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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郑爱群”

穆靜

一 　　红军撤离汀州，不是战略撤退，而是战略进攻。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时的情况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不顾汪精卫、李宗仁的反对，径自策划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通过决议，开除了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的国民党党籍。三月二十一日，又将李济琛囚禁在南京的汤山；同时发布宣言说，他决心以武力对付武汉方面。这样，白崇禧由北平飞到武汉，宣布反蒋。二十七日，蒋介石到达九江，坐镇指挥朱培德、刘峙、韩复榘向武汉桂系军阀开火。 　　这就是有名的蒋桂战争。 　　毛泽东、朱德同志抓住这大好时机，采取你打你的，我干我的，向新区挺进，恢复井冈山根据地，开创了新的根据地。 　　为此，毛泽东同志曾写下著名的词章《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就在红军“收拾金瓯一片”的时候，傅连暲同志又经历了一系列新的考验。 　　二 　　红军撤走不久，金汉鼎进入了汀州。这个家伙是朱培德的部下，一贯坐守江西，现在突然占据汀州，因为蒋介石下令任命他为三省“会剿”司令。他们一心要剿灭年轻的红军，但是哪里想到，红军却展开了“掏心战”。 　　这时汀州局势相当紧张。有的党员被枪杀了，甚至从江西来挑盐的老俵，有的也被当做探子杀掉了。夜里，常常传来枪声，可能什么地方又在追捕人，或者国民党兵在进行抢劫，发“洋财”。 　　福音医院大门口，挂起了一面国际红十字会小旗。汀州圣城，遭到一次又一次搜捕，唯独教堂和福音医院例外，国民党士兵们围住它，盘查进出的行人，却不敢进入一步。傅连暲看着国民党的狗牙旗，心里说：上帝呀，原来我的医院才是被洪水猛兽包围的“诺亚方舟”。这“方舟”上，正躺着三十几名红军重伤员。金汉鼎几次派人来交涉，让傅连暲交出红军伤员，甚至用钱、用地位诱惑他，但是傅连暲坚定地说：“不成!红军伤员确实住在里面，但我们不交出来。国共两党我都不介入。我是医生，治病是我的职责。而且国际红十字会有规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这些伤员不能受到侵犯，否则就是违犯国际公法。”一连几天，利诱，恫吓，傅连暲都顶回去了。后来，国民党一个营长前来交涉，声称不交出来就要动武。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把医院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一个女护士出门忘了带证件，敌人硬说她是共产党，要抓她走。她在门口挣扎着，喊着：“傅院长，他们要抓人!” 　　傅连暲从医院办公室赶到大门口，厉声说：“放了她!” 　　敌人不搭理，扭住她不放。 　　这时，那个营长也出来了。傅连暲对他说：“这是医院的护士，如果不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从明天起，我们停止给你们看病。” 　　那个营长不愿把乱子闹大，怕干扰了他抓红军的要事，于是示意放人。 　　随后，国民党营长向傅连暲提出所谓引渡办法，即把红军伤员送到其它医院，然后再捉起来，这样就与傅连暲无涉。但傅连暲坚决不同意。最后，他用右手按住手枪套，说：“交不交?不交我可不客气了!” 　　傅连暲心一横，站起来说：“你敢动手!告诉你，我要向上海、福州、香港教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发报，揭露你们违犯国际公法的罪行!” 　　“那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不怕!”国民党营长拨出手枪，就要下令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傅连暲灵机一动，向外面高喊：“炳辉，备轿!” 　　