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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入党

穆靜

一 　　到延安后，他担任了中央总卫生处长，兼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 　　边区医院设在宝塔山麓，新挖的两排窑洞，宽大的窗子上糊着洁白的纸，屋子里显得又明亮又暖和。 　　在医院要不要分科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争执。傅连暲主张分科，他认为这样利于治病，也利于医生们提高医术。有的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分科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办法，看内科的开不了刀，外科大夫治不了伤寒。在延安还可以对付，可是到了前线，岂不要发生事故?傅连暲回答说，当此战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医生们确实应该多会几手，但是，这不等于不要专业。他拿自己做例子说：“我这个内科大夫，只要需要，什么开刀、拔牙、接孩子，都去做。但这不等于必须十样全。一个人精力有限，爱好不同，百科精通，恐怕是难做到的。”他曾经和周恩来同志谈过，周副主席说：“专业分工是科学的需要，恐怕只有巫师才敢说百病精通。不过他驱了半天鬼，往往把人搞死了。我看不论干什么，都要讲究点专业技术。” 　　毛主席呢?当时正在吸烟。他听了这个问题，对傅连暲说：“天底下那有万事不求人的事，这根烟，就不知要多少人做工，才造出来。一个人全包下来，那只有喇叭筒筒，没香烟了。” 　　这样，边区医院分了科。因为当时医生少，专业人才不多，只分内外两科，以后才添了其它科。 　　这个在当时条件下是顶好的医院，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客人是白求恩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到达延安的。他为了到延安，转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在汉口，或者在西安，他看到的都是“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裳褴褛的人们”。而在抗日的中心延安，他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景象，“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景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到哪儿去的。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延安的清洁，也有傅连暲同志的一份功劳。白求恩同志很快就和傅连暲见面了。当白求恩知道他当年是个教徒的时候，起初表示惊异，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一样，一样，”白求恩笑得象个顽皮的孩子，“我也是基督的子孙呢。我的父亲就是牧师。可是，我却追随祖父，当了外科医生。啊!教徒成了共产党，有意思!” 　　在明亮的窑洞里，他请白求恩吃饭，用延安自己出产的鸡蛋、鸡肉、猪肉招待了大洋那边的来客。 　　白求恩的胃口很好，他对傅连暲严谨甚至有点刻板的生活习惯感到意外，他不解地问：“傅，你为什么一顿只定量吃那么一点，够吗?卡路里够吗?啊，我不同，有了就大吃一顿，没有就饿上一天，都可以。” 　　白求恩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老头子。他在参观医院的时候，俨然是个检查官，比如护士的白衣服不太干净啊，医生指甲长了，夹板太厚啦，镊子不应该有锈斑，挑剔出一大堆毛病，而且他认为一个正规医院，只分内外两科，严格地说，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傅连暲呢?总是和蔼地笑着，点着头说“是的”，“对”，“好的”，一一接受。 　　白求恩一走，医生护士们就把他围来起，说他不应该同意。有的同志说：“一个外国老头子，光挑毛病，我才不买他的账呢。” 　　“我可买他的账!”傅连暲态度严肃地教育大家说，“他的话都对。有一天，我们会有那样的医院。人家千里迢迢来帮咱们抗日，咱们要诚心诚意欢迎他才对。再说，只有和咱一条心的人，才有啥说啥，挑毛病是为咱们好，为啥不该欢迎呢?” 　　一席话，大家平静了，心服口服地走开了。 　　第二天，他和白求恩谈话时，讲了长征的艰苦，讲了延安地区的困难，告诉他边区医院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当前只有三个医生，只相当于一个门诊室的医生怎么能细分科呢?当然以后是会越来越细的。 　　白求恩对于他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很感动，他说：“傅，你说的对，看来，我的话有不对的地方。” 　　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 　　白求恩只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在会见了毛主席之后，立即到晋察冀边区去了。行前，他知道傅连暲有严重的痔疮，就主动为他做了手术，留下了医生特有的纪念。 　　白求恩同志和他交往时间虽然很短，但是确实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徒成了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一个皇家医学会会员要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到战火连天的西班牙，又跑到万里重洋之外的中国?