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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

穆靜

一 　　一九四五年成立军委总卫生部，傅连暲任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他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以及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务。党的“八大”时，他被选为代表，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他为培训医生、筹集医药器械，做出过很大贡献。他利用自己曾在福建、江西工作，认识几个医药商人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党组织和爱国人士协助下，从一些医药商店，购买过大批药品。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蛮横封锁，无法再购，同时欠了几千元钱寄不出去，很久之后才设法还清。 　　在如何从火线上及时抢救伤员，如何组织群众掩护和救治伤员，如何进行连队卫生工作，如何组织药品生产，如何就地取材解决医疗问题等，他都设法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一九四二年时，敌人对边区实行封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医药了。在这种情况下，傅连暲坚持主张就地取材，用中草药、民间验方治病防病。 　　有一次，他去毛主席那里，正巧遇上主席吃饭。朴素的饭桌上，显眼地放着一碟辣椒。 　　“主席，还是少吃一点辣椒好。”他说。 　　“那为什么?”毛主席笑了，“爬雪山的时候，你逼着大家吃辣子，说是三个辣子顶一件棉袄，现在，为什么又要限制我呢?” 　　“辣椒有好的一面，怯风去湿，所以南方人喜欢吃它。可它吃多了对肠胃没有好处。”他解释说。 　　“你说的对。”毛主席点点头，“所以，有些蔬菜本身是有药物疗效的。现在，我们这样困难，在草药使用上，你们卫生部门还应该注意呀!” 　　傅连暲立即懂了，身边的许多药，还没有很好地运用。在他的主持下，卫生部和医院的同志深入民间，收集土方、验方。俗语说：“偏方治大病。”许多土方，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用烟叶水治下腿溃疡，用硫磺膏治疥疮，都一点点推广了。同时，医疗器械的代用品也推广开了。没有消毒锅就用普通锅，蒸敷料用笼屉，用竹子做镊子，用罐头盒做腰盆、洗眼漏斗，自制手术床，都普遍应用了。 　　这些在今天看来“土里土气”的东西，在当时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延安很早就建立了制药厂，生产出了一些军民急需的药品，解决了许多问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傅连暲立即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可是我们缺乏管理大城市卫生工作和大医院的经验。在向东北派出干部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支持他的意见，同意派出优秀的卫生干部去东北工作。其中有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同志。她后来在哈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担任院长。她还不到三十岁。那时，哈尔滨市是我党所掌握的最大的一座城市。第一附属医院的规模，使许多第一次入城的同志感到惊奇。就是在这样新的环境里，朱仲丽同志工作得很好。她那身穿八路军灰色制服、腰间别一把小手枪的形象，给一些专家、医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四八年，她到西柏坡时，傅连暲立即找到她，向她了解工作情况。那时，夺取全国解放的形势已成定局，大批干部将进入城市。傅连暲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请朱仲丽同志介绍管理大医院的工作经验，以及如何团结老专家、教授，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着重讲了团结和争取老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告诉大家，我们从山沟走进城市，正如毛主席讲的，将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所以一定要加紧学习。从卫生工作来说，一是环境新，二是工作对象新，三是经验少。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自己是革命的，对老专家、教授看不惯，不信任，那样工作就搞不好。同时，要注意搞好肃反工作，防止特务冒充医生潜伏下来。 　　不久，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天津及塘沽。化名为胡必成的周副主席，一方面协助毛主席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一方面在计划有关管理今后国家的大事。 　　有一天，通信员告诉傅连暲，胡必成请他去一趟。 　　他来到了周副主席的住处。 　　暖烘烘的农家土屋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味。周副主席告诉他，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刚走。 　　周副主席很兴奋，他在地上走了一圈，然后用坚定、明彻的目光望着他，亲切地说：“傅医生，全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 　　“当医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有，我想如何办一所医学院，培养医生。” 　　周副主席还在等待着，但傅连暲已经不说了。 　　“还有呢?”周副主席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 　　“还有?”他想了一下说，“军队应该有军医学院。不过，我还是想当李德胜和你们的医生。”(李德胜是毛主席的化名) 　　“可是我们想让你担任一些重要的工作。”