“干什么?” 　　“找金司令!他的下层任意抓人，是什么道理?”傅连暲脸上显出盛怒的样子。 　　“哼，只怕金司令不见!” 　　“错了，”傅连暲一甩手，“你去问问看，金司令二姨太太的病，谁治好的?告诉你，不在金司令那儿有个面子，除了我，全汀州谁敢收留红军伤员?” 　　这一番话确实把这个营长给镇住了。这个营长，是奉团长之命来的，至于金汉鼎那里，他有什么资格进去?再说，这个傅连暲真的认识金司令，他小小的营长，只怕前程立即完蛋。因此，他思量了一番，才悻悻地说：“哼，别吓唬人，老子有事，下次再来找你!”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这些伤员，在医院工作人员的严密保护下，进行治疗。可以出院的，就化装成老百姓，由地下党接走，送出城门，设法转回苏区。 　　其实，傅连暲只是给金汉鼎治过病，没什么交往。他这样做，不过是哄骗敌人。如果那个国民党营长一定抓人，那可真危险了。 　　三 　　毛泽东同志在离开汀州前，向傅连暲提出一个要求，要他用福音医院的名义订几份报纸，通过地下党转运到瑞金去。 　　他心想：毛委员要掌握整个国内外形势，才便于制订方针政策，决定苏区工作和红军作战方向，订报纸是件很有意义的任务。他曾经听红军干部说过，为了夺取敌人的报纸，过去曾经派一个连红军和敌人作战。在红军没有电台的情况下，报纸是多么需要啊!于是，他很快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 　　当时汀州是游击区，敌我双方经常你来我往。红军来了，这些报纸就按时派人送给毛委员。白军来了，不能公开送，就秘密送。每隔两三天，他把这些报纸用旧报纸包好，里面夹上一个便条：“毛委员：送上报纸X分。郑爱群”。“郑爱群”，是傅连暲同志的假名字，通过秘密交通站，送到瑞金。毛委员收到报纸，也常常通过秘密交通站写来回信，信上一般这样写：“X月X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这些回信，大多数都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 　　当时，代表地下党和傅连暲联系的，是罗旭东同志。他是汀州邮局的邮递员，每天都要上医院送报，而且四份报纸又一定要交给傅连暲本人。这样，他们联系也很方便，地下党的指示能迅速告诉傅连暲，傅连暲也可以及时汇报情况，又不易为外人察觉。 　　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给富人看病，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设法接近，这是党给他的任务。一方面是为了掩护他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搞一点情报。但是，金汉鼎实在是老奸巨滑，头脑没有郭风鸣那么简单，他虽然也请傅连暲看看病，但只有一般往来，一概不谈公务，尤其是对他掩护红军伤员一事，十分不满，颇有责怪的意思。而他呢?总是用基督教义来回答，表明自己是在两党斗争中不站在任何一边。 　　从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〇年，他没有看到毛委员，使他心中很惦记。他知道毛委员总是瘦削得很，脸上颧骨突出，两眼下陷，为革命日夜操劳，多么辛苦啊!有时，在教堂里祷告时，他的脑际不自觉地就闪出了这个高大的身影。他真想祷告保佑毛委员身体健壮，祝红军多打胜仗。但他自己又摇摇头笑了：“这算什么?简直是胡闹了。”他常常是身在教堂里，咀在嚅动，而脑子里想的完全是红军的事。一九三〇年秋天，天气有些凉了，他想到毛委员，于是在包报纸的时候，又叫陈炳辉包了一包营养药，请地下交通站转给毛委员。 　　药，毛委员收下了，但是，却分给了几个首长。后来，他和毛委员见面时，曾经说过这件事，毛主席却开玩笑说：“你不是叫郑爱群吗?我也是爱群呵!” 　　四 　　随着他思想的日益左倾，尽管照常为富人看病，不断去教堂做礼拜，敌人开始感觉到他是一个“危险分子”。金汉鼎似乎抓到点什么东西，他们派一个排长领几个士兵，一天夜里突然包围了他的住宅。其实傅连暲早有防备，凡是容易被看成赤化的东西，都收了起来，那本瞿秋白同志著的《新社会观》，仍然放在书柜的夹层里，没有一套侦察本领，是找不到的。