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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首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1941年1月柯棣华大夫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光荣地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战士。 　　1941年初，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扩建，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正式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白求恩逝世之后，为了纪念白求恩同志，发扬光大白求恩精神，1939年12月1日，延安八路军军医处最早公布将延安八路军总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1月5日，在晋察冀军区唐县军城白求恩追悼大会上，聂荣臻司令员宣布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其附属医院改名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早在白求恩逝世以前，因白求恩要准备回加拿大筹措医疗器械和药品，聂司令员就开始物色白求恩的接替人选。经延安有关人士的推荐，认为柯棣华大夫是最合适的人选。柯棣华进入晋察冀边区之后，一有机会，聂司令员便找柯棣华谈话，鼓励他向白求恩学习，做“第二个白求恩”，鼓励他为革命挑重担，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1941年1月，反“扫荡”结束后，在行唐连庄，聂司令员到卫生学校参加首届军医班毕业典礼，聂司令员又亲自找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给他下了毛毛雨，并让江一真校长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出任首任院长。 　　在此之前，江校长与喻政委考虑他的身体不好，已发现有绦虫病，怕他不愿接受任命。江校长对他进行了试探性谈话，摸摸他的底。因他在卫校当教员时，曾交给江校长一份改善手术室的设想，江校长认为挺好，即交代医院照办。后来柯棣华又提出改变外科换药太勤的建议，认为每天换药不利于创口的愈合，他建议让江校长向伤员讲清这个道理，江校长请他讲，因为伤员信任他。就在这次谈话时，江校长话中有话地对他说：“老柯(他年长江校长四岁，江校长这样称呼他)，我看你能当院长啦!”他脸红了，说江校长开他的玩笑。江校长隐约感到他对做行政工作缺乏兴趣。几经考虑和讨论，最后还是报请军区聂司令员批准，正式任命柯棣华为首任院长。谈话是在江校长的办公室进行的。 　　江校长开门见山地说：“柯大夫，经学校研究讨论，报请聂司令员批准，正式任命你为白求恩医院的首任院长，你有什么意见?”说完，江校长又补充了一句，“聂司令员还希望你以白求恩为榜样，一定担当此重任，把医院建成军区的第一流模范医院。” 　　出乎江校长的意料，柯棣华深感领导的信任，没有拒绝，只是反问了一句：“我能行吗?” 　　江校长回答道：“你行，一定能行!”江校长最后还重复强调一句：“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边区第二个白求恩。” 　　“嗯，我会全力向白求恩学习的!”他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1937年11月7日在反法西斯战争烽火中诞生的。它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1938年9月5日，在加美援华医疗队队长白求恩的倡导下，以该院为基础，扩建成为八路军“模范医院”。1938年12月，白求恩在山西省灵邱县杨家庄“模范医院”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八路军“特种外科医院”。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黄土岭战斗中殉职后，毛主席发表了《纪念白求恩》的光辉文章，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命名该院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医院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转战太行山，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大战、黄土岭战斗和百团大战等上百次战役的战地救护工作，为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柯棣华大夫被任命为首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后，从白求恩时期进入柯棣华时期，由“模范医院”进入分科教学医院。医院的组织建设逐步走入正规，共有200张床位，各科门类比较齐全。1941年仅门诊即达到38262人次，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医院除院长外，政治协理员为王彬，医务处主任为陈淇园。下设两个所。柯棣华尊称王彬是“我的中国老师”，王彬则认为柯棣华是我军卫生战线上的“脊梁”。两人互相协作，亲密无间，工作很顺手。1941年1月，军区提出精兵简政，医院缩编，下面两个所合并为一个所，人员、床位减少了，但照样完成了任务。柯棣华看上去一个文弱书生，大家原以为他只能做手术，不一定能当好院长。