你父亲能答应吗?” 　　“他管不了我!”一提到他父亲，他剑眉一竖，生气地说，“我有这么个父亲，真倒霉!”他说，他父亲只知道剥削农民，坑害农民，脑子里整天盘算多弄些租米，多弄些钱。他说：“以前，我不懂革命道理，以为他是为了我好。现在，红军给我讲地主怎样剥削农民，我懂了，原来他是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我不能和他走一条路，我要走自己选择的路!” 　　傅连暲就这样收留了曹国煌，而且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 　　当时的情况是：自从红军第一次打开汀州后，一部分医务人员由于觉悟低，或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害怕受到红军打击，于是，有的上了广州，有的到上海去了。这样，医院伤员多，医务人员少，很需要增加人。曹国煌的请求，正好说到傅连暲心里去了。 　　二 　　曹国煌是个追求进步的好青年。 　　他跟傅连暲学医，刻苦努力。那时医学书籍少，他拿着傅连暲过去学医的书和笔记，常常一读就是大半夜，有了不懂的问题就问，一直到看通为止。有一次，他晚上回来，就是不吃饭，傅连暲以为他病了，陈炳辉也说他身上可能不舒服，问他，他说不是。人们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清楚，原来白天，一个红军伤员右上臂骨折，由于他技术不熟练，未固定好，骨折处又错离了。他自己很生气，在医院里抓到一只狗，打断它的腿，练习接骨，固定。偏巧，让一个伤员看见了，回去乱宣扬，说曹国煌说给狗治骨折。那个右上臂骨折的伤员一听就火了，心想：你治不了病，还骂人，这叫什么医务人员?正在气头上，到办公室，骂曹国煌是地主的狗崽子，有什么了不起。 　　曹国煌为这事生闷气，心里觉着委屈，又不好告诉傅连暲，所以饭也吃不下。第二天，傅连暲了解了事情真相，向那个伤员做了解释。伤员呢?知道自己错了，连忙找曹国煌道歉，请他原谅。这件事，在他心里感触不小。他第一次懂得了红军和白军完全不同，共产党就是好。前不久，是反动民团寻衅开枪，打伤了他。这次，红军战士亲自道歉，态度那么谦和。他下决心学好技术来减轻伤病员痛苦。这时，医院里收了一个赤卫队长，身上、手臂、腿上好几处伤都化了脓，一走近他身边，就能闻到一股臭味。曹国煌总是和陈炳辉在一起，细心地慢慢地为他洗伤口、排脓、换药。换下的脓血绷带两个人又争着去洗。有时，他们虽然把两手洗了又洗，可是仍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臭味。再加上天热，换药时间长了，臭气熏得头疼。但他们总是坚持动作轻，清创彻底，包扎好，不马虎从事。当时，这个赤卫队长伤势正重，汀州又被国民党占领了。医院周围常有国民党便衣特务蹓来蹓去，发现他们认为行迹可疑的人就盘问。有一次，曹国煌端着脓血绷带出了后门，打算到老古井去打水洗干净，刚走了几步，闯来两个便衣。 　　“站住!”他们喝道，“你是干什么的?” 　　“没看见?医院里的，洗绷带去。”说着，曹国煌把绷带盆往他们面前一送，两人连忙捂上了鼻子。 　　“你们医院有红军伤员吗?”便衣问。 　　“怎么啦?”曹国煌反问了一句。 　　“怎么?”便衣说，“通匪!” 　　“谁说的?”傅连暲闻声出来了，他故意弄个十字架放在白大衣外面，对曹国煌说，“你走吧，我来告诉这两位先生。” 　　这时，医院有几个人也出来了。 　　“有红军伤员，就要马上交出来!”一个便衣特务说；另一个已经感到阵势不妙，拉了拉他的衣角。 　　“我是上帝之子，”傅连暲用手掂了掂十字架，挥着听诊器说，“我们医院是上帝救人之地，国际红十字会有规定，交战双方的伤员，红十字会均应收治，敌对一方不得干涉；否则，将提交国际法庭，听候审判!” 　　傅连暲指了指后门那面红十字旗说：“看见了吗?这是经过汀州市警备司令部批准悬挂的，二位不知道，可以回去问问上峰；否则，办错了事，恐怕与二位前程有碍吧?” 　　两个人被这一番言论弄得张口结舌，只得连连称“是”，不敢久留，打算上山到金沙寺喝点茶，路过老古井，又看到了曹国煌，于是改带几分尊敬的口吻问道：“那位挂着那个牌牌的，是谁?” 　　“谁?他呀，你们怎么搞的，那就是你们司令的好友傅院长!”说完，把一盆脓血水一泼，差点溅到他们身上。两个便衣吓得一溜烟逃走了。 　　福音医院是个“安全岛”，而汀州城却天天在遭难。几乎天天传来何人被杀、何家被抄的消息。曹国煌苦闷极了，常常对傅连暲说：“红军快点打回来吧。如今的汀州真是一座活地狱，我真恨他们!” 　　一天，他们又给赤卫队长换药，曹国煌累了一身汗，换完了，又端过来一杯凉开水，给伤员喝。赤卫队长喝了水，感动地望着他，说：“小兄弟呀，你给红军治病，不怕杀头?” 　　“不怕!”曹国煌说，“我看清了，宁可‘留取丹心照汗青’，也不能跪着叫人家打，人总得有点骨气。” 　　傅连暲已经看出来，曹国煌是个追求真理的好青年，于是把《新社会观》拿出来，郑重地交给他，让他秘密阅读；而且给毛委员寄报纸、和罗化成同志联系，也不再避开他了，有时叫他出去放风，或帮助捆扎送往苏区的报纸。 　　