周副主席请他坐下，告诉说，党考虑将让他担任国家的卫生部副部长。 　　“还是叫贺诚同志回来吧，他合适。我喜爱医生这个职业。”他没想到党安排他做这么重要的工作。 　　周副主席说，已经发了电报，请贺诚同志到中央来，筹措中央卫生部的工作。然后，郑重地嘱托他多考虑一些建立卫生部、卫生机构设置以及建立医学院等一系列工作。 　　“将来，你是卫生部的领导人，也还是傅医生。你永远是傅医生。”周副主席哈哈笑着说，“我不懂得医道，可我尊敬医生。我认为，医生为人类造福，是个应该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谈话中，邓大姐曾经两次给他们送水，还端来一盘她自己亲手炒的向日葵子。傅连暲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为了表示对大姐盛情的谢意，他吃了几颗。 　　“我们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卫生部呢?”他脑子里一时确实想不出是个什么规模的机构。“看来，还是毛主席说的对，要从头学起啊!” 　　二 　　一九五二年起，他兼任中央卫生部和总后勤部卫生部两个部的副部长。在全国卫生工作方面，他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保健工作和中华医学会工作，他花费了心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使用老知识分子问题上，他不怕有人说他“右倾”，大胆给予信任。 　　有一个老中医专家，过去经常给国民党高级人士看病，并和有的人来往密切。我们请他参加座谈会，他未出席。有的同志认为，这人看来挺反动，不理他，缺一味甘草照样下得了方子。傅连暲听了，觉得事出有因，他打听了住处，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专家，一听说是卫生部副部长来见，真是又惊又怕，生怕出什么事情。可是，傅连暲没一点架子，向他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告诉他，共产党是信任他的，希望他拿出本事，把高超的医术贡献给人民。这位老专家听了非常感动，释开心中疑团，解除顾虑，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后来，他公开了自己的秘方，看病非常认真。 　　有一个医学博士，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官，因此公安部门有人定他为反革命分子。而且，在一起医疗事故中，有人认为是有意破坏。事情反映到傅连暲那里，他主张具体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他曾经和这个人谈过话，了解到他原来出身清苦，在日本学医时受尽歧视，是他个人努力奋斗，苦心钻研，才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国民党军队医院工作，一直当医生，只是埋头治病，没参预过任何带有反动政治色彩的活动。因此，傅连暲认为，这样的人应该保护，让他发挥专长，不应该定反革命分子。至于医疗事故，确实与他有关，但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应该受到批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个人后来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 　　周总理是支持他这样做的。“这不是右倾。党不能团结知识分手，就没有社会主义!”周总理有一次对他这样说过。 　　三 　　傅连暲同志非常重视医学学术交流和卫生知识普及工作。 　　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华医学会办了不少刊物，如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杂志，还专门办了护士的刊物《护理杂志》。它及时介绍了各专科医疗技术的发展，推广了新经验，在卫生界受到普遍欢迎。同时，在国外也引起了重视。 　　他建议并亲自主办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开辟《卫生知识讲座》。他要求大家写稿，最初的几次，他自己审过稿。同时他努力写作，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百余篇文章。 　　他的文章，大约分这样几类： 　　一、宣传医生工作的光荣。他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循循善诱地告诉人们说，医生的工作是很光荣的。比如《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学习白求恩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等。 　　在《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一文中，他写道：“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为傅医生，这使我特别感觉到我对人民健康所负的责任。”他用散文一般的语言描绘说：“当我置身于病床之侧，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责任的重大和我们从事的业务的神圣。帮助病人战胜死亡的威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站起来，如象白求恩同志所说的那样，‘使病人恢复健康，恢复力量’，这不是很神圣的业务吗?……而且医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他要在人民中间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其目的是根本消除疾病。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这样的巨大工程面前，有什么不愉快呢?” 　　他说得何等好啊!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二、宣传防病知识。这类文章最多。收集到《养身之道》一书中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写的《如何用脑》、《谈癌》、《肺结核疗养的经验》、《牙病的防治》、《感冒》、《蔬菜的营养》、《‘夜班’与健康》……等等，这些题目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力。