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理想啊!“我也应象他那样，不懈地奋斗，追求我的理想!”他对陈真仁同志这样说，并且很快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党组织。过去，他为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对入党曾产生过疑虑，现在一个伟大的榜样站在自己的眼前，他又一次坚定了信心。 　　送别白求恩同志的时候，他怀着惜别的深情，祝他一路平安。白求恩还是那样爽朗而又诙谐，他*(左目右夹)*(左目右夹)眼睛，高声对大家说：“延安见!”是的，他本来打算在战地工作一段时间后，还要回到延安的。可是，不幸他却永远长眠于河北省一个山村里了。 　　多少年来，傅连暲一直十分怀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二 　　一九三八年夏，山坳里开满了黄色的刺玫。一丛丛紫色的马兰花，把延安妆扮得既美丽又生气十足。 　　一天，傅连暲照例对几位中央领导进行巡诊治疗。 　　毛主席的窑洞前，西红柿露出鲜红的脸颊，辣椒象一颗颗翡翠的果子，玉米搧动着宽大墨绿的叶子，高大的枣树正开放着甜香的枣花，往来采蜜的蜜蜂在主席窗前唱着动听的歌儿。 　　毛主席正挥笔书写文件。 　　傅连暲看到主席正忙，想走开。可是主席已经看到他，忙放下笔立起身喊道： 　　“傅医生，进来坐吧。” 　　他大步走进去，习惯地坐下了。 　　“主席，这些天身体好吗?”他想三言两语问完，如果没什么情况，就走开，以免耽误主席的工作。 　　“很好，没什么病。”主席回答。 　　他们又说了几句话。傅连暲想站起来告别，毛主席却挥挥手叫他坐下，告诉他说：“现在局势很紧张啊。蒋介石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们估计日本帝国主义很快要占领武汉，威胁西安。所以，想抓紧时间派你去西安一趟，买一批药回来。怎么样?” 　　“好，我去!”他简短地回答，仍然想着快些走开。 　　“西安是反共中心，不过，我们不怕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很有办法，你去了，要多依靠他，他会安排得很好的。” 　　他点了点头。 　　主席又关心地问：“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傅连暲摇摇头，“不论到什么地方，有党的领导就一定能搞好。” 　　“对头。”毛主席高兴地笑了，“你傅医生党的观念很强么!” 　　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心事，心头不禁一动，但是，在主席面前，怎么好提起呢?他立即压下心事，笑着说：“我一定把药买回来，同时如果可能，请几个医生来。” 　　毛主席没有接他的话题，而是用关怀的目光望着他，亲切地问：“傅医生，你没有考虑过入党问题吗?” 　　“我?”意外的问话，使傅连暲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半晌才喃喃地说，“考虑过，多次考虑过，可是，我怕不够条件，再说——” 　　毛主席打断他的话，果断地说：“我看你可以入党!基督教徒成为共产党员，这很有教育意义，很有说服力!” 　　“真的?”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脏跳得快从喉咙蹦出来了。 　　“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毛主席做了个手势，“现在不应该有什么阻碍了。党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当然，入党是要群众举手通过的。问到我么，”毛主席竖起一个指头，“投你一票，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票”。 　　这一票，是多什不平常啊。傅连暲激动得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是最需要说几句话的时候，他却激动加上几分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具有暖水瓶一般的胸膛。里面滚热、发烫，外面却一如平常。 　　“你去找陈云同志谈一谈，同志们会帮助你的。”毛主席鼓励说。 　　“好，我就去!”他眼里含着泪水，说完就快步走了出去。 　　俗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个平常不注意花花草草的人，现在也感受到了少有的欢乐。 　　啊，看啊，天是多么湛兰可爱，清凉山上宝塔耸峙，兰、红、粉、黄的花朵招惹得蝴蝶欢乐飞舞，延河水映着宝塔的倒影，波光鳞鳞。几只洁白的鸽子一边咕咕叫着，一边觅食，好象十分安闲。八路军战士们在山坡上给庄稼除草，变工队员们头上包着白羊肚毛巾，唱起了“信天游”，这歌声多么粗犷、辽亮，仿佛一直传到白云上，远山边。 　　在西山脚下，一孔独立的窑洞里，陈云同志接待了傅连暲。 　　“陈云同志，我想和您谈一谈我入党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让我来找您。” 　　“好啊!”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笑了，“阿拉欢迎!”还跟他用乡音补上了一句。 　　“我知道我的毛病不少，我又是个基督教徒，可我从一九二七年就自愿为革命服务。我愿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想白求恩是个党员，他给我树立了榜样，我——” 　　他真想一口气把近四十年的历史一古脑儿都倒出来。