三 　　一九三一年，红军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引下，越来越强大，中央苏区也扩大了。当时，苏区和红军需要的药品，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夺来，或由商人运进一部分。但数量都很少，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福音医院呢?因为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汀州成了中央苏区的重镇，所以敌人便严密的进行经济封锁，生活日用品的供应逐渐发生困难。这样，医院只能通过邮局得到小包药品器械的供应，连自己使用都不敷，供应红军的就更少了。于是，傅连暲想到，应该派人去上海到汇丰银行取几张支票，再到中英药房买一部分药械。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危险，派谁去呢?他想到了曹国煌。 　　这时，曹国煌已经学习了一些党的理论，在人生观上有了新的转变，而且不久前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他工作更加积极，在老古井休养所治疗陈正人同志的疾病时，曾经几次受到首长表扬，而且人也机敏能干。他听了傅连暲的话后，立即同意了。他懂得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要是查出为红军运盐的人，轻则坐牢，重则枪毙。至于运药，罪就更重。当时，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同志为弄药而英勇牺牲的事。但他想到红军和苏区这样缺药，一些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医治，心里想：我一定千方百计把药搞回来。 　　当天晚上，傅连暲同志向他交代了出发的路线，讲了当地军阀、土匪分布情况，以及应付的对策。第二天一早，他换下了平日穿的学生装，穿上了长袍，脚上登了一双皮鞋，一付商人打扮，陈炳辉忍不住开玩笑说：“嘿!成了一位小少爷!”他就这样走了。 　　他虽然第一次出门，但由于人机智灵活，顺利地到达了上海。当时汀州已归苏区，汇丰银行不肯再出支票，幸好临走前傅连暲给了他一张支票，所以他买了许多药械，一路押运往回走。这二十多箱药，每箱都一二百斤重，一路上引起不少商人的羡慕，有人甚至恭喜他发一笔大财呢!他总是双手一拱，应付裕如地说声：“谢谢，小弟不敢有此厚望!”。 　　可是，接近苏区时，国民党盘查就越来越紧了。到了延平，被国民党收编师长卢兴邦部下扣住，不许通过。曹国煌压着心头怒火，和他们说好话，说这是汀州福音医院的，是做慈善事业用的，可是不起任何作用。恰巧当地有一所教会医院，曹国煌装成虔诚的教徒，请医院院长帮忙。这个院长认识傅连暲，他出面去证明、说情，这才放出来。但走到永安，又被国民党收编旅长卢新民部下扣住。曹国煌不甘心，都快到家门口了，怎么能白白丢了呢?他这时猛然想起，过去傅连暲讲过，当年傅连暲半工半读挤牛奶的时候，卢新民这小子是个看牛工。于是，他拿上傅连暲的名片，买了礼物，登门拜访，又恭维卢新民如何讲义气，不忘旧友。卢新民碍于脸面，不好不放，于是下命令放行，这样，药物终于顺利抵达汀州码头了。 　　这次，运回来一大批手术器械，及奎宁、碘酒等急需药物，解决了很大问题。傅连暲马上和领导联系，这些药械由杨志诚、杨立三同志先后带到苏区。 　　后来，曹国煌又二次闯上海。 　　这次，他怕陆路被敌人识破，改由水路，由上海在海上航行，经厦门到汕头，再由汕头入韩江，经潮州，而后上行至汀州。没想到，船一到大埔，就给没收了。 　　曹国煌失望地回到汀州，向傅连暲汇报。傅连暲听了，却说：“没关系，他们没收了，倒省得我们运了。” 　　曹国煌给弄胡涂了，他问是怎么回事。傅连暲告诉他：我们的东江游击队就在大埔一带活动，只要我们这边通知他们，他们就会把这些药品夺回来，送到苏区去。 　　后来，这批药品果然安然地到达汀州，转往瑞金。 　　这两次行动，对这个廿二岁的年轻共产党员，是个很好的锻炼，为他后来执行艰巨的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四 　　一九三一年秋天，谭震林同志到傅连暲家，在谈到今后工作时说：“你们买的两批药，对部队帮助很大。我有一个想法，你们可不可以考虑在白区成立几个药房，把运药这个工作经常化起来呢?” 　　傅连暲同志听了，问道：“你看在哪里开药房合适?” 　　谭震林同志说：“我想了几次了，从上海到这里，要经过汕头、峰市、上杭，我们就在上海、汕头、峰市、上杭，开四个药房，一方面买药、运药；另一方面做秘密交通站，掩护过往的同志，你看怎么样?” 　　傅连暲欣然同意。经过缜密的研究和布置，确定先在峰市、上杭站住脚，然后再考虑汕头和上海的工作。当时，峰市和上杭都是白区，敌人活动十分猖狂。