柯棣华就任后，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使医院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他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以身作则，首先从自身做起，不当挂名院长。就任院长后柯棣华反复考虑，医院的工作千头万绪，自己刚当院长，是个新手。从哪抓起呢?他想到了毛主席、周恩来，也想到了朱总司令、聂司令。对，首先抓好自己，做大家的榜样。他常说：“我不愿当挂名医院院长，要亲自参加医院的具体领导。”他还说：“我愿意过集体生活，不愿有任何特殊，否则我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院长不是挂名的呢?’”他处处事事起模范作用，就连医院上山砍柴、开荒种地、早晨出操等，他都带头参加。凡是要求下面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决不有丝毫含糊。一次，学校全体奉命去背粮，来回要走80多里山路，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江校长明确告诉他不要参加了，不料临出发时，江校长等领导发现他在队列里。江校长似有点生气走过去对他说： 　　“柯大夫，请你出列!” 　　他不听，江校长提醒他执行命令，他笑眯眯地说： 　　“我们不是奉命去背粮吗?” 　　柯棣华的意思是，我是执行领导的命令去背粮有什么错呀?说得江校长也不好再说什么啦。待返回时过了封锁线，他竟不顾身上有病，又别出心裁，要和高他一头的一位同志搞“马拉松”竞赛，他抢先跑了起来，这下运粮队伍活跃起来了。大家看一个外国人都这样干，大家你追我赶，都不甘心落后，个个脚下生风，像《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那样，提前超额完成了背粮任务。 　　其二，加强战备，与敌周旋，挫败敌人的“扫荡”。“百团大战”之后，敌人对我军实行报复性的行动，对边区反复进行“扫荡”。在军区党委和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在卫校的具体领导下，白求恩医院随时做好战备转移，与敌人周旋，挫败敌人的“扫荡”。1942年“五一”开始，敌人动用5万兵力，800辆汽车，向我冀中军区进行拉网式“扫荡”。8月份又派3万兵力向我冀东地区“扫荡”。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蚕食，卫校和医院所在地葛公村根据地，离敌人据点只有50华里，医院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卫校曾分兵两路，把部队拉到大山里，与敌人“捉迷藏”，尽最大力量减少部队的损失。 　　其三，“武装上课”坚持教学，完成了预定的教学任务，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骨干医生。柯棣华和白求恩一样认为，援华医疗队除了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为受援国培养医务人才，为受援国留下永久的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当院长后，一直还兼任卫校的外科教员。他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为中国抗战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 　　柯棣华院长热心教学，不管工作怎么忙，风雨无阻，从不缺课。在山坡上、树荫下、庙宇内，经常可以看到他给学生上课的身影。他教学认真，经常在昏黄的油灯下备课到深夜。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十分重视做手术的实践，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1941年仅外科每天平均要做两个手术，整整一年中，大约做了450次手术，包括45例截肢，20例疝气，35例腰椎及前骶骨副交感神经手术等。 　　1942年上半年即做各种手术150次：有胃——空肠切除、上下肢交感神经吻合、卵巢切除、急腹症手术，以及截肢等。 　　以上各种手术，除了难度较大的手术外，一般均在柯棣华大夫的监督和指导下由高年级学生进行。 　　柯棣华大夫还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他对学生们常说：“我对你们的学业负责任，也就是对抗战胜利负责任。我希望你们能与我真诚相见，这样才有助于教和学。”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训练一丝不苟，他待人和蔼可亲，以说话和气为大家津津乐道，但他不喜欢对伤病员粗暴和漠不关心。一次做手术，一个助手未按要求消毒，柯棣华便让他消毒了四次，直到完全符合要求为止。 　　柯棣华大夫的学生邢竹林同志曾在怀念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拂晓的寒风，透过门窗的缝隙，有时冻得人直发抖，但他每次都要看我缠好最后一圈绷带才肯离去。这样的教导，对那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曾给了多少鼓舞和教育啊!” 　　为了抓紧教学工作，卫校党委提出了“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口号，为了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我们向阜平县境内转移，后来又向南转移到行唐、平山境内。在频繁转移、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只要情况一有好转，我们就立即上课，把分散在老乡家里的学生召集在一起，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教学。