陈云同志微笑着递过去一碗水，亲切地说：“别急，傅医生，慢慢说，慢慢说。” 　　他和陈云同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一直谈到太阳西沉，牧羊人已经赶着咩咩叫的羊群回村了，他才发觉耽误了陈云同志的工作，带着歉意站起来。 　　“很好!”陈云同志听了，鼓励说，“知识分子入党现在比过去容易多了。抗战以后，全党思想统一了。对于你，我了解，我欢迎你这样一个医学界专家入党!” 　　临分别时，他握着傅连暲的手说：“你先到党的干部训练班去听听课，增加一些党的知识，同时提高思想觉悟，加强党员的修养。” 　　“好，”傅连暲脸膛红润，又激动起来，他紧紧抓住陈云同志的手说，“我明天就去。” 　　“有什么问题可以经常来谈谈”。陈云同志站在柳树下，和他握别。 　　晚霞把延安笼罩在明亮的红光里，加上山脚薄雾升起，让人仿佛觉得延安镶嵌在巨大的红宝石里一股。他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回家去。陈真仁也察觉出他有什么喜事。 　　“我在争取入党，”他对妻子说，“盼了多少年，终于要实现了。” 　　“难怪这样高兴，”她说，“你在瑞金时候，为什么不争取?” 　　一句话，把他沉入了回忆之中。 　　是呀，自己何尝不想早加入共产党，可是，知识分子再加上基督教徒，这样一个人，在当时入党谈何容易? 　　其实，傅连暲的入党问题，很早就提出过。党内争论很大。在汀州时，有的同志对他不很信任，只想利用他的技术为红军服务。到瑞金时，他虽然参加了红军，可有人仍然把他看成个特殊人物，甚至对他穿上军装都认为不应该。有人说过：“你听说过有坐轿子的人入党的吗?”后来打了他AB团，就更不用再说了。长征中，他一心一意跟着红军北上，迎接抗日斗争，有人以为他是无路可走，否则，他怎么肯吃这个苦呢?一直到延安，经过长期考验，也还是有人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可以入党，而他是个基督教徒，又是向帝国主义医生学的医，太复杂，不能考虑入党。有的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傅连暲在汀州吃得开，钱也不少，名声不小，这样的人为什么要革命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该怎么回答呢?有人说：“恐怕他有自己的打算。”意思是投革命之机，想捞点什么。 　　这并不正确。傅连暲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他没有那种拿脑袋当赌本去攒官做的“勇气”。他受西方的影响，可以说是个忠诚的人道主义者。他起初是出于对革命的同情，给红军治病用药，救死扶伤。后来，会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同志以及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得到他们的教育，于是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当他受到打击的时候，也消沉过；想不通，也苦恼过，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有谁和他谈谈话，用革命的道理去点燃他心头的干柴，他又高兴起来。 　　可惜的是，有人一直不真正了解他，也不想去了解他。以至于受他的连累，女儿和女婿、外甥、两个学生竟都死于非命。 　　这一些，他不想告诉陈真仁，因为她到红军中不久，不了解更多的情况。他不想伤她的心。 　　他常常用沉默去回答许多难于回答的问题。 　　三 　　第二天，他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听党课去了。 　　在城隍庙里面听马列，他觉得挺有意思。李富春、王鹤寿、徐冰等同志轮流做报告，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他有什么不懂就问陈云同志。 　　他记得，他和陈云同志谈过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张国焘逃跑的问题。这已经是他入党以后的事了。 　　傅连暲不理解，象张国焘这样的人，居然会逃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他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造成的吧，对吗?” 　　陈云同志摇摇头说：“太不够了!我们不能把什么坏事都推到知识分子头上去。杨修被杀，不是因为他说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是因为曹操恼羞成怒，借杀人以镇压不同意见。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可贵的。至于张国焘，他是个人野心家，欲望得不到满足，才跑到敌人那边去的。什么时候都不要搞个人野心。” 　　“共产党人不要搞个人野心。”陈云同志这句话，他记得很牢。他对党内野心家有了一些认识。 　　七月份，陈云同志告诉他去西安买药，并请医生，回来再继续听课。 　　第二天，他坐卡车上路了。这辆汽车已经破旧，加上司机水平不高，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从延安到西安。居然走了四天。 　　傅连暲到了历史名都西安。他从小念书时就知道了长安，知道许多发生在长安的历史事件。心想：这样的一座名都，一定到处黄瓦红墙，金碧辉煌，十分可爱吧。可是，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破烂、肮脏，马路上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大小便，一阵风过，灰沙迷雾一样扑来。