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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我不是AB团”

穆靜

一九三四年，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使苏区人民和红军遭到了空前的危险。 　　毛主席遭到排挤，暂时到瑞金附近山上一座古庙里养病。 　　傅连暲也遭到了不幸! 　　有人说傅连暲是AB团。什么是AB团?它的英文全写是Anti-Bolshevik，就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特务组织，简称AB团。 　　本来，开始肃反时，傅连暲连想都没想过什么，他努力工作，把心思全部用在治病上。他憎恨包括AB团在内的敌人。的确，随着根据地的一天天缩小，土豪劣绅又悄悄出来活动，国民党时常派特务来苏区进行侦察和进行破坏。甚至在他的医院伤病员中，也混进了一个特务。 　　这是个年轻人，表面上看来，他是个挺秀气的小伙子，人似乎有点腼腆，不太爱讲话，在人面前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样子。他很勤快，常常帮人们扫地、打水，有时还给重病号端饭。不少人对他有好感。他有点闲不住，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傅连暲也不讨厌他。看到他到处乱走，甚至劝告说：“你的伤还有没全好，要注意休息。”他微微一笑，说：“谢谢你，傅院长。” 　　但他没有逃出郭实秋的眼睛。多年的敌我斗争经验，使他不轻易去喜欢或讨厌一个人，他常常用锐利的眼光观察这个人的行踪、表情、言谈。他发现了一个细微的疑点：这个人对于兴高彩烈的伤愈而重返前线的人，有时偷偷露出一种凶狠的目光。这当然不是公开表露的。而且，这个人似乎总想去接近首长病房，但他又害怕人家发现。 　　不久，这个人由于偷偷绘制医院地形图而被逮捕了。他很快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这件事，给了傅连暲不小的震动。他常常回味着郭实秋的一句话：“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啊!” 　　傅连暲做为一个医生，他勤奋地同细菌作战；同时，又艰苦地学习和政治细菌作战的本领。 　　但是，事情却越来越向对傅连暲不利的方面发展了。 　　起初，他的大女儿傅维莲被找去谈了话。这时，傅维莲已经参加红军，在医院当医生，而且刚刚和陈炳辉结婚不久。当时有句俗语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果然，她被找去，询问的全是傅连暲的情况，比如傅连暲为什么要入基督教?他为什么不公开声明脱离教会?他为什么和汀州的大土豪张绍鸷、白匪旅长郭凤呜关系好?甚至问他什么时候当了国民党的少校医官? 　　这一些问题，傅维莲有的根本不知道，有的知道一些也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她感到惶惑，心情紧张。她回答说：“不知道，我说不清楚，真的，我没想过。” 　　一个没有斗争经验的少女的回答，反而引起了一些人更大的怀疑：“你心里有鬼。? 　　回到家中，她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炳辉，担心地说：“炳辉，看来，有人要搞我父亲啦!” 　　“不会的!”陈炳辉有些不在意。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跟傅连暲学医的青年共产党员，对革命充满信心，对自己的老师十分信任，他和傅连暲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这里有成功、失败、危险、胜利，他了解傅连暲，懂得老师的为人，同时，他更记得毛主席、朱德、周副主席对老师的信任和重用。他安慰妻子说：“不会的，不要担心。” 　　他那么忙，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第二天他看妻子脸色不大好，不想吃饭，体贴地说：“莲，不要这样，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傅维莲忍着恶心，强打精神，走进了办公室。她刚穿好白大褂，就一阵难忍的恶心吐了起来。 　　她病了。其实，她是怀孕了，呕吐是一种正常反应。但是在某些人看来，这是吓坏了。傅维莲的病倒，在他们看来，是抓住了她不正常的表现。 　　接着陈炳辉被找去谈话。内容几乎一样，不过又加了一条： 　　“你为什么学医后一直在傅连暲家吃住?” 　　“因为我家穷，没有钱，他为了叫我安心学医，主动和我妈商量，住在他家的。”陈炳辉心想：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你错了，”谈话的人说，“你上了他的当!” 　　