毛委员写来的回条，他看完就都立即销毁了。所以，当这些匪兵们闯进来时，他正在看一本厚厚的线装书《本草纲目》，旁边还放着孙中山先生一本小册子。 　　这平时肃静、和谐的小院里，骤然间遭到灾难，几个本来已经躺下的孩子，都被喊了起来，一个个睁着惊慌的眼睛望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傅连暲的母亲和妻子，默默地站立在一旁。 　　“你是傅连暲吗?”那个匪排长气势汹汹地问，还用凶狠的眼睛不住地打量着他。 　　“是我。”傅连暲回答得简单而且平静。 　　“你通共产党!”匪排长真好象有什么证据似的。 　　“我给共产党的伤员看过病，也给你们看过病，我是按上帝的旨意办事。”他的母亲念祷着：“主啊，保佑我们!” 　　匪排长一撇咀：“别来这一套，念经的和尚还通共产党呢。你说，你是不是通共产党?” 　　他摇头否认：“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匪排长仍逼问着。 　　“那好!”傅连暲机智地说，“既然你说我知道，那就拿出证据来吧，有证据我就服罪。” 　　匪排长一下子给“将”住了，他的咀动了几下，什么也说不出来。 　　“通共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傅连暲理直气壮地说， 　　“没有证据更不能乱说!” 　　匪排长一听火冒三丈，使劲一拍桌子，大声说!“老子是奉命前来搜查，不他妈跟你磨咀皮子，给我搜!” 　　于是，十几个匪兵翻箱倒柜，满屋子乱翻，甚至马桶都要敲一敲，看看有夹层没有。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临走，匪排长拿着一块怀表、一把洋伞和几十个银元，想发点“洋财”。按老例说，象傅连暲这样的名医，虽然不算富豪，也是颇有钱财的，在匪排长看来，这点小东西，傅连暲准会顺水推舟地送给他，表示一下希望“高抬贵手”的意思。而傅连暲呢?是满肚子冒火。他心想：不管是郭风鸣的兵即匪，匪即兵，还是金汉鼎的正牌“国军”，实际上都是打家劫舍、喝人民血汗过日子的。一个小小的排长，居然也想讨便宜?不行，一根毫毛也不许他带走。 　　正当匪排长自以为得计，席卷钱财想溜之乎也的时候，傅连暲高喊一声：“站住!” 　　匪排长不知傅连暲的利害，居然蛮横地说：“干什么?一个郎中，什么了不起的?老子拿这点东西，明说了吧，还不够弟兄们一双鞋钱，你要是知道少了，就请多添几个。” 　　傅连暲上前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你给我放下!我傅连暲在汀州安份守已，以医生为职业，谁不知道?你要是拿走我一点东西，我就告到金司令那儿去，跟你说，我给他看过病，还是他派轿子抬我去的。我们交情不浅。我傅连暲在汀州，不是好惹的!” 　　匪排长听了，眨眨眼睛，心里直打鼓，咀也不那么硬了。老实说，发一点“洋财”，弄不好丢了官何苦来?再说，这位金司令是有名的杀人魔王，真的惹他性起，给一颗“卫生丸”吃，连小命都丢了。但是，兵痞的面子还是要一点的。他吆五喝六地往外走时，把一小包银元丢在墙角里了。 　　第二天，傅连暲真想找金汉鼎说理去。可是他的母亲和妻子劝解说，算了吧，丢一块表、一把伞，保个平安吧。要是一点东西也捞不着，说不定又会不断地来找麻烦。再说，那姓金的天晓得肯管不，要是不管，反倒助了他们的威风，哪里有好日子过? 　　谁知那匪排长是个色厉内荏的家伙，他回去向连长一打听，那连长吃了一惊，告诉说：“傅连暲可不好惹，他和上头来往密切，连外国人也敬重他，你小子发他洋财，简直等于老虎咀下拔毛，狮子鼻上搔痒痒。”两人如此这般一合计，第二天，匪排长变成了一条哈巴狗，拿着东西登门谢罪，一个劲请傅连暲“不要挂在心上”，他拍着胸脯装出一幅难过的样子说：“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宰相肚里撑得了船，请你高高手，小的实在感恩不尽!” 　　傅连暲呢?根本看不惯这一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东西交给母亲收藏好，提上药箱，拂袖而去。匪排长只好给老太太作揖、敬礼，请她在傅连暲面前美言几句，不要记恨他。 　　五 　　一九三〇年到了。 　　汀州成了什么“剿共”前线，到处是国民党官兵，吸毒、赌博、强奸，象瘟疫一样遍布汀州城。 　　