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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亲人们

穆靜

一 　　长征胜利结束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与家乡完全断绝了消息。有的同志偶尔能得到家乡一点音讯，全是亲人被杀、村庄被毁的情况。而且不久传来消息说，傅连暲同志的爱人刘赐福同志已经被害，孩子们下落不明。他心如刀绞，尤其想到毛主席心爱的小儿子毛毛也下落不明，心里更是难过。 　　一九三六年秋，党批准他和陈真仁同志结了婚。 　　一直到后来才弄清楚，刘赐福同志领着几个孩子经过一番浩劫之后，都活下来了。 　　原来，红军一撤离苏区，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如狼似虎一般扑来。这些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烧毁村庄，无恶不作。 　　傅连暲的妈妈回到汀州不久，就在白色恐怖中病吓而死。刘赐福领着维清、维光、维康和毛毛，怀里揣着十几块银元，从瑞金城化妆成农村妇女，跑到乡下。临走前，毛泽覃同志曾经来过。五六岁的小毛毛，牵着他的衣襟哭叫着：“叔叔，我要妈妈，我要爸爸、妈妈!”毛泽覃蹲下身子，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强做笑容，亲亲他红红的小脸蛋说：“毛毛，毛毛是好孩子，毛毛听活。爸爸妈妈去打白狗子。等消灭了白狗子，爸爸妈妈一定接你。啊，好毛毛，毛毛不哭!” 　　“叔叔，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毛毛仰起天真的小脸，腮边挂着几颗晶莹的泪珠。 　　“快，很快就会回来。”毛泽覃这样回答，口气还挺坚决。可是，他心里明白：这一分别，恐怕少说三五年，多则七八年、十几年啊。 　　“叔叔，爸爸妈妈回来，你可千万来接我，好吗?”毛毛闪亮着大眼睛盯着他，长长的睫毛一动一动，眼神里充满了希望。 　　“好，一定!一定!”毛泽覃又亲了亲毛毛，嘱咐说，“毛毛，现在到处是白狗子，你跟阿姨走，可要听话，啊!” 　　“我知道!”毛毛紧绷起脸，两眼射出刚毅的火花，“我是刘阿姨的小五，对么?妈妈!” 　　站在一旁的刘赐福一直在揩眼泪，听了这活，连忙答应说：“对!对!毛毛，你是妈妈心尖上的肉肉!” 　　“叔叔，你去打白狗子，我跟刘阿——妈妈走，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 　　小小的毛毛，又天真又可爱，幼小的心灵里，对敌人仇恨的种子也发了芽。 　　毛泽覃同志又嘱咐刘赐福一些话。她呢?是个只知埋头干活，不愿意多说话的人，抚摸着毛毛的头，说：“你放心吧，毛毛在我这里，我明白身上担子有多重。只要我活着，孩子就不会遭险。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也要先把他托给可靠的人!” 　　她领着四个孩子，专选荒僻、少人烟的路走。一连几天过去，孩子的衣服刮破了，手上、脸上被树枝和荆棘刺出了血，脚打了泡。她估计敌人一下到不了这偏僻的地方，才在山村边一户老大娘家落脚。 　　老大娘是个好心人。她心里明白这一家是什么人，从不问一句，帮孩子们缝缝补补，或者上山采点香菇、野菜给她们吃。 　　十几天后，枪声越来越近，风声也更紧了，过往的人纷纷传说，敌人杀了多少人，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又传说敌人不仅烧房子，而且放火烧山，企图烧死躲在山上的红军伤员和群众。 　　刘赐福思忖着：不能再往远处走了，我一个女同志，走进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敌人加野兽，更难对付。于是，她带上一点米，领孩子们和一些群众一起上山，躲进匆匆搭成的窝棚里。 　　冷雨秋风，凉意倍增。尤其是更深夜静的时候，外面野兽嗥叫，草棚里冷风嗖嗖。孩子们没被子盖，只好钻进草堆里。小毛毛紧紧偎在刘赐福身旁，蜷成一团。 　　过了些日子，米快吃光了，盐也断了。青菜和水煮，一点滋味也没有。可是，孩子们都懂得妈妈的难处，谁也不闹，大口大口地吃着，生怕她着急。连毛毛也懂事了，看到自己碗里米饭多，野菜少，就要往“妈妈”碗里拨一些。刘赐福笑着哄他说：“妈妈碗底下全是米，看看”，她拿筷子故意挑起一些米粒，“吃吧，米多着呢!” 　　后来，她不得不领孩子下山，在敌人的刺刀缝里钻来钻去，曾经几次遇到危险。 　　一次，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林边上，她突然被敌人发现了。 　　“站住!”敌人大喊一声，七八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家伙，围上来，四个孩子紧紧靠着她，她把毛毛抱在怀里。 　　