酒楼上，灯红酒绿，“何日君再来”的曲调飘到大街上。而街头却徘徊着乞丐、流亡青年。市中心鼓楼附近一片破败景象，《出水芙蓉》的电影广告几乎占去了鼓楼的半面墙。只有远处的大雁塔，还显得那么高洁、神圣。 　　林伯渠同志见到他十分亲热，问他路上怎么样?身体如何?亲自安排他住下，又派人陪他上街买药，去红十字会联系请医生的事。 　　当时，国共合作不久，国民党表面上还做点样子，但特务很多，时常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窥探、盯梢。 　　林伯渠同志嘱咐说：“这里情况复杂，可不如延安安全，你要多加小心。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他在自己同志的保护下，上街办事，还游了大小雁塔，看了骊山麓的华清池和一些宫殿建筑。他看到，当年唐明皇杨贵妃在这里寻欢作乐，如今是国民党的大官携着年轻妖艳的姨太太或姘头在这里醉生梦死，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们全然不顾。 　　有一件事给他刺激很深。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马路旁倒下一个老人，他穿得又脏又破，捂着肚子叫着：“疼啊，肚子疼啊!” 　　走在他前面一个国民党的青年军官，正挽着一个姑娘，缓步嘻笑着。 　　那姑娘见了，突然说：“亲爱的，你看那老东西挺可怜的，你这个医官不想给他看看吗?” 　　那个军官摇摇头，冷笑一声：“不，我怕弄脏了手，怎么和我的宝贝抱吻呢?” 　　他的头也不肯低一下，就走过去了。 　　傅连暲站住了，热血直往上涌，心里愤愤地说：“难道这样的人也配做医生?” 　　他俯下身子，寻问了病情，估计是急性胃炎，恰巧身上带几片止痛片，送给了老人。老人忍着痛，千恩万谢，直说他是好人。 　　回到办事处，他把几天来的所见所闻综合起来，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医生腐败，还只会耽误几个病人；可是一个政府腐败了，受害的却是几亿受苦的人。精良的医术，只有和党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效能!思前想后，他越觉得跟着党走，是最正确的道路。 　　他在西安几天，买了几十箱药。可是请医生事不好办。因为当时许多医生们都参加了红十字会，编了队，不能走。有的医生对共产党不了解，不愿意去延安工作。所以，只请了一个牙科医生。他正准备回延安，突然收到陈云同志的电报，说吴玉章同志从法国归来，生了病，到西安时，请他诊治，病好后和吴老一同回延安。到八月底，他便和吴老一同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西安一月行，使他看到了延安的神圣和内在的美。他向陈云同志汇报时，说：“这一次去西安，我感受很多。可以说是上了一课，国民党的反动、腐朽，人民生活的痛苦，使我更加深了对党的感情。” 　　过了几天，他又去城隍庙听党课时，训练班主任王德同志把他叫到办公室，郑重地递给他一张表格，说：“傅连暲同志，请你填写入党志愿书吧!” 　　十几年来盼着这一天，想着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来临时，他竟然感到那么出乎意料之外，忘记伸手去接，而是痴呆呆地愣住了。 　　“给，接住啊!”王德同志看着他那激动的样子，笑了。 　　他这才如梦初醒，伸出双手，象接一个重要的宝物一样，托在手上，急忙看起来，而最初几秒钟他竟连一个字也没看清。他按捺住奔马一般的感情，坐下来，静了静神，才看清几个醒目的大字：“入党志愿书”。 　　他手有点微微发颤，工工正正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傅连暲”，还有曾用的名和号。填到证明人的时候，他想到了毛主席，于是抬起头问道：“证明人我可以写毛主席吗?” 　　“当然可以。”王德同志说。 　　于是他写上了“毛泽东”三个字，另一个证明人是陈云同志。 　　这天下了课，他立即跑到毛主席那里去，兴冲冲地告诉说：“主席，我今天填表了。” 　　“好啊!”毛主席听了也挺高兴。 　　“证明人我写了您。”他说。 　　“好，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毛主席说。接着，毛主席又亲切地和他谈了有半个小时，教育他入党后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九月七日，他终于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训练班的同志都来祝贺。陈云同志紧握着他的手，告诉他：“党员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团结广大群众，一起前进，搞好革命工作。” 　　一个基督教徒，终于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他世界观的巨大转变。 　　在后来回忆这一难忘的时刻的时候，他曾经写道：“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经四十四岁了，就好象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兴趣。我感到，跟着党走，活到一百岁也是年青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年纪大。在我的面前，摆开了一条广阔的光明大道，目标就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要朝着这个目标，年复一年地向前跑，永不停止。”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