他的住宅，也竟然被一个什么团长强行占去一半，成了“团长公馆”。 　　这位团长打仗没什么本事，玩女人倒很有一套，他丢下玩腻了的女人，一进汀州就从厦门弄来了花枝招展、妖里妖气的姨太太。这位窑姐出身的姨太太，打牌、吸大烟、看戏、吃喝样样在行，而且又非常会搜刮。她看上了什么金银首饰、丝绒绸缎，一文不花，一动咀，手下的副官、参谋们就带上兵，闯进商店，硬说人家通匪，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你要求开脱吗?好说，把姨太太看中的东西拿来，就可以“既往不咎”，免刑免罪。要是守财又不认帐，少不得皮肉受苦，商店也给“充公”，被他们抢个一干二净。所以，不到三个月时间，她的屋子里，什么金银首饰、元宝、金条、大烟土、杭州真丝，堆了一大堆。 　　傅连暲看着生气又讨厌，可是有什么办法?但是有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他，这位国民党团长有一箱子军用地图。这些地图，根本没有挂过，成天被冷落地放在一边。实际上，也根本用不上。当时，闽西游击队、暴动队几乎遍地都是。今天来了报告，说在四都地方发现游击队。他们派一个连，刚走到半道，就遭到一顿打。明天，又说和田有共产党，等派去队伍一包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抓到。这样，要地图干什么呢?这位团长常常骂人，骂他部下混蛋，连个共产党也抓不住。不过，他从来不亲自前往，生怕小命丢在什么山沟里，乱石旁。就是在汀州城里，他也有点寝食不安，一到夜间，总是派哨兵严守，害怕有刺客越墙而入。连屋里地面他也敲了又敲，挖了又填，怕有什么暗道通到这里，半夜会钻出一个人来砍掉他的脑袋。 　　傅连暲想：这些地图一定有用，要是设法弄到手，送到瑞金去，那么对于毛委员、朱德同志指挥作战，一定很有用处。只可惜不易拿到。 　　事情总有机会办成的。不久，汀州吃紧，传说红军就要来到。匪团长急着撤走。这位姨太太一听吓傻了，弄得衣着不整，花钿乱插，死催快逃。可是，平时搜刮的东西太多了，大包小包捆了好几个，还有一部分东西没处放，两人急得团团转。 　　傅连暲看看机会来了，走过去说：“我倒有个主意。你们把地图拿出来，用这个箱子装东西。地图呢?如果你们相信我，就暂放在这里，日后你回来时再取走，如何?” 　　匪团长明白：还回来个屁!所以，他不同意，说：“丢了军用地图，要按军法从事的!” 　　可是，姨太太跺着脚大闹，尖着嗓子大喊：“滚你的蛋吧!军法从事?连法官的脑袋都不知道掉在哪个茅坑里呢!” 　　匪团长还是犹豫。傅连暲看看，又说：“太太拿个主意罢，这么多东西丢了多可惜，有了东西走到天边也能享荣华，过富贵。丢了东西，以后日子可怎么过?” 　　姨太太急了，骂着勤务兵快动手。这样，军用地图都放在傅连暲房子里了。那些东西把箱子塞了个满满登登，连二厅大烟土也硬捺进去了。 　　匪团长终于乐了，一再向傅连暲道谢。 　　红军还没到，他们就逃之夭夭了。 　　这些地图呢?傅连暲象得到了宝贝一样，把它们如数交给了郭化若同志和段奋夫同志，请他们带到瑞金去。 　　六 　　从一九三〇年夏天至一九三一年秋天，接连着他的两个亲人惨遭敌人的杀害。因此，他的处境更加不利了。 　　一九三〇年夏天，一天，他们一家正在吃午饭，突然一个英俊的红军战士进来了，他站在堂屋里敬个礼说：“奶奶好!叔叔、婶婶好!” 　　大家一看，原来是傅维彬来了。这个小伙子，一直跟父亲在乡下种田，去年扩充红军时，参加了红军。临走时，傅连暲曾经嘱咐他到部队要好好干。维彬人聪明，身体又好，到了部队作战、搞民运工作，都干得挺出色。这次红军打回来，一进城他就请假来了。一年没见，人长黑了，个子似乎也高些了，只是又瘦了一点。傅连暲的女儿维莲、维清和长子维光，都撂下碗筷，围过来，这个嚷着要听故事，那个叫着要他唱个歌。 　　傅妈妈说：“吵死人了，还不叫你维彬哥哥坐下吃饭!” 　　孩子们这才顺从地放开手，十五岁的维莲连忙盛饭，十一岁的维清给搬凳子，七岁的维光仍然偎在身边，守着他吃饭。 　　全家人都特别高兴。正巧陈炳辉也来了，人们说说笑笑，傅妈妈还特地炒了一盘鸡蛋，表示一点心意。 　　谁知一顿饭还未吃完，街上传来号声，傅维彬一楞，赶紧放下筷子，说：“糟，怎么刚进来就撤走?”陈炳辉说：“你坐，我出去看看。”可是，他刚一迈出大门，就回身跑进来说：“不得了啦!咱们家被白军包围了!” 　　