“干什么的?”一个当官的厉声问。 　　“逃难的!”她轻声回答。 　　“什么逃难?我们赶走了共产党，你不高兴?” 　　“那是你们的事。”刘赐福装着害怕的样子说，“我们村给烧了，房子完了，又没吃的，我想领孩子回娘家。” 　　敌人打量她一阵，确实抓不到什么破绽。经过两个多月的折磨，刘赐福又黑又瘦，大人孩子衣服破烂，象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娘家在哪?”当官的看没什么油水，也不那么起劲了。 　　“前边，*(左亻右厓)们娘家在前边那个村。”她故意说了句闽西土话，又指了指前边那座山。 　　“去、去、去，快走吧!”敌人放过了她们。 　　转年，她身上那点钱已经花光了，得到亲友一点帮助，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尤其看到毛毛瘦得可怜，她心里难过极了。有一天，她把孩子们安顿好，自己到一个村子去找亲戚，打算弄点钱。她进村的时候，和一个乡绅打扮的人打了个照面，那人看了她几眼。她的心不由紧张起来：难道他认识我?可自己真不认识他呀!但是，艰苦恶劣的环境，使她提高了警觉性。她没有多想，身子一扭，走进了一个房子倒塌的院子，进了破房子，发现后院墙倒了，她立即跑出去，又顺一条小路拐进一条小巷，走到一丛竹林边，看看那人没跟上来，她才又向前走，从后墙跳进了亲戚的院子里。 　　这家亲戚也挺穷，但还是设法弄几块银元给她。她刚要走，村里一片锣响，敌人在喊：“抓共匪呀，傅连暲的老婆进村了。” 　　那亲戚听了，脸吓的煞白，说：“天，坏事了，你快躲起来。” 　　“不行，孩子们等着我，我走!” 　　那人一把扯住地：“天，你不要命啦!你这一冲，不等于白送死吗?” 　　“我走!”刘赐福心一横，从墙上摘下麻鸭斗笠扣在头上，抓起一件男人褂子穿上，装成男人模样，跳出后墙，顺竹林钻进树丛，小路上虽然站着个敌人，可他看到一个男人走过，没有拦阻。 　　她就这样冲出来了。 　　不久，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上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说：“叫我好找。你们还好吧?” 　　刘赐福惨淡地笑笑：“活着就是了!” 　　这时，毛泽覃同志已经给毛毛找了一户人家，他把毛毛接走了。 　　毛毛以为去看爸爸妈妈呢，他天真地笑着，搂着“妈妈”的脖子，说：“妈妈，以后我来看你，给你带好多好吃的好东西，还有鸡肉、香菇。” 　　可是，他一走便下落不明了。当时，为了保密起见，毛泽覃同志没有把毛毛的去处告诉她。但是，一九三六年，毛泽覃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人们再也找不到毛毛了。 　　如果毛毛还在人世，他该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后来，刘赐福看局势稍缓和一点，才带上三个孩子回到汀州，靠教书勉强维持生活。维光、维康尽管吃了上顿少下顿，生活十分困难，仍然坚持读书。 　　“长大了，做一个象爸爸那样有骨气的好医生!”这就是他们的志愿。 　　二 　　红军一撤走，陈炳辉和傅维莲，就把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汀瑞送回汀州，由陈炳辉妈妈照料，两个人参加了游击队。 　　闽赣边界的游击队，战斗任务很重。敌人疯狂扑来，苏区人民惨遭涂炭，多么盼望自己的子弟兵为他们报仇雪恨啊!但是他们刚刚建立，立足未稳，打了几仗受了些损失，就开往山里，想建设起营地再伺机出来。但是敌人尾随而来，他们只好且战且退，形成被动局面。加上领导思想有问题，大敌当前，他们却首先把清理内部当成了重要任务。事实上，敌人疯狂残酷，我们队伍内部有人动摇；也有一些人对局势认识不清，看不见出路。这是内部问题，应该教育。而游击队领导却认为这也是叛变，采取了严办的措施。搞纯而又纯，结果是削弱了自己，孤立了自己。不久，内部发现一个特务，又造成了肃反扩大化。 　　陈炳辉为人耿直，对这种做法提出了看法，结果反倒被引起怀疑。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陈炳辉和傅维莲领着十几个伤员，到了江西白鹅地方。这是一个山村。他们没有药，也没有粮食，吃野菜吃得人人吐绿水，身上一点劲也没有。陈炳辉和维莲商量说：“这样下去，只有饿死、困死。我下山去看看，不管在什么地方，同情我们的人总是有的，我设法弄点粮食，要是能采点药，就更好了。” 　　维莲说：“可要小心，这儿到处是敌人。” 　　陈炳辉点点头，笑了：“你忘了?我跟毛主席打过漳州，还有点战斗经验。”他想用这话来安慰妻子。 　　维莲知道他的意思，郑重嘱咐说：“你天黑下去，天亮前回来，要是太阳上了东山，你还不回来，我就领着大伙撤走。” 　　就这样定下了。 　　天傍黑，陈炳辉打扮成烧炭人模样，脸上、手上、腿上涂了一层黑灰，走下山了。 　　