陈炳辉睁大了惊异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被培养成一个医生，怎么竟然上当了?不懂，实在不懂。 　　那人看了看他，叹息地摆摆头：“你呀，上了当还不晓得，真是，中毒太深了。”接着他摆出一副耐心启发的样子，“你想想看，你住在他家十几年，给他家担水、砍柴，收拾屋子，替他跑腿，他是不花一分钱，找了个白支使的佣人。” 　　“不对!”陈炳辉感到受到了侮辱，他大声说，“不是!他们一家对我很好，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和维莲、维涛、维光他们几个，一起干活，我从来没多干过。傅院长不许我干，他总是叫我好好学习。我学不好，他才生气，就是这么回事。” 　　那人又摇摇头：“中毒太深!你不要替他打掩护了，你没听大家议论他吗?红军里来了个英国绅士，来了个老爷!” 　　从这天起，陈炳辉沉默了。他不懂，傅连暲这样一个志愿参加红军的人，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他当然听到过一些议论。但是他不知道，傅连暲来瑞金的第一天，就遭到了一些人的议论。 　　傅连暲是坐轿来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居然来了个赫赫的坐轿子的红军，引起了议论。以致反感。有人不满地议论：“吓，什么老爷?还坐了轿子!”其实，这是党给不会骑马的傅连暲的照顾。 　　到了医院，他看到从红军医院转来的医生、护士工作上有不按操作规程办的，就提出了批评。他对工作上的疏忽、不尽职责，是不能容忍的。一个护士在进行特殊护理时，蹲在门口和老乡闲聊天，他马上责问：“你在干什么?出了问题你负责!”又批评那个老乡说：“这是医院，不是庙会，工作时间不许来玩。懂吗?”他看到一个医生不按操作规程洗手，就批评说：“重来!你为红军战士做手术，不是屠夫?”有个护士打针时，消毒不是在皮肤上由里向外旋转擦碘酒，而是乱抹一气，他立刻制止说：“重新消毒，这样乱抹会感染的。”护士不服气，回咀说：“我都是这么干的，没听见谁化脓、发炎!”傅连暲不以为然，脸色严肃地说：“一万个人中有一个感染，就是工作上的失职!不重来就不许你打针!” 　　这样的批评，在许多同志看来，是负责的表现，是为了工作，即使方式方法有点不妥，也应当谅解。但是，有的人却积下了不满，逐渐挑起他的毛病来，有时甚至优点也变成了缺点。比如，他为病人诊断，有时有点疑问，就不轻易确诊，而是反复化验、检查，直到完全弄清为止。有人就说这是“啰嗦”，“折腾人”，甚至说他工作不负责任。 　　到瑞金半年之后，当有的人知道傅连暲过去的历史时，就说他象英国绅士，慢慢地，有人对他参加革命也提出了怀疑：“他为什么要当红军呢?为什么要放弃优裕的生活来瑞金?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徒信仰共产主义?”尤其是当傅连暲提出要入党的时候，更引起了有的人怀疑。 　　这样，我们党内有这么一种人就办了不少蠢事。这种人，自己出身好，历史好，对党忠城，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他自动担任起保卫党的卫士的工作。几乎凡是从他眼前走过的人，他都要打个问号：是同志还是敌人?他心中没有“朋友”这个概念。你不是同志，就一定是敌人。而且是敌人，就必须赶快除掉。实际上，他们是在削弱着革命力量，赶跑了外围群众，甚至把朋友赶到敌人那边去了。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思想极左的人。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只知道反右，不懂反左。他们有一种错觉：左倾的人只是好心办坏事，可以原谅。殊不知，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右倾少啊! 　　这种有极左思想的人，从看不惯傅连暲，终于走到了怀疑他是AB团的地步。 　　就是在陈炳辉和傅维莲被“谈话”的时候，傅连暲的两个学生——李主应、林雪庭同志，已经在别的地方被错当作AB团杀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傅连暲的学生。 　　于是，傅连暲终于在一天夜晚被叫去了。 　　屋子里有十几个人，等傅连暲走进时，他们如临大敌，一个个瞪着眼睛，仇恨地望着他。 　　傅连暲平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也一下子给吓住了，不由得站住脚，但立即有人一下子把他推到前边去。没有人让他坐，没有人对他笑一下。 　　他虽然已经听陈炳辉夫妻和他讲了一些情况，思想上多少有点准备，可没想到事情来得如此突兀，阵势又这样凶猛，真象半夜里闯进暗无灯火的古刹一般，狰狞的面目吓得你通体发冷。 　　“你老实交待吧，为什么要到瑞金来?”有人发问了。 　　“毛主席主张创立中央红色医院，我非常高兴，我早就愿意参加红军——” 　　他还未说完，就有人粗暴地打断了：“胡说!你说，郭凤鸣给了你什么任务?” 　　傅连暲想了一下，差点笑了，但他没笑出来；“郭凤鸣早在一九二九年就给打死了，他怎么能叫我一九三三年上瑞金呢?” 　　