傅维彬起身，刚想要走，四个国民党匪兵已经端着枪进来，他们一看傅维彬，说声：“他是红军!”就猛扑过去。 　　傅连暲心急如焚，上前说：“弟兄们，有话好说。” 　　可是一个家伙竟端枪横眉竖眼地朝他走来。傅维彬临危不惧，使了个眼色，说声：“你们不要管，你们有事快走!” 　　傅连暲想到陈炳辉已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怕他引起敌人怀疑，于是拉了他一把，说：“还不快拿药箱!王司令来电话，要我们去看病。” 　　陈炳辉看看傅维彬已经被绑起来，又怕傅连暲遭到不测，拿起药箱，拽傅连暲快走。走到大门口，有个匪兵狂叫道：“不准出去!” 　　“去给你们司令看病!”他们边说边从刺刀缝中冲出来，到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 　　夜里，傅连暲的学生曹国煌找到他们，告诉说：傅维彬英勇牺牲了。原来，傅维彬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定，在街上，有些人在看他，他就宣传说：“老乡们，不要难过，国民党日子没几天了，汀州一定会解放!”匪兵们不让他宣传，竟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捅他。他鲜血直流，仍然痛骂国民党蒋介石。许多人偷偷地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天，反动派把他拉到南教场——国民党杀害革命志士的地方，竟然把他剖腹杀害了。他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气节。 　　一九三一年初，他的堂弟——党的地下工作者傅连彪在汀州不幸被捕，也英勇就义了。 　　敌人越来越注意傅连暲。他只能更加隐蔽地进行活动了。 　　但是，他没有害怕，他明白：对亲人最好的悼念，就是加倍的工作，加倍的努力。 　　亲人的鲜血，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一九三一年初春，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他，请他办一件事。原来是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有危险，请他传递消息。这个同志公开身份是个山货栈的经理，常常用这个身份下乡，在收山货的同时传达党的指示，布置工作。这次，他去四都乡工作，不幸病在那里。现在，敌人通过叛徒告密，知道他是共产党，就要派人下乡去抓他。为此，地下党请傅连暲以看病的名义到四都一趟，设法传递消息，送这个同志转移。同时，给了他一封密信，请他带给这个同志。 　　傅连暲听了，点点头说：“放心，我就走。”于是雇了一顶轿子，把密信放在一只药瓶里，提上药箱走了。 　　轿子出了城，他告诉轿伕说：“请各位走快点，病人情况挺危急，我给各位加一块银元的轿钱。” 　　小轿果然加快了速度，翻山，过河，走了一半路时，傅连暲看路边有个山村小店，叫停下来，给轿伕买了茶水和面条，叫他们快吃。轿伕们不知底细，还以为真有危急病人，果然越走越快，天还没黑，到了四都。 　　傅连暲在一家客店找到这个同志，在给他看病时，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并把密信交给他。 　　但是，这个同志重病在身，发烧三十八度多，两腿发软，走不了。 　　傅连暲估计，天黑后，敌人可能赶到。他和这个同志商量一会儿，决定用轿连夜把他送走，公开地点是金甲岭，到那里再找亲威转移到别处去。 　　轿伕们抬着病人上路了。他们不明白医生到而病人反倒走了。傅连暲付给了加倍的轿钱，请他们快走，假说病人有急事必须赶到金甲岭。 　　地下党的同志安全转移了。他住在店里，等待敌人的到来。大约是夜里八点钟左右，两个便衣到了，他们没抓到人，反而遇到了傅连暲，起初感到奇怪，以后怀疑是他给放跑了。但是，他们又抓不住什么证据。 　　傅连暲没理他们，第二天早晨返回汀州。在路上，傅连暲给两个便衣每人二十元，请他们回城不要乱讲，同时威吓说：“二位，现在遍地是共产党，请你们手下积德。” 　　便衣们回去交了差，没讲有关傅连暲的事。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