一整夜，山下村子鸡不叫，狗不咬，没有枪声，没人喊叫，但是维莲整整一夜未睡，紧张地盼着他回来。 　　天渐渐亮了，白雾从山脚下冉冉上升，一会儿树林里雾霭腾腾，一公尺之外都看不清了。陈炳辉仍未回来。 　　太阳红彤彤地升起来了，上了东山，升上了百年老樟树顶，陈炳辉仍然连影子也不见。 　　傅维莲心里咚咚跳，脑子嗡嗡响，估计可能是出了什么事，只好带领大伙转移。但是没有走远，在三里之外一个天然洞里，暂时存下身来。待到天黑时，地也下了山。她不想去救丈夫，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办到的，而是找粮食。白天有两个伤员饿昏了，她再也不忍心这样下去了。 　　她在一钩上弦月光下，在树林下中走走停停，谛听着，辨认着，然后再走。下半夜终于下了山，来到村边。可是，她还未进村子，就被从地上跳起来的两个敌人扭住，拖进了看来是地主的宅院里。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看到了敌人，同时也看到了陈炳辉。 　　他的衣服被撕破了，脸上带着伤痕，显然受了重刑。可是，此刻却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摆了几样酒菜。难道他…… 　　敌人的一个连长吧，笑嘻嘻地站起来，对她说：“噢，果然是陈夫人到了!来，请坐。其实呢，我们一会儿就护送陈先生上山。” 　　维莲瞪着仇恨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丈夫，想不到他竟走上了这条路，心想：真可恨，当初我父亲为什么看错了你! 　　陈炳辉知道妻子误会了，连忙走过去，想说明情况，但是维莲一扭身子，不肯理他。 　　那位连长又要说什么，陈炳辉挡住他，对妻子说：“维莲，你可能忘了吧?爸爸在亚盛顿医校学习的时候，不是和卢新民认识吗?” 　　“那又怎么样?”维莲并不愿意听到这句活。 　　“我一下山就被捕了，他们要杀死我，”说着，他指了指敌连长，“可是今天上午他把抓到我的消息告诉了卢新民，卢新民回话说顾念和爸爸是老朋友，让放了我，还给了我一点粮食和药。” 　　竟然有这种事，维莲怎么也想不到。 　　这位国民党收编旅长卢新民，当年是个看牛工，后来爬上旅长宝座。他对傅连暲的为人一向敬重。所以，曹国煌曾找他批准把一船药运回汀州。这一次，他又不肯下令杀害陈炳辉。 　　天亮时，陈炳辉和维莲扛着半口袋粮食和一点药，回到了山洞。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把事情的原委，报告了游击队党组织。 　　不久，他们收治一个伤员，据说是一个著名的赤卫队长。他战斗经验丰富，敢打敢拼，外号叫“过山虎”。当地的土豪劣绅都惧怕他三分。他在一次和敌人的遭遇战中，为了掩护自己的同志撤退，带着一个青年队员死守住山头，整整顶了一个多小时。那个青年牺牲了，他自己胸部、头上也挂了花，还翻山越岭找到队伍。大家都非常钦佩他的坚强的毅力。 　　游击队领导下命令说：“一定要救活他!” 　　但是，外面下着霏霏细雨，山洞里潮湿阴暗，身下的干草用手一拧就会淌下水来。又没有药品，真是困难重重啊! 　　第三天，赤卫队长发高烧，说胡话。第四天已经转成肺炎。 　　游击队的领导发了脾气：“你们是怎么搞的?两个医生救不了一个人?傅连暲那点本事你们学到多少?” 　　陈炳辉建议转送到瑞金附近，他去设法找中医救治。 　　他们说那等于自投罗网，不同意。 　　第七天，赤卫队长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临终前，喃喃地说：“不能怪医生，没有办法啊!” 　　但是，在紧张的肃反运动中，陈炳辉和傅维莲被说成是“特务”，很快捕了起来。 　　思想极左的领导人有一套“充足”的“理由”。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卢新民是个刽子手，他为什么放了你们俩人?他不给你们潜伏的任务，难道能放你们走?卢新民给粮又给药，他对你们为什么那么好?傅连暲和卢新民在政治上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勾结?你们什么时候加入AB团的?卢新民给你们什么任务?你们和敌人接头地点是什么地方?几天汇报一次?每次给多少钱?为什么要害死赤卫队长?…… 　　革命者受到革命者的审判。这时候，你纵然全身是咀，也说不清这么多问题；纵然掬尽汀江水，也洗不净身上的冤枉。 　　起初，他们被监视，还给大家看看病。后来，有一些人在私下对他俩表示同情，极左的领导人立刻成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好啊，他们还在搞破坏活动，看来是两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 　　敌人的进剿、屠杀越紧张，形势越恶劣，极左的领导人不去分析形势，研究如何打击敌人，而是大力宣传：“形势越紧张，越要把内部清理干净。” 　　最后，陈炳辉、傅维莲同志被押上了刑场。