我们的课堂就设在隐蔽的树林中或山沟里，门板当黑板，背包或石头当凳子，两腿一支当桌子，书本摊在腿上，便开始了上课。有时上课，我们也能听到敌机在上空盘旋。敌人的枪炮声也在耳边响起，但是只要没有转移的命令，大家是不会行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院长的柯棣华，除了组织好全院的行动，作为外科教员，柯棣华照常正在专心致志地给学生们讲解外科解剖和手术示范教学。为了保证安全，防备敌人，每次上课，卫校都要派出两名学员到山头的制高点去观察敌情，监视敌人的动向。如果敌人逼近，教员们就带着学生“背起背包就出发”，迅速转移。我们大家把这种上课方式称为“武装上课”。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行军上课”，就是每次部队行军出发前，教员事先布置学习内容，学生们就可以边行军边讨论。还有的同志把学习内容写在纸上，贴在前面行军同志的背包上，随时随地就能看到，进行学习。尽管学习条件很差，但由于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仍然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年，我们卫校护士班，一个调剂班，共186人毕业。以后又有军医班等近200人在河北省唐县连庄毕业。聂荣臻司令员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参加了毕业典礼，并做了重要讲话。抗敌剧社还演出了话剧《日出》，表示热烈地祝贺。这些毕业生都光荣地走上抗日前线，积极为部队伤病员服务，为部队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毕业，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军医班一、二、三期和调剂班、护士班毕业生，即将走上战斗岗位的时候，柯棣华看到用自己心血培育出的桃李，心情无比激动，用中文为毕业班学生题写了“抗战必胜”四个字，又用英文题写了“Study hard for the save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mankind.”(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学习) 　　柯棣华握着同学们的手说：“这是我对中国人民的祝愿，也是我不可更改的信念。” 　　柯棣华的题词，伴随着“白校”首批毕业生走上抗日前线，也伴随着我走过了漫长的革命生涯。分别的时刻到了，柯棣华站在送别的队伍中，同即将奔赴战斗岗位的同学们一起热情豪迈，唱起了《毕业歌》：“……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其四，思想领先，带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柯棣华深受八路军注重政治教育，加强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启发。他虽然不是政治干部，但无论做哪件事，他都重视思想领先，首先做好思想工作。每次做大手术，他都要鼓励伤员增强信心，积极配合医生，保证手术成功。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1941年秋季的“扫荡”之后，白求恩卫生学校分兵两路转移。两路部队回到葛公村后，因为部队有些伤亡，有的同志就埋怨受损失的那路领导的指挥失误。柯院长听到后，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 　　“战争中发生伤亡在所难免，多么高明的指挥员也不能保证部队不受损失，我们这样不负责地批评一气，还像八路军同志吗?”他还说：“我自参加八路军起就已准备牺牲的。”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也不再议论了，防止了部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医院缩编后，撤销了政治协理员的编制。柯棣华院长就把政治协理员的全部工作都担当起来，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个学生担心自己戴眼镜做不好外科手术，想打退堂鼓。柯院长便及时找他谈心，既亲切又严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不是要学习白求恩吗?他不是有时也戴着眼镜做手术吗?在抗日战场上，有多少英勇负伤的战士，正等待着优秀的外科医生啊!党分配你学外科是你的光荣!”使他深受教育，消除了顾虑，增强了信心。后来他安心学习外科技术，成长为一名外科骨干医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抢救了许多伤员，做出了贡献。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他非常怀念和感谢柯院长。 　　其五，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医院的规章。不以规矩，何成方圆。除了坚持模范医院原有的制度之外，柯院长狠抓了健全医院的规章制度。如教学实习制度，会议制度，护理制度，每日交接班制度，休养员班、排组织制度，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制度，医院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意见征询会制度，医生护士每周一次的工作汇报制度等。柯院长雷厉风行，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狠抓了制度的落实。