“他死了，还有人给你送信么!”有人说，“你那两个学生不是你的特务成员吗?” 　　“不是，不是!”傅连暲连忙回答，“他们都是好人，好人啊!” 　　“好人?他们给镇压了!” 　　这句话，简直是一声惊雷，傅连暲一下子楞了，接着，他流出了眼泪。两个好同志啊，竟然遭到杀害。 　　“哭也没用!交待你的问题吧!” 　　大半夜过去了。他还在挨斗，逼他承认是AB团。如果今天不承认，明天还斗。 　　“我不是AB团!”傅连暲这样回答着。 　　第二天，他被撤职了。 　　他痴痴地站在屋子里，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想找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已经休养去了。他想找周副主席、朱德同志，可是，自己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有人在监视自己。 　　那些天，他苦恼、悲观，为什么竟然会祸从天降呢? 　　在残酷斗争他的时候，有人竟然嘲笑他是洋奴，他接受不了啊。难道跟外国人学医，也是罪吗?如果说洋的东西都该一律排斥，那么我们仍然回到十八世纪落后、愚昧的生活状态去好了。 　　有人骂他没有民族气节。可是，一九二五年，他是那样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参加了五卅运动。 　　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因为郭凤鸣曾经要送他一个少校医官处长。可是，傅连暲当时就拒绝了。他不要这样的脏官，他要当一个正面的医生。 　　但是，在那些人面前，你有一百张咀也没用，你有一千条理由也被他一条歪道理顶住了。真理和正义在残暴面前无法申张。 　　他被强行戴上了AB团的帽子。 　　下一步，就该枪毙了。 　　但是，红军干部战士、老百姓不信那一套，他们照样要找傅院长看病。人们称赞他医道好，待人和气，有人甚至为他的“有架子”缺点进行辩护：“有架子?那当然，这么著名的医生，怎么能没点架子呢?”而了解他的人则公正地说：“他就是那么个人，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没什么架子。” 　　人们在办公室找不到他，就到家里去，请自己热爱的傅医生看病。 　　在知心的人民群众面前，傅连暲慢慢振作起来，不那么心灰意冷了。他明白：大敌当前，斗争正艰，要加紧工作啊!他又开始给人们看病了。 　　但是，危险仍然围绕着他。 　　果然，没有多久，几个人突然闯进来，要他到司法部去，要正式审判他，下一步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毛主席啊，你在哪里?你救救我吧!”可是，毛主席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情况。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一把抓住了电话机，急急地叫道：“请接张闻天同志办公室!” 　　电话铃响了，可是没人接。 　　“走!”那几个人下了命令。 　　“等，等一等!”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电话铃还在响，可是没人接。 　　正在几个人扭住他，要夺他电话的时候，电话里有人说话了：“我是张闻天!” 　　这声音挺大，所有在屋的人都听见了，于是，都站住了，谁也没动，连拧胳膊的人也保留着原来扭动的姿势。 　　凶、吉，祸、福，全在这个电话上了。 　　空气象凝结了一股，傅连暲连大气也不敢喘，他真的呆住了。 　　“我是张闻天!”也许是没人回话的关系，张闻天同志又一次提高了声音自我介绍。 　　“张……张……”傅连暲咀唇抖动着，连张闻天的职务都忘了。 　　“谁?”对方和蔼地说，“象是傅连暲同志吧?” 　　“是，是我!”“同志”两个字，使傅连暲好象一下子从乌云笼罩中落到光明的土地上。他镇静了一下，“张闻天同志，他们说我是AB团，要我上司法部。张闻天同志，请你救救我吧!我不是AB团啊!” 　　“AB团!谁说的?”张闻天听了，显然发怒了，“不许这么搞!你把电话交给他们，我来讲。” 　　他把电话交给了准备带他走的一个同志。 　　那个同志接过电话，对话筒吹了两口气。 　　“你是谁?”张闻天同志威严地问。 　　他报了名字。 　　“你干的好事!放开他!傅连暲是好同志，是苏维埃政府请来的好医生，要恢复他的职务，让他马上工作。AB团的事，不许再提!” 　　“可是——”他还想辩白几句。 　　“没什么可是。”张闻天说，“这是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不是我个人意见!” 　　接着张闻天又安慰傅连暲，要他好好工作，不要计较什么，并郑重地告诉他：“党是相信你的!” 　　一场灾难终于过去了。 　　当晚，他们全家庆贺了一番。 　　这是傅连暲参加革命后遇到的第一次坎坷，但不是最后一次。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