为了安全起见，由傅连暲出面，拜访了汀州一个姓邱的大商人，他在汀州开过批发商行，上杭、峰市都有他的分店，名声大，又十分爱财。为此，傅连暲说请他合股开药店，跟红军做买卖，赚红军的钱，利润由他得六股。姓邱的很快同意了，并由他出面在这两个地方租了房子，找了铺保。一切安排就绪，曹国煌和另一个同志去上海买药，回到峰市，曹国煌带着药上岸，在药房里当医生兼经理，一面卖药一面看病。另一个同志到上杭去了。党还给曹国煌配了一个助手，表面上是他的店员，这个人姓李。就这样，峰市的点建立起来了。 　　峰市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小镇不大，但地势险要，去苏区的党的领导人一般都从这里经过。敌人查的很紧。因此，党征求傅连暲意见后，确定曹国煌在这里坚持工作。 　　开始工作，还算顺利，遇到过往的同志，他就设法安排妥善，再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去。对于前来看病的人，他一面认真看病，一面又仔细分析是否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他每搞到一批好药或红军急需的药，就以回家为名，坐船回汀州，把药交给傅连暲，再请示工作。有一次，他搞到一批好的针药，特地请傅连暲转给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说：“傅院长，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毛主席和朱军长，我从心里尊敬他们。请把这些药品转给他们，祝他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由于日夜辛苦，再加上环境紧张，小伙子显得瘦多了，眼圈周围有点发黑。傅连暲心疼地留他多住一天，晚饭时专门要母亲给他做了一碗淮山炖肉。① 　　吃饭的时候，傅连暲关心地问他：“峰市情况怎么样?” 　　“白军很疯狂，象过去汀州一样，到处杀人，抓人，抢劫，什么坏事都干。” 　　傅连暲听了，说：“你要小心!还有，你过去好打抱不平，现在身担党的工作，要注意不要暴露自己。” 　　他郑重地点点头。 　　傅连暲送他到汀州码头上，临上船时，他告诉傅连暲说，他在峰市碰到一个人，姓周，是从汀州逃亡出去的地主。 　　“他看到你了吗?”傅连暲急急问。 　　“看到了。” 　　“有危险吗?” 　　曹国煌轻松一笑：“不要紧，我们和姓邱的合股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么。”其实他心里一直是很紧张的。 　　“要特别小心，”傅连暲嘱咐说，“发现有什么危险赶快往回跑，上汕头也可以，我们再设法找你去!” 　　船开了。傅连暲看着自己的学生经受着斗争的考验，踏上了征途。 　　事情还算平安。一九三二年春天、夏天过去了。曹国煌锻炼得更坚强了。但是，秋天刚到，一天傍晚姓邱的商人突然跑到汀州来，连说：“糟了糟了!‘国军’把曹国煌抓去了。” 　　原来，国民党白匪军从一九三二年春天就开始注意曹国煌的小药店了，曹国煌虽然十分小心谨慎，还是被他们跟踪上了。这天，他提了一小手提箱贵重的药品，刚要上船，就被抓住，小药店给查封了。他们把店里里外外查抄了一遍，没找到什么证据，但那个姓周的逃亡地主一口咬定他给红军治过病，这些药都是给红军送去的。 　　敌人把曹国煌由峰市押解到上杭，经过残酷的折磨和审讯，曹国煌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想从我咀里得到半点情况，办不到!”敌人没想到这个瘦瘦的小伙子这样坚强，最后失望了，决定杀害他。 　　杀害他那天，曹国煌被五花大绑，押解去刑场。一路上，他不住喊口号，惊动了上杭城，很多人都出来看，多少人为他流了眼泪。敌人不让他喊，用刺刀刺他，他照样喊。临刑前，他用平生最后的力气高呼： 　　“打倒国民党!” 　　“共产党万岁!” 　　二十三岁的共产党员曹国煌英勇壮烈地牺牲了! 　　消息传到汀州福音医院，许多人失声痛哭，陈炳辉看着自己好学生的遗像，泪如泉涌。傅连暲想到曹国煌生前的表现，那种坚定的革命精神，觉得身上充满了力量，他暗暗地说：“我应该学习他!” 　　这时，傅连暲已经有两个学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一个是曹国煌，另一个就是黄成。 　　曹国煌牺牲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带领部队打下漳州。 　　谭震林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痛惜地表示：“党损失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啊!” 　　①淮山：福建一种野生植物，块根可炖肉，有滋补作用。北方市场有卖淮山粉的。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