在一次医疗意见征询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应重视白求恩同志倡导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平时就组成战地救护组和医疗巡回组，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适应战争千变万化的需要。柯棣华对此意见非常重视，散会后便立即召集院领导开会，研究落实的具体措施。他自己也担任了一个战地救护组的负责人。 　　由于医院加强了制度建设，使医院工作日趋正规，故而使医院在医疗、思想、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多次受到军区首长和卫校领导的赞扬。 　　其六，加强医疗技术建设，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柯棣华同志毕业于正规的医科大学，但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水平。在提高医疗技术、加强医院的管理上，柯棣华院长不自满、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虚心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中国的老专家学习，向同仁学习，向群众学习。在抗日战争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收集了不少中医偏方。他常说：“摆在我们医务人员面前的，正如白求恩大夫所说的，‘我们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和残废’，为了消灭‘敌人’，我们需要的除了对病人感情的安慰，我们更需要帮助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免于死亡和残废的技术。”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积极为伤病员做手术，在任院长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亲自做手术2000多例。他带头做难度很大的胃肠吻合手术。这种手术，医院过去没有做过，术前他与江一真校长制定了周密的方案。江一真校长是红军卫校培养出来、在实践中磨炼出来的实干家，被白求恩大夫誉为“手术队长”。做胃肠吻合手术时，江校长积极主动当柯棣华大夫的助手，增强了柯的信心，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接着一例又一例都取得了成功。在柯棣华大夫的带动下，外科能做比较复杂的外科手术，如胃切除、肠吻合、巨大肿瘤的摘除等。不仅限于战伤外科，还能开展眼科、耳鼻喉科、妇科、牙科等科手术和治疗。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他牺牲平时午休和假日的时间，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身体力行，争分夺秒，开始了艰苦的著述工作。盛夏蚊虫咬人，他以纱布包头，常常在油灯下通宵达旦写作，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外科总论》，随即开始编著《外科各论》(只完成175页)。每当深夜，常常在窗户上映出他挑灯夜战的身影，听见噼噼叭叭英文打字机的声音传出。 　　抗战八年中，如果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分成三个时期：松岩口时期，葛公村时期，以及大台时期。大家公认，柯棣华首任院长的葛公村时期，是医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他把医院办成了第一流医院。来医院参观的一位外国教授感慨地写道： 　　“在如此之艰难环境中能创造出第一流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柯棣华不无自豪地回答道：“只要我们争取进步，我们就能进步!”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分设在茅草做屋顶的各个村子的老乡家里，设备简陋，药物奇缺，缺乏医疗器械和医药文献。为了对付敌人的频繁“扫荡”，医院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机动性，一有敌情，整个医院即可在半天之内转移完毕。柯棣华就任院长后，即着手医院的整顿和改革工作。当时医院的伤病员住在一个地主家里，并且十来个人肩并肩睡在一个炕上!柯棣华认为这样是不卫生的，容易交叉感染，也不便于伤病员的管理，不便于医生的诊治和护士的照顾。因此，他决定让每个伤病员单独睡在一个炕上，两炕之间留一点间隙。为了解决炕不足，柯棣华甚至亲自参加了砌炕。这一改革使医院里的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炕头上一个小牌子，写明病号的姓名、病症、服药的时间等，这样不易出差错，也方便了紧急情况下的转移，有力加强了伤员的管理，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他还把一户地主家堆放农具的房子改建成手术室，就在这个简陋的手术室里，柯棣华不分昼夜地做了许多起死回生的复杂手术，使许多人免于残废，保住了他们生命。一个老乡被日寇的子弹击中，颅骨骨折，子弹嵌入脑部，已经几天不省人事，后经柯棣华动手术抢救终于活了下来，这位老乡和他的全家都称柯棣华为“神医”，十分感激。也正如柯棣华大夫的继任院长陈其园同志在一篇遗稿中提到的： 　　“对群众的心情和疾苦他是那样关心，对于伤病员，他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平易近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我接触过不少外国人，柯棣华同志，我感到是最出色的一个……”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