罪名是：AB团头子傅连暲对他的两个党徒秘密布置下了破坏游击队的任务，因此他们犯下了大量罪行。 　　革命者走上革命的刑场，吞饮自己人的子弹而倒下了!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件冤案! 　　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革命者的浩然正气，而且还有惨痛的教训。革命者自相残杀的时候，必然会导致自己的队伍面临厄运。 　　由于抓所谓傅连暲AB团问题，不仅陈炳辉、傅维莲为此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傅连暲的外甥黄成同志(又名黄深信)，两个学生，也死在自己人设的刑场上。 　　傅连暲生前一提及此事，就嗟叹不已。 　　“搞革命，为什么老整自己人呢?”他有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他太天真了，还有人说他“路线觉悟”不高。但是，这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三 　　在延安时候，他终于得知家里的真实情况。 　　陈炳辉和维莲，为他而死了。可是，在他们倒下去的时候，傅连暲正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一心一意为革命胜利而奋斗。 　　毛主席知道这事时，开始很生气，在地上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摊开手说：“有什么办法?我们有些人，你怎么说他呢?他是一颗心为革命，可是他们却总干蠢事。叫人痛心啊!” 　　在毛主席的系怀下，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由周恩来同志带到西安寄出。当时，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去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过了不久，傅连暲果然收到家信，知道了一切情况。为了解决家中困难，由毛主席批准，中央组织部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每季往他家寄一笔钱，供养他的孩子们学习、生活。后来，这笔钱曾由周恩来主持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代寄，一直到全国解放为止。 　　维光、维康都深情地知道：钱是从延安、重庆来的，是共产党给的。他们决心好好学习，长大报答党的恩情。 　　四 　　一九三七年，还有一件事值得叙述一下。 　　这年年初，法国的一位记者认识了傅连暲。当这位记者得知傅连暲是一个基督教徒时，表现出了十分的惊讶和奇怪。他怎么也不懂，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会参加红军，而且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请傅连暲发表谈话，答应将发表在国外报纸上。 　　傅连暲同志同意了。 　　他的谈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叙述自己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当时红军的卫生工作状况以及困难，呼吁国际给予援助。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共产党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他指出：“说红军因为信仰不同而迫害基督教徒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反动派的造谣。”他说明，抗日军队非常需要医生，“不管共为外国人、本国人，男人或女人。我们需要军医和各种的专家”。“我们号召一切医生、看护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帮助我国的一切抗日军队，把他们最新的科学知识带来，尽力在此施用”。 　　他的谈话，同年五月发表在法国出版的由吴玉章同志主编的《救国时报》上，后来印成小册子发行。 　　这篇谈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争取不同信仰的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因此，一九四九年七月，《人民日报》在陆定一同志的指示下，重新予以发表，并由黄树则同志执笔，加了重要的编者按语。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