凡是有求知欲望的人，凡是想保护身体健康的人，都会拿起这些文章诵读一番。该书出版后，至一九六四年，先后再版了三次，每次再版前，他对书中内容与文字都认真作些修改、补充。一九六五年，他又对这书进行细致的校订修改。现把书名改为《健康漫谈》再版。 　　但是，《养身之道》这本书，一九六六年却遭到了批判。有人说：养生之道就是怕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这样推断下去，结论将是危险的：保护健康就是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岂不成了亡命徒了吗?极左的思想一泛滥，连宣传卫生知识都成了罪状，这不是一种倒退吗?《健康漫谈》这本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已经重版了。 　　三、他还满腔热情地向一些同志进行热爱本职工作的教育。比如《和护士同志谈谈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就是回答一个护士的问题的。一九五三年春，《中国青年》杂志转给他一封女护士叫许芳的来信。许芳是一个年轻的护士，她不安心护士工作，认为护士是“侍候人的”，“低人一等”，思想苦闷极了。为此，傅连暲同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说明护士工作是重要的，光荣的。他写道：“护理工作是医务工作的一个分支，同时有它的独立性。就工作效果来说，治好一个病人，护理工作有重大的责任。”“就更高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护理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而是一项政治工作。护士有一项任务是团结好病人，争取病人的合作，使治疗工作发挥更大的效果。”他还写道：“我们的护士不仅接触病人，还联系着病人的家属和朋友、身边的护士同伴、大夫、工友、医院的行政人员等等。这些人就象一架机器里的各种零件一样。要分工合作，互相协调，才能做好医务工作。” 　　他的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护士来信，对他表示感谢。今天，我们如果重新读这篇文章，就会发现他的论点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四 　　傅连暲长期担任高级干部保健工作。建国后，对于建立和健全保健工作制度，对于建设好北京医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 　　计苏华同志就是他和贺诚同志商定，由周总理批准调来，担任他的得力助手的。 　　计苏华同志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期间入党。一九四三年前后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一九四四年春，总理曾就知识分子问题、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发展医学事业问题，和他进行过一次长谈。总理指示他团结一些理、工、农、医等科大学生，出国留学，到国外学习知识，以便为未来的新中国准备人才。并指示他争取机会设法到美国去留学。一九四七年，他在上海医学院长、民主人士沈克非先生的帮助下，得以到美国留学，在华盛顿必士林医院进修胸外科。这年秋天，周恩来同志派人去美国和党内同志取得联系，成立“建社”。这个名称也是周恩来同志起的，含义是“建设社会主义”。通过这个团体把留学生和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专家、教授中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筹备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做准备。计苏华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党指示他回国。他开始在山东工作。后来，傅连暲同志提议调他来京。 　　计苏华同志报到后，傅连暲向他转达总理的指示，要求他多研究老年人易患的疾病，努力做好这一工作。后来周总理见到计苏华同志时，曾嘱咐说：“你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毛主席的健康。傅连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你要好好学习。” 　　傅连暲同志把他当做自己的接班人一样进行培养，无保留地把工作体会告诉他，支持他做好保健工作。一九五七年后，傅连暲同志身体越来越差，工作量逐渐减少，大量的工作由计苏华同志负责。 　　计苏华同志的工作，是受到好评的。他工作热情很高，看病随叫随到。新的药品，不论别人说效果怎样好，他都要在自己身上试验过，认为确实无副作用，才给首长使用。十几年来，工作兢兢业业，成绩很大。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靠边站，硬说他是“假党员”、“走资派”，和傅连暲同志一样，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与摧残。由于他受到过深的刺激，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被强制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经常被罚、被打，后来受逼迫过甚，他曾跳过井，幸而被人救起。一九七〇年秋，周总理得知他在“干校”劳改，立即批准他回北京养病，并派人到他家探望过。王震同志也曾到他那仅留下的一间小破屋里看望过，并安慰他好好休养。一九七六年十月，他终于被迫害致死。在计苏华同志追悼会上，王震副总理痛心地说：“计苏华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他是第二个傅连暲!” 　　“第二个傅连暲”，他象傅连暲一样，在保健工作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他也象傅连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 　　平反昭雪是应该的，但是，那巨大的损失，怎能弥补呢?心灵上的创伤，何时愈合呢?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